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也退出，印度制造危险了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赴印度投资是探险之旅还是捕捉机遇，一直是个谜。具有“标杆意义”的富士康最近的决定，增添了新的论据。

当地时间7月10日，富士康集团发布声明，宣布已退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Vedanta）价值195亿美元的半导体合资公司。印度联邦部长拉吉夫·钱德拉塞卡（Rajeev Chandrasekhar）对此表示，这一决定对印度的半导体制造目标没有任何影响，政府不需要解释这两家私营公司为何合作、如何合作或最终选择不合作。

富士康在声明中并没有提及退出的原因。截至发稿，富士康方面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我们不做猜测，但需要指出的是，195亿美元，对于印度吸引外资的总额来说，绝非毛毛雨，而是“一大块”。

就在不久前的6月下旬，对美国进行了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可谓“收获满满”。苹果、亚马逊、微软、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不少都做了投资印度的承诺。其中，亚马逊承诺将在2030年把在印度的投资增加到260亿美元。承诺能兑现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不少跨国企业，近年来都在加大对印度的投资。

但另一方面，印度的现实又不断在给外国企业做“风险提示”。6月9日，印度执法局发布公告，以涉嫌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为由，扣押了小米公司印度分公司555.1亿卢比（人民币近50亿元）的资金。

印度扣押外企资金、巨额罚款，此前不少在印外企都领教过。

很难否认，这种“政策风险”或多或少会受政治因素影响，但像2020年苹果公司印度工厂遭遇打砸抢烧这样的事件，以及印度营商环境中的“顽瘴痼疾”，不会在莫迪政府政治偏好掌控之内。而对于外企来说，这是更为根本的风险提示。有媒体把印度称为“外企坟墓”，情绪化有点重，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不可否认，正抓紧时机在印积极布局的中资企业开始面临更多阻力。据《印度时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在2022年，印度公司事务部就已开始审查500多家中国公司的账簿。

当地时间6月9日，印度政府向小米在印分公司和花旗、汇丰、德意志三家银家发出通知，宣称“小米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向外国实体“非法转移资金”，以此为由向小米开出了冻结资金的处罚。据悉，小米集团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为人民币85亿元，这笔冻结资金相当于小米去年净利润的57%。

不到一周，印度又有新动作。根据印度《经济时报》6月13日报道，印度政府要求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担任CEO等高层职位。据报道，印政府官员特意指示中国公司要遵守当地法律，不得在印度逃税。

考虑到在印外企频遭调查、处罚的前车之鉴，这一“提醒”所有在印外企都无法忽视。2008年，印度税务部门以税款交付数额不足为由要求微软缴纳70亿卢比税款；2013年，印度监管部门以IBM谎报2009财年营收为由，要求IBM补交535.7亿卢比税款；2014年被印度罚税2亿美元的三星，在今年1月又面临着印度税收情报局的新一轮指控，认为三星试图通过对远程无线电头进行错误分类来规避172.8亿卢比的进口关税，约合2.12亿美元。

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印度当局不断开出的“罚单”，也没有拽慢外资进入印度的步伐。6月20日，特斯拉CEO马斯克与当时在美国进行访问的莫迪进行会面。马斯克在会后表示，将尽快赴印投资，让特斯拉进入印度市场。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也在加速进军印度。在今年1月举行的印度汽车博览会上，比亚迪印度子公司高级副总裁戈帕拉克里希南宣布，比亚迪计划在2030年占领印度电动汽车市场40%的份额。

根据商业数据平台Statista的数据，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2022财年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仍达到了近84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联合国202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印度已跻身世界前20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之列。

如今，持续的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企坟墓”这四个字，似乎离现实比较远。

对外企来说，赴印度投资到底意味着机遇还是风险，不能只看“媒体头条”，还取决于某些关键指标。

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本土产业，能否实现蓬勃发展都绕不开营商环境这一关键议题。根据相关定义，营商环境可以被理解为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涉及的有关外部环境与条件的总和，它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生存成本与发展空间。

由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是目前这一领域认可度最高的评价标准。它包含10个一级指标、46个二级指标，从开办企业成本、监管质量与效率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对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进行打分。

根据截至目前最新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印度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63名。虽然距离2014年莫迪上台时宣称要进入前50名的雄心仍有距离，但不能否认印度的营商环境确实在改善。报告显示，印度是进步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而在2016年，印度仅位列第130名。

根据上述报告给出的数据，印度在营商便利性方面的表现，远高于南亚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其他主要处于发展中的新兴大国相比，印度的表现仅次于中国。中国的营商便利指数位列第32名，同样也是进步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1991年经济改革是印度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节点，也是外资大量涌入的开始。当时印度的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外汇储备急剧缩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面对这一困境，当时的拉奥政府启动了经济自由化改革。这一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府垄断，形成了以私营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与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并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加了外国直接投资对运输、技术和电力部门的参与。

自那以后，印度历届政府对经济改革的推进，大多延续这一经济自由化进程，这一持续的改革也被称为“新德里模式”。

在2014年，莫迪高举发展的旗帜就任印度总理，在最初任期内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以吸引外商投资与改善营商环境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改革。

2015年1月，莫迪政府撤销了已有65年历史的印度全国计划委员会，并舍弃国大党已执行多年的“五年计划”规划体系，转而成立“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专司改革的印度国家机构）。有学者表示，这意味着印度经济政策的决策权被进一步收归到总理办公室，体现了莫迪政府的改革决心。

在第一任期内，莫迪确实不遗余力地推出了诸多有利于营商环境改善的举措，包括大幅降低外资进入印度的制度门槛。但受多重因素影响，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呈现出摇摆的态势。

在某些学者看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源于“莫迪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当政策改革进入攻坚期，莫迪亟需经济反馈争取民心，但莫迪亲商和亲资本的举措却使贫富分化问题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

面对日益积聚的社会不满情绪，以及政治上反对势力的施压，开启第二轮经济改革的莫迪转而选择以“印度制造”为中心，试图以进口替代路线扶持本土制造业。印度的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回摆，呈现出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蓝建学表示，莫迪政府于2020年3月推出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看似是对外企利好的政策，但实际上“有很多变数和先决条件，如强制技术转移、企业利润不能转出印度等。此外，财政补贴与奖励等优惠措施能不能真兑现，也得画个大大的问号”。

这种 “双重”特质，不只体现在政府政策方面。比如，印度的人口，就是让外企比较纠结的事。

根据联合国今年4月的数据，印度目前拥有14.286亿人口，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印度的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化，40%的人口在25岁以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1年数据，印度劳动力人口已超过9亿。

丰富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意味着较低的生产成本，巨大的人口基数则指向潜在的强大购买力。在蓝建学看来，外资进入印度并非没有风险，但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还是会选择尽早入局。

然而，产业发展不仅有与劳动力多少相关，还与劳动力素质紧密相连。印度的劳动力长期存在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此外，印度本土工人闹事，甚至焚烧外企厂房的新闻时有发生。这也是在印度已深耕15年的ODM大厂纬创资通（Wistron）在今年5月宣布将解散在印业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面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劳动力与生产力，并不是一回事。至于庞大的人口是否意味着外企看中的庞大消费群体，那更是另一回事。

此外，印度“对标高端”的法律体系，对外企来说也是头疼的事。印度法律体系遵循英国普通法，理论上为社会提供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制度保障。然而，这一超前的顶层设计脱离印度实际情况，客观上严重抑制了投资需求，也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印度《劳工法》被普遍视为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为严苛的劳动法规。以与员工雇佣相关的法律为例，企业员工一旦超过90人，就必须组建工会。如若要进行解聘或裁员，员工多于100人的企业需要先获得地方政府的审批。

为释放投资潜力，莫迪上台后推出劳工改革计划，但因触动到工人权益而变得举步维艰。同样具有较大政治风险性的举措还有《土地法案》的修订。在印度，如果企业需要征地，应当获得80%相关家庭的许可。为降低征地难度，莫迪政府在2015年初试图对征地法案进行修改，但这一修正案在国大党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下被搁置。

简单地说，印度的相关法律，虽然对接了“高端”，但不接地气，在现实中阻碍了吸引外资。这种平衡如何把握，目前来看似乎超出了印度政治精英的政治智慧。

除上述因素之外，印度严重的政治分裂问题，则是影响印度营商环境稳定性的长期风险。根据安联保险发布的《印度国家风险报告》，印度种族、宗教情况复杂，与贫富分化问题相互交织，容易滋生暴力行径和恐怖主义。咨询公司“惠誉解决方案”（Fitch Solutions）指出，印度持续的恐怖主义威胁，将是长期投资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小米事件”后，传出了公司裁员的消息，其中就涉及到印度子公司。这事小米已做官方回应，我们不做解读。但正如某些分析人士所说，作为试图吸引外资、寄望做制造业大国的印度来说，如何对待外企，是不能随便耍脾气的。在努力提升营商环境的关键时期，尤其如此。

在莫迪访美期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于6月23日发表题为《不要相信莫迪的经济成功故事》的文章，认为莫迪将“古吉拉特邦模式”拓展到全国是一种失败尝试。“莫迪既没有成功创造就业，还加剧了裙带资本主义，‘印度制造’前景黯淡。”

在某些学者看来，决心提升印度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莫迪，仍未能将外国直接投资“内化”成国内制造业实力。目前这个阶段，跨国企业在印设厂更主要的目的，还是抢夺消费市场，而非基于全球的战略性布局。

尽管莫迪还未放弃最初上台时做出的承诺，但由于难以交上满意答卷，他在优先政策议程上也变得趋向保守。有学者表示，现在还很难确定莫迪的执政重心是否会发生根本性转移，这也可能只是一种用来扫清前进障碍的政治手段。

只是，国家政策不只受国内环境影响，国际形势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在蓝建学看来，当前国际环境的“泛安全化”倾向开始挤压国家间的合作空间。“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印关系中。考虑到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两国关系还多了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这个因素，中资企业在印发展也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2020年4月18日，印度工业和内贸促进局（DPIIT）修改外资政策，规定“任何来自与印度接壤的国家的投资者”都只能在印度政府准入路径下进行投资。毫无疑问，这一政策主要针对中国，因为与印度接壤的国家中，中国是最主要的投资国。

在这一新政出台后，中国企业在印投资急剧减少。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企业对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七成，仅有6318万美元。

蓝建学表示，印度的诸多举措已对印度的国际声誉和吸引外资的能力造成损害。“近期因小米事件形成的寒蝉效应将使外国企业对在印度市场的投资和业务发展更为谨慎，甚至逐渐远离印度市场。”“这将使赴印投资的潜在获益，逐渐被现实中可见或隐形的风险及成本抵消。”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