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枪村”的二十年：如何走出罪与穷

▲ 石花村一处曾经的制枪点。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 图）

过去二十年，发生在石花村最大的事，就是因造枪贩枪死了几个人。一人被执行死刑，一人保外就医期间病死，一人出狱后病死，还有一人造枪时被外村同伙打死。

他们都是“涉枪”人员，只需一台手摇小车床，一台电焊机，一把锉刀，就能造出与制式手枪功能相近的“黑枪”，成本不过几百元。

公安机关打击最严厉时，石花村出手一支“黑枪”的价格也没超过2000元，几经转手卖到外省，终端售价可达万元。

这个位于贵州松桃县东北部的小山村，与湖南、重庆交界，交通不便，有山间小路与湖南湘西州、重庆秀山县相连，三地交界处皆为苗寨。

松桃的枪患一度达到“猖獗”的程度。2001年4月开始，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处理了六十余万支“黑枪”，来源主要是青海化隆县和贵州松桃县，这两个地方被媒体称为中国两大地下“黑枪”基地。

作为松桃枪患最严重的村寨之一，石花村一度被形容为“几乎家家户户是兵工厂”，在2001年那次 “治爆缉枪”行动中，多人落网。

2020年，石花村最后一个涉枪犯罪人员出狱。彼时的石花村已经脱贫“摘帽”，有劳力的家庭全部外出务工，他们在村里建起楼房、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这是他们对抗贫穷的共同选择。

二十年前，这些涉枪人员要面对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二十前后，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富起来。

早上，龙二珍抱着最小的孩子去附近的寨子走亲戚，丈夫麻三水去湖南卖枪。他说，除了自己做的，他还在附近收购了一些，都是仿制的制式枪支，背到湖南交给买家。

晚上，龙二珍住在亲戚家，孩子哭了一夜。这个苗家女人不识字，有些迷信。她预感不妙，“老幺没这么闹过，会不会是家里有事？”

第二天，龙二珍回到石花村的家，鸡和猪都没喂，麻三水也不见了。湖南省吉首市的警察通知到村里，麻三水因制枪、贩枪被抓了。龙二珍才知道，原来丈夫也在“搞枪”。

那是2001年5月的某一天。当时，松桃县的涉枪犯罪活动正处于高发期，在公安部部署下，贵州、湖南、重庆正联合高压打击涉枪犯罪。

松桃县出产的“黑枪”不仅工艺精湛，价格也低，成本价不过几百元，一道贩子以每支约千元的价格收购，转手几次卖到外地，终端的售价可达万元。犯罪活动最猖獗时，湖南一个枪贩一天就从松桃买走了50支仿“五四式”手枪。

地处松桃东北部木树镇的石花村，制枪历史有点久远。1949年以前，石花村一代属于“三不管”地带，匪患严重，为自保，村里几乎家家有土枪，在参加过抗战、熟悉枪械构造的老人的“指点”下，有人用手摇式小车床就能加工出枪械零部件。附近村寨都去学习，几乎达到了村村会制枪的程度。

“除了枪管膛线我们自己加工不了，其他的零件我们都能做。”有石花村的乡贤介绍，膛线要到远一点的镇子找人处理。

从石花村远眺，贵州、湖南分界处的山峰掩映在云端。山谷处，苗家村寨高底散落，山坡上隐约可见零星开垦的梯田。

新中国成立前，苗族没有文字。村民世代口口相传的说法是，清乾隆年间，据此地半天脚程的一个苗寨里，一个年轻的麻姓苗民触犯寨规遭处决，侥幸保命后被赶出寨子，逃到一处原始森林无人区。后来又搬来一家龙姓苗民，两姓做伴繁衍至今，形成今天的石花村。

石花村土地资源极度匮乏，全村196户842人，至今只有水田560亩、旱地310亩。

贫穷是石花村后来制贩枪支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石花村涉枪犯罪人员的共同特征是，结婚分地后家庭贫困，子女众多，吃不饱饭，铤而走险制贩枪支。

生于1967年的麻三水，结婚前家里兄弟多，人均一亩多地，还能勉强吃上饱饭。1998年和龙二珍结婚后，麻三水的地没增加，每年只能收获480斤稻米和120斤玉米，加上龙二珍和陆续出生的三个孩子，全家一起挨饿。“穷，吃不饱饭了”，2022年7月8日，麻三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与麻三水同年被捕的麻某海叔侄，是在赶赴交易的山路上“出事”的。警方从麻某海的背篓里搜出20支仿“五四式”手枪，另从身上搜出两支手枪，其中一支已有五颗子弹上膛。

麻某海婚后生育了两个孩子，小的残疾，全家四口人也只有一亩多地，靠土地无法生存。2002年，麻某海被执行死刑，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出走，不知所踪。

而稍晚一些被捕的龙某鹏，本身就是残疾人，1982年、1983年连续两年考上大学本科，均因耳聋未被录取。龙某鹏被判刑5年，妻子出走，把两人唯一的孩子留给了龙家长辈。

在石花村，麻、龙两姓互有嫁娶，相互之间都能攀上亲戚。麻三水、麻某海是亲戚，龙某鹏是他们的近邻，也有些亲戚关系。

麻三水被捕时，大女儿两岁多，儿子一岁半，小女儿只有六个月大。龙二珍没跑，“我三个崽可怜。”她搭车去湖南吉首探视，因为不识字，也不太会说汉语，打听了两年才找到麻三水服刑的监狱。

松桃是铜仁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全县面积3409平方千米，户籍人口73.3万，以苗族为主，汉、侗、土家等民族在松桃县也有分布。早在1991年，松桃县就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

有回忆文章显示，警方在松桃县抓捕嫌疑人时目睹其家中惨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上铐。”

“缉枪”结束，政府部门就于2002年启动了针对石花村的扶贫工作，武警贵州省总队铜仁地区支队指派一名军官驻石花村扶贫。

曾担任过村干部的麻有乡记得，这名军官在村里住了半年，主要工作是号召村民集资、出劳力修路，“我们寨子到最近的镇有十几里山路，他（军官）带了一小部分上级给的资金，不够的钱要自筹。”

因缺钱，以及附近村寨之间的矛盾，路只修了三公里就停工了。即便如此，村民也认可军官的工作。“他一天都没离开过石花村，每天都把武装带扎得很整齐，很严肃，但为了协调我们村的事到处赔笑脸。路没修好，我们不怪他。”麻有乡说。

一年之后，铜仁地区民政局下派3名干部驻村，对石花村继续扶贫，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路修到了距离最近的镇上。此后几年，县政法委、民宗局先后派驻过干部，工作重点是修村内的路。 

转变发生在2008年。松桃县畜牧局向石花村涉枪犯罪人员家庭赠送了100头猪苗，每家3到6头。该局又重点帮扶5户家庭，每户送了20头猪苗。

“从输血式扶贫变成造血式扶贫。”麻有乡说，可2009年“猪流感”疫情暴发，受赠猪苗的家庭几乎全部亏损。

2012年，松桃县贫困人口仍有25万左右，贫困发生率为38.2%。2014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5.87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6%。

虽然贫困人口在减少，但在石花村，除种地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赚钱的唯一方式就是离开村子，外出务工。

“那些要照顾老人、孩子，没办法出去打工的劳力该怎么办？”一原籍石花村、现在广东工作的人士说，窘迫的经济状况，使得枪患难以快速绝迹。

2001年公安机关打击之后，2008年至2010年，石花村仍有4人因涉枪犯罪被抓捕、判刑。2011年，又有3人向公安机关自首。

据统计，从1995年至2011年，户籍人口不到900人的石花村，有22人先后因制枪、贩枪获罪。

该人士分析，石花村枪患持续到2011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片位于武陵山区的区域历史上被称为腊尔山生苗区。与外界来往频繁的苗族为熟苗，反之为生苗。

腊尔山生苗区保存了完整的苗族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苗民互盟。一旦落网，苗民往往只交代买家，拒不交代本村同伙。

石花村一位苗族老人在田埂上走过。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 图）

麻三水最终被判了有期徒刑15年，因表现良好多次获减刑，于2012年刑满释放。

回到村里后，麻三水发现大部分同龄人和青壮年晚辈都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务工。他和龙二珍托人打听松桃县哪里在招工。之所以选择在松桃县打工，是想让儿子和小女儿去县里上学。在松桃县开酒厂的一个亲戚收留了麻三水，一个月给两三千元工资。他们一家人去了县里租房子住，麻三水在酒厂烤酒，两个孩子重新读一年级，龙二珍照顾一家人的生活。

每个月的工资加上每季度一千多元的低保补助，麻三水一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但他有病，为了看病多次向亲戚借钱。

石花村老家的木房子不能住了，建新房子也要借钱。家里累计欠下四万多元的外债，一直还不上，更没钱装修。

这在石花村并非孤例，全村只有两户人家一次性完成建房、装修。这两家之外的村民，都是打工攒钱，分批施工。

麻三水的亲戚麻老四家的房子从2002年开始打地基，家里卖了一头牛两头猪，加上打工攒的钱，凑了2.2万元开工。

之后，麻老四夫妇去浙江打工，把3个孩子送到县城读小学，老父亲去照顾。麻老四夫妇在工厂做防盗门，行情好的时候两人一月一共能挣一万元左右，除去开销能存三四千元。2009年，麻老四回家建第二层房子，拖了六年还没钱装修。2016年，在外工作的二哥支援麻老四一些钱，他的房子总算做完了室内装修和外墙粉刷。

麻老四夫妻俩靠打工养大了三个孩子，也盖完了房子。但2022年5月，服务多年的防盗门工厂倒闭，麻老四失业，回到石花村，妻子和亲戚在浙江另找工作，供养还在读书的小儿女和儿子。

与麻三水相比，有劳动能力的麻老四已算幸运。

2018年，久病的麻三水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刚读初一的儿子成绩一般，提出辍学，进酒场打工供养小妹妹。开酒厂的亲戚同意让龙二珍和儿子顶替麻三水，但只能给一个人的工钱。

麻三水出狱时，他的大女儿因为没钱交初二的学费已经辍学，正在铜仁市打工。儿子和小女儿分别读四年级和三年级。

2021年夏天，麻三水的小女儿考上铜仁市一所中专学校，第一个学期的学费要三千多元。龙二珍赶紧去报到，还交了100元押金。

但小女儿一脸愁容，“学费和生活费，一个学期至少要6000块钱，一年就是一万二，还是要找人借。”

龙二珍眼噙泪水，小女儿作出放弃学业的决定时，麻三水出狱后全家人九年的努力宣告失败，“委屈崽了。”

如何让石花村摆脱困境，走出制枪村的阴影？尝试没有停止过。

2018年，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开局，当年年底，石花村贫困发生率仍达37.07%，高居松桃县第一、铜仁市第二。

压力之下，上级部门2019年在石花村实施了一个林下肉鸡养殖的扶贫项目，划拨东西部协作资金50万元，覆盖了石花村93户贫困户439人，约定收益分红的分配比例是：贫困户占70%，村集体占20%，专业合作社占10%，连续分红3年。

和麻三水同年出狱的麻大林是参与的农户之一，第一年分到两百多元，“第二年鸡苗死了好多。”林下肉鸡项目宣告失败。

2020年，上级部门又在石花村实施节瓜种植项目，面积共106亩，政府扶贫资金投入30万元，同时引入农户以土地入股、社会企业筹资16.0782万元入股。

这个项目的具体内容是种植包菜。麻大林把家里的两亩多地都拿去入股，租金收了1000多元，又在项目上做工，一天工钱70元。但3个月后包菜收获的时候，麻大林拿到分红300多元。

租金、分红、工钱，三个月的时间麻大林一共拿到手3800元，“比种地强。”麻大林说，这个项目已停止。

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行动中，扶贫项目之多在石花村的历史上罕见。不过，脱贫之后如何真正富起来，石花村仍然需要时间来探索。

2019年年底，松桃县包括石花村在内的42个深度贫困村全部“摘帽”。2020年3月，贵州省政府宣布松桃县退出贫困县。  

这一年，石花村最后一个服刑的涉枪犯罪人员龙天名回家了。龙天名获刑18年，因表现良好获减刑三年多。

龙天名时年60岁， 一切重新开始。

出狱那天，全村人都去道贺，亲戚也都去了，大家随了一万多元的份子。这成为龙天名新生活的重要启动资金。

他买了10头小猪仔，但只种过地、没怎么养过猪的龙天名不懂行道，一年之后死了9头。脑子活泛的龙天名决定改养不太需要照顾、只需一次性投资的牲畜。

于是，他到镇上买了21头羊，小羊羔居多，花了2万元。一年之后，21头羊繁殖到四十多头，他以一斤三十多元的价格卖了10头，赚的两万元又买了两头母牛和一头小公牛，现已经繁殖了4头小牛。

龙天名采用放养的方式，除第一笔投资外几乎没有成本。小牛最多两年长成，一头可以卖八千多元，小羊一年多长成，一头能卖两千多元。

“最近几年牛羊肉价格持续走高。”一名石花村的乡贤观察，“龙天名现在做的事情，目前看可能是能持续下去的致富项目。” 

2022年7月9日下午，龙天名和亲戚去山下的羊圈看羊，羊圈旁有一个隐蔽的小山洞，他曾在此造枪。 

傍晚，龙天名把牛赶回圈里，顺着山路回家。沿着他家门前的羊肠小道，可以走到麻三水家。龙二珍从东莞回来了，邻居们都在她家坐着闲聊。

2022年2月，过完春节，麻三水夫妇带着儿子和小女儿，坐了28个小时的中巴车去东莞一家电子厂投奔龙二珍的亲戚，那是两个孩子第一次离开松桃县。经亲戚介绍，龙二珍和两个孩子进厂打工，每人的工资都是3000元。

他们以1000元的价格租下一套两居室的民房，三个人上班，麻三水养病。 龙二珍回贵州是给麻三水买药。为什么不在东莞买药？她说不清楚原因，“反正药店不卖给我们。我们也不懂这些。”

夜色笼罩石花村，飞云掠过月亮，在龙二珍家毛坯房前的小院里投下晦暗的影子。小院外，腊尔山清凉的夜风拂动成片的青色稻秆，蛙鸣、蝉鸣汇成一片，夜归的苗家老人牵着水牛从田埂上走过。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