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陶勇，被刀砍伤

距离上一次引爆热搜的“陶勇医生被砍事件”2年后，又一起发生在医院的暴力事件登上热搜，警方随即发出通报：

但有媒体采访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受伤的不止4名群众，有医护人员也受伤了。

不禁疑惑，一个救死扶伤的神圣地方，怎么就变成了案发现场？

这难免让人们联想到近几年暴力伤医、医闹事件频出，医患关系越发紧张。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陶勇也转发了这条新闻，呼吁医院设立安检。

暴力伤医是违法犯罪，不属于医患关系的范畴，或许可以通过设立医院安检、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来解决。

但那些隐藏在医患心中日渐加深的猜忌和怀疑又该怎么解决呢？

带着这些疑问，小视去看了一部讲述医患关系的纪录片《人间世》，试图从中去寻找医患关系之间的平衡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地之一就在上海瑞金医院。

上海瑞金医院有一个地方，每个医生都不愿意来——

医务处的综合接待办，一个处理医疗纠纷的地方。

这里充满着矛盾、冲突，甚至是拳拳相向。

一名年轻的X医生，因为一场失败的手术坐到了这里。（为了这位医生的前途，导演隐去了他的姓名。）

他的患者得了粘连性肠梗阻，第一次做完手术后，顺利出院。

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周，患者复发了，而且感染严重。

第二次手术，X医生做了八个小时，粘连的肠子一碰就出血，完全无法分离，最终没能挽回病人的性命。

这个病不是恶性疾病，为什么短短二十几天内，做了两次手术，病人还是走了？

不止家属疑惑，X医生也很疑惑，就连他的上级黄梁医生都感觉很蹊跷。

医院为此召集了更高级别的专家一起开会讨论。

X医生需要接受更为严格的质询。

有位专家在了解完病情后，想起了曾经医治过的相似的患者：

“我和杨卫平一起碰到过，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个病人也是这样，43岁，一个男性，印象非常深。”

这位病人也是粘连性肠梗阻，第一次手术过后没多久又梗阻了。

医院派出了“我们最大的张圣道老师和尹浩然老师去开刀，没办法开，全部是一块饼，最后这个病人也去世了”。

各位专家经过一番讨论过后，得出的结果是：

X医生没有医疗过错。

医生给患者家属耐心地讲解着病情，对面的家属克制着自己悲痛的情绪，努力理解着。

最后，家属和医生达成了和解。

尽管没有人指责X医生，但他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自己面前去世，内心沉重的负担始终消散不去：

“刀开好了，我还蛮有信心的，没想到竟然......”

没有太多留给悲痛的时间，他又踏上下一次的征途。

仅仅是告到综合接待办的医疗纠纷，还算是“小场面”，更可怕的是，有情绪过激的患者家属把医院变成了“战场”。

这是神经外科的病房，乌泱乌泱的患者家属占据了前厅过道。

医护人员只得退到护士台后的工作间，继续为其他病人配药。

警察急忙赶过来劝阻，但家属不听，还越发起劲，甚至动起手来。

顿时，平时安静有序的医院乱成一锅粥，家属和警察扭打起来，吵闹谩骂的声音仿佛要掀翻楼顶。

地上一片狼藉，打翻的矿泉水瓶、被卸掉的座椅垫、白色的医疗布.....

一位警察当场被打倒在地，直接就近抬上了担架，被拉去治疗。

这些气势汹汹的家属势必要向医院讨一个说法：

为什么已经出院的病人会意外去世？

这位病人患有一种罕见病——库欣综合征，如果不进行干预，五年之内，自然死亡率超过50%。

当时的主刀医生孙青芳和所有的家属进行了一次沟通：

“你难道忘了我跟你说，拉肚子不能走，一定要到卢湾分院。”

患者家属理直气壮地反问她：

“谁知道卢湾分院在什么地方？”

孙青芳叹了口气，转头说：

“我喝口水，我真的很难过，手脚冰凉。”

原来这位病人手术后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治疗，但病床有限，为了救更多的人，医生会安排他们去附近的卢湾分院。

而患者家属没有听从医生的意见，出院后直接回家了，最后出现意外，再抢救也来不及了。

也难怪她心寒，为了治疗这位患者，孙青芳可谓是下了大功夫。

她先是让家属逐字去抄写关于疾病的知识，了解疾病的凶险。

通知患者转院后，她特地为他们找了一位分院的主任医生。

生怕病人不知道地址在哪，她不仅发了定位图，还专门打印了写有详细路线的名片。

为了照顾分院的病人，孙青芳常常是两头跑，长年累月，她的两只手一个黑一个白，因为去往分院的路上一边有树荫遮着一边没有。

听完孙医生一番掏心掏肺的话，所有的家属都低着头沉默不语。

除此之外，纪录片里还有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医闹事件。

医生准备给癫痫患者服用安定药品，家属认为医生要害人，不由分说，上去就把药抢走。

看见警察过来搜身，一个家属吓得跳上桌子跑了，一个家属疯狂嚎叫了一声也跑了；

一个人没病，非要医生证明她有病，不给开假条就大哭大闹不肯走，因为凭病假条，她可以在前单位领工资；

一个烧伤科的病人因工受伤住院，后来成了植物人，医院始终联系不上家属和老板，自费治疗了快4年，最终患者去世。

医院通知家属来领遗体，家属终于出现了。

但他们却拒绝支付医疗费，还请来了职业医闹，跪在医院门口，拉了张条幅：“还我儿子，还我丈夫”，想借此赖掉医药费......

患者家属合理的医疗诉求是正常的，毕竟医学太复杂了，需要一个和医生深入沟通的机会。

那些大闹医院、无理耍赖的医闹，看似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实则终究会被恶果反噬。

就像孙青芳医生对医闹的患者家属说的那样：

“我希望大家给做‘库欣综合征’的医生留好足够的空间，我们后面还需要年轻人跟进，你们想想看病房那样的场景，我们年轻人还敢做吗？

万一后面没人做了，瑞金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我没有床’，我们库欣病人就进不了瑞金医院了。”

当时门口还站着一位年轻的医生，面色沉重，孙医生指着他说：

“这个是我们‘库欣’的年轻医生，我每天在鼓励他，大家这样去做，就没有人接下来敢做了。”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这样了，明明在最初，“医生”在社会上是地位很高的、受许多人推崇的职业：

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济世神医、再世华佗......

我们常常会这样夸赞医生，甚至是将他们比肩神明。

但其实，很多医生并不喜欢这种有些夸张的称赞，尤其是当医生被称为“神”。

因为医生，不是神。

面对病魔，做了30年外科医生的黄梁依然无奈地说：

“我已经做医生做到白发苍苍了，我越来越感觉到，医学在病魔面前有时候显得很苍白。”

每个人都喜欢欢呼胜利，但医生面临更多的却是挑战，是无奈，是无法选择的选择。

但由于医学的极度复杂性，患者及其家属是很难一下子理解病情的。

这时，医患双方出现信息不对称，医患矛盾就会趁虚而入。

上海市儿童医院肾脏科接收了一位5岁的小男孩，王天奇。

他的病情十分复杂，始终难以确诊病因，短短四天，肾脏功能持续衰退，生命危在旦夕。

奇奇的父母时不时情绪崩溃大哭，外婆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

对于严重肾衰竭的孩子来说，每一步治疗都存在着巨大风险。

手术过后，奇奇幸运地度过了第一关——全身麻醉关，这之后他必须留在重症监护室治疗。

然而，更惊险的难关又出现了。

医生判断奇奇的原发病是淋巴瘤，导致的并发症是急性肾衰竭。

治疗淋巴瘤需要使用化疗药物，但化疗药物会加重肾衰竭，而治疗肾衰竭需要透析，透析又会把化疗的药物过滤掉。

两个病症的治疗方案相互矛盾，如同天平的两端，需要不同科室间的精妙配合。

重症监护室外，王天奇的家人并不清楚医生遇到的难题，他们等来的是一张张需要签字的通知书。

献血通知书、病危通知书、化疗通知书，一连串的通知书递过来后，家属懵了，也怕了：

“你们这样搞，孩子进去了还能出来吗？”

虽然医生也在努力解释着，但是在那一条条的危及孩子生命的风险提示面前，他们还是不太理解。

王东直接把这份通知书的内容称为“霸王条款”；

邱晓静觉得签字是医生为了推卸责任：

“签完了，万一不对，就是我们的事情，他们就没责任了。”

重症监护室内的孩子生死未卜，家人只能在外面干着急，而这些藏在心里的怀疑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被引爆。

每当医生进出重症监护室，家人就会围着医生仔细询问。

但他们听到的是不同科室医生的不同解释：

“昨天一个总方案，今天就变了，早上跟我说的，跟现在做的又不一样。”

“多长时间能出来，也没有确定的把握，像瞎子一样在摸索。”

医生和家属之间那扇密不透风的墙越来越厚，必须得进行一次沟通了：

“首先一定要取得家长的理解，因为家长如果不理解的话，后面的治疗，我们很难开展。”

医生解释说，奇奇得的是“肿瘤细胞溶解综合征”，他完全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前心跳很好，突然一下子心跳不好。

所以医生前面解释的情况，跟后面医生解释的情况又会不一样。

“你们一定要信任我们，你信任我们，我们做事就比较爽一点。”

一番推心置腹的沟通过后，奇奇家人紧绷的神经总算能放松一点了。

9天后，正好是中秋节，奇奇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离开了重症监护室。

4个月后，奇奇慢慢地恢复了，家属对医生的怀疑也随之瓦解，妈妈坦诚地说：

“一开始在社会上听到的负面新闻也多了，但看了四个月后，发现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还是以人心换人心。”

医生救治病人就像上战场，战局瞬息万变。

即使医生技术再精湛，患者还是会面临不可控的风险，当然也包括做回患者的医生。

40岁的胸外科医生陈勇，被“三叉神经痛”困扰了快10年。

无数次给患者诊断疾病的他，这一次坐到了医生对面。

签手术通知书时，陈勇明显有些慌张了。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医学并不是完美的一门科学，除了技术和经验，医生有时也需要运气。

好在陈勇这次运气不错，顺利地结束了治疗。

而他一直拖了十年才来治疗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怕自己滑到那个小概率事件里面去”。

既是医生又做过病人的他，道出了医学的真相：

“医学永远是一个比例，而不是一个承诺。”

医生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却不能保证风险为零：

“并发症和病人的死亡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我们要无限接近于零。”

在病魔面前，不得不承认的是，有时候人类真的很渺小。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恐怕是对医生最好的注脚了。

“信任”，是这部纪录片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

很多医生都把患者的“信任”当作医治中非常重要的事，甚至是站在比治疗过程和手段更高的位置。

而让家长“信任”的方法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

直到沟通到，患者相信医生有这个技术，医生也能充分体谅家属迫切的心情，从而一起去抵御共同的敌人——疾病。

事实证明，理解和信任医生的还是占多数。

我们可以在纪录片中看到很多有爱的医患关系：

产妇朱帮红为了生命安危，不得不提前诞下早产儿，婴儿的器官还未发育完全，一出生，小小的身躯被各种管子缠绕包围着。

护士让她去看看孩子，她不敢去，低着头不停掉泪：

“看了就很难受。”

病床旁的护士姐姐弯下身温柔地安慰着她：

“我们要坚强呀，宝宝已经很好了，他和你一样都很努力的。”

儿童重症监护室里随时都会有挺不过去的孩子，一个小女孩亲眼目睹了邻床的孩子离世后，被吓哭了。

细心的朱医生发现后，走到她身边，轻声地安慰她：“你会没事的，会好好回家的”。

她的细心和温柔也收到了回报，康复后的小孩给她寄来礼物和信件，信上写着：

“亲爱的朱阿姨，谢谢你治好了我的病。”

上文中5岁的小男孩奇奇康复后，调皮地对妈妈说：

“以后我要把医院买下来，让医院主任当院长。”

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他说：

“我也想当医生。”

上海瑞金医院的行政楼里有很多领导在里面，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有许多患者和家属过来送锦旗——

这是中国人表达善意的特有方式，表扬一个人，要让他们的上级部门知道。

患者送来的锦旗，挂满了整个走廊。

24岁的邹磊因为海鲜中毒而抢救无效去世，中秋节，他的家属特地给车在前医生发来了一条短信：

“临床上有各种风险存在，现实也很残酷，现在他已经入土为安，我们也会逐步调整过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祝愿您和ICU全体医护人员工作顺利、中秋快乐。”

廖延龙的父亲去世一个月后，他来医院办理结账手续，他给每一个认识的医生和护士送了一盆自己种的花：

“就像我们种花一样，把旧叶子剪了还会生长出新的枝叶，我们要好好地生活。”

那位在投诉他的患者家属面前忍不住掉泪的程东峰医生，为了这位患者，他写了46页的病史，开了106页会诊记录，124页的医嘱单。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后，手术还是失败了。

和患者家属沟通和解后，患者家属对他说：

“谢谢程主任，不好意思，我们不是针对你的。”

经历了被误解后，程东峰医生把手术比作拳击比赛，一拳打倒了，有些病人爬起来很快，有些人爬起来很慢，爬起来又摔倒。

“作为队友（家属），是不是可以和医生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一起扶患者站起来？

到最后还是站不起来，是不是能理解这个过程？”

点个「在看」，医患之间少一些猜忌和怀疑，多一些理解和信任。

因为医生和患者本就是朋友，不是吗？

参考资料：

《人间世 第一季》《人间世 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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