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个恶到根子上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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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生在吾国，会比在其他国家更能体会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尤其是明清史，官方民间著述多多，倘若就某一专题做集中的了解，相信历史的还原度会非常之高，譬如丁易这本《明代特务政治》。阅读的源起无非当下诸多现实，偶然见豆友推荐，因所孤陋，印象中关于明代宦官问题的专著似乎并不曾见多少，当然，更不知丁易其人。读时也未曾注意正文之前的出版说明，然而，将近半月的阅读中，不时见到这样的文字：

“在专制独夫时代，全国军队都是独夫的私人军队，虽然对外有时也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但从本质上去看，那时候皇帝就是国家，保卫国家也就是保卫皇帝。而主要的还是对内，那就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巩固独夫的权位和利益，压迫全国人民在刀枪剑戟之下，服服帖帖地做顺民。”（P218）

 “特务原象狗一样，谁给他肉吃，谁就可以做他的主子，他决不会牺牲自己真的去给主子效忠拼命的，无论主子对他多么好，怎样信任他，只要主子有一点不稳，或是他自己感到有些不妥，便立刻脚踏两只船，以便望风转舵，或直接投降到主子的敌人那边去，传统的封建道德——什么忠孝节烈，礼义廉耻，在他们身上是一点影子也找不出的。”（P247）

    “(前引《端岩公年谱》所记刘瑾被凌迟一节)这就是主子对付特务头子的最后办法，这就是特务头子的下场，做特务的人看了这一段，也该好好地深思猛省一番了。”（P467）

    “参加这些斗争的市民••••••至多也不过打击几个和特务勾成一气的官吏，把特务杀掉了或赶走了，他们的复仇目的就算达到，斗争也就跟着完结。他们固然没有认识到要消灭特务必须消灭产生特务的政治，甚至他们连指挥特务的是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没有认清，所以他们在斗争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提出要推翻政府的口号，他们只是‘民变’，而不是 ‘造反’。”（P494）

且著者之爱憎，字里行间可以极明显地感受到，以至于书中除引文外，举凡有明历朝皇帝，皆不称庙号而直呼其名，读时甚感不便。直至读书后所附作者原序，才明白作者历时四年辗转七地而于1949年初成书的原委，也才恍然作者缘何如此。可未曾想，六十年后读此书，只好感叹作者猜到了开始，确不曾猜到结局。一个新兴的国家政权，不是看其说的如何，实在是要观其行。而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党，亦并非只好永入沉沦。

关于明亡之因，历来说者众多。钱穆在《国史大纲》里就将明代定义为君主独裁，然“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所以，明亡之因固然复杂，废相，宦官，权臣，党祸，兵制，财政，流贼，其实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相为表里，以至成不可收拾之局面。远非稻叶君山所说“明室自万历末年以来，久积种种恶政，人心叛离已达极点，遂至流贼王国”，而应如黄仁宇所言“其中一些因素可以追溯到明朝建立之初”。读过此部《明代特务政治》后，这样的印象会愈发强烈。

 当然，作者原序中曾自嘲此书几乎变成一部“明代特务政治史料汇钞”，相信读过的人其实倒会有相当的认同感，作者征引不厌其烦，譬如，其在第66叶至第70叶间，由《酌中志余》、《明史•崔呈秀传》、《先拨志始》列东林党魏党人名五百余，无非是警示世人的意思，就本书主题而言实在没有必要，所以，完全可当此书为工具书而便于查检。

古时十年寒窗苦，货卖帝王家。士大夫们唯一的指望就在于“明君”，倘“明君”不可得，国事不可为，恐怕亦只好若受尽酷刑的杨涟，在镇抚司大堂上对其家人大声交代的“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读书”罢了。虽然彼一时此一时未必有霄壤之别，但世界已然换了人间，若真个“不要读书”，就真个尽入其毂中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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