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百万年薪，转行搞艺术，MIT女学霸：30岁，我才摆脱父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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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本科的录取率有多高？

前不久，该校发布的官方数据是4.8%。即便时间退回到十年前，录取率也在7%左右徘徊。

对于很多人求之不得、高攀不起的顶级名校光环，凌零却在30岁那年亲手摘掉了。

她放弃的，还有年薪百万的500强外企管理工作。

在那之后，她一跃而下投身到从小热爱，却完全陌生的圈子：音乐。

没有人脉、没有资源，只有学生时代练就的基本功。刚开始时，她连“入口”都不知道在哪儿。

整整四年，她拿出工作10年积累的全部积蓄，一点点摸黑向前，终于磨练了一部好戏。

去年，她编剧作词作曲的职场音乐剧《斜杠进化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水花。

票务网站的评分高到9.4，就连听过音乐的《蜘蛛侠3》的编曲肖恩·麦克马恒和百老汇指挥/音乐总监都发来好评。

有人这么评价道：

被里面的人物真实到了！笑得快晕厥过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皆大欢喜，而是每个人要面对的现实生活。

虽远远算不上什么“胜利”，但观众给凌零的“重启人生”投上一枚关键的“赞成票”。

三十岁之前，她活在父母期待、世俗光环里，像很多人其它名校精英一样；三十岁之后，她把这些光环统统收起来，归零，出发，驶向自我。

今年7月二轮升级公演前，我们跟她聊了聊是一路走来的经历。

与酣畅淋漓的追梦故事不同，凌零的故事背后夹杂着与原生家庭的拉扯，自我选择的艰难，值得每个家庭深思：

为便于阅读，后文以第一人称叙述。

艺术爬藤，爬出了"真感情"

我的整个求学生涯很少由自己作主。很多节点被迫跟着父母职业变动而变化。

小学是在南京读的，到四年级时，父亲因为工作变动，全家都要跟去美国。为了有所准备，我先跟母亲到上海，在国际学校适应了一学期。新学期还没上一半，Time is up。

走之前，我对学校很不舍，曾恳求父母能不能不出国，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亚裔家庭没有不卷的，到了美国后，我母亲成了圈子里的“鸡娃”达人。

一到假期，她要么就给我报奥数班，要么就安排补课。她还经常组织熟识家庭的孩子一起补习。

还记得高中备考时，我妈就组过局，请了一位SAT老师，单独给大概5、6家小孩补课。

父母们乐开了花，但几个孩子十分抗拒。

当时我的SAT成绩已经达到1500，再往上冲很难，那位老师教的内容只够考个1300分，完全没用。

当然了，父母安排也不总令人扫兴。

有一年，父亲去给我报假期班，然后……他填错了表，报上了一个音乐剧集训营。因为不能退费，他们很不高兴，硬着头皮让我继续参加，就当做某种课外活动，在简历中添上一笔。

正是这次集训对我产生了炸裂而深远的影响。

其实在去美国之后，我一直没放弃音乐。公立学校课不多，有很多课外活动时间，我会用来弹钢琴、学打击乐，跟同学一起参演音乐剧。

各种尝试后我发现，自己在音乐方面有些天赋。

报考乐团时，试听练耳部分一直是最难的，但我却满分通过。

八年级时，我进入当地青年交响乐团，负责古典打击乐。这个岗位很“轻松”，没事儿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看总谱，开始自己写音乐。偶然间，指挥发现了，他很惊讶我的学习能力，老师开小灶教我作曲、总谱和指挥。

后面我还自学了编曲，带着乐团小伙伴做一些小型室内乐。

说回音乐剧集训班，为什么令我“炸裂”呢？因为非科班出身的我，进去后才发现，同学们太“卷”：

有人去过百老汇演出，还有人直接就有经纪人，目标非常明确——去参加迪士尼音乐剧的选角。

如果说，交响乐团经历打开了我的音乐脑，看到不同乐器和谐共奏的大图景，那么，这次集训带我看到专业级演出的专业、严苛和震撼。

进团后，受刺激的我被激发了，努力拿下marching band小指挥的位置，有机会登上了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NFL，在赛季中场，为万人观众表演。

赛场的汗水、激情和人声鼎沸相当震撼。作为演出者，你会不由自主想把自己燃烧进每个音符里。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体验，太深刻、太诱人。

只可惜，这一热爱在大学申请前就被葬送了。

开始作曲后，我写过一出交响乐，还曾跟母亲“炫耀”，这辈子就该当个作曲家。我妈当场就泼来一盆冷水：“千万别想，我们家全是做医疗的，你也要做。”

在他们眼中，让我学音乐并非放任我走这条路，只因为美国顶级大学喜欢全面发展的孩子，有艺术特长能给履历提亮。

申请季前，当时我们的乐队指挥曾上门试图说服我父母，放我去申音乐学院，却被礼貌地拒绝。

逃不掉，这种感觉从青春期一直贯穿到成年工作后。我试过反抗，但最终都无功而返。

亚裔尖子生的反抗

进MIT不是我所想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凡尔赛，但无论是申请季，还是四年求学生涯，我没有享受到大学乐趣，更像是在完成别人设定的任务。

因为父母狠抓教育，我的成绩和履历的确漂亮。校内GPA是4，标化大概1550左右，曾经一年内修出7门AP课。

高二时，我还帮助一家医疗大数据公司（可能是全美最早的医疗大数据公司）做模型和编程，帮他们申请到专利，赚了一笔兼职费。

美国西屋科学奖我也有参加，最后是semi-finalist, 用国内的说法就是二等奖。

特长方面，除了演奏、指挥、编曲和表演经历，我还坚持游泳，是校队成员。到高中后两年，我每天至少5个小时是在做课外活动，尤其是在游泳赛季。

只不过，这些活动安排，从父母的视角来看，都是非常有目的性的——申请名校。

回头看来，在这一目的驱使下，他们的安排极为讲究“性价比”。

比如游泳我其实只参加联赛赛季，因为可以拿名次，到了俱乐部赛季，他们就不让我参加，而要求更多AP课。

学音乐也是如此。拿到奖项和表演机会后，写不上履历的巡演，就成了非必要项目。如果我想参加，还需要跟爸妈battle一番。

我不是没有抗争过，会经常跟母亲谈条件：如果这次SAT考到多少分，就让她同意我参加乐团巡演。

这些抗争到最后一点用都没。

作为孩子，我手上的筹码太小了，一直吃亏。即便完成了目标，他们也可以反悔不认。

私下里，我给自己留有余地，比如除了他们指定的十所名校外，我悄摸摸的申请了州里排名很高的音乐学院，也拿到了offer。

当然，都是徒劳，最终我还是去了MIT，学生物化学工程。

现实层面，大学阶段我还无法经济独立，学费还得依赖父母。这是导致我没有人生决定权的关键。而在命令-服从家庭氛围里长大的我，也没有勇气就此“离家出走”，再也不靠他们。

选择MIT时，我还抱有一丝幻想——反正进校后父母管不着，可以继续搞音乐。直到进校后，我才彻底醒悟。

MIT很喜欢全面发展的天才型学生，周围的伙伴们从来不缺少音乐天赋，而且我们院还有音乐剧传统，每年都有大制作出街。学院会购买百老汇学生版权，自己组织所有工种和现场交响乐团。（网上可以搜到MIT Next Act的演出片段）。

但慢慢你会发现，天才不是超人（极少数除外），也要上课、写论文、考试、实习和就业。

大一大二我还有时间参演很多音乐剧制作和排演，到了大三大四，专业方向选定后，大部份精力都扑在专业方向上。

我选择的方向有点跨学科性质，既与生物医药相关，又需要有编程功底。我当时还在Sloan商学院辅修，课业压力可想而知。熬夜几乎是家常便饭。

好在学习方面，还是颇有心得，毕业前，我已经拿到了辉瑞的offer，开始给疫苗反应堆编程和梳理质量控制。

只是音乐梦，已经碎在来的路上。

凌零MIT毕业照

到这里，父母对我的期待都达成了：进名校，学生物化学，做healthcare。

这些规划在外人看来，是相当妥帖的。可我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去热爱这个行业。而且，只要在美国，父母对我人生大小事的干涉就始终存在。工作还不到一年，我就选择跳槽，转行做咨询。

我看重的，未必是行业优势，而是这家给offer的公司可以全球外派。

我很快回到中国，接下来近十年里，穿梭于上海和全世界各地，做项目，攒经验和攒钱。

好像只要不在父母身边，我之前被压扁的人生就能一点点弹回来。

归零后，才是属于自己的人生

尖子生的学习能力迁移性很强，职场上很容易受益。大概在30 岁前，我离开咨询公司，去了所谓甲方的跨国公司，升到了总监。

有一个诀窍就是，除了果断、超强执行力外，像咨询行业，你尤其需要能搞定客户。要在对方想到问题之前，提前预想到结果，准备好预案，就能控制进程、风险，进而管理和达到客户预期。

等到积累一定客户口碑后，企业内好的资源会自然而然向你倾斜，大家都愿意向你靠拢，和你一起做项目，职场正循环就形成了。

但，于我而言，外在越优秀，内里越内耗。耗到最严重时，总会问自己，这个人生走向真的是我想要的么？曾经碎掉的旧梦，真的没办法捡起来了？

工作后，我很少有时间做音乐。只有公司年会时，才有机会在小小舞台上爽一把。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一场公司年会。

我召集很多同事排了一出歌舞剧，演出相当成功，不仅领导们满意，参与的所有人都很享受。结束后，还有观众上台为我们献花。

只是没想到，落幕后，回到家中静坐的我陷入emo。

它点燃了我对音乐的“旧情”，这种旧情从年少时就深埋心底。

这十年里，我离开了美国，经济独立了，不再依赖父母，作为社会人完全独立了，然而，我还是没有机会去宠它、爱它、享受它。

大家都知道biological clock（生物钟），每个年龄段有该干的事，毕竟人的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这给我的最大启示，不是它规定了你在某个阶段必须做什么，而是在某些人生段，你可能做不了什么。

比如，人的乐感和听觉会在40岁之后慢慢衰退，除非长期从事音乐工作，产生了身体记忆，否则，一个人从零基础想入这行，是绝没有可能的。

与其再过几年之后，长吁短叹，何不现在就大梦一场呢？

怀着这种冲动，我辞职了。

父母不理解，母亲在电话中无奈地问：

先生也担心，倒不是担心我“自毁前程”，而是害怕我把爱好变成工作后，反而会失去了最初的热爱。

只有我自己知道，人生终于要重启了。

凌零在剧院彩排

辞职后的两三年，我依靠接些咨询项目，维持生计。偶尔还会帮投资机构评估一些biotech和digital项目技术和风险。

音乐方面，我做了很多尝试，比如管理录音棚，组建音乐工作室、找老师学习作曲，拍微电影拿去参赛。通过这些事，我把影视配乐作曲的流程走了个遍。

这两三年，我也四处碰壁，又摸索着成长。

苦于找不到“入口”，我甚至跑到社交平台上发帖问网友，"怎么能够进入上海的音乐圈？"

意料之中，一无所获。

我还进修了伯克利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硕士，把年轻时缺失的点点滴滴找补回来。

看过各个方向，又我的作曲老师长谈后，方向慢慢清晰了：我决定做音乐剧，主题就写女性转行。不过还有一堆待解决的问题：怎么进圈子、怎么找资源、怎么找演员，找舞台，找资金？

等稍微摸到这个圈子的边缘时，你会发现，行业城墙可太厚了。

斜杠进化论剧照

学霸精英，为何被困赛道转换？

国内这个行业的运行逻辑，和百老汇体系极其不同。后者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孵化生态，不断通过天使投资机制，让自发原创的作品成长出来。

国内更偏向委托创作的模式，创意绝不占主导地位。即便你执行力强，剧本也好，但只要参演人员不是流量IP，或者主题不是资方喜欢的口味，剧作想要出圈基本很难。

可以说，我在过去积攒的行业资源用不上，MIT光环也不再闪。一旦透露自己不是音乐戏剧背景，可能还会招来异样目光。

曾遇过一位很有资历的业内前辈，听我自报家门后，很不解地问，干嘛要入这行。他原话大意是，他选这行是没办法，也做了那么多年，要有我这个背景，才不会来做音乐剧。

MIT校友来捧场凌零的新剧

不过即便遇到很多阻碍，我还是很幸运地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四年里，我跟先生狻猊筹措资金，寻找主创，打磨作品，招募演员，联系剧院，宣传推广，音乐剧去年终于上演，且慢慢向更好的方向进化。 尽管我们戏称，每一天都好像在渡劫、避坑和救火。

凌零在剧场工作

再来说这部剧的主题。其实职场转行的阵痛，在很多女性（或男性）身上都经历过。

比如我们的女主，上外毕业的赵嘉艳，她本来有着稳定的央企工作，有一天去面试音乐剧女演员，甚至还只是一个替补的位置，她仍然选择辞去编制，全职做演员。

这条转行之路，她已经走了7年。

包括我自己，花了十年时间才真正走回热爱的那条路。

写《斜杠进化论》的时候，我们深度访谈了好多身边转型和跨界创业的朋友们，大部分是女性。我们发现，行业壁垒甚至歧视，有形的无形的到处都有。

用一位好朋友说的话就是，“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就不吃人吗？” 很多内容最后都被我们写进了音乐剧里。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们太不懂珍惜了，放着大好前程不走，非要走崎岖山路。

但没有这些看似被浪费的人生，也就不会有今天这部精彩剧目。

我绝不是劝大家离开现有轨道，去盲目追梦。去或留，都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

但我的确坚信，当人意识到什么更重要，且仔细思考如何抉择后，再次开启旅程时，人似乎会变得更有力量感。

走弯路不要紧，它也可以很精彩、细腻、深刻。我把这些领悟都写在剧里了，不信你们可以来自己看看。（戳下方图片👇来看剧）

最后来说说家庭教育这件事。

我从小生活在美国，身边大多数朋友都过得比较自由，他们选专业、选大学都可以自己定，但我不行。

这是国家、文化差异吗？父母总是在和我争执中，以此为开脱。当到国内后，我发现不是的。

国内很多父母也很开放，并不是所有中国家庭都会如此。而美国我这样的“高压”家庭也不是唯一。所以，父母的理念非常重要。

学艺术真会没饭吃？

很多父母都跟我妈一样，会担心这点。

我认识一个学姐，她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念完本科后，就回国内做音乐幕后。因为眼光独到，在圈内做得风生水起。

人家没有饿死在街上，赚得比我多，也不是什么大明星，只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工作者。如果22岁我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前十年会更开心一点。

当然了，即便你对自己正在走的路没有那么确定，也没关系。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做数。

《斜杠进化论》会在7月14日于中国大戏院首演（至7月23日），如果想要跟凌零面对面，欢迎戳下方海报👇来看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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