发改委原司长徐林：如何走出经济增长困境

其实我过去一直想读张老师的博士，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他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教授。当时我在国家计委规划司任处长，我特意找到当时的副司长刘鹤，请他和张维迎老师说说，想去“混”一个博士。后来刘鹤副司长很认真告诉我，我和维迎说了，他们要求很严，除了入学考试，上课都得去，所有的考试都要参加，不能请假，你有时间吗？领导这么一问，我只好打消了读博士的念头。现在想想也挺遗憾的，至今也没有个博士头衔。

今天感觉特别荣幸，张维迎老师邀请我来给辛庄课堂学员做一个汇报交流。当时让我想一下到底要讲什么主题，我后来想想就准备这么一个题目，估计有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都会想：这是一个什么人，敢讲这么大的题目，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中国总理都应该没有问题了。没办法，发改委出来的人胆子就是大，不怕话题大。

我的职业生涯里有29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度过，且主要在发展规划司工作，从事国家中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那个部门在外人来看是一个很大的有点神秘的衙门，地方政府和别的部门对我们也有些抱怨，是个权力比较大、管事比较多的部门。但是对在里面工作的人，每天想什么，干什么，怎么干，其实外部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今天借这个题目，也是对我们的工作思想方法做一个介绍，我们这些当年在政府工作的人，是怎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我除了有六年任财政金融司司长，其余时间主要在规划司工作，专门负责中国五年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工作，我们每一次在制定五年规划时候都会做一些战略性研究，所以今天我的介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过去在发改委工作思考方式的一种展现，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今天的观点对不对不重要，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批判，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是如何考虑这些问题的。

1989年8月我从南开研究生毕业刚到国家计委工作，那时候人事司做新录用公务员的岗前培训。我记得当时有老处长给我们做介绍，他说你进国家计委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就别想你是只是一个科员，你必须把自己当总理对待，你是在替总理处理这个问题。

在发改委工作时间长了后，我慢慢加深了对这句话的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在国家计委工作的人，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不能站在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司一个处的位置考虑这个问题。这位老处长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教诲，所以我现在还记得这句话。讲完这些，我希望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敢思考这么大的话题。

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减速压力

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首先使得劳动力成本会持续上升。我看过一份统计资料，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大概平均每年上涨12%。这就使得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渐渐失去优势，所以过去我国很多产业开始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发生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整个国家总体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储蓄率最高的时候曾达到50%。中国一直在世界上属于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现在大概降到了43%这样的水平，我相信还会进一步下降。尽管如此，如果拿中国储蓄率和美国，包括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储蓄率仍然是高的，只是和我们自己过去相比储蓄率在下降。

所以，劳动力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供给的条件，实际上都在弱化甚至是恶化。

我记得当时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时候，浙江一个企业家鲁冠球在总理听取社会各界对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时候，他提完所有意见后又专门补充了一条建议，说是我们千万不能和美国把关系搞坏了，因为我们中国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都握在美国人手里，如果关系搞坏，对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会非常大。

那是2015年，那个时候他说这样的话，大多数人没有太深体会，因为当时中美关系没坏到如今的程度，对中国很多产业的技术来自于美国，甚至会被卡脖子也没有现实的体会。

现在看起来，鲁冠球老爷子说的话非常有远见，这种见地建立在一个企业家对中国产业技术广泛深刻了解的基础上。中美关系如今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正在不断削弱中美之间本来就不多的相互信任，并进而导致美国国内涉及中国议题的政治偏激，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产业链、科技链去中国化趋势，这种变化虽然会激励中国强化自主自立的努力，但对中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基于WTO规则的国际贸易秩序也在恶化。我们所依赖的自由贸易体系，在未来也可能会被边缘化，被新的区域性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所取代。

如果大家关注到最近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美国智库的发言，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在批判美国过去的华盛顿共识，并提出了新的思路。按他的思路，美国要构建自己的产业体系，更加安全的产业链，推动制造业回流，摆脱过于依赖金融业的增长模式，保持美国的产业竞争优势特别是科技优势，实施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贸易政策等等，如果美国人真是能走向这一步，美国就不能推行过去的自由贸易体制，因为在美国搞制造业不靠贸易保护是没有竞争力的。这也是从G20德国峰会以来，美国开始积极倡导公平贸易而不是简单的自由贸易的主要原因。

美国拉拢一些国家实施的去中国化的脱钩断链的趋势才刚刚开始，相关国家如何响应，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如何，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国际格局，我们如何来应对，还需要时间来观察。但这种变化一旦成型，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说，特别是对过去支撑我们强劲增长的外部需求来说，可能是非常不利的。

对一些行业和企业来说，一旦这种转型成本增加，可能就会失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欧盟已经明确提出要实施碳边境税，具体立法程序已经完成并即将开始实施，最后实际上也将增加我们企业的成本，因为我们企业的产品如果碳足迹含量比较高的话，在出口到欧盟的时候就要面临较高的碳边境税。

当然，双碳目标给我们带来的不都是挑战，也带来很多机会。比如中国能源行业如果要实行绿色低碳转型的话，我们必须要用清洁能源替代原有的化石能源，这种替代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压力和要求，会带来很多创新机会和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很持续很宽阔很深厚的投资赛道。因为中美绿色基金主要就是做这个领域的投资，所以我非常关注在这个领域的创新机会和各种创新产品的技术，这包括材料技术和电子电力技术的创新、生产和服务，也包括绿色低碳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发展。在这个领域有人计算过，如果想真正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就需要投资接近500万亿人民币，这样的投资规模毫无疑问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支撑。今后应对外部需求的减弱，这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事实上，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其实，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减速压力给国家规划和政策制定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压力。如果大家关注的话会发现，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没有提出年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在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经历并参与了从“八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等多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不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而是提出经济增长目标由年度计划确定的做法还是第一次。这颠覆了过去我们持有的五年规划为年度计划提供编制依据和指导的规划逻辑。

我个人猜测，这一变化反映的问题是，规划制定者在面临诸多不确定的环境下，感觉明确提一个五年年均增长目标非常困难，还担心一旦提出一个目标，最后实现下来有很大差距，也是很伤脸面的窘境，所以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调整。

其实，我个人觉得提出目标实现不了也是可能和可接受的，因为中国的五年规划不是指令性规划，而是一个战略性指导性规划，我们并不是实行计划体制，而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下规划目标与实际结果发生偏离应该是常态。如果实现不了规划目标，按现有规划实施的评估和调整机制，可以在五年规划中期评估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整建议，并报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即便是整个五年下来没有实现目标，也可以向全国人大做出解释，阐述主要原因，不存在没有实现规划目标面子过不去或被追责的问题。

我讲这些实际上是想表达，现在在结构性减速压力情况下，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政府的规划要提出一个明确的增长目标是非常困难的。2022年全国人大通过年度计划提出了5.5%的年度预期增长目标，最终也只实现了3%的增长，可见即便是短期增长的预期也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的较大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在6%左右，那是因为去年基数很低后的恢复，明年的经济增速大概率又会回到4%左右的潜在增速区间。

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全方位创新

既然我们国家的要素条件在恶化，要素配置效率提高速度也在下降，那怎么才能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不被弱化呢？

其实经济学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你要是找ChatGPT问一问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国家要素条件在恶化，要素配置效率也不高，这个国家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他会给你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对中国来说也没有什么例外，也很难会有一条不同的道路，因为过去经济学形成的结论也不是凭空的产生，是在那么多国家经历和那么多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一般的理论和指导意义。

其实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出路就是通过创新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用我们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就是要通过全方位创新提高创新驱动增长的能力。

以我个人的看法，如今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很难看到像中国这些老百姓这些企业家这么刻苦的，特别是这些民营企业家，能够如此刻苦耐劳、忍辱负重地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为中国和全球提供物有所值，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并努力赚取其中的每一分利润。欧洲人舒适惯了，日本人也不会如此刻苦，美国和中国相似度虽然更高，但我觉得美国人论吃苦耐劳也比不上中国人。中国人只要有钱挣，让吃什么苦都愿意，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并需要好好保护的基本面。对此，我记得马斯克都是有过赞美的。

政府应该更加高效地利用并保护好这样的基本面，利用好自己的企业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另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在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的情况下，应该努力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比如加强培训、加强教育等，更加高效地利用我国的人才资源，减少人才浪费。当然，其实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也在做这些事情，教育规模和教育层级持续在提高，最近政府还提出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目前，体制内退休人才的利用值得关注。按目前的规定，很多很好的体制内退休人才，虽然还有用武之地，但被过于严苛的规定限制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才浪费。从长期看，未来还会出现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更加高效的替代，愿意从事制造业生产线岗位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基本面好好珍惜，好好地发挥，中国经济就很有希望。所以我对中国经济、中国产业的竞争力是不太怀疑的，因为中国企业家会在创新方面，在成本的控制方面努力去做到极致。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记得北大国发院周其仁老师在广东佛山有一些制造业的持续深度调研，我觉得他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现实。

对中国来说，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四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富足和国家富强。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有些明确的总结和肯定。在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件有些持续的表达，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演进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都是全党形成的共识。这意味着我们都认识到，只有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说资源配置效率或要素配置效率高不高，其实就取决于市场化改革到位不到位。如果政府配置资源比例太高，国有企业配置资源比例太高，国家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就会下降，这是很多经济学者用数据实证证明的结论，不是先入为主的主观结论。

与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国有企业对资源配置的规模，我觉得近些年比过去反而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推进市场化体制机制创新，一定要维护好国家的统一大市场。我们党中央有专门的文件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但这不是简单的说说写写，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有实实在在的改革。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有几点是必须要做到的：

第一是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的制度应该尽快终结，很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我们至今没有破除，在户口制度以及基于户口的社会保障差异方面，依然是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在超大城市户口管制方面，不但没有放开，管制还更严格了。我们大学研究生毕业时，只要有工作就能落户口，如今很多研究生毕业找到了工作也落不了户口，给很多人带来了工作和生活中的不便。只要这样的条件存在，就一定会有地方保护，只要有地方保护，保护都是低效率，就不可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我举个身边的例子，我经常去不同的城市出差，会比较哪个城市的出租车更好？我发现北京的出租车与深圳和上海相比就差一些，因为北京的出租车用的主要是北汽或者现代这种本地产的车，其实背后就是一种地方保护行为。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招商引资引进整车企业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财政补贴，既然花了大量的钱补贴这些车企，当然就要用它的车，支持企业销售也有利于当地税收。当然，如果北汽和现代的车很好，就不会给人如此的感觉，但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在深圳，大量的出租车包括滴滴专车都是深圳产的比亚迪或是广汽的埃安，这些车都不错，感觉就好很多，但背后可能也有地方保护。

大多数人觉得像北京这么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中国的首都，也是一个给国家撑门面的城市，出租车不应该比深圳、上海差，上海没准也有自己的地方保护，更多用的是上海通用或者上海大众，只是那个车可能会显得更好一点。举这个例子可能会得罪人，但像这些问题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

现在很多地方搞新能源车补贴，好多地方一定要把新能源车弄到当地建生产线才可以提供补贴，这是很多地方通行的做法。这种做法往往和地方保护是联系在一起的，只会保护一批落后和产能过剩。但是即便如此，我相信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经过洗牌之后，一定会有一批企业最终倒闭破产，形成较大规模的资源浪费。

所以统一市场制度建设，确实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而是要做一系列的改革，而且这种改革往往是底层的制度改革，涉及到中国经济社会制度最基本性的一些安排，这些东西如果不触及不改革，要真正建立统一的大市场是不可能的。统一大市场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的市场优势所在。小国经济有很多东西搞不了，因为市场太小很难实现规模经济，大国经济大市场才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有了规模经济就会有更细的专业化分工，更高效率更强的竞争力，这是经济学里面非常浅显的道理。中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具有竞争力，也是因为大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所以我们不能让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和效率因为区域分割、城乡分割受到削弱。

此外，产权保护特别是私人产权的保护也至关重要。没有好的产权保护，就不会有好的创新和长期投资，因为所有的创新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都会有大量持续的长期投入。当创新成果得到商业化展现的时候，不仅仅是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需要保护，也包括整个企业创新发展规模扩大后形成的企业产权，这种基于法治的私人产权保护，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是从事并扩大长期创新投资的信心来源和制度基础。

如果产权保护不好的话，企业家就不会有长期的眼光去做风险较大的创新投资，也不会有发展百年老店的长期构想，这实际上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中国股市，如果产权保护不好，中国股市上的微观主体就不会有长期打算，股票市场的微观基础就不会稳固。很多老板把企业做上市以后，可能就会想办法套现一部分资产并把钱预防性转移一部分出境，只要企业老板有动机，在目前条件下实施起来并不困难。所以我觉得基于法治的产权保护制度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和创新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如果不稳定，整个国家社保资产和保险资产，以及投资人在资本市场上的资产配置，就会充满风险，股市的财富积累效应和融资功能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另外还有就是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降低国有企业配置资源的比重，不断地提高民营经济的比重。当然，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就不用我说了，各种贡献可以说出一大堆数字，真正让民营企业有很好的稳定的发展环境，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政府做，还要推动一些改革，建设好的制度和环境，就不需要出那么多文件了。在我的记忆中，促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文件，国务院之前就有至少两次，这还不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各种讲话，为什么如此反复强调还有企业老板不放心，根本原因是政策多变，缺乏稳定和可预见的依法治理。

作为持有投入和努力的结果，中国创新成果也在不断显现，如果用注册专利衡量，过去五六年每年新注册专利数在全球都名列第一。可能有人说中国的专利质量不怎么样，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我相信专利质量也在持续提高，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有一个过程。在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的过程中，我们国家的投入结构中政府的比例还低于美国，也就是说政府在研发投入中的作用比不上美国。美国政府在研发投入中的比重大约在30%左右，中国已经持续提高到24%左右的水平。

考虑到政府研发投入更多是用于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那么我想中国政府过去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研发投入是比不上美国政府的。如果考虑美国政府持续这么多年都是如此，我们就可以想象为什么中国在基础研究和原创研究方面和美国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也不是几年就可以改变的，这是持续不断地加大投入慢慢形成的结果。

我看了一下中科院一年的费用，去年大概为1700亿左右，这已经提高了，但也只是比华为一家企业研发投入高一点，前两年我记得大致是相当的。整个中科院系统一年的经费只略高于华为一家企业，我理解中国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应该是相对不足的。所以今后不仅要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也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研发投入，好的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

当然，创新结果和效率如何，不仅仅是投入问题，也与创新体制密切相关。

在涉及创新体制的模式方面，最近说的比较多的是新型举国体制。为什么会有新型举国体制，那是因为我们有老的举国体制，老的举国体制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两弹一星这样的问题，被认为是有效的。现在我们面临一些大的技术难题，有些是卡脖子技术难题，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收紧了对中国的技术和装备出口后，很多人觉得我们还需要搞一些举国体制，用举国之力来解决一些技术难题。但又不能说用老的举国体制，毕竟老的举国体制是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所以说要搞新型举国体制。

问题是新型举国体制到底是新在哪里？目前没有官方全面完整的阐述。我个人认为创新体制非常重要，主张在政府支持基础上更好激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加上研发的模式，政府更多侧重于基础和原创研究。举国体制不太可能解决量大、面广、点多的科技创新需要，不同产业多样化的日益细化的科技研发创新问题，还主要靠企业去完成。新型举国体制只能去集中资源，解决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和少量关键的通用卡脖子技术问题，但是难以解决所有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因为中国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其实是非常多的，不只是半导体设备或某几个领域的技术和设备，从实验设备，到材料技术，到关键原料和软件、元器件等，不同领域都可能有各自卡脖子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不能离开国际合作。在面临封锁时强调自力更生和自主自立是必然的，但什么都自力更生就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体制了，那种封闭体制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与国际先进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中国不能再回到原来老路上去，即便美国如此发达的科研能力，也做不到全部自主。所以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有自己的自主重点，但是整个体系不能是封闭的，是必须多元开放的，政府应该努力维护相对友善的外部环境，为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与分工创造条件。

通过持续不断地科技创新，可以形成持续不断地新的增长动能，这也包括颠覆性破坏性的创新和动能。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家精神本质上就是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精神。

但总的来看，未来的中国开放必须提高开放标准，这一方面必须坚持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这样我们企业的市场边界会更大，效率会更高，竞争会更充分，这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来说很重要。另一方面要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创造更可靠和可预见的国际规则和制度。

用全球视野配制资源会在全球不同国家形成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过去国家利益受损或得不到保护时，可以动用军队，那是列强横行的野蛮时代，谁影响我的利益，谈不拢军队就开过去，中英鸦片战争就是如此这般的行为。如今的现代国际秩序和现代文明体制下，当然不能这么做。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会轻易这样做，不能用武力来解决贸易纠纷。今后更多是要建立一套被广泛接受的国际体系，用基于国际规则的制度体系来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我国现在在海外的利益已经规模不小了，可能在10万亿美元左右，空间和国别分布也很广泛，如果没有这样一套国际规则来提供保护，那么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就会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全球化经营环境，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

通过全球化经营，过去我们获得了大量利益。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企业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环境大大改善，20多年来光从美国和欧盟两个地区得到的贸易顺差就达到了近6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帮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加富有了，说白了就是在加入WTO后，仅6万亿美元释放出来的基础货币就有40多万亿人民币，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和百姓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财富。

所以在现代经济文明体制下，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但没有哪个国家政府会公开这么说，如果公开说别人会说我们是重商主义国家。过去这个世界大概只有美国能承受持续不断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可以通过印美元来弥补国际收支缺口。这是美国独特的优势，我记得美联储主席格里斯潘过去说过，只要美国愿意，美国永远不会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因为美国可以印刷美元。即便是我们没有美国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仍然可以接受公平竞争基础上面的自由贸易，在这个基础上开展贸易和投资。我们如今有四个自信，但我觉得还应该加一个自信，就是对中国企业家的自信，我实实在在地相信中国企业不会在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他们会在国际自由贸易竞争中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

所以，未来的制度型开放会变得很重要，我们要对究竟什么是制度型开放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现在一些国家对中国有抱怨，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中国很多做法破坏这了公平贸易的法则。我个人觉得这多少有一些找借口找麻烦的味道，也有人说是抹黑。但他们的指责和抱怨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比如说他们指责我们通过政府财务支持国有企业，在为国内企业或特定产业提供各类补贴，是非市场经济和不公平竞争的做法。实际上，如果用WTO反补贴协议来衡量，我国目前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特定产业的专项补贴是比较多的，在面临技术封锁等卡脖子难题后，进口替代补贴也多了起来，这些补贴有些算是禁止性补贴，如进口替代补贴，大部分是专项的可诉性补贴，这些补贴容易导致被发起反补贴或者反倾销诉讼。提供产业补贴虽然有WTO规矩，但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补贴支持和项目，所以WTO会要求成员国按照透明度要求，向WTO提供所有的补贴项目的说明，以利于成员国进行判断。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补贴更容易引起关注呢，我理解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依然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竞争性领域还有大量国有企业，毫无疑问被认为会影响公平竞争；

二是中国是个贸易大国而且是具有持续货物贸易顺差的大国，贸易大国的不合规行为一旦产生影响就会是系统性的影响。比如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家，即便有一些不合规的做法，但不会产生太大的全球性的系统性影响，不会导致太多关注和抱怨，但中国不一样，大国总是会被要求作为模范生。大国之间也经常会围绕补贴问题产生纠纷并进行谈判，比如美国和欧盟为了民用客机就有过持续的反补贴纠纷和谈判。

中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参与国际体系，也离不开国际制度的保障，在当前这样地缘政治不断冲击全球体系，原有体系被分割并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怎么让全球体系接纳中国，继续拥抱中国，怎么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并构建完善新的全球和区域体系，中国必须通过自己的制度型开放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一起形成基于规则的更加高水平的全球贸易制度。这种制度我相信未来是肯定要发生重构和变化的。中国以什么姿态参与到体系去我觉得正面临很大的问题，需要有系统的检讨和全面的把握和构思。我觉得中国必须对自己作出一些改革和变革，才有可能更积极主动地融入到不同的国际体系中去。

我记得在2014年研究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时候，当时TPP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那时候中国国内有讨论要不要努力加入成为创始国，当时觉得涉及到环境标准和老劳工标准的部分条款我们难以接受，就没有表现出意愿和动力，后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如今成了CPTPP，基本上被日本主导，中国政府已正式宣布要努力争取加入。但是现在再加入这个体系，除了地缘政治复杂性之外，技术上比当年加入WTO时会面临更高更苛刻的要求。这种苛刻可能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对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保标准、数据治理等，都可能会有比WTO更高的标准。满足这些条件，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度型的开放来解决，本质上就是与国际通行标准看齐。

我们刚加入世贸时候，修订了国内上千部法律法规，以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领导讲话、政府文件、媒体报道中说要与国际规则靠拢，与国际惯例一致。现在这样的话已经很难听到或看到了，但是这个话依然十分重要，不然人家不会和我们一起玩的。现在美国到处在拉帮结派，用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要搞出一套新的国际规则出来，并希望能够把中国排斥在外，借口多多少少就是指中国不守规矩，对国际规则构成挑战。我相信很多国家也心知肚明美国是什么意图。

中国毕竟是个拥有很大市场的国家，在过去的国际体系中也绝对不是个差等生，我不相信那些跨国公司会不要中国市场并不和中国做生意了。更何况美国拉拢部分国家排斥中国要真正取得成功，还需要美国继续像过去那样“慷慨”地通过持续贸易逆差向他国提供足够大的贸易市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调整和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贸易政策能做到这些吗，我们当然要拭目以待。

对中国来说，进一步扩大开放必然要遵从更好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要服从高标准的新规则，对我们来说必然是个挑战，我们愿意做出新的改革来防止制度性脱钩吗，我们愿意开放媒体让投资者、科研人员和市场主体更便利更全面地了解全球市场信息和科技文献吗，这都是既涉及政治又涉及经济和技术的改革难题。在我看来，这种制度性脱钩一旦形成，对中国来说可能比产业链脱钩危害更大也更深刻。

瞄准创新增长主赛道

但数字经济是个非常宽广深厚的赛道。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有着比美国更好的优势，这就是中国的大市场。为什么中国很多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那么容易搞起来，很多技术可能并不是原创而是是模仿，但是中国人发展起来就容易成功，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大规模消费者这个优势。我们即便不向国际市场开放，光靠国内市场支撑，很多领域就会形成规模效益，从而促进非常专业化的平台经济发展起来。

所以可以看到，基于互联网创新的各种平台，各种APP非常专业化，非常精细化，其实这就是创新形成的分工，这种分工只能建立在大市场基础上才更容易实现，小国很难做到，日本也比不上，中国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阿里巴巴、抖音、腾讯、拼多多、滴滴、Shein等都非常厉害，中国的APP一旦国际化，也很容易吸引国际用户，未来的空间依然很大。平台经济给很多人提供了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很多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受益，消费者也有了更便利更便宜的机会去尝试各地不同的具有特色的消费品和服务。

俞敏洪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转身做直播带货，利用抖音平台变现了他作为名人的大流量，这也促成了他的快速转型，毕竟中国有太多的人都是新东方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上，我觉得像张维迎老师这样的知名教授也具备直播卖课接着带货的流量基础，做起来或许就可以发大财，这就是互联网基础上的名人效益。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涉及到的创新也非常多，大到芯片产业链，小到某个材料，还有制造设备和设计服务软件等。由于美国联手日本和荷兰卡脖子，我们在先进制程芯片发展上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困难，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创新相当广泛，需要持之以恒系统地发力，这种局面几年前都是很难想象的。

在区块链领域，同样也有很多创新和应用。中国其实在区块链也有一些很好的底层技术公司，比如从事BSN技术研发和服务的公司，连美国国会的听证都关注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发展，如果中国公司占据了区块链技术服务网络的技术主动，就相当于在互联网掌握HTPP分目录的技术。

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在做投资研究时发现，传统产业如果用数字化、智能化对整个生产和管理系统进行改造，不仅效率可以大大提高，还可以通过精细化精准化生产，更好满足消费者定制化需求，减少浪费，减少库存，还可以节省30%左右的能耗消耗，相应也可以减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今后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柔性化生产，精准定制、系统集成，包括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智慧高效用能等等，这毫无疑问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还有智能化的新能源体系建设和数字能源发展。为了实现政府提出的双碳目标，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由于新能源发电并不稳定，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必然是源网荷储智能一体的数字能源系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风光发电对用电负荷和电网的扰动问题，风光发电加储能加智能电网将是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的主体形态，分布式智能电力系统将变得更加普及。我们看华为还成立了专门的数字能源公司，我想这是因为华为看到中国能源体系发展的未来，而恰恰华为在数字技术领域具有自己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华为生产的逆变器是最好的，甚至比别的厂家卖得更贵，还能卖得很好。

还有就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家居的发展与普及。我们现在社会治理在物理系统方面已经很智能化了，各种摄像头监控终端比比皆是，当然还必须连接高度数字化智能化的后台系统，但这只是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内涵很广泛，还包括各类公共服务的高效提供，如果是基于智慧系统提供公共服务，精准度和效率也都会更高，所以各地都在开始加大智慧城市的建设力度。我在发改委城市中心工作时，就在协助一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和实施，还成立了相关企业和机构参与的智慧城市联盟。未来的数字化建设，最终会形成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城市、数字化社区、数字化企业、数字化家庭的数字化渗透格局，并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相融合。当然，这不仅涉及到硬软件技术的支撑问题，如各类芯片半导体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各类系统和应用软件的研发和普及应用，还涉及日益累积的数据资源、管理和使用等体制问题。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国家数据管理局，就是要解决这个领域存在的各类问题，使数据这个生产要素能够规范有效地发挥作用，最终将实现数字的产业化应用，使数据真正成为有效的生产要素。

最近火热的人工智能OpenAI学习模型，也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计算模型，ChatGPT等人工智能今后会以什么方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原有的生产、服务和研发模式产生什么样的颠覆性影响，如何有效加以规范和管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人力，都在挑战着我们现有的认知和管理体制，这些问题目前都需要在技术和制度上去创造、探索、构建、突破。

 数字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在数字技术领域，我们与全球其他一些国家有着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在先进芯片领域，有些对外的依赖关系，在遇到国外技术封锁时，不得不强化自主研发和产业技术自立，但依然具有不确定性，成功了或许能缩小差距，不成功可能会加大差距。但这并不是数字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的全部，我们不能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们最近在与美国业界举行的数字经济合作二轨对话时，就涉及到了中美两国如何避免将数字技术泛安全化，以及由泛安全化导致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脱钩或断链。我们还涉及在消费电子领域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出口限制，还涉及到中美之间数据的规范安全的跨境流动和应用。数字经济领域的“泛安全化”的担忧，在中美两国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使得两国之间在数据跨境流动和应用方面，面临很大障碍。但实际上数据通过跨境流动，可以产生很好的效益，比如医学生物相关数据的流动，可以推动医学和创新药物研究领域的突破，中美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

在云服务等领域，外国公司也有需求在中国直接提供服务。在金融领域的跨境数据流动和应用，还有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国际合作，有利于防范并打击跨境洗钱和恐怖活动融资等问题。遗憾的是中美目前的地缘政治氛围不容易建立必要的相互信任，官方之间很难进行理性专业的沟通和讨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与别的国家建立必要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模式。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相互开放，今后极有可能在对等的基础上推进，中国需要对此认真研究并做出制度安排，否则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和各类APP都有可能受到他国对等的市场准入限制。

在国内，我们实际上还存在跨部门、跨地区、跨企业、跨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障碍，自己数据隐私保护等基础性制度问题。这可能需要新成立的国家数据管理机构来认真加以解决，需要要一个观察、思考、借鉴的过程，尤其是立法不能过于草率。

我相信对全球来说，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也是一个大赛道和趋势，美国政府明确表达了其意图，对中国来说也毫不例外，我们比别的国家更具备大市场的优势，可以比别人做的更专业更精细，规模也更大。

双碳目标可以影响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的确对未来中国区域经济产生影响。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新能源企业都在西部地区，比如在云南、四川、青海这些新能源资源丰富的地方开始布局。四川这个地方已经是新能源企业布局很重要的基地，为什么？因为四川有丰富的水电，水电属于绿电。

对中国来说，要实现碳中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能源转型，这是巨大的投资和增长赛道。中国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碳排放大体上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0%，能源生产部门电力部门包括供热生产部门大概排了50%左右的二氧化碳，制造业接近30%，交通10%左右。在建筑行业，建筑物本身通过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大概在30%左右，但是把整个建筑全产业链都算进来，建筑领域碳排放约占50%。农业主要是种粮使用的化肥等会产生一氧化氮，一吨一氧化氮温室气体相当于256倍一吨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

还有就是畜牧业如养猪、养牛、养鸡等养殖业产生的甲烷排放，一吨甲烷相当于80吨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所以农业的碳排放在一些发达国家也被非常重视。对中国来说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就是要减少化肥的使用。如果是畜牧业，就要少食用动物蛋白或是用排放更少的人造蛋白替代，现在西方国家越来越流行食用人造肉。我曾经在北京接触过美国做人造肉的企业 Impossible Foods的老板，那个老板和我交谈时谈的不是生意，谈的都是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暖问题，谈的都是价值观，然后就谈用人造肉替代可以减少多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种植饲料的耕地，用这些地种树可以形成多少碳汇。听完以后觉得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必须加快植物肉替代。

从新能源革命角度来说，中国的绿电替代主要构成的是风电、光电、水电、核电，还有一点生物质能源。我们现在从装机容量来看，清洁发电装机容量在整个装机容量的比例在今年一季度末突破了50%。我们发电的总装机容量是26.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容量大概是13.3亿千瓦，所以已经超过了50%。但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只占33%，这是因为风光发电和火电核电水电没法相比。我国核电占比不到3%，有的国家如德国已经开始弃用核电，但对中国来说我们还要继续发展，进一步提高比例。随着风光发电转换效率的持续提高和发电成本的持续下降，未来风光发电占比会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光伏发电电池转化效率在创新基础上进步非常快，光伏发电转换效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要比风力发电更大。

现在国内量产的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大概在25%左右的水平。有的企业已经对外公布拥有了达到30%的技术。从我与一些企业的接触看，我相信在未来五六年里，中国光伏发电转换效率大概率会达到30%左右。这意味着今后光伏发电的每度电成本大概会在两毛钱以内，如果储能目前大概每度电成本可以降到三毛钱左右，光伏加储能每度电成本也就是五毛钱左右，这个成本和火电比就有竞争力了。

这样的话，用“光伏+储能+智能电网”模式进行清洁能源替代，今后就就不再需要政府补贴。所以现在大型风光发电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5%~6%这个水平。这样的投资作为一种绿色基础设施来说，我觉得对政府来说就是值得干的事情。最近经济比较低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比较疲软，越来越多的学者谈扩大内需，甚至包括过去推崇新供给经济学的人都出来喊扩大内需了。问题是政府要拉动内需需要投什么。我个人不太主张再去投太多高铁等铁公机项目，这类项目基本都挣不了钱，最终会累积一大堆的政府债务，还不如多投一些绿色低碳发电项目，投进去至少不会赔本，还有利于双碳目标实现，何乐不为呢？

这个领域当然涉及到材料技术、电子电力、半导体器件、智能技术等大量技术创新。宁德时代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电池技术创新，目前在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领域已经属于全球领先水平。当然也不是领先到人家没法追赶，因为在电化学领域科学原创都是产生在美国和日本，只不过在中国产业化应用方面走的更早也更快。我向宁德时代的老板曾毓群请教过，他告诉我大概领先日本韩国企业20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他们还在不断地进一步开发新一代技术，尽可能保持技术优势，并通过海外布局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进一步提高海外市场占有率。下一步研发的重点目前看似乎是固态电池，被认为更安全。总的来看，电池技术必须在能量密度、安全性、使用寿命和降低成本等几方面取得最佳的平衡。

还有一个领域是可控核聚变，前不久美国公布了其最新进展，是一个投入非常大且研究时间长的领域。中国和美国都在做这样的投入，这样的技术一旦突破并具备商业化可能，其他新能源技术都将被颠覆，估计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美两国目前在比较领先的位置。最近我看到国内已经有投资机构开始在这个领域布局。此外，CCUS技术，特别是二氧化碳捕捉和利用技术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创新和投资领域。

按照专家们的测算，中国如果要实现碳中和，至少需要使绿电占比达到80%以上，这涉及到数百万亿的投资规模，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在绿电基础上实现整个社会电气化、电动化，对中国来说就可以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我们目前大量进口石油，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40%以上。如果在风电光电新能源基础上，今后都开电动车、氢燃料车，就不需要进口那么多石油和天然气了，这对中国能源安全也具有战略意义。现在这个马路上跑的电动车，很多人说是新能源车，我说如果电还是以火电为主，就不能说是新能源车，只有在绿电基础上才是真的新能源车。

最终就是所谓的生态文明转型。我们都知道工业文明是蒸汽机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动力是靠化石能源燃烧，煤的燃烧、石油燃烧还有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燃烧，问题是排放二氧化碳。如果化石能源一旦被绿电替代，今后能源如果不再需要化石能源的燃烧就能获得，所有动力产生都是靠自然能源的转换实现，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到来就是生态文明的诞生。我第一次是听南开大学的校友，原中石化资本的黄文生董事长阐述了这个看法。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生态文明是在原有工业文明上真正的飞跃，标志就应该是能源和动力获取方式的改变。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但如何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生态文明，如果只是环境生态好，还不能到文明这个程度，通过自然能源的转换获取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动力，就是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标志。

但这个领域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让更多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工程放大之后技术稳定性和成本控制，这些问题可能是目前很多企业家、科学家在不断地努力探索的方向，但这个前景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是在农林食品领域，比如说食物用合成生物技术生产人造肉，我看鱼肉都可以做出来了。我原来和美国植物肉制造企业老板交流时问过他，你生产的这个肉在中国要适应中国人的烹饪方式不容易，中国人对肉有炒肉片、肉丁、肉丝，包包子、捏饺子等各种需求。他说这种肉切成肉片、肉丝好像效果不太好，但适合包饺子、包包子。不过美国人做肉没那么多讲究，他们用人造肉做的汉堡一点问题都没有，很多人都试过，口感和真肉是几乎一样的。人造肉生产技术会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对减排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领域今后我相信对中国食物生产的绿色低碳转型来说，是值得努力探索并具有意义的。

第三是在生物医药治疗领域，包括疾病检测、治疗服务、药物开发、医疗保健、养老延寿等等。这个领域我相信未来是一个可以市场不断放大的领域，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目前也具有一定优势。因为中国在过去有大量学生到美国都学了生物领域，很多人学成回国创业取得了成功。在这个领域我们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必须要进口。所以，在这个领域今后的发展，也需要维护一个比较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和研发环境，对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来看城市公共服务和农村公共服务，差距应该比收入差距更大。比如张维迎教授的家乡辛庄村的老百姓能享受什么样的教育医疗水平，能和城市相比吗？这个差距会非常大。在这样的差距情况下，你说城市化动力就没了，我觉得不可能，人往高处走，所以中国还没有到逆城市化的阶段。

根据我们的观察，城乡关系相对稳定应该发生在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相比的两倍以内。在浙江和苏南，城乡收入差距包括城市和农村公共服务差距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城乡之间关系已经比较稳定了。实际上那边很多农村生活方式已经和城里人一样了，劳动力基本不从事农业，只不过还住在乡村，主要分布在非常密集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地区，按人口密度衡量，可能整个地区都是城市化地区。

既然就全国整体而言还有这么大的城乡差距，我觉得农村人口还会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因为从事农业的收入远远不及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农民如果是种粮食，一亩地一年最多挣1000元，但到城里打工一个月至少挣3000元，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都五六千一个月，差距很大。所以我相信这种转移的动力还没消失，我觉得中国在2035年左右，城市化率会进一步达到80%以上，城市空间和城市居民还会进一步扩大。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房地产当然还会进一步发展。市面上对房地产有很多批评，有的说中国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是错误的。其实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一个产业是不是支柱产业，不是说政府把它当不当支柱产业，是由它的产业规模决定的。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我们就说这个产业是支柱产业。按这样的标准来看，房地产毫无疑问是支柱产业，当然中国的支柱产业也不止一个。

但是房地产全面红火持续涨价的时代确实也过去了，中国目前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40平米左右，农村会更高，再加上老龄化程度提高，总人口开始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不可能像过去那么红火，20年时间价格再上涨多少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了。2003年我在北京的西绒线胡同为岳父母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房子质量并不好，当时价格是5200/平米，距离今年正好是20年，现在价格是15万/平米，涨了接近30倍。当年花40多万买的，花了约20万装修，如今可以卖1000多万。这样的涨幅在未来不可能了，所以你如果想做房地产投资就需要掂量一下，可能这并不是收益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尽管如此，我相信房地产今后一定还是一个不温不火可持续的经济支撑，即便在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房地产依然是国家的一个经济支撑，而且房地产景气程度往往也是这个国家经济是不是景气的重要指标。

因为房地产价格涨过多，一些城市会因此面临生活成本上升过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大家认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是“炒”起来的，需要严格管控。中央对房地产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据此对房地产业实施了四限，即限购、限售、限价、限贷这样的调控措施，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地方还会约谈当地负责人，试图用此等办法控制价格上涨。这种四限政策是一个行政管制办法，持续多年实施后，已经对房地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房地产企业最后都不行了，如今整个行业都陷入了萧条，对宏观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个人并不认同这个办法，相信是有很多值得检讨总结和改进的地方。

怎么调控房地产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的说必须尽快开增房地产税，这样可以将房价调控下来。美国是有房产税的国家，美国房地产价格依然会有高涨的时段。房产税从“税”的角度讲是财产税，在美国税种里面是一种属地税，是地方政府税收很重要的来源，是地方政府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这里面道理在哪？你在我这个地方有房子就证明你住在这，住在这里就会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那你就得缴税。住在这的依据就是你的房子，所以房子在哪就由哪里来征财产税。美国地方政府政府收入里面有1/3左右的税来自于财产税。所以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区之间公共服务会有差距，富人区什么都好，因为在那个地方房子贵，按税率交税税收就多，地方政府就有足够的收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穷人居住的地方一般房价低，税入也相对较少，公共服务质量也相对会差一些。所以我们在美国总是看到物以类聚：富人与富人住在一起，穷人与穷人扎堆。一个穷人就算送你一套富人区的房子，你可能也交不起房产税。这就是房产税的功能及其影响。所得税是一种调节税，可以用来做转移支付。所以不能把房产税作为一个调节房地产市场的税种。

中国要开征房产税面临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住的的房子并不是完全产权，我们只有70年的使用权产权，开发商买土地时已经一次性交付了使用费过，再让我们缴纳房产税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对这个问题过去有过一系列的讨论。为什么中国房产税很难出台，实际上就是有问题还没有完全讨论清楚。我过去在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工作时，就曾经研究过房产税征收方案。当年财政部和税总曾经向国务院汇报过方案，但最终未被采纳，主要原因就是涉及问题较多，对居民利益的影响较大，搞不好会引起社会动荡。

有没有更好的能够调节房地产操作的税种呢？

当然有。我觉得房地产交易增值收益税会更有效。如果我们不鼓励炒作房地产，就可以对短期炒作行为征收较高的增值收益税。短期交易房产获得的收益如果被征一半的税，炒房子的人就要掂量我是炒房子划算还是炒股票划算，因为炒股票只征20%的投资收益税。我觉得通过这样的税种和税率的组合设计，来合理调节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会更有针对性也会更有效。过去那种人为“四限”的做法，已经被时间证明负面作用太大。实际上，在我看来，“四限”这种极端做法，可以搞死任何一个行业。

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还会有持续投资，这个投资不光是在新建筑投资，也包括老建筑改造，包括节能改造和更新改造。中国的建筑面积加起来大概有600亿平方米左右，城市建筑面积大概是占50%多一点，但大量建筑根本不属于节能建筑，更谈不上零碳建筑。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建筑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30%左右。所以如果对城乡建筑进行比较好的节能改造，一方面可以改善居住质量，还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以今后的城市会进行更新改造、节能改造和住宅品质提升，还可以在建筑过程中推行“城市矿山”建设，并推行建筑工业化和建筑精装化。所谓城市矿山就是今后尽可能用钢结构建房子，因为这样的房子即使拆除，废钢也很快可以炼成新钢。城市矿山对资源短缺的国家来说有非常大的意义，会释放出持续的房地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随着老龄化不断深入，住宅的适老化改造也需要加快，比如对没有电梯的住宅加装电梯等。

在这个领域，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农村的大量闲置住宅和宅基地。过去重庆有复垦基础上的增减挂钩和地票制度，是农村闲置建设用地资产高效配置的很好尝试，但并没有被鼓励。现在闲置的特别是城市周边的一些农村闲置住宅和宅基地怎么能够更加有效利用，还值得继续探索尝试，让城里有钱人和有乡村居住偏好的人在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花钱盘活使用权，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我相信城里有很多人想去农村弄个院子生活或度假过周末，但目前的产权制度依然使这类投资行为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涉及到乡村土地资源高效利用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很好的解决，也可以带来很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我觉得对农村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好处的。

土地产权制度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很多国家的实证研究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私有化更有利于土地质量提高，因为公有地没有人会从长远角度关心其质量，也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只有私有才会从可持续角度去想办法改良，甚至对改善周边环境做投资。中国的耕地质量持续下降，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都和土地和空间资源的产权制度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包括大领导经常会批评中国的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等，但很少有人系统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有的时候胡思乱想，觉得也和土地制度有关系。在土地产权私有化的国家，政府想要推倒一栋私人拥有的楼不容易，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由于土地产权公有，政府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想要统一规划改造区域的房子推倒重来，因为是统一规划建设，盖出来大楼都是一样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城市的多样性得不到制度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到县城小城镇都是几乎一个模式，高楼林立且很多楼样板都一样，可能都是用的同一套设计图纸。当然高楼林立也与土地制度有关，我们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城市建设用地统一由政府分配或拍卖，加上很多城市工业用地比例过高，住宅用地比例很低，住宅用地价格被拍得很高，开发商如果不盖高楼不提高容积率可能就挣不到钱了，于是就有了高楼林立的千城一面。

2006年我应邀去越南河内参加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相关机构召开的有10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作为会议唯一的主旨发言嘉宾，介绍中国的五年规划和规划实施评估制度，顺便参观了河内的城市街道和景点。我当时感觉河内的城市面貌在多样性方面比中国城市好，我特意问了一下，他们很多各式各样的私宅能够基本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拆迁重建并不容易。我不敢肯定越南河内一定有很好的私人建筑物保护制度，但市面上看到的模样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和面貌，本质上不是规划师或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审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定土地产权的一个产物。我这么说不是要倡导土地私有制，我只是想表达我们看到的不合理现象，其实多多少少都能找到背后的制度根源，当制度改变不了的时候，现象也不可能改变。

城市化和服务业密切相关。服务业分布主要在城市，因为服务业的生产、供给、消费几乎是在空间上同时发生的，现在网络经济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可以有所分离。过去我们到饭店吃，他给你提供餐饮服务，生产消费在餐馆的空间内同时发生，但是现在有外卖，生产和消费通过平台和物流可以实现分离，可以在家里吃，这是一个变化。但服务业发展为什么在城市更容易？因为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密度或消费者密度来支撑，只有在有足够高的城市人口密度，才有足够多的的消费者养活服务主体，所以一般都是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越发发达。但是中国的城市政府和领导一般都害怕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总觉得城市大了管理起来麻烦，喜欢抱怨各种城市病，老想调控城市规模，或是通过疏解控制城市规模。这样的抱怨在别的国家也有。事实是，在很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或是控制城市生长的努力很少是成功的，最后的结果是大城市越来越大。我们现在超大城市标准是城区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这样的城市我们已经有六个，我相信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

大城市为什么有吸引力和竞争力，因为大城市文化更开放包容，对人才更有吸引力，大城市更具备规模经济的实现条件，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创业成功，大城市会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通过大城市的辐射，更容易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哈佛大学有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2011年写了一本书叫《城市的胜利》，特别有趣的是，还有一个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杰弗瑞.韦斯特教授写了一本书叫《规模》，也讲到城市规模的好处。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城市规模问题上做了异曲同工的分析，但观点一致，就是城市越大，效率越高，分工越细，服务业更发达，竞争力更强。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找来读一读。

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中国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放手让城市服务业尽可能发展。当今我们经济增长面临减速困境的时候，更不应该忽视服务业，一说发展实体经济就是制造业和面临卡脖子的几个领域，真正对经济产生就业和收入分配影响的更多是服务业，特别是这些非常细小的直接服务城市居民的城市服务业。城市服务业发展，会产生很好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北京很少出去吃早餐，因为周边没有像样的早餐店，过去有的也被关掉了，但我回到成都，我就很少在家吃早餐，因为周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餐馆。成都的小餐馆不仅格调好，而且提供各种非常多元化的口味选择。这就是更好的城市服务供给，会让人们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你消费越多，相当于更多把自己的收入转移给别人。

所以，当我们今天应对经济减速困境时，更需要着力的可能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扩大内需，让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可能会来自于改革，来自于创新。我觉得更多是应该建立一种让供给和需求之间能够很便利的相互迎合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有中国人追求财富的态度和能力，就不用担心经济会起不来，政府也不需要操太多的心去救经济。

中国经济面临的老龄化冲击要胜过日本，但是我们可能在应对上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社会和市场对人性复杂性的精细关怀要胜过中国，受到的制度性和道德性制约更少，所以日本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迎合更顺畅，所谓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是很好的描述。我一直觉得中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更需要做的是供给侧改革，中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但遗憾的是还有改革并没有推进和完成，所以取得的实际成果并不多，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其实我们有很多需求是存在的，但国内并不能在供给侧很好响应。到有收入支撑需求在国内因供给制约得不到满足时，消费者要么就把钱存下来，要么外移到其他国家去消费。我认识的一些人，因为国内管制高尔夫发展，只好约着到国外去打高尔夫球。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富人的钱从兜里掏出来尽可能留在国内消费。

过去国务院有一个规划要发展通用航空，这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市场今后会很大。现在想玩飞机的人越来越多，买得起飞机的人也多了，国内生产的飞机也越来越便宜了。从生产供给侧角度来看，中航工业生产的双人座飞机人民币200万就可以买到，我在沈飞看到的他们用于出口的双人座民用飞机，出口价格是25万美元，国内买得起的人应该不少。在中国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内蒙等地，人烟稀少地域空旷，完全有条件建一些航空俱乐部，让飞行爱好者到那里去玩飞机，还会带动相应的配套产业和服务。但是中国的低空空域管制是由军方在负责，管的很死很紧，有了飞机也很难飞起来。所以，虽然这个文件出来了，但是我们通用航空业至今没有很好的发展。美国通用航空机场有两万多，中国通用航空规划提出的目标是500个，这是一个多大的发展空间。

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

解决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经济减速困境，我觉得根本不在扩大内需，靠财政刺激政府投资这条老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越来越重，举债空间越来越小了。我们从1998年就开始说扩大内需，都25年了，为什么还要扩大内需？实际上，如果我们只把供给侧制度改革做到位，比如眼前把不合理的房地产调控回归常态，在房价特别高的城市强化政府的公租房、长租房供给，更好地鼓励各类创新创业，就可以形成很好的有效供给，取得很好的经济增长，这样做效率更高而且也更可持续，可以形成更多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更市场化的改革，更法治化的治理，更可靠的产权保护，更包容的开放制度，更强有力的创新创业，是我们化解困境的基本思路，这与1978年我们开启改革开放时的初衷并无二致，应该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

以上就是我今天用两个多小时间给大家做的汇报交流，很多观点都是个人思考和观察，一定会有很多错误，供大家讨论和批判。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