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离开北京，中国各界普遍对其平和、专业、务实的风格赞赏有加，特别是其关注女性发展的活动博得很多好评。说起耶伦，很多人对她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现任的美国财长职务上，但其实耶伦的能力和在白宫核心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可不止于此。作为犹太裔，耶伦有一种与生俱来对于数字以及经济的敏感，她毕业于布朗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之后任教于哈佛大学。1977年，年仅31岁的她就已经进入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职。1994年-1997年，她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为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并在97-99年成为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10-2014年，耶伦被奥巴马任命为美联储副主席，并从伯南克手中接任美联储主席。特朗普上台后她选择眼不见为净从美联储辞职，加入了美国久负盛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拜登上任之后就提名她为财政部部长，而她彼时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另外一名同事——苏利文也进入到了拜登的核心幕僚团队中。更值得探究的细节是：如果说2020年拜登的绝对心腹是布林肯，那么当下拜登更信任的是苏利文、耶伦以及布林肯的三人团队。这其中特别是苏利文和耶伦，可以说是拜登最核心的左膀右臂——苏利文的尖锐加上耶伦的老练，帮助拜登成功推动了诸多法案，特别是《通胀削减法案》这样对美国乃至全球都有非常深刻影响的国家计划。可见，耶伦访华注定不仅仅关注经济议题，也是两国政府深入交流的重要事件。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被称为是“破冰之旅”，那么耶伦此次到京更多是更具诚意且带着具体议题而来。换句话说，美国方面缓和中美近期紧张局势需求迫切，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双边关系也是中美各界都在思考的问题。当我们回顾和梳理最近中美之间波涛汹涌的诸多议题，更会理解这次坦诚沟通的意义和价值，最核心的莫过于三点：首先，围绕芯片以及整个半导体行业针锋相对的局面是否可以有所缓和。当下中美双方在这个领域内的制裁和反制裁措施在不断形成，这种情形是否会有所改变，或者说即使不能扭转整个势头，那么双方的制裁和反制措施边界是否可以逐渐降级或可预见；其次，美资在华以及中资在美的商业利益是否有所保障。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中美对于来自对方国家的企业调查增多，并且限制了资本对于战略核心领域的投资，很大程度伤害了彼此商业利益，是否有可能缓和这方面的审查。传统G2格局破裂带来的彼此伤害对企业界是个重大的利空挑战；最后，是关于美国主张的“脱钩”的大论调是否有所改变。从中国视角出发，“脱钩”更多是美国政客主导的非理性的政策，应该把更多的决策权交给市场和企业，而不是政府主导。然而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国受益于全球化，而美国是过去全球化体系的最大的受害者，所以美国要重塑世界产业和贸易格局。
当然，不排除耶伦传递了拜登总统关于俄乌战争等问题的重要信息，这些不得而知，但可预判议题会非常丰富。据财政部网站7月10日消息，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就美财政部部长耶伦访华具体情况答媒体询问，开篇就强调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基于以上承前启后的分析思考，耶伦此次访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也就可以理解了。根本价值在于：从当下的视角看全球经济趋势，应该说对企业家、投资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信心影响最大的就是中美关系所引发的诸多不确定性，中美联合应对不确定性注定造福双方。
2021年2月至2023年2月美国与中国的月度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其中蓝色为总额、黑色为美国出口中国、灰色为中国出口美国不妨一起看看贸易数据。从近期的中美贸易数据可以看出，2022年8月之后美国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度正在下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五月份公布的数据，一季度中美贸易总额1.89万亿，下滑5.5%，特别是中国对美出口出现大幅下滑，达到8.5%。追寻过去20年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大逻辑，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启动了中国经济最为强劲的增长：GDP从2001年的1.33万亿美元到2021年的17.73万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占比从4%到17%；中国人均GDP更是从1053美元上涨到12556美元，上涨了12倍。数据显示中美繁荣周期是一致的，这也就说明中美关系积极稳定是世界繁荣的基础，反过来更是印证了耶伦此次来访的重要意义。本文，笔者和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以及多位智库专家将从中美大国博弈视角看耶伦访华对中美经济合作的潜在影响，将深入分析中美关系新阶段发展特点，以及与全球经济的系统关联，力求为中国全球化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和投资者做一个基于深度研究的决策参考。简单回顾一下中美经贸发展过去40年的总体历程，这个铺垫有必要理解双方关系的发展历程。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里，由于华盛顿与中国大陆断绝关系，两国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往来。1979年，美国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促使中美双边贸易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从每年几十亿美元一跃增长到数千亿美元。后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改革进程。国家放松了对经济的掌控，允许私营企业发展，并旨在促进贸易和投资。
1986 年北京申请重新加入WTO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当时，经过与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长期谈判，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作为加入的条件，北京承诺进行一系列全面的经济改革，包括大幅削减进口商品的关税、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改善其法律法规的透明度等问题。当时，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认为：将中国带入全球贸易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最终的民主改革。尽管如此，此举还是遭到了美国工会和许多国会民主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的弱势工人和环境保护将激励其他地方采取类似做法，并带来“逐底竞争”。最终，美国政府还是顶住了各方面压力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就已经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但世贸组织成员身份确保了“永久正常的贸易关系”，从而为美国和外国公司提供了更强的确定性，即它们可以在中国生产并出口到美国。此后中美贸易进入了激增时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从2001年的约1000亿美元增涨到2021年的5000亿美元。在中美合作期间中国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已经处于越来越关键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工厂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零部件组装产品，最终出口到美国这一最强购买力国家。当然，美国在中美合作中占尽了好处，美国自然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处理中美关系，中国因为自身能力和价值崛起，并非靠吃施舍来的奶酪。纵观过去的四十年历史，中美贸易带给美国全新的繁荣周期。最核心的一点是：美国消费者从较低的价格中受益，美国公司从进入中国市场中获利巨大。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经济学家扎维尔·加拉维尔和埃瑞克·萨格尔发现，在2000年至2007年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增加使美国家庭的平均年购买力提高了1500美元。2017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中国的出口支持了美国近2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公司每年从在中国的销售中赚取数千亿美元，然后他们可以将这些钱投资于美国业务。中国企业已在美国投资数百亿美元，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审查的加强，这一投资有所减少。客观上，中美G2式紧密合作，确实带给了美国巨大财富，而且提高了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某种程度上中美产业合作打败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尽管贸易关系无疑带来了好处，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美间的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也让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看到背后对美国乃至西方的挑战，这些挑战虽然不是中国发展直接带来的，但确实给了美国政客诸多口实。概括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过去二十年美中贸易激增，绿色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价值、黄色为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大卫·多恩和戈登·汉森领导的研究发现，中国制造给美国本土造成的冲击远比与其他国家（如日本）更为明显。这是由于中国制造进口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历史上的其他地区、中国庞大的低薪劳动力规模让受影响行业的范围不断扩大。失业率的增长的明显后果就是原本处于和中国竞争的一些州和地区政治两极化会加剧，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治的支持率也不断上升。美国由于没有有效地管控这个极右翼趋势，最终导致特朗普成功当选。由于中国的科技战略、经济战略有连续性，国家对于核心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可观，这让欧美的私人企业在面对这样的竞争的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他们进而批评中国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政策，造就了一批冠军企业。而反观欧美，一直在防止市场出现垄断型企业，因此无论从本土还是全球市场上来看，根本没有办法和中国的冠军企业进行正面较量。不同的战略路径导致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上升，让西方特别是欧美企业感觉到岌岌可危。3. 对于美国也好，欧盟也罢，最大的危机感来自于双方竞争日益加剧的经济体系。美国一些反华人士污蔑中国是钻了WTO的空子：在加入WTO最初的阶段确实有进行一系列深入的变革，并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经济自由化，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完全拥抱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用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进行经济监督。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希尔曼也表示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模式，并且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从美国视角来看，反华人士的理由似乎越来越充分，就是要想保证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战略领先，特别是重新建立自己的领先安全距离，就必须要进行直接和间接的进攻：所谓的直接的进攻就体现在要正面遏制中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科技脱钩、加强中国对美以及美国在华投资审查、设立针对性关税和强化自身产业政策等途径；而所谓的间接进攻就是要进行国际贸易秩序的重塑，重新起一个局远好于在目前的WTO中进行所谓的变革。因为只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范式，就可以把中国在全球化的参与限定在一定的“安全范围”内，远比把中国从目前的体系中降级要容易得多。
以上对中美关系的经济影响大颗粒度的归纳有利于我们理解今天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性逻辑，而且，今天的中美经济关系变化很多都来自于全新的再平衡需求。用欣孚咨询首席顾问周掌柜的话说：“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崛起的中国的再平衡，是一个避免直接冲突的必然阶段，但彼此认知到自身繁荣和对方息息相关的话，则需要更加建设性的姿态面对差异，或者给对方一定的调整时间。尤其需要放大合作潜力点，减少在个案和个别矛盾上放大分歧，这或许正是耶伦式沟通方式的价值所在。”周掌柜认为作为经济学博士的耶伦带有学者的理性和政治家的远见，选择了基于尊重的沟通方式，这一点对于改善中美关系尤为重要。虽然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直接经济获益者，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繁荣与中美关系的缓和有着更直接的关联。欣孚智库专家对此评论：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当下整个周期，那么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说加速了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加入WTO最大的助力就是来自于美国和欧盟为核心的西方，彼时的西方认为，只要不断地加深和中国的经贸往来，就一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中国的各方面改革和进步，从而推动中国和西方在各方面的大融合。
从WTO所提供的中国人均GDP数据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中国确实从1978年之后实现了经济的三级跳，最终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也由于这种增长，数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更是清晰地展现出了中美贸易在近40年的趋势：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中美关系的核心是利用经济互补差异实现利益的捆绑，这种互补性集中体现在美国产业向中国的不断转移、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力度不断增加、中美贸易的顺差越来越大，最终美国和中国成为了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在2014年甚至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在2014年吸引了全球1275亿美金的直接投资。中国和美国对于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左边红色为中国从1990-2010年对于全球资本的吸引，右边蓝色为同阶段美国对全球资本的吸引，2014年中国超越美国换句话说，中美的依存为中国实业的发展奠定了外部条件，也为中国赢得了黄金三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中国在境外的投资也不断攀升，2016-2017年期间中国在美国以及欧盟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千亿美元的级别。但遗憾的是——随着美国特朗普的上台，美国对华的整体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背后有三个核心的逻辑值得此刻我们高度警惕：首先，美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开始意识到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和西方倡导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一直以来开放的全球市场并没有换来中国的“西化”，或者说恰恰相反，中国在制度上还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竞争关系，挤压了欧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域的战略空间；
最后，由于中国的国家战略非常明确且政府有强有力的主导能力，中国在诸多高精尖领域已经实现了诸多突破。美国的绝对优势在被不断地缩小，欧洲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呈现出一些迟缓的态势，这是不为欧美所乐见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美之间的战略互补逐渐被战略竞争所替代，中美关系的核心也从“互利共生”向“克制共存”转变。民主党拜登上台之后，虽然在内政方面有诸多的变革，但在外交方面，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方面，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时期的对抗性政策，而且还不断扩大对中国科技和经贸领域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产业以及经贸政策更具有长期攻击性，试图一举颠覆数十年来的对华经贸政策，堪称翻天覆地的巨变。一方面，美国已完成对中国发展的评估，明确将中国的自主创新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另外一方面，美国正成体系地开展对华科技遏制行动。具体而言，欣孚智库对此归纳为“遏华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合纵连横。发起若干新的战略平台，重新和全球盟友建立联系。比如和日韩的关系重塑、和印度战略盟友伙伴关系的树立、和欧盟的深度绑定、和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捆绑；
第二步，聚焦产业竞争力牛鼻子。推动所谓“能力提升议程”，通过芯片法案、通胀法案等新产业政策扶持美企，并在计算、生命科技和清洁能源三大未来战略产业上，限制中美经贸往来；
第三步，棋下先手。推动所谓“保卫议程”，对中国的三大战略产业精准打压。
如今拜登的任期已经过大半，而拜登政府已经完成前两步，根据欣孚智库团队的研判，拜登政府将在剩余任期内推动第三步的议程。更深入地来看，目前美国政府各部门已基本达成共识，其政策的核心关切，已从制造点状经贸冲突，变成“脱钩的程度究竟如何”。虽然拜登政府“有选择的脱钩”也受到反华鹰派和自由贸易派的批判，前者认为“脱钩不彻底就是彻底不脱钩”，而后者则认为产业政策并不能提升美企的竞争力，而且美国难在“打压中国科技”和“维持两国经贸关系”之间艰难平衡。可见，在拜登政府，美国两党少有的共识依然是“与中国进行对抗”，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也明确了要强对抗（counter），而不是之前的遏制（contain）。但无论哪一种方式，对抗也好，遏制也罢，中美经贸为核心的双边关系走下坡路的态势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制造以及中国企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周期的到来，并提前做好风险管控。这个基本判断对于中国全球化公司以及具有全球资产投射能力的个人极其重要，也就是不能低估美国的进攻性和再平衡决心。但从对华相对友好的耶伦角度看，或许可以找到一条公平战略竞争、有限摩擦、寻求合作的第三条道路，避免极度的压强式逼迫带来双方更具伤害性的应激反应。美国政治家也应该清楚——中国外长秦刚表态中提到的“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做不到的，这句话绝非空谈。以上的历史性的铺垫以及美国政策转向分析可以看出，耶伦这样的务实派甚至某种程度上知华派政治家，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进步推力，这种推力与美国正在推动的遏制中国政策或许存在某种平衡点。但尽管耶伦这次的沟通谦卑和坦率，欣孚智库依然认为美国主要政策对华收紧可能还会继续，有这么几点值得进一步关注：1. 我们判断美国方面遏制中国制造的管制手段长期继续升级可能性加大。
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及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和美国的出口管制都没有显示出取消的迹象。为了进一步达到扭转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的最高层决策者可能会寻求更多手段来对抗中国：一些立法者已经提出法案，要求政府投资计划从中国公司撤资以及美国监管机构会进一步要求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退市。这些有的虽然没有落地，但势必对海外投资者看中国市场产生风险厌恶情绪，影响甚大。2. 欧美重新再造全球供应链可能直接威胁中国经济利益。中国的崛起也好，新冠疫情也罢，都加深了美欧对于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的新认识，促进了美国和欧洲方面产业政策的复苏。美国于2022年8月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将向科学研究和国内生产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投入数千亿美元。如果和美国审查中国在美科学家联系在一起，势必带来更多负面的摩擦。3. 美国边缘化WTO并重建全球贸易体系的意图显露无疑。美国的诸多专家都在质疑世贸组织体系是否足以解决美国的不满，质疑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否与全球贸易规则可以相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美国已普遍接受 WTO 规则没有也不能有效约束中国许多政策和做法”。因此，报告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考虑改革美国贸易法的方法，以应对这些做法。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希尔曼认为，允许中国加入 WTO 并不是一个错误，而是美国犯了错误，因为它没有尽早使用其掌握的工具来阻止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希尔曼说，虽然世贸组织对美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论坛，但华盛顿可能需要将目光投向别处。一些专家建议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建立一个与世贸组织并行运作的契约。政客们提倡更极端的选择；例如，参议员乔石·哈勒则呼吁完全废除 WTO。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博弈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大概率进一步深化，当前可能仅仅是序曲的一部分，欣孚咨询评估可能会出现如下几种情况：1. 中美博弈不会导致世界经济直接进入“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会让全球化进入到一个以区域化为驱动的新阶段。这里一个需要继续观察的因素就是中美博弈是否产生“蝴蝶效应”从而导致全球贸易量下降。根据20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主导的一项研究有关于《中美贸易战和全球贸易格局》的研究：虽然美国和中国减少了彼此的贸易，也有许多国家将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出口产品的制造从中国转移到海外，但全球贸易总量并没有因为中美之间贸易战出现明显下降。这项研究证明，以全球出口衡量的全球化并没有放缓，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正在推动增长，全球化将以新的区域平衡展现。此外，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而衍生出的溢出效应，已经被证明是其他国家的机会，其中最直接受益的是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这一点需要双方友好人士研究和证明双方更多的共荣因素。欧盟-东盟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韩弗雷（Chris
Humphrey）认为，同中国脱钩以及将供应链多样化的决策已经做出，他说：“东南亚已感受到直接外资投资的增长，并从中得到好处。”东南亚受益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的一个研究报告表明，在2021-2026期间东盟会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区域，成为世界贸易的核心区域。2. 美国正在努力重回全球价值链核心，这里面需要中国的决策者和研究者思考相应的应对措施，因为已经相当紧迫。如果说80年代之后的美国是以资源和技术积累来驱动其他地区进行生产，削弱了自身的生产能力。那么从奥巴马时代到特朗普时代再到当下的拜登，美国的战略已经越来越清晰，其本质核心就是要让市场和生产能力合二为一。通过一系列的国家投入，比如《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和《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改变过去的全球化趋势。具体来看，就是通过减税等鼓励性政策提升整个北美的全球吸引力，从而达到深化“美国优先”的绝对核心理念的效果。
从台积电工厂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落地，到德国高能源消耗的工厂转移到北美，都直接或者间接印证了美国要将产业链拉回到北美的决心。
3. 中美博弈的一个直接产物就是终结了当下运行的全球贸易体系：WTO将会被逐步边缘化。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贸易摩擦最多的两个经济体，其总量远超于中美和中欧的贸易摩擦。并且由于美欧在过去四十年在诸多领域是竞争关系，因此美欧之间的投资和贸易谈判进行得一直都不顺利。然而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欧在意识形态上面已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逐渐形成从内核价值观延展到外围战略导向的同心圆体系。而这种跨大西洋的高度融合已然超越了过去几十年所积攒的美欧贸易摩擦。美欧正在产生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判断，那就是：美欧长期的制度型竞争对手并不是跨大西洋的对方，而是中国。曾经的战略合作伙伴已经逐渐演变为多重身份：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敌对身份并存。与此同时，中国和美欧具有合作潜质的领域已经逐渐收窄，竞争关系已经更加明确地凸显，而敌对的领域在不断增加。为了可以加强美欧的联动性和协同性，双方都意识到构建一个跨大西洋平台的重要性，因此在拜登上台后，透过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构建出一个从政策到执行都紧密连接的新型标准体系。通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十个工作小组，美欧在不断加强诸多核心技术领域和产业的标准设定，这其中有中国最关心的新能源、大数据、AI、碳排放、投资审查机制、海外投资等。随着美欧双边谈判的进一步拓展，会产生一个新型的美欧标准，而这个合作的内容也将会深远地影响到未来的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也就是美欧可以从产品标准、生产流程方式、运输流程等整个生产周期的方式去影响制造商和出口国家；此外，可以将对于中国以及中国制造的强制性规范植入到美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协定中，再次充分发挥美欧大市场和技术的吸引力，促使其他国家跟进。如下图所示，这是国际领导力再造的一个必然趋势和过程。从更长远的周期来看，美欧协同标准浪潮一个延伸出的效果可能是在WTO框架外形成了一套美欧完全主导的产业立法体系，不仅包括产业政策，也包括政府采购要求，甚至多种绿色规范，进而长期达到扶持欧美企业和边缘化他国优势产业的结果。笔者作为欣孚智库创始人，从长期在欧盟工作的经验来看：中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建设性参与者，去除中美对抗战队指向的行为，更有利于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性。从中国内在需求来看，有必要对美国知华派、建设性政治家给予更多鼓励和信任，进而形成欧美对华声音的多样性。随着耶伦的离开，很多中美沟通的细节信息也许会逐渐解密，可以肯定的是：在俄乌战争影响下，世界性的和平与发展需要双方注入更多的积极性影响。从企业发展特别是全球化企业发展的角度看，则有两个明确的方向性信息需要关注：一是对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趋势的判断一定要明确，并且尽快形成围绕全球重要消费中心的生产本地化布局，即北美、欧洲和东亚；
二是对于中美未来由“亲密伙伴”走向“管控风险”的研判，中美目前都在尽力将擦枪走火的风险管控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寻找一种共存模式（Coexistence 2.0）。
这两个判断都是基于一个5-10年长周期的整体研判，所以整体走势不会被一些阶段性的波动所改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未来几年的格局和相对应的布局是决定企业是否会成功走向全球本地化的关键。
中美关系的恶化固然会给中国企业带来诸多的挑战，这方面需要中国全球化公司高度重视，并且需要政府决策者对于企业的困境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从国家层面，针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审查必然增加，需要中国公司有更强的法律合规能力，建议聘请当地的法律机构深入合作磨合；从机构层面，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会拒绝和中国背景不明确的企业进行合作，建议自我审查相对敏感的合作伙伴，并做好防火墙；从社会层面，舆论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批判、对于中国制造可能产生的一些抵制情绪等。在这一方面，中国企业需要更多的借鉴更多全球化企业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企业在二战后全球化的经验。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和德国企业的起点可以说比当下的中国企业更加具有挑战性。两国企业在本国的产业基础基本上被战争摧毁，化为乌有；很多企业因为在纳粹时期和政府合作因而遭到了全世界舆论的谴责。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下，从1945-75年三十年，德日企业不但巩固了自身的市场地位，而且还通过商业策略变革成为了真正的全球化企业。此外，对于企业家而言，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未知的领域。中美关系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并非只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关税，更多的还是背后的一系列技术和知识封锁，美欧标准的重新设立以及新的玻璃天花板。对于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来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国际政治、区域政治、国家和地区政治已经成了必修课。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应该更加敏感地关注宏观环境变化，并评估对自身影响。具体来看，企业一方面需要了解宏观大格局的改变，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追踪不同区域的立法环节，即将受波及、潜在受波及的产品以及生产环节和对应的时间表。比如说当下美国的《削减通胀法案》，已经在国会通过了，但是后续的具体实施和对于企业所在的领域影响的具体展现还是需要通过细致入微的追踪才能更加明确。再比如说，欧盟方面还在不断完善的《数字韧性法案》，就是透过整个完整的数字法案去规范数字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产品安全规格。对于企业而言，越早地了解所在行业可能出现的各种潜在的未来政策改变，越能尽快地做好不同的情景设定下的风险应对方案。在中国运营的欧美企业则需要客观地审视中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利用好自身的灵活应对能力。在面对潜在的各方压力的时候，也是考验企业和其上下游进出商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建立联合解决方案，而不是单枪匹马地应对。比如说在面对欧盟方面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排放税的时候，就需要企业一方面建立起碳资产管理和规划，特别是国际认可的碳减排方案和排放数据检测；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优化企业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本地化管理水平、融入当地社会，也是企业在中期需要去系统性应对的挑战。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问题并非完全是因为这些年中美贸易关系转变所带来的，更多的还是本身企业文化在不同社会中水土不服所造成。只不过中美甚至中西方的关系恶化放大了这一点，从本质上，还是应该回到本地化策略的核心。此外，中国全球化公司还有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就是一定要在西方价值体系中争取到最大的发言权。在一个“认知即真理”的西方政治世界中，不发声等同于默认有罪，在美欧战略同心圆逐渐形成的当下，更需要把握好政治游说，一定要展现出全球化企业价值观以及融入。进一步说，越是在西方，越是要充分加入别人主导的“联盟”，以及构建自身的“联盟”，在关键时刻合作伙伴的联盟效应会帮助更好地渗透到整个政策的全面征询过程中。本质上来看，只有充分理解这背后的游戏规则，充分参与其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在政策制定的上游就得以保全。从预期上看，欣孚智库判断：耶伦等对华理性建设性的声音可能在美国整体政治氛围中依然是少数派或者权宜派，最悲观的预期可能在2024年下半年出现政策底部，内外部的最坏预期将充分释放，之后市场和经济底部到来后将迎来新的稳定发展期。3-5年时间看，未来商业环境逐步稳定的概率加大，更极端的中美对抗可能性正在缩小，依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和空间发展自己。这个过程中，也需要美国方面充分认同一个事实：没有中国和中国公司的参与，美国维持低通胀是很难解决的，而且美国国内很多迫切解决的问题（贫富分化、政治恶斗等）似乎比制造中美话题更具价值。建议广大企业界朋友基于最悲观的判断做出积极有价值的行动，充分理解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希望所在。最后，依然希望能有机会再见耶伦，也祝愿中美关系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期待双方基于历史友谊勇敢地彼此改变。客观讲，中国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国家，美国帮助中国打赢抗日战争以及支持改革开放的友好姿态在中国是有记忆的；同理，美国也应该懂得感恩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善良，对于维系美国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合则双赢，斗则俱伤，希望借着耶伦访华的东风，中美关系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者简介：宋欣，欣孚智库创始人、前欧盟政策顾问。作者微信号：xinsong-c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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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武小周
编辑 | 齐豫 轮值主编 | 夏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