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不劳而获”？

2023-07-12 04:07

生活在成都

成都的活力是肉眼可见的。成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像深圳那样忙于搞钱，而是更关心生活。有位在成都已生活多年的外地女生说，她觉得川博里笑容可掬的东汉说唱俑很能代表她心目中的成都人——他们真的很会找乐子，不管赚多少钱，但生活一定要享受。

这种市民心态，使得成都的商业一直相当繁荣，虽然居民收入未必多高，但社会生活却很有活力。据说成都的LV销量是全球城市第一，二手豪车数量也是数一数二的，哪怕不一定占有，但开着体验一下也很重要。按顶级奢侈品、一二线重奢的门店计，现在成都的奢侈品门店总数之多，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前一阵意外爆红的成都远洋太古里，自2015年开业以来，对这座城市的商业形态带来深远的冲击。在此之前，1990年代的成都人逛的都是红瓦寺、文化路，磨子桥的“科技一条街”其实只是电子产品批发零售一条街，没什么技术含量，连春熙路步行街都是2002年才开街的。到如今，文化路封了，红瓦寺也落寞了，投资100亿元的太古里取代它们成为潮流新地标，像是对成都这座新一线城市的一次加冕。

不像有些城市新城老城割裂严重，繁华是从市中心向外递减的，成都的现代化更为均质。老城区的老房子，单价每平米才1万，虽然没有电梯，但交通、生活都很便利。成都的学区也没那么僵化，这可能得归结于特殊的“后发优势”：由于公共服务的配套没有特别偏重，所以学区没有多大价值，除了像泡桐树小学等个别例外，极少因学区单一因素而大涨。这两年天府新区是崛起了，但这并未导致市中心的边缘化，倒是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老城，像玉林社区的改造就是一个经典个案。

成都出了名的文化包容，也成就了这种活力：说唱、街舞在这里都很主流了，酒吧数量之多，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在成都，对奇装异服的包容度很高，打扮新潮的成都孃孃不时可见。别说是衣着打扮了，连性取向也出了名的宽容：成都在民间号称“gay都”，以至于有个梗说“成都唯一直的就是天府大道”，还有人戏言它是“唯一一个男同胞不要独自走夜路的城市”。本地人向我证实，“中学班上平均2人以上的gay”，而且与别处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很奔放地公开化自己的性取向，“你认识了一个基佬朋友，你就认识了一群。”

可以肯定，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气氛为城市带来了活力：如果人人都能想穿什么就穿什么，那不仅是带动相关消费，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种心理上不受压抑的舒展感。诸多亚文化群体的存在，也不止是容忍多元存在而已，因为在几乎任何一个现代都市，这些亚文化群体都是创意产业的主力，他们的创造力，只有在一个包容的环境底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如果你喜欢吃吃喝喝，那成都堪称天堂城市。我这次在成都入住的酒店，给旅客的说明单上，推荐了景点、交通路线，但在关于美食这方面，就只一句话：“成都遍地都是美食。”这里是川菜的大本营，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洲评定的第一个“美食之都”，麻婆豆腐、宫保鸡丁都发源于此。海底捞火锅虽然是从简阳（现在也已划归成都）起家，但在成都才实现了飞跃，这不是偶然的。

老成都常调侃说，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茶馆并不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而是一个多功能的公共空间：这里费用低廉，对所有人开放，有些外企来这里后也发现，在成都，在茶馆闲聊、打麻将的过程中可以办成很多事，实现“Hi生意的软着陆”。2000年，成都全城有3000家茶馆，但这些年随着城市扩张蜕变和年轻人的涌入，成都据说已有多达8000家咖啡馆。有成都朋友告诉我：“咖啡馆就是现代茶馆，升级的2.0版，但功能上是一致的。”

有位老家贵州的年轻朋友说，他在经历了难熬的西安封城之后，2022年秋来到成都，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那种松弛有度的感受完全不同”。但也有人说，其实所谓“悠闲”就是“成都人懒”，“你在玉林路的街边，看到三轮车的车夫盖着草帽，问他要不要走，他说我要午休。他不想挣多少钱，你挣多少我也不眼红，随便你怎样都不在意，这就是成都式的悠闲和包容，所以也谈不上嫉妒和排外。”

成都有句老话：“当了三年讨口子（乞丐），官都不想当了。”那是一种自得其乐的小市民精神，“我能过五块钱的生活，那么五块钱以上和五块钱以下的生活都是差的！”如果觉得上班累，那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投入“另一个成都”——这里有的是丰富的公共文化生活。在这里，生活压力没那么大，也没有人管你非得要干嘛，那你的选择自然也就更多。

由于内心自足、不假外求，他们看上去就显得自由自在，甚至没心没肺，不像“新成都人”必须不断努力才能达到或保住自己的生活。有位老家内江的朋友说起这种家庭内部的分裂：“我老公就是成都人，整天无忧无虑，但我就是摆脱不了的焦虑，在这都二十年了，仍然不觉得自己是成都人，我不知道‘成都人’意味着什么。”

五代成都人栾启迪说，在这些生活节奏的感知上面，他感觉本地人和外来者生活在两个世界。他前些年曾先后和两个省内的外地女生相亲，“就发现在很多事情的考虑上很不一样，总觉得她们内心有深深的焦虑感，以及对本地人的不信任感。本来，谈恋爱追求相互理解，但她们就保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你作为本地人是不会理解的。其中一位老家西充的女孩，父母在外打工，自己确实很努力，名校硕士学历，但内心总觉得漂泊、孤独，没有安全感，对家庭也没有联结感，而我是非常强的；在她看来，本地人太清闲了，完全不求上进。”他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悠闲这一点，是成都人相处最舒服的一点，但在外来者身上很少能看到。”

在当下这个时代，这种看似悠闲的“慢生活”和“松弛感”，不仅是稀缺品，有时甚至堪称奢侈品，这本身就构成一种吸引力，为城市生活带来了全新的活力，也让年轻人看到了更多可能——“原来还能这样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城市发展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悠闲”到底是好是坏？

“悠闲”可能是成都最常被提及、但也遭受误解最多的标签之一。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成都的生活压力不大，然而，有人觉得这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维度，乃至是老成都的精神图腾，有些人却认定这只是懒散、不专业的表现。

成都式的“悠闲”，并不只是本地人的生活优渥，倒不如说是深厚的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城市精神。和沿海城市相比，地处内陆的成都所遭受的现代化冲击要迟缓得多了。晚至1912年，成都到上海来回一趟要三个月之久，取决于水流速度；1930年代，从上海到成都的旅程费时甚至超过上海到伦敦的时间，受洋货的冲击自然也小。这就难怪1899年到访的伊莎贝拉·伯德说，当时在成都“几乎看不到欧洲的影响”，民国初期客居成都的刘师培也断言，四川风气之开较南方可能要晚十来年——这里是不同于东南沿海开放城市的“另一个中国”（another China）。

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就像大熊猫一样，即便不那么凶猛，也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小生态里生存下来。1912年入蜀的中野孤山发现，当地市场“给人闲荡散漫之感”，“那些人完全没有竞争意识”。1920年代来到成都的舒新城也说，“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别休闲”，在一个一切都受世界潮流支配的时代里，成都却好像世外桃源。民国时期的成都主要是一个消费城市，没多少现代工厂，“整个给人一种闲适慵懒的感觉”，到了午后，整个城市都恍然似睡非睡。作家阿来前些年也说，好多成都脍炙人口的诗文都是杜甫等外来者写下的，“成都太休闲，不要说修都江堰这等大事，连写诗这样不太劳力费神的事，都要外地人代劳了”。

这里太舒适了，以至于多年前曾有一位成都人对《四川日报》说：“待在这里，常让我担忧：这样下去，会不会使我的意志消沉？深圳则是另外一番天地，这里创业的气氛很浓，人们奋发进取，工作之余忙着充电。成都人要是能有深圳人一半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成都就能实现大的跨越。”

反过来说，成都人也未必想要深圳式的发展。一位在深圳读大学、工作多年的成都年轻人说：“第一次亲身见识华为的狼性文化，看到荣誉墙上贴着某人已46天没回家，我就很震惊，这还能作为荣誉？”他最终还是选择回老家来，又觉一言难尽：“深圳就是每个人都努力搞钱，成都完全不同，是‘能不内卷就不内卷，摸鱼、到点下班’，薪资相比起那边是没啥竞争力，但压力也没深圳那边大，甚至日子也能过得不错，所以整个氛围就不适合奋斗。”

这种“悠闲”，不仅仅是“懒散”或“慢吞吞”，还意味着一种有底气的自在、自如、定力、分寸感和松弛感，却也常常隐含着一种反效率、反专业化的倾向。本地人也不说啥“悠闲”，反正就是“随便舞两下”——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即兴发挥，率性而为，好比写幅字，随手写写，时灵时不灵，看得懂看不懂，随缘好了。那未必是敷衍、摆烂，但肯定不是基于紧锣密鼓的长时间准备，卷是完全谈不上的，结果如何也不保证。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不追求目的性”，因为它不是非得达成什么目标，“差不多得了”。

对成都这种城市文化深有感触的一位朋友感叹：“成都人缺乏那种改天换地的精神，在底层设置上就没有一定出人头地的思想钢印，老成都在茶馆里一泡就是一天，有什么时间效率？”既然如此，那你可想而知，其职业化程度就较低，因为这种生活态度是非功利、非专业化的，也没有那么强的抗压能力，结果，有时北京总部觉得没问题的，成都分公司却会认为意见太多。

在成都职场上，由于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大公司那种标准化的流程，太多的小企业还是作坊模式，甚至连老板都算不清楚自己赚了多少钱。好多职场精英都和我吐槽一点：论工作的专业性，成都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真正差距在于，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种差距存在，因为他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专业”。有位来成都多年的企业高管说：“我在这里明显能感受到职场文化的不一样，表面上看是‘悠闲’，往内里看是‘不正式’，就不是很职场。”

十年前，我曾到成都做一场数字营销的分享，从会后的提问、讨论来看，成都和上海在这些前沿动态上大致有3年的时间差。和本地朋友聊起，他笑：“才3年？”另一位在成都做教培的老板说，学而思2013-14年横扫南京等地教培市场，“所到之处，只剩下同行的骸骨”，2015年进军成都，还用到了“1元”的王牌，她当时就涌起强烈的危机感：“我意识到它讲奥数的深度、应用性，大概领先我们5-10年。但同事们都满不在乎，说我们一定能赢，我说你们哪来的信心我们能赢？咱不扛揍啊。这是大城市来的专业化产品，现在打过来，那是正规军在剿匪啊。”

她痛感这里的职业化程度不够：“老成都人缺乏专业精神，效率很低。一个班上20人的出勤率、回作业的回课率，有这些数字才能提升管理效率，知道怎么着手改善，但有些人就跟我说：‘我不认为这很重要。我关注好我的课堂，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很多文艺青年对工作本身也没太在意，更关注自己生活的闲适，“你私下一个人无妨，但要带队伍就不行”；有的人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做得很好，“但缺点是不能理解我们是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经常做一些很蠢的事”。

这并不只是职场的问题，而渗透在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去年疫情时，市长在内部会议上决定次日解封，结果很快有人拍照发到了网上；市长为之震怒，“太没纪律了，立刻给我查”，结果市长发怒的消息又当即走漏。说到此事，本地朋友摇头笑：“成都就这样，所有人都不太正规，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这种不正规、不专业的随意，坏处是势必办事效率会稍低，甚至摸鱼、甩脸色的也多一些；但好处则是规则、操作均可相当灵活、人性化。一位成都朋友回忆说，2011年他在上海租房，晚了2天，房东就按合同扣了违约金，“算是给我上了一课，换作成都，那都有商量，但也因此，就没有规则意识，谈好的场地，都能临时反悔。”可以说，成都的包容和柔性管控，部分是因为人性化（“不去做”），部分也是因为不够现代理性高效（“做不到”），却也留下了灵活余地。

以往，成都本地人很少那么拼，大多也是进传统行业，但这两年许多高新企业大举涌入之后，成都也“卷”多了，因而有个说法：“国际城南，就是加班城南。”成都式的悠闲、闲适似乎有一个辐射边界，出了主城区就渐渐消失了，新区与其说像老成都，倒不如说更像上海、深圳。听不同的人都和我说，“成都现在不算休闲城市了，连走路速度都很快了”、“南边的天府新区我都感觉不是成都了，往北进入老城区，快乐、闲散气息的浓度就都高起来”，但不论如何，似乎整个城市都被新区带动着往快节奏、高效率走。有人相信这是一件好事，甚至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有人遗憾，那个悠闲的老成都将在这浪潮中无法幸免。

虽然“成都式悠闲”可能是一种前现代的残余，但奇妙的是，到了当下，它却又成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可贵思想资源，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让人们看到，现代生活并不必然只能是规整、绷紧的，恰好可以对抗这个时代“内卷”带来的焦虑。无论你说它是“失落的优雅”也好，“懒散不正式”也罢，正是这种特质让成都呈现出更宽松、多元的活力，并对年轻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从中源源不断生发出创造力。

创新城市的道路

在展望成都的前景时，常有人不无忧虑地提到这座城市产业基础薄弱的短板，相较而言，它的服务业却特别繁荣：第三产业增加值自2011年首次超越第二产业以来，到去年，在GDP中的占比已达到三分之二（66.4%）。如果城市的发展需要扬长避短，那么，在加强“成都制造”的同时，也许更关键的是如何顺势而为，激发“成都创造”。

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四川为了感谢八方支援，提出“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欢迎各地人才过来，在政策优惠等各方面都给予支持，工作和生活的相对平衡，也使成都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才，催生出很多新产业，尤其是不需要重投资的文创、动画等领域的孵化基地。这座灾后重生的千年古城，也由此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位老家川东北的企业家不无感慨地断言：“很多城市的人都在努力，但来成都努力的人是真的因为爱这座城市。”也就是说，“新成都人”不仅喜欢这里的城市生活，也希望它能更好；这固然也是事实，但话说回来，成都的“悠闲”，吸引到的其实恰恰是厌倦了内卷、未必想要奋斗的那些人。曾出版《成都的细节》一书的本地评论人张丰说：“现在有些人抱着发展、进步的想法来到成都，当未能实现时就难免失望，其实没有进步的念头会更好。”在他看来，上海才是中国真正的标杆城市，而“成都就是一个低配版的上海：方便的生活，自由的空气，还有真正的都市性……”

很多人之所以来到成都，都是为了逃避繁重、无聊的工作，如果不是出于兴趣，为什么要来？所以在这里，虽然“成都式悠闲”常被诟病为“不专业”，但“有趣工作的专业化”却相当高。在精酿啤酒、纪录片、动画、酒吧等潮流前沿的领域，成都的人才很多，全国咖啡比赛冠军，除了实力超群的国内咖啡重镇上海之外，就属成都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咖啡馆林立的成都，尚未涌现出一个品牌能跻身全国本土咖啡十大品牌之列，而上海却独占六席之多。

成都的包容，尤其让那些小众、异类、边缘的存在感到舒适，而任何创新在起初都是非主流的。起源于广西的乐队“海龟先生”，在老家生存艰难，一度去了很多地方，最后主唱选择定居在成都。虽然文艺活动还有点少，但成都不同风格的独立书店确实很多（据说“每个成都的文化人好像都想要开一家自己的书店”），一位老成都说：“活动多到排不过来，但遗憾的是我邀请高中同学，他们都不感兴趣。很多外地人拓展了这个空间，他们只是把空间放在了成都。”

不管怎样，这确实激发了成都的城市活力，反过来增进了它对外来者的吸引力，有些人甚至相信，成都的文化氛围已经超越北京，这或许稍嫌夸大，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成都在这些潮流生活的前沿之所以能蓬勃发展，除了宽松自由的环境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试错成本低。很多人觉得“成都没有这个文化，那我就自己做呗”，“试试吧，试试又不亏”。创新并不是靠高强度重复劳动的内卷拼出来的，常常倒是在这样的自发生长中出现的。

成都一直都是“文化创作的原乡”。巴蜀文化原本就独具一格，而成都也足够大到能支撑起一个多元的文化市场。不过，成都知名的文化人很多都是“在地方的国家精英”：王亥、周春芽、翟永明、王笛、张晋，都是在外面有了全国性乃至国际影响才得到本地认可；纯本土长出来的可能要数散打评书人李伯清，讲地道的成都话，但他的风格太本土，只能在成都发展，连重庆人都受不了他，因为他那种尖酸刻薄的自嘲，只有成都人才能欣赏。

长远来看，“成都创造”或许比“成都制造”更有希望：未来几年，如果说成都有哪个产业可能爆发，那大概率是文化创意产业，源野和Cosmo这样的新型商业形态也可能对外输出。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大：成都的动漫、创意产业看似繁盛，但往往只是把劳动密集的板块放在这里，权力中心却在别处，像《王者荣耀》主创团队在成都，拼命到几乎崩溃，但它毕竟是腾讯的项目，最终税收还是大半归深圳。《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是，真正赚到钱的是北京的光线传媒，不是成都的可可豆，用一位业内人士话说，成都这边“做完了就做完了，没什么别的，赚钱的是拿不到的。”

他也承认，成都的优点是包容、生活成本和试错成本都低，“可以肆意妄为地尝试很多事情，很多人都觉这里很适合做原创的东西”，然而经过七八年下来，他日益发现要实现真正突破谈何容易：“真正能做原创的很少，大多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外包、加工业务，所以也有人说成都特别卷，很多人其实是口是心非的，想的是自己光芒照亮整个宇宙，但来了以后发现并没有勇气真正做自己，而降级做加工活的时候，在收入上又接受不了落差。”他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我现在也想离开，但来了成都想离开不太容易。”

可想而知，“成都创造”要爆发，决非易事，那不仅要靠无数人的努力，还需要相关行业的联动，以及政府的支持，才能开辟出新的市场机会，塑造本土的品牌资产。和一般人设想的相反，创意产业并不只是“随便舞两下”，而是竞争相当残酷激烈的，往往要依靠无数人力、资金的投入，死掉一大片，活下来的极少数才能获得高收益。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但我仍然相信成都未来可期，因为不论如何，它确实在有意无意中走对了方向：在后工业时代，新的经济结构必将鼓励无形的技术、创新和创造力，密集的非物质资源对于“知识经济”、“酷经济”和“创意阶层”都将是极为关键的。

成都以往的那种“悠闲”或许是依赖直觉的随意，这种自发的创造性可能效率偏低，却恰好与“注意力经济”的内在逻辑吻合，因为到了产能过剩的当下，“劳动决定产品价值”已经被“吸引力决定产品价值”所取代。当这种创造力在成都包容、自由、悠闲、松散的城市文化中被激发出来，我们将目睹这座城市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撰文：维舟 责编：翟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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