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人脉通三代，京城最后一位名流黄永玉金粉银沙的名利场世界（下）
上一集，我们聊了刚刚去世的美术圈大师黄永玉的生平及家庭情况，得知他人生经历丰富传奇，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成名，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木刻版画家，经历了时代的更迭，于八十年代开始，名誉和财富滚滚而来。
他的妻子叫张梅溪，生于将军之家，二人生育两个孩子，分别是长子黄黑蛮和女儿黄黑妮。两个孩子都从事艺术，并且分头照顾父母的晚年生活。（关于黄永玉的生平故事请点击阅读）。
黄永玉之所以在艺术圈和名利场那么备受拥戴，不仅仅因为他的艺术成就，还因为他在圈中的地位，以及强大的人格魅力——堪称“传奇”。
因此无论是艺术圈还是娱乐圈，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大家都喜欢和黄永玉攀上交情，而他呢，也非常热爱交朋友，“黄永玉”这三个字也渐渐成为某种镀金的象征，仿佛谁能和黄永玉来往，就进入了某个圈层。
▲黄永玉晚年日常，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人头簇拥，名人荟集。
一个人朋友圈强大，被人追捧，在名利场上被奉作上宾，当然是有许多原因的，咱们今天来唠一唠黄老爷子的打通上下三代人的人脉圈，他的财富，以及他的社会地位。
被大师提携，善把握机会
黄永玉出身于小县城的小康家庭，父母是教师，十二三岁就出来谋生，一度只是个靠手艺吃饭的底层小青年。
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编辑、小画匠、小教员（1942年任江西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的教员），后来变成蜚声全国的知名木刻版画家，当然少不了一个大人物的拉帮，那就是他的表叔沈从文。
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做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谁想到，在走进文坛之前，他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习呢？ ——2015年《广州日报》刊登：《沈从文见证黄永玉父母的爱情》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 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
卡夫卡说过“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味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在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永玉为人既聪敏能干，性情又开阔明朗，对事事物物反应十分敏捷，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虽照例难免挫折重重，但在重重挫折中，却对于自己的工作，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从工作上取得不断地突破和进展。 生命正当成熟期，生命力之旺盛，明确反映到每一幅作品中，给人以十分鲜明印象。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若善用其所长而又能对于精力加以适当制约，不消耗于无多意义的世俗酬酢中，必将更进一步，为国家作出更多方面贡献，实在意料中。进而对世界艺术丰富以新内容，也将是迟早的事。
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他不过只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东西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同辈之谊：交往的全是大咖
黄婶婶和我妈妈是患难中结成的友谊，妈妈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那时候最难受的是亲人没有消息。祖光去了五七干校三四年了，听说他得病住了医院，生死不明，有病不许家人看。我不但为他着急，亲友都不敢上门。 忽然有一天晚上，梅溪在我眼前出现了，我高兴极了，亲人！我两个拥抱到一起了！我的好姐妹冒着风险来看我，她急促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好朋友跟祖光同在一个干校，常常一起劳动碰见，你有没有胆子给他写封信？’‘有，太好了！’我马上写了一封信，告诉祖光家里平安。 她走后我天天盼望祖光的回信，果然梅溪又来了，她给我带来了亲人的消息。接过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不住留下来！我用什么语言能够表达我对梅溪的感谢呀。”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 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 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 在上海，他（汪曾祺）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能估计得差不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能估计出来。他的小说，《邂逅集》里的作品没有结集出版前，我每篇都看过，有的段落还背得出来。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1954年6月12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1954年6月26日) 曾祺未见近一月，忙！忙！(1964年8月23日) 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约七十年代后期7月18日)
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他们还有点联系，包括那时候黄永玉在北京饭店画画，我妈就说儿子结婚了，黄永玉名气也比较大，跟永玉要张画吧。 我爸开始挺抹不开面子，好不容易打了个电话，黄永玉说行，让小老虎来吧。我小名叫小老虎，但我觉得我干吗去，我又不认识他，为了拿一幅画，就没去…… 他们俩都彼此认同，但是谁都不好迈出第一步恢复原来的关系。我爸尽管后来跟黄永玉没有特别的联系，但是对黄永玉的绘画才能和他的作品评价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黄永玉对老头儿文学上的成就也很认可，但是没有像过去那么亲密地交往。
“文革”结束后，他来找过我两次。我对他很隔膜，两个人谈话也言不由衷。1996年我回到北京，有一个聚会，把老朋友都请来了。我也请了汪曾祺。他来了，我问他：“听说你又在画画了？”他说：“我画什么画？”这是我们讲的最后一句话。 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 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2015年年初杨凡送我一本《忧郁的碎屑》，那是庆祝黄永玉九十大寿，节录了他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的精华片段。我看了爱不释手。杨凡知道高兴极了，把黄永玉的近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借给我看。于是我晚晚读到天亮，到了早上六点兴奋地跟他分享里面的金句。 杨凡说他1月6日要到北京探望黄永玉，我就跟了去。我们搭早上八点的班机，六点就得出门，上机前一晚没睡，飞机上的三个半小时谈的都是黄永玉。 我们下了机直奔黄永玉老师家，杨凡一到北京说的话也带北京味儿，他问司机“老爷子怎么样？都好吧？……”左一个老爷子右一个老爷子的，仿佛回到了三十年代。
名利双收，宴八方宾客
我主要的收入就是卖画，收入维持生活够了。卖画主要在香港和国外，像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东南亚一带。买画的人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也很难说你买我的画，我要调查你的出身什么的，谁要买画就买。 我的画也不是纯粹的中国画，纯粹的中国画也就是中国的文言文，人家还不一定看得懂，太前卫了也不行，我的画可能对他们的胃口。在国外也不敢说有什么影响力，人家愿意买画就是。画能卖到多少钱？这个问题人们一般不会说。维持生活没问题了。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
“玉氏山房”建在沱江西北面的江畔山腰上，与一公里外的凤凰古城遥遥相望，站在山房门前往下一望，边城凤凰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 不到10分钟，我们就停在了山房院子门外。只见两扇铁艺院子大门关得严严实实，院子大门右墙下拴着一条大狼狗，门上套着一把大铁锁，上面挂着一块小木牌，用非常遒劲的楷书写着“里面有狗，未经允许勿入”的字样，一看这字就知道出自黄永玉的大手笔。
沿着30米长的林荫掩映的斜坡水泥路款款而上，就到了黄永玉极具艺术氛围的“玉氏山房”。 山房为砖混结构分上下两层，进门后的大厅中央倒立着一棵五六人才能合抱的树蔸，五根伸向厅穹的遒劲树根，仿佛竖起来的一只巨大佛手，在向进出大厅的客人招手致意。这棵树蔸将大厅一分为二，辟为前后两厅，前半厅为会客室，后半厅为画室，楼上除居室外，还辟有藏书厅，书画、木刻、雕塑展览厅。
“我感觉我就像是在看还珠格格，亭台楼阁啊，真的觉得会从某个地方飘出一个宫女来。 而且满院子跑着各种大型犬，十几条吧起码，而且一看血统都很纯，我也就只养过两条金毛。 而且各种不起眼的角落里，随意地就那么放着我在杂志上看过的标价XXX万的雕塑，感觉就是一捆一捆的现金那么风吹日晒地码在院子里……”
人们这样形容午睡后的黄永玉：“像一个黑社会大佬，被众人簇拥着走了出来”。走出这片翡翠楼，四十只家犬就激动地蹿出来，围绕在八十七岁的画家身边狂吠不止，鹦鹉也亮出舌苔厉声逼人，一院子的树和花，在阳光下哗然醒来。 这个时候，通常是他刚刚在大屋里用大型升降机完成了一副巨型水墨画的创作的时候，而徒弟们正用电吹风打理着余下的程序。
在黄家，甚至还能看到重达一万多斤、由非洲运来的整木桌椅，这些大梁大柱、大桌大椅，共同构架了一个大气磅礴的中式庭院。 膳食有专人打点，所用餐具一律由黄府自家瓷窑烧制，无一例外地印着一个“黄”字。大院子里清一色趴着一溜儿果冻一样的红色跑车，依次是宝马、奔驰和法拉利，角落停放的黑色保时捷是不久前才从国外空运过来的，刚一送下飞机，黄永玉就驾着它在凤凰县的马路上一气飙出了一百多公里。 ——《黄永玉：一个老头儿的行为艺术》
我们都尊称他‘黄叔叔’，其实他在美术界跟谁也论不上辈儿。 第一，他不是国立艺专出身，美院教授全非他的师长。第二，他未入某某门下，也跟谁都跨不上师兄弟。 到现在我也不知他曾拜师何门，简直就是个无师自通的‘天纵之才’，不论国、油、版、雕、书法、篆刻以及诗文之类，他一学就会，一会就高尚，连自制烟斗，也可以办个大展。 他巧用原料，出奇制胜，有专门收藏烟斗者欲出高价换之，他一个也不卖，完全自得其乐。他特别会玩儿，一辈子又会挣大钱又会神玩儿，永远发明乐趣。
他盛情地拿出一叠画好的荷花让我挑。我受宠若惊，但还是忍不住挑了一张两朵清淡的荷花。 聊了一会儿，他请我到餐厅的木桌旁，拿起笔墨，聚精会神地为我画像。我静静地望着窗外，午后的阳光斜照在天井的屋檐下，偶尔见到猫儿狗儿经过。不一会儿就画好了，问我像不像。杨凡说：“啊哟！好有作家的气质欵。” 他从卧房的枱子上抱着一个大方盒，打开来看，是一匹两只前蹄向上跃起的铜雕马，这马栩栩如生，是他的创作。他知道我属马所以送给我。杨凡整个箱子都已经满载了他送我的书，只好下次再拿。 1月6日下午和黄永玉老师交谈的6个钟头，令我回味无穷。回港兴奋地跟金圣华分享北京之行的丰收，金笑说：“这就叫做倾囊相授。”
十几分钟之后，我就这么抱着这幅字画走出了大门，我当时觉得我抱了一辆车出来…… 黄永玉老师写给我的是：“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最让我感动的，是黄老师写完了这幅字画，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我就是五鹿，你就是朱云。你以后来北京，没事就来看我，下次你说故事给我听。” 我觉得我这辈子，能见着黄永玉老师一次，真的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虽然上面都在搞笑，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是多么幸运啊。回忆起来，面前还是黄永玉老先生那张慈祥地面容，银白的发丝，以及他脸上闪耀着的，人生岁月的光。 ——郭敬明采访文字实录
作者：伊莎贝拉
责任编辑：Miss H
出品：蓝小姐和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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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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