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学了“无用”之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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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上大学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哲学专业？

张   我觉得我选错了，现在让我选，我肯定选择金融，选哲学容易饿死，最牛可能当个老师，其他的能进工厂打螺丝就不错了。我当时在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你知道，那个时代还可以用摇滚和哲学泡妞。

叶   那个时候，摇滚乐和萨特是同质的。好像那时最先吸引我们的都是尼采、萨特这些人，不会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其他的哲学家吸引。

张   对，因为萨特和波伏娃来过中国，他们本身就是思想家，在法国也是左派知识分子，我们对他们有着天生的好感。因为周国平的影响，可能尼采也比较早进入大家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萨特和尼采的行文风格不像康德或者黑格尔这种纯粹的理论演绎，特别是尼采用更文学化的写法，增加了可读性以及解读的丰富性，而且存在一定的浪漫主义成分。周国平老师其实对这个问题做过阐释，那个时候受影响的一拨人，我认为他们心中还是有理想主义的东西存在。

电影《都灵之马》

叶   尼采其实就是浪漫主义的儿子，在我看来他非常浪漫主义，萨特还是有点晦涩。我最早读的是尼采《悲剧的诞生》，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中那就是哲学，其实它不是系统构建的，像康德那种严肃的、抽象的理论。现在想，最早吸引我们的可能是浪漫主义，而不是哲学。

张  对。如果你第一个接触的是黑格尔或者康德的哲学，你会果断地把它抛掉。还有翻译的问题，黑格尔的翻译特别不精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认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万个黑格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如波普尔（Karl Popper）讨厌黑格尔，也是认为他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为了拍普鲁士国王的马屁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义。波普尔研究科学哲学，所以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对科学发展没有任何帮助。但是黑格尔特别有名，因为他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从黑格尔的体系中出来的。人们在了解了马哲之后，肯定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水平还是不错的，只是他的语言确实太晦涩、拗口了。德国古典哲学很有意思，海德格尔、康德、尼采、叔本华，他们关注的都是造物主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人的问题，普通人不是很好理解。

叶   我们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总是觉得难理解的才是有价值的，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可能是这样，容易的或者具体的东西没有价值，起码不高级。

张   我也是这样认为，这里面涉及人类的底层心理，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会看萨特？他的语言也很晦涩。我觉得是人要突破自我认知状态的向上的本能在引导着我们，这也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我们不可能一直生活在我看到的世界里面，我一定要向上追寻一个所谓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对于我们很多哲学人来说，看不看得懂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想去构建这个形而上的故事。哲学的思考是要超越这个世界的，它应该是天外飞仙，只讨论日常的实体，那就沦为形而下。其实这就是柏拉图的意义，给你另外一个世界，而且你永远看不到、摸不着。

叶   在我以前几十年的认知中，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甚至它是一种本能，可能像你说的，它是深层的心理需求，作为人你必须具备的思考和追求。但到了这两年，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追求，或者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去解释，可能要到了某一阶段才有这个需求，也有些人会回避这些。

张   这正好符合正态分布的原理，芸芸众生可能对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兴趣。在曲线的一侧，那些思考能力比较弱的人对这种东西更不理解，但另一侧就是一些异类觉醒，这些人是有天赋的，对崇高、价值、理念所有形而上的东西都感兴趣。所以你说大部分人不认可形而上的东西的价值，我觉得这才是科学的。如果大部分人都读黑格尔，这个世界就疯狂了。如果大部分人都在研究康德，这个世界真的有点恐怖。

叶   可能还跟时代有关。我昨天在翻《八十年代访谈录》，以前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潮或思维方式从上往下传播，一部分精英在讨论的问题可能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所谓无用之学，然后再向下推论出具体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问题”。现在好像有一点从演绎变成了归纳。

张   社会变了，我读书的时候还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等我毕业的时候发现用哲学泡妞这个技能已经失传了，大家开始流行单手开法拉利，用北京话说，就是“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我们都是上个世纪末在大学里读书，那时候的理想主义其实还没有完全消散，庸俗主义还没有在校园里铺开。那时候的学生普遍会有向往西学的情怀和观念，毕竟那是迥异于我们东方文化的东西，年轻人喜欢探索新奇的东西，这是有益的尝试。

电影《死亡诗社》

叶   讲到哲学，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唯心主义不对，唯物主义才是对的。

张   西方哲学里切分的方法基本都是按照学派的，但是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哲学只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且一提到唯心主义就不对。其实在古希腊时代，唯心主义也有，唯物主义也有，背后涉及的是物质第一性或是意识第一性的问题，只是一种认知方式的差异。而且在西方的主流知识框架里面，唯心主义肯定是主流。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说，西方哲学两千年就是为了注解柏拉图的理念论而已。理念论是什么？理念论就是通过理念世界去认识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我要找到在这个世界之上恒定不变的世界。我们看到的这个变化的、不断消失和坍塌的世界是虚假的，它仅仅是理念世界在现实世界的投射。就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你看到的是非真实的倒影，走出这个洞穴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隐喻影射了整个西方文化非常庞大的体系，怀特海说整个西哲是在注解柏拉图，是因为从柏拉图开始，世界产生了二分。理念世界的提出，是人类第一次对抽象思维作出了归纳和总结，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我们知道抽象能力是人和动物的一个最基本的区分，这是人类智慧的萌发点。

电影《维特根斯坦》

叶   说到有用和无用，无用之学它实际上非常有用，但是可能要系统了解过整个文明史和人类历史才会有这个认知。一般人看来，可能哲学就是一个应付考试的东西，所以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功能性划分，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然后对的要背下来去应付考试。就哲学流派而言，对不对的划分就已经很幼稚了。我觉得比有用和无用更重要的区分是，很多人不会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有关。其实在逻辑上，只要认为这个东西跟自己有关，那它就是有用的。

张   你有没有发现，东方和西方其实最大的一个观念差异就是务虚和务实的问题。比如巴门尼德提出“存在”的概念，确实是一个很诡异的角度，有一点神来之笔的意思。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完全是无用之学。中国的务虚学说，在老子以前没有，《道德经》相当有价值，是对自然现象、人类伦理道德一种朴素的观察。但诸子百家的时代要的是治国之道，要的是合纵连横，要的是治世之学，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强大。但同时代的西方为什么没有出现战国时代这样严峻苛刻的环境呢？这和地理决定论也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的城邦就是松散的城邦联盟，他们起源于远古的氏族部落，只是比氏族部落更大一点而已，比如战神山议事会，就是部落酋长联盟的元老会。因为是松散的部落，他们只想维护城邦的生活，而对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兴趣不大。

约公元前 6 世纪的地中海。红色为希腊城邦。

在我们聊西方哲学的时候，它给你的不是一个结论，给的是思考和论证的过程。比如斯宾诺莎在讨论伦理道德的时候，通过严谨的几何公式去实现它。可能东方就比较欠缺这样严谨统一的教学体系。

中世纪其实非常重要，它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转折期，孕育了许多新的体系、新的范式，比如教权-君权的制衡体系。我们认为，表面一盘散沙的欧洲反倒是整个欧洲最统一的时代。那是基督教时代的欧洲，大家认同的都是基督教伦理和基督教道德。这种统一不是世俗国家完成的，而是通过教会体系所下发的经院哲学的相关资料，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欧洲在中世纪实现了大一统，是思想上的大一统，而不是领土上的大一统。

叶   虽然说几千年的哲学史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解，但是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哲学流派、各种学说，互相推翻、不断迭代，这个过程最有价值。但《道德经》几千年以来仍然是一个最高点。

张   西哲的迭代，就是论证的迭代，就算是柏拉图和康德，也一路被批判过来，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批判。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西方的知识分子依托于教会，只忠于造物主，谁都不怕，君主来了我照样可以骂你，因为我后面站的是造物主。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因而敢于挑战经典，这是西方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东方的知识分子背后没有超验的依托，只能以世俗价值为评定标准。

叶   在封建时代，东方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就是“为王者师”，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其实钱理群老师在他的鲁迅研究里说了很多，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三大陷阱，即沦为官、商和大众的‘帮忙’与‘帮闲’”，都是失去了独立性和批判性的表现。

张   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整个东方都是一样。基督教文化下产生的特殊的教会体系对欧洲文明的形成非常关键。而且在中世纪之前，还存在过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更多倡导的是理性精神，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统一欧洲的时候，人们形成了一种超验的信仰精神，这两种精神一结合，促生了现代文明。但是它太偶然了，可能追溯到最后，要考虑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古希腊是以大部落的形式构成的城邦联盟模式，在东方，像波斯、中国、印度这种广袤的大帝国，有不同的驯化手段。比如孔雀王朝在统治整个印度的过程中，要建立军队体系，因为法律在这个广大的帝国里行不通，只有依托于军事征服。大帝国模式就会导致这个问题，它无法用一种统一的、类似于部落的习惯法去支配广大的疆域和人群，但是古希腊就很巧妙地避开了这些，松散的小城邦模式可以让原始部落的一些习惯法在古希腊得以保留，因为它不需要形成非常庞大的官僚体系。这就让希腊人产生一种观念，不需要浪费大量时间去考虑如何驯化一个庞大的帝国，反倒是在小城邦里可以考虑如何实现政治的正义和自由。古希腊在统治国家层面应该不如东方帝国，但是他们考虑的都是终极的正义性问题，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完全是一脉相承地在关注城邦精神。

叶   如果往回追溯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已经到了现代，难道不应该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吗？比如像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这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如果从根本上否定掉这些问题的话，就完全不存在反思与进步的空间了。

张   为什么近代中国就没有产生科学呢？还是那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形而上的体系，没有产生演绎逻辑的思维。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的欧洲很落后，还是中国发明的火药和马镫改变了它，让欧洲的骑士阶层武力大飞跃，建立了欧洲的封建体系。但不管是马镫也好，四大发明也好，它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是人类经验的产物，经过各种试错和探索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管用。但真正的科学是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思维模型。比如哥白尼就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他提出了日心说，然后去验证。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甚至连经验都没有，是直接提出了一种思维模型。所以，波普尔对科学的定义是：先有思维模型，然后再拿经验来证实。一旦经验对你提出的模型进行了证伪，抱歉，你这个理论模型就被推翻了，科学的部分也到此为止。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甚至到我们老杨先生的杨氏方程，全部都是这种模式。

与上帝对话的哥白尼

古希腊为什么会诞生这种思维模式？这是哲学的功劳，从巴门尼德开始，他们在追寻形而上，追寻到最后一定是一个超验的过程。既然是不可体验的，就只能通过逻辑理性的推导去完成它。所以西方诞生了演绎法，一步一步推导出这个宏大的世界图景以及背后真实的本体，演绎法是科学诞生的必要条件。我觉得这就是科学产生在欧洲的必然性。

叶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表面上没有什么价值判断，但是实际上有，因为我们都承认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了欧洲的腾飞。而且如果站在西方哲学的体系角度去评判，东方看上去没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当然思想肯定是有的。可另一方面，东方思想史学家，还有其他很多人会认为东方思想才是更有价值的，这就又要落入有用和无用的价值判断。

张   东方的思想当然有价值，比如说孔子基于宗族和血亲的观念保证了中华文明这么长时间的稳定，在前期它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以贯之，还是不要谈有用和无用。很多无用之学，给后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思想领域和在政治世界领域，人们要区隔有用无用，我最怕一个人说你这种思想是无用之学，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无用在以后还依旧是无用的呢？不管是在存在领域，还是政治哲学领域，我们都应该为“无用”之学保留一点空间，而不是用一种“学以致用”心态去面对人类的这种知识，一旦“用”，就会让所有的意义和神圣化烟消云散。但是到了社会实践层面，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反人类的：种族主义，基因决定论，对人的三六九等的划分。所以我的观念就是，我们对思想应该有更多的包容，不要去想什么有用无用，要把它放到观念的自由市场中去竞争，大家总会看出你的问题。可如果把人类纯粹的演绎思维运用到社会实践上，一定会产生错误，因为社会发展要遵循基本原理，不是通过人类的理性能够构建出来的。启蒙运动时代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把人类社会的这一特点比喻为“一棵植物的生长”，有太多复杂的因素影响它，阳光、雨露、温度、风、甚至昆虫授粉，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复杂到人类理性无法重构出来。不管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还是哈耶克，都把社会发展当成一种有机生物的生长过程，要遵循四季的发展，遵循气候的规律，我们无法控制一株庄稼的生长，因为庄稼的生长就是自发秩序。

叶   在信息时代，会有人用大数据和信息科技的发展来反驳自发秩序。他们认为有朝一日人类的工具理性可以做到对社会组织形式的建构。

张   我觉得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狂妄而已，因为大数据仅仅是对信息的梳理，自发秩序并不是指掌握的信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这个秩序本身是在无数人的瞬间决策中产生出来的，它充满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主观价值的选择，根本不是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大数据爱好者认为通过大数据就可以弥补这种信息量的不足，但是抱歉，我认为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知识的分散性与价值的主观性。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