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今年最高分的华语电影

最近在院线上映的《隐入尘烟》，虽然是去年唯一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片子，但最后在奖项上颗粒无收，豆瓣评分也落在不温不火的7.8分。

本来定档今年2月，临上映前却因为“技术原因”突然撤档，时隔四个多月后好不容易重新上映，竟在极有限的排片中赢得一片赞誉，豆瓣评分更是一步步上升到现在的8.4分。

和这充满戏剧性的“逆袭”相比，《隐入尘烟》的故事可谓简单至极，讲述的不过是农村光棍马有铁（老四）和身怀残疾的曹贵英，两人被家人凑对后搭伙过日子的平凡故事，这样一个一开始就被打上“乡村爱情故事”标签的“土气”故事，为什么能成为今年目前为止口碑最好的国产电影？

《隐入尘烟》里有两个孤独灵魂的动人爱情，有田园牧歌的疗愈景象，有对农村现实的细微展现，但或许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失语者的故事与三年来已身心疲惫的人们，引发了难言的共鸣。

01.

关于乡土的想象与现实

电影是关于时间的艺术，《隐入尘烟》首先吸引人的，是其中对时间流逝的自然主义式呈现。

种子长成小麦、苞谷和洋芋，鸡蛋变成小鸡再生出鸡蛋，蝌蚪长成蛤蟆，燕子飞走，又复归筑巢、繁殖，通过对这些物候的细致捕捉，我们得以感知恒久土地与流动时间的合奏。在春夏秋冬的四季回转之中，老四（武仁林饰）和贵英（海清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本能融入这记叙着古老生命韵律的土地与时间之诗。

对于大多数现代人而言，这种本能早已失去。我们用各种人工道具来标记时间，同时也让自己的时间被切割成疲于奔命的碎片。《隐入尘烟》会让人联想到2019年上映的一部纪录片《四个春天》，这部当年也备受好评、豆瓣评分高达8.8分的电影里，燕子回巢、草木复苏、耕种收获，这些物候同样成为了时间隽永轮回的象征。

《隐入尘烟》也好，《四个春天》也罢，甚至包括曾经大火的李子柒视频，我们喜欢这类影像，都是某种心理代偿的体现：越是失去，越是向往。

都市人向往的当然不是风吹日晒的农耕辛劳，而是与自然共鸣的和谐之道，一种缓慢而恒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在纷乱时代中锚定自身的可能。

这种向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在当代人中蔓延，不仅仅因为都市生活带来的疲惫与厌倦，也更因为在这几年间，我们目睹了太多“历史时刻”，见证了太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每天疲于应付改变的人们而言，电影中那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存状态自然就变成了令人心生向往的“桃花源”。

但到头来，其实大多数人能做到的也不过是看一场电影，做一场梦，因为大家心知肚明，我们终究回不到过去。《隐入尘烟》中只看四季轮回、无关时代变迁的生活，也终究只是一种幻觉。

导演李睿珺无疑在两位主人公身上寄托了对乡土社会最温情的想象，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对脚下土地的质朴信仰，源自生命本真的通透，都带着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就如老四最后烧给贵英的那个8D电视，又带着某种“超现实”的色彩，对应着现实周遭的冷漠与残酷，让老四和贵英自处的小世界宛如一个乌托邦的孤岛。

我们看着这个孤岛一次又一次地被小心建立，再一次又一次地被粗暴摧毁。在以“新农村建设”为名的一次次拆迁、推倒和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中一些值得留恋的旧存在，永远被碾压在了残垣败瓦之中。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李睿珺，始终对乡土社会中逐渐消亡的生活方式满怀关切。他说：“城市能代表什么呢？它只能代表中国的局部，而更加真实、更普遍的情况是，中国人大多生活在乡村的世界中”。

于是在李睿珺执导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里，他拍了一个做棺材的老木匠的故事，老木匠为死去的好友做了一具画着仙鹤的棺材，最后因为不愿火葬，宁愿选择让孙辈将自己活埋；在另一部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里，他拍了一对踏上寻父之旅的兄弟，他们被告知沿着河流一直走，就能找到那在水草丰茂之地的家，但最后他们找到的，只有沦为淘金者的父亲。水草早已不丰茂，家也早就没了。

先塑造一个乡土生活的理想图景，然后通过摧毁这个图景去完成表达，《隐入尘烟》是李睿珺为乡土中国作的又一曲挽歌，这是此片最令人唏嘘之处，或许也是其最大不足之所在。在对乡村过于浪漫化的想象中，其中的很多结构性问题也因此被回避与搁置，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回到过去和传统来解决的。

老四拴在贵英裤腰上的腰带，现实里多半没有这么温情脉脉，农村女性可能要承受更多家庭操持劳作，甚至家庭暴力；落后而几乎不见机械痕迹的耕种方式，只有在丰年里才能让农民勉强维持生计；面对匮乏的资源，农村里的底层互害和互相倾轧从来都很残酷；乡土社会重“礼治”而轻“法治”的弊病一直延续至今，某些腐朽传统对人的束缚甚至戕害也依然屡见不鲜。

所以当有人评价到“乡村生态被城市文明蚕食，我倒希望蚕食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实中的田园牧歌早就不复存在，离开农村的人大部分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故土。被贴上“久未居住”条子的空屋终究会被推土机推倒，缓慢的驴车终究会换成快捷的汽车，人们终究会从泥屋搬进水泥格子里，陈旧、过时和不堪一击的土地逻辑，终究也会让位于强大的金钱逻辑。

02.

两种逻辑和土地问题

在《隐入尘烟》中同时存在着两种逻辑。一种是古老的逻辑、乡村的逻辑、土地的逻辑。这种逻辑属于甘肃的张掖，属于日益凋敝的农村，属于终将被摈弃的过去；土地的逻辑是凝滞的，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因此“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

土地的逻辑是简单而公平的：种一袋麦子，投入劳动和时间，之后就能得到二十袋麦子。如《隐入尘烟》里展现的朴素现实，驴子春天时多吃了一株嫩苗，秋收时就少吃一条苞谷；农民的生存所需取之于土地，最终也将化为尘烟还之于土地。

土地就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道，所有的生命经验几乎都与脚下的土地紧密相连。所以当老四和贵英上到高楼俯瞰田地时，他们不禁惶然：那里离土地太远了，离他们已经熟知一辈子的生存之道太远了。这种心态并不悬浮，许多老一辈农民在面对数十万的拆迁款与看似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会兴高采烈、全盘接收，他们仍对这套旧有的逻辑有所留恋。

另外一种逻辑是现代的逻辑、城市的逻辑、金钱的逻辑。这种逻辑属于电影里村民选择去打工的东莞和深圳，属于这些繁华发达的都会，属于走向未来的当下；金钱的逻辑是流动的，人们可以为了钱离乡打工，自然也能为了钱回乡拆房；金钱的逻辑很复杂，变幻莫测，总是让人搞不明白。推倒个旧屋能得一万五，城里一套房子则要二十万。

一件大衣开价要四百最后却能八十拿下，这八十的大衣却又能与捐献稀有熊猫血的恩惠相抵。老四和贵英辛苦劳作一整年，到头来所有收成卖得3974块，还得以取整数的由头被人削掉4块钱，减去种子化肥等花费的1570块，最后能留在老四口袋里的，不过2400元整。

导演似乎是刻意地在电影中放置了那么多琐碎而真实的金额，因为当某些难以量化的价值被置换成冰冷的数字时，我们才会惊觉其中的荒诞与不公。

农民种一年地赚的钱，很可能还没有打工一个月挣的工资多。所以也难怪那些回来拆自己老房子的村民，他们等不得燕子的长成，一天都等不得，因为他们急着回去打工。但当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自家土地怎么办呢？他们租给别人。

《隐入尘烟》着力表现的是乡土生活的诗意，现实因此成为背景，但这个背景中置放了相当多耐人寻味的细节，荧幕外的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由此管窥农村问题的复杂性。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农村土地的租赁问题。老四给“村霸”张永福捐血，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被吸血”，作为贯穿全片的暗线，仿佛一个被埋下的定时炸弹，在两人的静好日子中，时时提醒着危机和压迫的存在。

老四和张永福不是亲戚，也无甚私交，捐血的善举受迫的是全村的压力，因为张永福租赁了村民的土地，他一天不好，村民的地租和村子被拖欠的水费也就一天收不回来。张永福这种人，即是所谓的“包地户”，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会把自家的承包地租给包地户耕种，而包地户将散落在农民手中的土地收上来之后，就能进行规模化种植，因此也被称为“种粮大户”。

电影里老四也租给了张永福两亩地，一年的地租是1000块钱，算下来一亩地500元的地租，实在不算高。然而就是这样低廉的租金，农民也被包地户拖欠，甚至最后以高于市场价的苞谷来抵债。

在《隐入尘烟》里我们看到的是种粮大户对村民的欺压，但如果稍微搜索一下最近几年的新闻，就能看到截然相反的状况。“地租疯涨”、“种粮大户退租”等字眼频频出现，包地户感叹“粮价高一尺地租高一丈”，收益的减少甚至导致退租潮的出现。

一方面是粮价的持续高企，另一方面种粮户和村民却没有因此受益，最后土地的集中又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这是农村问题的又一症结。但这些讨论，显然已经超过了这部电影的容量。

03. 

失语者的归处

对镰刀，麦子能说啥？

对啄它的麻雀，麦子能说啥？

对着磨，麦子能说啥？

被当成种子，麦子能说啥？

片中老四在田埂里说这番话，可以说是无数失语者的写照。《隐入尘烟》是李睿珺写给失语者的故事，他在《人物》的访谈里谈到创作老四这个人物的初衷：“在村子里，一直都有老四这样的人……每天去放羊，无聊时会看村子里的人打麻将。他就坐在一个角落里，我从没听他张口说话，不是不会说话，他有语言功能，就是没听到过。”

当他意识到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时，就很想为他们拍一部电影：“人的一生，从出生到长大、到生活的这个过程，特别像在参加长跑比赛。我们习惯于注目第一名、第二名，但我觉得，最后一名、倒数第二名也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比赛中，没有谁不是拼尽全力的，大家都很努力地活，很努力地遭受这一切，那些境遇没那么好的人，更值得被看到、被听见、被关注。”

电影里的老四似乎并不在乎在人生的长跑比赛中落在最后。他一辈子都被使唤、被吸血、被欺压；他习惯了逆来顺受，习惯了自力更生，习惯了沉默无言。他并不为之愤怒，也不为此颓丧，每天依然坚定地在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迹。

但即使如此，“无常”依然会降临，并夺走一切。有人问过李睿珺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一个结局，他说中国人当惯了顺民，因为深信“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很多时候命运就是如此残酷。杀死贵英的不是可恶的资本家，不是冷漠的村民，不是自私的亲族，不是来自任何可以投射恨意的具体的人事物，而是“无常”。当老四抱着贵英的尸体站在冰冷的河道中时，他甚至没办法控诉任何人。

老四代表的是一个典型而隐忍的中国好人形象。这种形象在中国电影中其实并不少见，要说最近的，是在《隐入尘烟》之前同样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地久天长》。在《地久天长》里，主人公刘耀军和王丽云先是被强迫打掉二胎，更是在一场意外后失去唯一的孩子，导致他们连失两个孩子的罪魁祸首，却是情谊深长的负责计生的友人一家。

他们和老四一样，没有怨恨，默默承受，甚至离开故地，远走他乡。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以两家人的和解和原谅告终。因为当造成悲剧的根源被收缩到具体的“坏人”身上，并最终实现和解时，对个体苦难的描画就俨然变成了对隐忍品德和岁月静好的歌颂，说到底，这成了一种扭曲的妥协。

但《隐入尘烟》没有妥协。贵英去世之后，村民对老四说：“不要太伤心，你现在房子、粮食都有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

若老四在对贵英的缅怀中独自活下去，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结局，但他最后选择了决绝。忽略掉放在所有演职员名单最后那句不起眼而极易错过的字幕（导演想必也希望观众错过），看似开放式的结尾，其实已经暗含笃定。选择死去，这是老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抗。

他依然沉默，但他不再甘当被使唤的“贱骨头”。他选择了“好死”，而不是“赖活着”。他握着那只草编的驴子进入长眠，来世宁愿做一只草编驴子，因为“不吃草也不被人使唤”，也就超脱于被奴役的命数之外。

面对这种超脱，结尾那被拉走的家畜，那被推倒的家园，那落入他人之手的钞票，都已变得不再重要。正如片名“隐入尘烟”所明示的，所有一切都尘归尘，土归土，对于顺民来说，竟然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这或许是今天生活里，千千万万沉默大多数的写照。如此微不足道，如此面目模糊，像贵英的遗照，稍加放大，就只能看到粗糙的颗粒。

如果说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和远在西北的农民有什么共通之处，那就是经历过近数年周而复此的封锁与困顿之后，我们深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老四和贵英，当面对不可承受，隐入尘烟的一代，或许就是最好的归处。

监制：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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