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外企坟场”？ 富士康宣布退出！天价罚单不断！中国企业出海如何“避坑”？

继小米折戟印度之后，富士康7月10日深夜发布声明宣布退出在印度的1400亿元重大项目。

按原计划，富士康与印度韦丹塔集团(Vedanta)的合资公司由双方共同出资195亿美元，落地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项目将成为印度第一家半导体代工厂，被莫迪称为“加速印度半导体制造雄心的重要一步”。

但一年多过去，计划便告夭折。

印度联邦部长拉吉夫·钱德拉塞卡(Rajeev Chandrasekhar)对此表示，这一决定对印度的半导体制造目标没有任何影响，政府不需要解释这两家私营公司为何合作、如何合作或最终选择不合作。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7月11日发表声明，否认“对印度半导体失去信心”，称富士康退出合资项目是因“双方都认识到该项目进展不够快，存在我们无法克服的挑战性差距，以及与该项目无关的外部问题”。

中国新闻网记者注意到，同日，鸿海精密工业披露了关于鸿海科技集团（“富士康”）与印度韦丹塔合作情形最新声明。声明中称，为探索更多元的发展机会，根据双方协议，鸿海后续将不再参与双方的合资公司运作。

图源：鸿海精密公告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富士康决定退出合资企业，是因为担忧印度政府延迟批准激励措施，且印方企业的英国母公司存在债务问题。印媒则一语道破：合作计划搁浅是因富士康没能申请到印度政府的芯片制造补贴。

7月11日，南亚问题专家、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龙兴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富士康的撤资决定是对印度政府半导体计划的一次重大打击，或将使“后来者”对印度半导体领域的投资更加谨慎。

龙兴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双方合作告吹很可能是因为富士康担心印度政府补贴缺乏诚意，因此信心动摇，最终作出了结束合作的决定。他认为，印度政府的官僚主义和不诚信做法在全球有名，因此极有可能会借助程序问题，取消原来的补贴承诺。

他同时认为，印度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稳定的电力、熟练的技工，以及配套生产等条件，印度都不具备。这一现实或许使富士康认为在印度投资半导体风险非常大。不过，龙兴春认为，富士康在印度还有其他众多投资，这一举措也不排除是在和印度讨价还价，以在其他项目上对印度政府施压。

据财联社此前报道，2021年12月，印度科技部长表示，印度已批准一项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以吸引全球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来印度建厂，从而推动印度进一步打造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心。印度科技部长表示，自2022年1月1日开始，企业可以在45天内申请财政支持，政府将承担芯片工厂的一半成本。

在此背景下，2022年2月，富士康与韦丹塔签署合作备忘录，拟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同年9月，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宣布成立一家价值195亿美元的合资企业，生产半导体和显示器零部件。厂址位于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或在2025年左右开始运营，富士康作为技术合作伙伴，将投资1.187亿美元，持有该合资企业40%的股份，韦丹塔为合资项目提供必要资金。

今年6月，彭博社在一则报道中说，富士康与韦丹塔合作的28纳米芯片工厂一直未达印度政府标准，因此无法取得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补助，这对于双方有意砸195亿美元在印度盖半导体厂的计划是一大挫败。

据界面新闻报道，6月23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拜访印度总理莫迪时，莫迪兴奋甚至在推特发文表示：“很高兴见到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先生。欢迎鸿海在印度扩大电子制造产能的计划，包括半导体方面。推动电动车制造与我们对净零排放的承诺是一致的。”而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印度政府却打起了“太极”。

此前不少在印外企都领教过，特别是一些在印的中资企业。

海春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汤宇认为，近一年内，印度主要以“偷税、逃税，以及非合规的核查”为由，针对部分中国企业。中国出海企业如果以国内的思维处理在印度的问题，有可能会引发更多风险。

根据印度《经济时报》6月13日报道，印度政府要求中国几家在印度有广泛业务的知名企业，如小米、OPPO、真我(Realme)和vivo等手机制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首席技术官等职。据报道，印政府官员特意指示中国公司要遵守当地法律，不得在印度逃税。

6月9日，隶属印度财政部的执法局向小米技术印度分公司发出通知，指控小米涉嫌违反《外汇管理法》，“向外国实体非法转移资金”，直接给小米开了折合48亿元人民币的罚单。

具体来说，是小米印度公司以专利授权费用的名义，向包括高通和小米北京等三家实体公司支付了555.127亿卢比（约合48亿元人民币）。但印度方面认为，小米支付专利授权费属于进口软件，没有交软件进口关税，属于“偷逃税”，需要补税加罚款。

随后印度冻结了这笔资金，虽然小米也在当地法院进行了起诉，但印度执法局并未改变他们的观点。印度执法局在2023年6月9日发布文件称，印度有关当局确认，执法局有权持有这笔555.127亿卢比的款项。

据悉，小米集团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为85亿元人民币，这笔冻结资金相当于小米去年净利润的57%。

汤宇指出，印度在税收上可能本身就存在征收漏洞，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也较难认定，小米遭遇的相似情况也出现在OPPO和vivo身上。

据《证券时报》报道，2022年7月，OPPO被指控逃避关税439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7.6亿元）。印度收入情报局称，OPPO在进口手机零部件时错误使用了关税豁免，并在计算进口货物交易价值时未包括特许权使用费。

vivo则面临逃税221亿卢比的指控，并被冻结46.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04亿元)的资产。2022年7月，印度执法局在印度全境突击搜查与vivo及其经销商相关的48处生产经营场所，称vivo在印度的销售收入被转移至海外以避税。

7月13日，《侠客岛》指出，从去年指控vivo“洗钱”，到今年指控三星“逃税”、小米“违规汇款”，印度对外企的监管实在太过随性。

这种“随性”也并不是近年才有。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08年，印度税务部门以税款交付数额不足为由要求微软缴纳70亿卢比（约合8500万美元）税款；2013年，印度监管部门以IBM谎报2009财年营收为由，要求IBM补交535.7亿卢比（约合6.52亿美元）税款；2014年被印度罚税2亿美元的三星，在今年1月又面临着印度税收情报局的新一轮指控，认为三星试图通过对远程无线电头进行错误分类来规避172.8亿卢比的进口关税，约合2.12亿美元。

印度《公司法》法案有近30章500条，几乎每一条后面都跟着罚金、监禁等违法后果。执法部门一般不会主动通知企业更正不合规行为，一旦被罚，就会从违规第一天开始算罚金，妥妥的“等养肥了再宰”的架势。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注册的外国公司关闭了在印度的业务，约占在印跨国公司的六分之一，撤离的公司包括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和美国汽车公司福特等。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由于外企在印度频频遭遇打压，印度也被称作“外企坟场”。

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立足于经济转型升级需求，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仅是单一企业的选择，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中国投资环境与海外投资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面临着很多法律风险的挑战。

1.风险一：土地风险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永东向《商学院》记者表示，印尼法律规定，印尼土地是私有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印尼公司和外国国民不能获得印尼土地所有权，但可以获得耕种权、兴建权或使用权等形式的土地权利，使用年限按照“30年+20年+20年”以此延续。中资企业为了规避土地使用问题，有的会选择找当地人进行代持。但代持人存在很大的风险，一旦企业与代持人发生纠纷，这个冒牌的当地企业就会面临经营合规风险。他还提到，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和宗教信仰是企业海外投资的必修课。

2.风险二：知识产权保护风险

关于出海的中国企业自有的知识产权如何在当地进行保护问题，道可特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婷认为，企业需要提前申请商标注册，以东盟为例，有两种注册商标的方案。

一是逐一进行国家注册。通过各个国家的代理人到各个国家去进行注册，无论是否在中国成功注册都可以直接在东盟各国申请注册，但是费用比较高。

二是马德里注册。东盟10个成员国中除了缅甸都是马德里成员国。在马德里注册则比较经济实惠，首先申请人缴纳以瑞士法郎计算的统一规费，然后根据马德里的议定书再缴纳单独的规费，不需要向每个指定的国家分别缴费。而且，国际注册的申请人可以不经过代理人直接向本国的商标主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这就还可以节省一笔代理费，而且这个注册可以扩展至其他9个东盟的马德里成员国。但是商标申请人需要以申请国内的商标申请或者注册的信息为基础，不能有改变，指定的产品范围只能缩小不能扩大。

3.风险三：海外用工风险

张婷表示，企业出海还面临着所在国劳工人数限制的用工风险。许多国家对于中外籍劳工设置了严格的比例，实施配额制度，甚至不允许外国劳工进入本国市场。

为应对上述劳工风险，张婷建议，企业首先要了解当地的用工制度和条件，其次要聘请专业人士对当地的劳工政策和劳动纠纷进行谈判，最后在合约方面，针对上述问题的条款做好约定，比如要求被收购方（前业主）关于某些劳工问题做出一些承诺和保障，一旦发生风险，方便划分责任。

4.风险四：汇兑管制风险

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雪杉表示，“东盟国家之间大多数存在外汇管制，企业在资金调拨、外汇兑换和资金转移等方面可能会受到限制，增加了企业运营和投资的风险。”

为应对上述风险，张婷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自行决定利润汇回时间，比如东道国货币贬值时，选择继续在当地投资或者延后利润汇回。二是合理运用财务工具，比如国内人工和原材料采用人民币支付，国际采购采取美元支付，但是在投资期遭遇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会增加成本支出。可以采取财务工具的对冲，比如购买一些货币的期权和期货。三是合理预期汇率情况，比如预期人民币升值，可以采取应收账款买断等方式来避免汇率的损失。四是伊朗、巴西、韩国等国家的货币都不稳定，那么可以选择人民币、美元、欧元等比较稳定的货币进行结算。五是采取法律手段防范风险，在签合约时把上面四点商业考量用法律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比如有权利自行决定利润汇回时间，可以在预期人民币升值时将应收账款买断等写进合同。

5.风险五：税务风险

随着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的提出，全球反避税趋势不断加强，不同国家也逐步完善了各项反避税法规。

黄雪杉表示，东盟国家的税务制度和合规要求可能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在税务申报、合规管理和税务审计等方面可能会面临挑战。对此，中国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商业模式以及经营方式需要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

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税法和比较税制研究中心教授邱冬梅认为，跨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应该更多地考量当地的营商环境、人才教育情况、科技创新水平、法制环境等因素。

6.风险六：环境风险

张婷认为，企业在当地运营时要注意环保合规，充分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环境，来进行相关业务的开展，还要阶段性的做环境评估，不断复盘。一旦面临环境诉讼，可以通过专业的顾问环保评估机构进行分析，争取在诉讼中取得优势地位。

张婷补充表示，很多中国企业通常比较缺乏合同意识，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还面临着合同条款风险，比如，预收款、争议解决中心等条款没有合理制定安排，在经营中隐藏了风险。此外，技术标准方面细微的差异就会导致采购原器件时增加不必要的成本，进而超出合同预算。

最后，张婷建议企业出海要控制投资节奏，进行可行性充分论证。发现好的项目后要先从法律层面、商业上的财务成本层面，以及外汇制度层面等进行相关研究，控制投资节奏。比如要根据当地业务逐步达成的战略目标情况，对投资比例进行阶梯式调整。（延伸阅读：中国企业出海法律风险“避坑”指南）

来源 |《商学院》杂志（闫佳佳 石丹）、侠客岛（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林民旺）、券商中国、环球时报、中国新闻网、证券时报、中国新闻周刊

封面 | 路透社

编辑 | 吴蒙

校对 | 袁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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