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被逼吃屎，我们都误解了孩童之恶

若非以视频形式传播开来，真的不敢相信，这竟然不是假新闻——“一小孩被逼吃粪便”。

7月1日，山西晋中介休市委网信办发布通报称，此事系3名未成年人欺凌1名未成年人。对此，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对实施欺凌者及其家长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责令家长对子女严加管教，并对被欺凌者及家长赔礼道歉。目前，双方家长已经达成和解。

不论代入哪一方角色，这都是一件让人感到不可理喻、匪夷所思、火冒三丈的事。其侮辱性与恶心程度，甚至超出了一般校园霸凌的常见范畴。

很难想象，这个年龄的孩子，同理心与共情能力竟匮乏到这个地步。

短视频时代，我们见到了太多超出日常经验和想象的、无关“天真烂漫”的孩童。

在今年3月曝出的另一支视频里，一7岁女孩将一个陌生的4岁男孩抱起来，毫不犹豫地扔进了井里。更甚的是，当男孩出于求生欲本能将双手支撑在井边时，女孩甚至还前去将他的双手掰开，让后者彻底跌入井内。

2022年6月，湖南一名8岁男孩殴打一名2岁男孩，并将后者从17楼推下，事后，8岁男孩竟然布置假现场，伪装成意外坠楼，差点骗过所有人。

更早一点，2019年10月，大连10岁女孩遇害，尸体在距家仅100多米的灌木丛中被发现。经警方调查，凶手为一个13岁的男孩。

不论是各式校园霸凌与青少年犯罪，长对幼、或对弱小动物的欺凌，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恶，常常存在较为清晰的位次和绝对力量对比，就像原始丛林社会那样简单、粗暴和野蛮，很多时候并不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功利性动机。

与此同时，人道主义者很容易因为对人类抽象的想象和博爱，忽略了个人具体的性质与责任。

近年来对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争议愈烈，人们对于孩童的恶，还是太缺乏解读能力与想象力。

一种常见的思维惰性及惯性，是笼统归咎于家庭教育的失范，父母监管的失职。或者，滑向经验主义之上的，某种文化观念里常见的囫囵逻辑：TA还是个孩子！

——是的，还是个孩子。因此，更不能仅以谴责父母或以“保护未成年”的概念了事。

余华写过一篇中篇小说《现实一种》，住在一起的兄弟俩分别有两个儿子，小的那个尚在襁褓，大的那个4岁。一个寂静明媚的午后，4岁的堂兄把堂弟从摇篮里抱起来，走到阳光底下，然后在没有任何征兆和缘由的情况下，高举双手，把弟弟狠狠摔死在了地上。

看见从弟弟身上流出来的血，哥哥不仅没有恐惧，反而产生一种异样的好奇。他伸出自己的舌头，舔舐了婴儿的血液，并且感到一股奇妙的满足。

这看似毛骨悚然的描述，被余华解构为一种欲望的本能、暴力的本能。无关理性和利弊权衡，仅仅出于一种天然的，动物面对鲜血的渴望。

故事后面，4岁的男孩被自己的叔叔，也就是堂弟的父亲踢死了。虽然符合人类社会“冤冤相报”的基本法则，但这背后折射出来的，反而是一种非理性的、野蛮的血亲相残，是站在人性反面的残酷寓言。

其实余华最擅长书写的主题，不是现实主义的苦难，反而是这种具有点先锋色彩的，直接叩启人性深处的暴力与野蛮。《活着》之外，他的很多作品都能帮我们以一种更克制、冷静的视角，去审视人性天然携带的一些情感和欲念。

比如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短篇《阑尾》里，余华以一种近乎于幽默的轻松语调，讲述了童年时期自己与哥哥单纯因为好奇，在父亲阑尾炎发作时，拒绝带他去医院，而是割掉了父亲的阑尾。

父亲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再也不能当医生了。但两个孩子却能以一双无辜单纯的大眼睛，将一切罪恶消匿在泪汪汪的童涕之中。

儿童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与罪恶，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出于无知与懵懂，出于一种单纯的、非理性与功利性的好奇心，甚至是一种“天真”。

几十年后，另一个“80后”作家郑执在小说《生吞》里写了这么一句话：“成年人的善是复杂的善，孩子的恶才是纯粹的恶”。

“天真”，这个看似美好的形容词，意味着纯粹的、去功利性的无知。只不过，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将这种无知下意识地预设为善意。

因此，对于孩子们犯下的过错甚至是罪恶，成年人的批评大多指向“行为”而非“内心”。是“做错了事”的结果论，遑论什么恶意与恶念，在这方面坚持“论迹不论心”。

用孟子的性善论更好理解：恶是后天习得的，而善是与生俱来的。

在还不懂得一项举动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和利益时，一个孩子选择做出善举，容易被视为无心的自然流露。

不过，照此理推，恶行，在孩子们心中也应不受功利主义制约，因无知而无惧。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在著作《善恶之源》里，通过实验和数据阐述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是不会说话的婴儿，也具有最基本的正义感，他们会产生同情，甚至会判断人的好坏。

但相应的，这些孩子身上也具有欺骗、蛮横、虚伪、懒惰、冷漠、自私等恶劣天性。

只不过，与成年人不同，因为社会化尚未发展完全，孩子们并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也难以受到道德、法律的制约。因此，恶的产生反而更自然而然，坦荡轻松。

反观荀子的性恶论就很有意思，“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并不是说“性本恶”，并不是说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恶的，而恰恰是指并不存在“本始材朴”自然之性。

人类的天性里本就包含善的成分，但同时也包含恶的部分。好奇心、单纯与直白，是儿童特有的天性，但暴力、血腥、残忍，同样是生命的其中一种本能状态。

但荀子认为，如果顺应自然本性，就往往会引起恶果。

有人又要说了，孩子是教育的产物，在进入社会之前，家庭养育者应当为他们的一切行为负责。

这是目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教育论，即将孩童的一切行为归咎于父母教育的影响。不论是犯错还是做好事，似乎孩子都是父母行为与观念的延伸，是教育体系内的“产物”。

还是以小说《现实一种》为例，故事里，家庭环境的确是个不可回避的因素。两个孩子的父母关系并不和谐，父亲常常对母亲家暴。另外，家中还有一个孤独的老母亲，说话不被重视，心情无人照看，甚至连病痛都只能自己呻吟。

常言道“言传”与“身教”，成年人通过自身行为搭建的无意识环境，对孩童而言同样具有耳濡目染的教育作用。

不过，“教育”一词（ēducātiō）最早从希腊文诞生时，主要指引领个体“生命性”的转向，诱出万物之“本相”，侧重于一种宽泛的浸润、诱发与启迪。

放在现代社会，环境是每个人面对的最重要教育者。父母在法律上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但学校、同辈、社会制度等多方面要素，也综合构成了对一个孩子的教育容器。

有时我们看一些校园霸凌的视频，带头打人的那个孩子，或许反而气势没那么足，甚至偶尔退缩。而真正的霸凌“头目”，其实是举着镜头拍摄的那一个。在更高威的压制下，施暴者已经被钳制进了一个真空的阶层环境，只能硬着头皮，朝着更弱者一拳一拳挥去。

还有法律，同样是一项构成社会环境的重要元素。多年来，凡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总会激发出对现存“未成年保护法”体系的谴责。很多人认为，程度远远轻于成年人的惩治法，反而助长了未成年人恣意犯罪。

但这种观点其实更多是站在成年人角度，以成年人的立场和处事方法，对已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发泄。

实际上，除非将“未成年人保护法”体系自学前教育阶段就纳入课标，否则，指望孩子们自知利用规则来作恶，其实还是件过于戏剧化的事。

此外，法律无时无刻不在改进与完善中。罗翔在《法治的细节里》说，“法律的正义不可能是完美的正义”，有时追求成年人在功利角度的最优解，反而可能事与愿违。

归根结底，得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环境来看待。别以为孩子们不懂社会学，当他们产生群体意识时，社会性就开始生效了。而群体性，是人类与善、恶同等生长的另一大天性。

认为“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的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在曾获诺贝尔奖的《蝇王》里，讲述了一个被环境激发出本性之恶的故事。

一群12岁以下的男孩流落荒岛，起初，为了生存和获救，大家还能在大男孩的带领下和睦相处，搭棚、生火，坚守文明秩序。但当玩忽职守、分配不均、规则混乱等问题产生，彼此间的矛盾就开始激化。

渐渐地，大家忘记了求救的初衷，野蛮和专制压倒了这群孩子原有的童心和人性之善，整个荒岛变成野兽岛，陷入打猎、厮杀的混沌状态中。

整个过程，将人的生物性层次的恶，过渡到了社会性层次的恶。孩子们没有被任何老师和家长教育，他们只是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所教育。

这部极端的、寓言及实验式的小说本身存在很多争议，但在孩童天性这方面，它依然引我们向更深处思考：都说善恶一念之间，这中间微弱而至关重要的“一念之差”，究竟“差”在哪里？

当天性里的恶被牵引出来，甚至成为主导，构成善意的重要元素——同理心与共情能力，就相对应地剧烈萎缩了。

前段时间，虐待动物问题掀起过一轮热议。而不少犯罪学与心理学专家都曾指出，相当一部分刑事罪犯曾有虐待动物的前科，后者，提前昭示了他们同理心与共情能力的匮乏。

研究那个话题时，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张美国连环杀手Albert DeSalvo的童年照片。照片里的男孩面朝镜头微笑，怀里抱着一只猫。心理学家分析认为，他捏住小猫脖子的那只手，昭示了这孩子对生命的痛楚缺乏天然的理解与感知。

逼同伴吃粪便同理。普通人看一眼，甚至是想一想，都会感到反胃至极的行为，在他们那儿却毫无心理障碍地被合理化了。

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对基本善恶美丑的认知，也失调了。

在我念小学一年级时，有几个孩子喜欢结群找我“玩”。玩耍的内容是假扮医生与病人的游戏，我总是扮演病人，被他们用牙签假装针头，货真价实地扎在手上、腿上。

这件事我从未告诉老师或家长，自然不是因为乐在其中，而是有着自以为更重要的考量：如果把不满挑开，那我便再也没有朋友了。

此外，作为从来温顺文静的“乖孩子”，我不愿谈及那些关于欺负、暴力与疼痛的话题，我得维持自己云淡风轻的好形象。

日本作家、诗人谷川俊太郎为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著作《孩子的恶》写了一首诗：“不可以撒谎，我就微笑着沉默/自己真的在想什么，跟谁也不会说/我是个乖孩子，所以，我是个坏孩子。”

什么是“乖孩子”？想必东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深有体会。不哭不闹，懂得察言观色，最好无师自通地学会成年人制定的所有规则，比如知道物归原主，懂得尊老爱幼。

但这其实是一种成年人视角的偷懒。河合隼雄认为，孩子太过平静，就像“整整一年每天都是大晴天，从来不阴天下雨”那样令人难以想象，反常且可怕。

“围绕着规则，会出现人与人互相冲突的机会。把规则当作防护的盾牌，自己躲在后边，是做不成事的。把规则作为一个切入点，人挺立在前边，才有意义。”

在《孩子的恶》里，河合隼雄将“孩童之恶”放在校园霸凌、偷窃等“违法乱纪”情境里去看待。没有一种恶行能脱离规则与环境成立，母猫吃掉自己最孱弱的孩子，在动物界合情合理，在人类看来却无比残忍。

同样，在大人看来，孩子伸手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没教养，就是作恶甚至坏种。

这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成年人与孩童之间的交流断层。

规训和惩戒，是东亚大家长文化里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语境内，我们常指的教育，往往是约束和规训行为，是告诫孩子不能怎样做，应该怎样做，但鲜少站在他们角度去看待世界，哪怕那个视角荒谬至极。

那太复杂了。一个“未发育完全”的头脑和世界，在成年人看来混沌而苍白，去理解他们就像理解一幅未完成的画，怎么解读都不对。更多的情况，理解的尝试，只是为了更好地管教他们。

在那部著名的少年犯罪题材日本电影《告白》里，天才少年渡边走上杀人藏尸的道路，起因仅仅是想吸引抛弃自己的母亲的注意。“要是我也成为罪犯的话，母亲会不会赶来呢？”

而电影里另一位少年犯直树下村，则是与渡边相反的另一种亲子错位的悲剧。当直树得知自己喝下了带有HIV病毒的牛奶，极度的悲伤裹挟了他。他坚信，此事败露后，自己一定会被母亲赶出去。

直树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和洁癖，最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另一部中国观众更熟悉的少年犯罪题材电影《牯岭街杀人事件》里，犯罪行为同样被杨德昌克制冷静的镜头消解了，重构为一种少年世界的崩坏。世界观的崩塌，信仰的崩塌，有句话评价此片为“弱者捅向弱者的刀”。

只不过，在大部分情态下，儿童的“心”被“迹”掩埋，在他们成长为法律与道德各方面意义上完整的“责任人”之前，他们那些诡谲的、因为各种原因扭曲的内心世界，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一个少年儿童的“崩坏”，或许比成年人想象的容易，正如我们所目睹的暴力与恶意那样，随处落地，野蛮生长。要理解“心”与“迹”中任何之一，都不得不将二者结合起来。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