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跑不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个农村女人，为了给被踢伤“命根子”的丈夫讨个说法，挺着身孕跑到乡上去告政府，一路上诉，最后闹到公安局和法院。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何碧秋，不过，故事被搬到大荧幕后，变成了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秋菊。

家喻户晓的《秋菊打官司》，打的不是什么官司，而是一个“说法”——“总得给个说法吧！”

在农村，老百姓未必都知道“法律武器”，但都会明白何为“说法”，那是一种普通人维护正当权益的通俗道理，既是“公道”的“道”，也是“伤天害理”的“理”。

《秋菊打官司》的小说原著名叫《万家诉讼》，十几年过后，“万家诉讼”的故事被搬到了小屏幕上，打官司的不是巩俐饰演的秋菊，而成了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

何幸福第一次要讨的“说法”，是当自己的亲妹妹在婚礼上被村书记的儿子无理婚闹，他坚持要向村书记讨一句诚恳的道歉。一脚踢开婚闹陋俗的现场时，何幸福也踢穿了落后势利的农村权威秩序。

不过，开播后直到大结局，“何幸福”的婚姻始终被观众牵挂。当她一次次被“愚昧”的村里人阻碍，一次次被逆来顺受的婆家人牵绊，屡屡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后，观众看得拱火，隔空喊话：“幸福快跑！”

意思是让她离婚和逃离村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本质上，这种呼吁仍然是一种“城市文明”式的个人主义。

如果“跑”真是一种有用的办法，那这世间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多数情况下，人其实跟树差不多，跑不了。

从“秋菊”到“何幸福”，她们的目的既简单，又复杂，往小了说，只是想“讨个说法”，往大了说，她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乡土社会的戏剧性切口。

何幸福嫁去的万家庄，是体现《乡土中国》里“熟人社会”的典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横向社交、纵向权威层级与代际传递的方式，缀连成一套不言自明的伦理规范，内在的逻辑是自产、自销和自治，也许不乏温暖的人情纽带，但也有大量冷漠的看客与势利之徒。 

从嫁过去第一天开始，何幸福就临门一脚，踢开了这黏稠、愚昧的人情关系网。

婚礼上，主人家等不到村书记来不敢拜堂，小姨子何幸运被村书记万善堂的儿子以“婚闹”名义性骚扰甚至险些侵犯，对此，婆家甚至觉得自豪：“我们王家是小姓，没人来闹，脸上才没光。”

开局半小时就满屏“荒诞”，满屏“愤怒”，可诸类所谓习俗、风俗，正是反映了不少农村地区的现状。

上述的场景发生后，何幸福破门闯进现场，救下妹妹，打走村霸，同时也开始了她讨要“说法”的路，开始撼动整个村庄背后整个庞大根固的权力体系。

从婚闹到后来的征地赔偿纠纷、水污染、打人事件、冒名顶替事件……面对村庄小姓底层百姓受到的欺凌和不公，何幸福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诉求，那便是和秋菊一样——讨个说法。

然而，哪怕仅仅是想要一句道歉，也相当困难。因为村长家权大势大，婆家千方百计阻挠何幸福“维权”，“息事宁人”是他们的最高追求，也是他们能为自己生活安上的最大保险。

在无数与万家庄雷同的乡村土地上，依附于权威的传统阶层次序网，经历世世代代几十上百年的发酵和粘黏，已经牢牢钳住了几乎每个人的存在形式与思想观念。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只能选择像老牛和土地一样忍耐、沉默，逐渐麻木。

但何幸福的“硬气”明明白白：“我就图分辨个好坏对错，如果连好坏对错的理都不讲了，那人活着还是人吗？”

相对贫困的底层人民要如何“活着”，始终是中国乡土文学艺术领域不断讨论的主题之一。

与《幸福到万家》同期，影院院线正上映着另一部以农村为背景的电影《隐入尘烟》

一个落后的西北农村，一个老实善良的农民马有铁，他老实得借几个鸡蛋都必须要还，善良得连驴都不舍得骑。为了帮全村人要回租地金和工钱，马有铁自愿给村支书献血，一次，两次，无数次，得到的报酬仅仅是一顿饭而已，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马有铁找谁讨“说法”去？

他在被哄骗去抽血的时候，颔首沉默皱着眉，可他从未站起来说一个“不”字，他当时满脑子想的，应该是家里还没盖好的砖房，是用灯笼纸糊的小鸡窝什么时候冒出生命，是尿失禁的老婆饿不饿？冷不冷？

“老实人被欺负”这个母题在传统叙事里始终有话语权。最典型如余华的《活着》，至今仍在销量榜单前列。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受尽欺压、忍耐一辈子、被强者或城市文明夺走一切的人，最后他一人一牛，孤苦伶仃地熬完余生。

时至如今，农村还活着无数个福贵和马有铁，他们的一辈子、他们的上一辈和下一辈，世世代代唯一的依靠，仅有那片土地而已。

《活着》与《隐入尘烟》是静态的乡土社会文学志，《秋菊打官司》和《幸福到万家》则是同一部从现代性角度反思乡村的戏剧史。它们分别以不同的姿态，探讨底层百姓与自己生存所在空间之内的某种“法度”之关系。

然而，这里的“法”，仍然不是依附于商业社会的现代法治，而是扎根于乡土社会的礼法、宗法、权力关系网等概念。

《幸福到万家》第四集，婚闹的事儿终于得到了解决：一张告示，宣布“万家庄此后禁止婚闹”。

明面上看起来，是为村庄向现代化进步做了一件大事，但事实上，当事人最需要的一句道歉，何幸福和妹妹始终没能等来。

一句诚恳的道歉，很难吗？

她们要的到底是什么？

两年前，我到河南新乡采访一位为丈夫和儿子伸冤的中年妇女。她住在村子里没有厕所的茅草屋，床头堆满翻烂的材料，十几年来，她自学法律术语和拼音，走坏了双腿；曾有长达十年时间，她在城市街头流浪度日，白天信访，晚上睡车站和桥洞。

见到这位大娘后，我在震撼中瞬间明白了什么叫“凭一口气活着”。

在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乡土社会，人是真的可以仅凭一口气过一辈子的，这是一种糅合了现代文明元素的“土地性”。

不过，在这位大娘的讲述中，我发现她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渴望，其实并不能被准确概括为“公义”“公平”等法治概念，而仅仅是单纯地“想要丈夫和儿子回家”。支撑她活过这十几年的信念，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思念和依赖。

如果放在文学叙事里，这个故事会让叙事者略微头疼——究竟要不要将女主人公与现代流行的“女性主义”挂钩？

虚构的秋菊也一样。实际上，她从头至尾对“打官司”并没有明确概念，她只模糊地知道“要讨个说法”，经历层层磨难，期间还怀孕、难产，到最后，她却不再执着于上诉了，反而是要撤诉。

可就在此时，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村长被带走时，秋菊又慌了：“我只是想要讨个说法，不是要抓人。”

本质上，秋菊与“河南大娘”的反抗，依然是一种依附于父权与夫权的反抗，她们仍旧被框定在传统礼法、人情社会的惯性与路数里。

恰恰因为秋菊把男人的“命根子”看得无比重要，恰恰因为入狱的丈夫和儿子是河南大娘的生命依靠，她们才会犟如老牛似地铆足劲往前冲，不顾一切寻求自认为的“公理”。

至于所谓的“正义”，仅仅是存于他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朦胧希望，至于实现的手段和根本目的，却仍然处于失语状态。

也可以说，她们要的不是以牙还牙的“法治”，而是建立在乡土内在秩序上的“礼法”，甚至仅仅是一个“礼”字。

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也渴望得到一次体面的尊重。

秋菊、何幸福并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才女，不是真正意义上具有高眼光、大格局的文明人，对于农村的生活，她们只安心期待着饭疏食饮水的小家小乐。

而当这样的“小幸福”也不能得到满足，遂愤而起之。“小女子”体内蕴藏的能量和勇气超乎所有人想象，她们竟敢只身一人去鸡蛋碰石头，去质问和打破村庄历代稳固的权力结构。

恰恰因为她们不是见多识广的“城市人”，反而没有商业文明里那么多功利主义的前瞻后顾和利益拿捏。

她们想要的，仅仅是那份身而为人的尊严，是传统意义上“人活一口气”的那股子“气”。这是一种发自内心、单纯朴实的法治精神，它仅仅关乎人格的本源，或许和诉讼、举证无关，却扼中了现代文明的一份底气。

恰如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里所说：“原告提起诉讼而奔走呼告，不是为了金钱利益, 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而产生的伦理痛苦……心灵之声告诫他自己，决不后退，重要的不是区区标的，而是他的人格，他的名誉，他的感情，他作为人的自尊——即诉讼对他而言，从单纯的利益问题变化为主张人格抑或放弃人格这一问题。”

不过，理论上来说，这种“争口气”的角色，由男性或女性来诠释都可以，但“秋菊”和“何幸福”，为何一定得是女性？

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张艺谋这么理解：“因为她们身上承受了比男人更沉重的负担，所以能更加清楚地表达压在中国人身上几千年的压迫与限制。”

现在常说的“女性主义”多集中于城市语境，而秋菊与何幸福，代表的是那些活在乡土村庄的反抗女性，因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原型，成为一种值得被分析和调研的社会人格形象。

她们的失语、被动，以及夹缝中的挣扎、修正与适应，都是中国当下底层女性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她们呈现出来的无知无畏的倔强既有被动性，也有主动性，既是偶然也有必然。

理论上来说，更早的“秋菊”，官司算是打赢了，可这胜利，不是她想要的。她仅仅想要一个“道歉”，目光却局限于此，延伸不到更具有开拓性、延展性的制度进步和风俗迁变上去。

可别小看这个“妇”字，它是秋菊和何幸福之所以存在且可以被叙事化的一大关键。

《幸福到万家》里，何幸福的婆婆，年轻时也曾经像何幸福这样反抗过、争取过小姓氏族的权益，也想过抵抗这势利的人情社会，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妥协。

来到何幸福这一代，她的不妥协，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这根深蒂固数十年的乡土秩序的一种代际进步。

而这种乡土秩序，从某种程度上，它又是建立在传统男权的结构之上的，因此，妇女们的反抗，显得更具有某种颠覆性意义。

不过，用如今城市的、文明的观点来看，何幸福不能算是“大女主”。

从“到万家庄”到“告万家庄”，再到带着老公走出万家庄、到大城市打拼奋斗，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律所工作，美好未来就在眼前。然而，当丈夫屡次三番惹祸，当回乡时孩子对她感到陌生，何幸福决定放弃城市里的美好前景，再次返回农村，振兴万家庄。

虽然这种合家欢的“回归家庭”结局招致了大量谩骂，但导演在采访里解释：“她不仅仅是为自己想，她也为别人想”，想把被骂了几十集的万家庄村民们一起带向更好的生活。

今天我们理解的“大女主”，自然不是这种牺牲性的角色。

但让我们将目光延展稍稍广阔些：对乡土的回归，将何幸福这号角色与我们见惯了的“女性励志”路径彻底脱离开来，引往了对城乡发展阵痛、乡村振兴的更深层次思考。

从一开始，何幸福身上具有的权益、法治、道德意识，就并非来自城市的精英和商业文明，而是一股朴实的、奋斗获得幸福生活的原生力量，也可以说，这股力量从源头上是从乡土中自生出来。

对幸福的理解各有自由，该骂的得骂，但换个视角想，如果何幸福离婚走了出去，秋菊打赢了官司获得了赔偿，回过头来再望向贫瘠、落后的乡村土地，我们是否又开始期待一个新的秋菊和何幸福？

    编辑 | 莫奈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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