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我们的救赎吗 | 剧作家的传记性作品（下）

《蔚蓝深海》（The Deep Blue Sea）常被称为是泰伦斯·拉提根（Terence Rattigan）最私密的作品，故事有他自己一段隐秘情事的影子：泰伦斯有一个同性情人叫肯尼斯·摩根，就在《白朗宁版本》开演前夕，如同《蔚蓝深海》中的海斯特一样，摩根因为在泰伦斯这里长期遭到的冷遇，而转投另一个年轻男演员罗斯（也是前RAF飞行员）的怀抱，搬出了拉提根的高档住宅。他没有再回来，拉提根再一次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的死讯。当时拉提根正和一位制作人一起搭电梯，然后他就说：“这个戏开头是一个女人倒在煤气炉旁边”，因为那就是他情人死去的方式。

1964年阿瑟·米勒创作出的这部《堕落之后》，知名度虽不如《萨勒姆的女巫》、《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剧作，非线性的意识流风格又似乎全无米勒一贯的剧作风格，但其中对父母关系的探讨，对两任妻子的回忆和对失败婚姻的总结和追溯，非常适合作为米勒生活的写照来看待。剧中以独白和闪回的方式串联起主人公昆廷一生的回忆——股市动荡下的家庭悲剧、麦卡锡主义“猎巫”热潮之下岌岌可危的友谊关系，痛苦的婚姻，都有米勒自己的映照，而第二任妻子玛吉则有玛丽莲·梦露的影子。 

童年父母离异，母亲时常酗酒，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史蒂芬·桑德海姆熟悉那些纽约中上层阶级的心病。他没兴趣写大团圆结局，更像是音乐剧界的爱德华·阿尔比，戏谑、尖刻、机智，擅于观察人的矛盾自我，和矛盾关系，对两性和家庭关系更没有什么信心。他爱把病得无药可医得中老年妇女不经意间就刻画一番，类似《玫瑰舞后》里Rose妈妈这样的压迫、烦闷而神经质的老女人身上，都有他妈妈的影子。

除此之外，桑爷最打动人心的作品里往往有更多的自我投射。想要提一部作为自传式作品还颇有些选择困难。比较典型的应该是《伙伴们》，里边的鲍比有点像作者人到中年时，通过周遭朋友和自身经历对婚姻产生的恐惧无奈，也在很大程度关注着纽约中上层基于社会问题的种种心理困境；另外在《欢乐岁月》（Merrily We Roll Along）和《星期天和乔治同游公园》（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两部关注理想与追求的作品中，也有着作为艺术创作者很强的自我输出。

与诞生在大致相似背景下的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的《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相比，不幸的是乔纳森·拉森（Jonathan Larson），他因病去世时甚至还未等到《吉屋出租》（Rent）的首演之夜。

最近对于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这部传记性作品已经写了很多，在这里只想再多说一点它的诞生前后，以及斯托帕德一直的关切。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他得知自己的家族史以后，没有立即着手书写，但他明显钟情于东欧历史题材，思辨过去与现在、确定与不确定，像《阿卡狄亚》中对哲学与科学的探讨，《乌托邦彼岸》中描写的19世纪激荡在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上空的革命风云，特别是后者，已经显露出作者对历史选择的失望与困惑，和寄希望于从人类情感中汲取力量。只不过同样是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三段式，斯托帕德在《利奥波德城》中放弃了《乌托邦彼岸》中的循环往复，选择了线性叙述，但并未放弃对积极的线性史观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