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0后，从麦肯锡辞职，跑到非洲当农场主

2022-05-24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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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296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李奕，90后，江苏南通人。从15岁离开家独自去南京上高中以来，我一直都在不断地去新地方，探索新领域、新生活。18岁去美国上学，21岁周游21国。毕业后去麦肯锡工作，随后5年跨越三大洲。去年初，我又从麦肯锡辞职，留在非洲搞起了农业。

这是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长颈鹿庄园游玩时拍的照片。

我一直觉得，多数人都有一颗探索世界、尝试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但不一定有机会。而我，就很幸运地拥有这种机会。

高中之前，我的生活和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接受的也是“成绩好就是一切”的教育。我的父母很重成绩，对我管得也很严，晚上6点之后回家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有一点我很感激我妈，那就是她不常问我“考得好不好”，却经常问我：“你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这让我养成了乐观快乐的人生态度。

2018年，妈妈陪我去南京看了场说唱音乐会。在音乐会上，她还和我的朋友们蹦迪。

2009年，爸妈为了让我学会独立生活，决定让我一个人去南京上高中。高中宿管特严，晚上6点就必须回宿舍，之后就不让出门了，可6点经常还没吃晚饭呢。我当时就说，不想住这，不自由。我爸妈说，那也行啊，你自己选择吧，我们给你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就这样，我开始了独立租房的生活。

15岁的我还很娇气，军训期间，其他同学的脏衣服都可以带回家让爸妈洗，而我在晒了一天之后，还要自己洗衣服，只想大哭一场回家。不过，独立生活的快乐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2009年，高中面试那天，南京大暴雨淹了半座城，卷起裤脚往教学楼走的我。

刚上高中我成绩还不错，并且依然保持着“成绩好就是一切”的信念。直到高一暑假，我误打误撞去参加了一个美国大学升学夏令营，看到申请表上要填的那些和成绩完全没关系、五花八门的课外活动，我一个都写不出来，才慌了神。原来，成绩和分数之外，还有另一个要努力的世界。

从夏令营回去后，我就竞选起了学生会，搞起了社团。一开始做课外活动倒不是有多强的内心追求，主要为了申请大学时有料可写，但是做着做着却发现了一些乐趣。

我那时候搞了个环保社，参加了一个为内蒙古荒漠植树造林的募捐比赛。我们自己做了募捐盒，带着一帮同学在新街口湖南路问路人要钱。我还说服一家我常去的西餐厅的老板，放一个募捐盒在他店里，号召客人们捐款。

我们在一家西餐厅放了一个募捐箱，号召顾客捐钱。

负责这个活动的环保机构“根与芽”后来找到我，说我们社团是募捐比赛的前两名，可以带我们去内蒙古亲手植树。那是我第一次去内蒙古，人家旅游都去美丽的大草原，而我们一帮高中生则在一个真的鸟不生蛋、无比荒凉的地方种了几天树。

2011年4月，我组织的环保社团跟随“根与芽”组织去内蒙古种树。

回头想想，我很感谢高中的这些经历，虽然是带着功利心出发的，但过程中得到的学习和成长是真的。大概从那时起，我渐渐有了策划活动，和别人沟通，号召大家一起做事的能力。

2012年情人节，我收到了自己的理想学校Pomona（波莫纳学院）的offer。八月底，我到了洛杉矶。走出洛杉矶国际机场来的那一刻，我看着蓝天，有种不真实感，因为之前并没有来过美国，第一次来就要来待四年。

国际学生中心的学长学姐来机场接我们，一到学校，寄宿家庭已经在等着我了。因为国际生到的早，学校宿舍还没开，所以先在镇上的寄宿家庭暂住几晚。

大一时住在同一个走廊的小伙伴们，前排左一是我。

那么多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各种没听过的俚语，没学过的打招呼方式……这一切都让我兴奋。大一下学期，我已经认识了足够多的新朋友，也渐渐习惯了在美国的生活，想要更多地参加到校园生活里去。于是，我开始申请各种在校岗位和社团，但申一个拒一个，导致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但这一片暗淡的记忆中，也有一个闪光点。Pomona为鼓励大家走出校园去探索南加州，设置了一个“47件事清单”，里面包括各种在校外可以做的有趣的事，比如去一趟迪士尼乐园，参观一个洛杉矶的博物馆，去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露营，看一场湖人队的比赛等等……有一个校友捐了钱，每年完成这个清单上最多项目的前三名可以拿到几百美金的奖金。

我记得开学时，人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要挑战这个清单，但随着学业繁忙起来，99%的人就把这个愿望搁置一边了。而我一直记着，但凡学校组织周末去校外的活动，我总是第一个报名。期末时，我攒了满满一个文件袋的照片、收据和门票，交给学校作为完成任务的证明，然后拿到了500美金。

那真是高光时刻啊！那些人人都说想做而渐渐忘却的愿望，只要记住并坚持下来，就是赢家。也许这真是我的特质。小学毕业时，在同学录上写人生理想，几乎人人都说要周游世界，十几年后回头看，可能只有我是最当真的那一个。

大二上学期，我终于取得第一个小成绩，被选中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演讲，克服了从小到大的演讲恐惧症。之后又第二次竞选学生会，这次选上了年级主席。

大二，我被选中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演讲，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演讲。

大学生活似乎终于走上了正轨。上课之外，我同时做着4个不同的社团和项目。每天六点多起床，从早到晚每个小时要做什么都写在纸上随身带着，做完一条划掉一条。我像是装上了发条，不需要很多休息，拧一拧就继续往前走了。

大二超负荷工作的结果是，当决定大三要申请去哪交换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个听上去最轻松的项目——学习为辅，旅行为主。去德国南部的小镇待一个学期，项目本身就有三次以研究欧盟为主题的考察旅行，同时周末也有大把时间飞到欧洲其他国家短途旅行。对我而言，选择这个交换项目可能是第二改变人生的事。倒不是项目本身有多了不起，而是我在这段时间里第一次体验到了高密度旅行的生活。

到达一个新城市的时候，我总是能快速找到玩耍的最佳路线，性价比超高的餐厅，还经常机缘巧合搭讪认识陌生人解锁隐藏活动。

旅行小白也有踩坑的时候，2014年，我的护照和钱包在罗马被偷，我一个人去了梵蒂冈，照片在笑心里在哭。

回到洛杉矶之后的大三大四，我利用各种长长短短的假期，去了墨西哥、古巴、哥斯达黎加、巴哈马……每段旅程都是故事满满，一个人旅行也越来越有经验了。当我渐渐放下对未知目的地的恐惧，世界也在慢慢以另一种方式对我打开。

一边抓紧时间旅行，一边感受到了大三找实习的压力。春季学期开始，我做了一张Excel表，罗列了我想申请的公司和可以联系的校友，然后一家家攻克。兜兜转转一圈后，我拿到了一家总部在丹佛的五百强医疗公司的offer。

这家公司特别好的地方在于：并不是让实习生做一些不成体系的杂活，而是会给每个实习生分配一个暑期项目，有着清晰的项目内容和目标。而且本科生和MBA实习生一起工作，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也在丹佛实习时，喜欢上户外登山。下班、周末的闲暇时光，总是在户外登山。

这段实习经历，后来成了我在面试时最拿得出手的故事。虽然还是职场新人，但我已经意识到，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去努力发现并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快速获得成长。

大四的秋招以签下麦肯锡洛杉矶办公室的offer告终。我是全校唯一一个被麦肯锡录取的人。为什么去麦肯锡？大二时，我第一次听说咨询这个行业，觉得挺有意思的，可以和那么多不同的行业打交道。虽然只上了一份班，但感觉像是上了很多份班一样。

对职场新人来说，能很快了解不同行业。像我这种容易无聊的人，就很适合这个工作，因为永远有新的行业，新事物让你去了解去尝试。

也有比较现实的考虑：一个是麦肯锡给的工资还不错，我早就下决心，毕业后绝不向父母要钱，而且要把留学费用挣回来。从这个角度讲，选择一份报酬丰厚的职业，也是出于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另外一个是签证。

在美国，作为一个国际学生，你要留下来工作的话，需要有一家公司愿意帮你支付签证费用，但很多小公司都不愿意。只有足够好、足够大的公司才愿意给你提供一个签证。我当时的想法是：没有一定要在美国常待，但我想在美国待一段时间，看下工作环境，毕竟在这里读了书。

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有点像高三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的日子，几乎没有压力。这期间，我学了射击，考了摩托车驾照，趁着爸妈来我的毕业典礼，我开车带着他们走了一趟太平洋一号公路。

拿到offer后，我学了射击。

他们走后，我联系到了阿拉斯基一个农场的打工换食宿旅行项目，开始了一个月的种田生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参与农业生产，也是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种地有多辛苦。一点都不浪漫，不“李子柒”。

每天，我只需要工作四五个小时，就是种土豆、拔杂草、摘草莓。种土豆不难，往里面扔就行了。像种草莓，你得一直弯着腰。几小时下来，腰酸背痛。

毕业前的暑假，我去阿拉斯加的农场上种了一个月的地。

而且还很脏。小时候我一直有洁癖，坐的书桌总要拿餐巾纸擦干净，还各种怕虫子和脏东西。这些毛病都在独立生活和旅行的过程中渐渐改掉了。不过像这样在每天地里脏到百分之一百，脏到毫无保留，我还是第一次。

回到房里我把鞋子和裤子脱下，抖出来差不多半斤土。手洗过好多遍之后，指甲缝里还是泥土色，手掌的纹路里都有一层淡淡的黑色，粗糙到不行。真是难以想象，几年前看到蜘蛛还会哇哇大叫的我，到这时看到各种飞禽走兽都面不改色，在户外几天不洗澡也不会浑身不舒服。

这是我第一天下地，给洋葱除完杂草之后的手。

工作之余，我就在阿拉斯加四处转悠。这里的夏天很美，温度也很舒服。而且是极昼，每天晚上9点还能出门爬山。这趟打工旅行，我不仅亲手体验了田地间的劳作，看到了极昼下的冰川，还认识了几位神奇的室友，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把脑袋里的“以为”一个一个全击碎了。

但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五年之后我还在种田，而且是在非洲，我肯定不敢相信。对当时的我来说，在阿拉斯加的夏日农场工作只是我从象牙塔步入社会的一个短暂休息站。

2016年9月，我结束了毕业后三个半月的假期，正式入职。初入职场，就见识了很多让我大开眼界的事，比如：我的同事们，并不全是学经管或者商业的，而是古典文学、哲学、化工……学啥的都有，而且遍地博士。

比如，同事们总能做出让我心生敬佩的事情。再比如，我提出和上司不同的意见后，他居然跟我击掌庆祝：“反驳的好！你的思路确实更有道理。能够有理有据地反驳上级可是当咨询师的重要一课，恭喜你学到了！”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看大家的离职邮件啦。

我记得我收到的第一封离职邮件，标题是“短暂离开，期待回来”。发件人是一个暂时离职去加入希拉里竞选团队的同事。在这方面，公司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允许员工们短暂离开公司去追求其他项目。

那么，在麦肯锡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当然，有忙到来不及吃中饭的时候，有离开办公室回到酒店继续加班到凌晨的时候，也有在问题面前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手足无措的时候。工作需要，我渐渐习惯了同时住在两个城市的生活——周一到周四旧金山，周五到周日洛杉矶。

出乎我自己的意料，这反而使我养成了大量阅读的习惯。因为每周要花很多通勤时间往返于两个城市，我会在上飞机前在机场书店买一本书，然后利用通勤时间翻看，平均一两周就可以读完一本。虽然工作每周要六十到八十个小时甚至更久，但我忙里偷闲的能力也这么被锻炼了出来。

在麦肯锡上班第一周的培训，我们组大获全胜，奖品是伏特加。

在麦肯锡洛杉矶办事处待了一年后，我因为工作签证没有抽到，就必须换个国家，但也可以出国一年后再转回美国。其他人可能会觉得：啊，这太惨了，好不容易留下来，才一年又要走了。但我就觉得蛮开心的：“正好可以去一个新的地方，体验另一个地方的工作环境和氛围。”于是，2017年夏天，我选择了回国，调到北京办公室工作。

换办公室的流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搞定，我就趁机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利用这段空档时间，去国内十几个城市，这让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再之后，我又去东南亚，背包旅行了一段时间。2018年元旦，才正式入职。

2017年10月，我在北京的3E Space组织了一场读者见面会。

在北京办公室也像在洛杉矶办公室一样，几乎没在北京做过项目，到了快要走的时候，都已经把北京的房子退了，才有一个项目要回北京做。上海、深圳、杭州、郑州……好多城市我都待了几个月，做了不少项目。北京租的房子长期空着，有朋友到北京，我就把门锁密码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进屋住。

我在北京租的房间像大学宿舍，上下铺结构，直接成为了青旅一般的存在，大半年里住过十来个五湖四海的朋友。

后来我的签证又签上了，公司说你又可以回美国工作了。可是这时候，我已经不想回去了，因为我觉得还是发展中国家比较有意思。我问律师，我能不能再换个国家，申请别的发展中国家的办公室？律师说，可以呀。于是，2019年8月底，我又到了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

在内罗毕一下飞机，收到了室友发来的信息。她突然问我“你是第一次来肯尼亚吗？”我回复 “第一次来非洲！”

老实说，在麦肯锡三个国家的办公室待了之后，我觉得肯尼亚最好玩。在美国，你可能只能做某个世界500企业的某一个部门的问题；到了中国，可能就是某一个企业整体的未来战略问题；到了非洲，就是一个国家的或者整个大洲的战略问题。

作为咨询师，你接触到的问题的大小程度，在非洲会大很多，这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像我在非洲做的项目，包括肯尼亚的疫情应急。直接跟肯尼亚的国家政府部委合作，帮他们制定了很多疫情应急政策，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还有，如何在非洲推动发展制造业？光听题目，都觉得激动人心。

但久了就发觉，作为咨询师，总是在给建议，并不真实干活儿，跟执行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鸿沟。你给的建议，他们也不一定很快就执行，做咨询总有种“纸上谈兵”的感觉。而我呢，偏偏是个喜欢撸起袖子干活的人，希望自个儿能去干活。这时候，我就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做咨询师了。

我想去一个小一点的公司，最好是那种初创的。这样，你相对影响就会大很多，如果你有什么决定，就能比较快地去执行。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我的老板，老板说他投资的一家农业公司正在找合伙人，问我有没有兴趣。感觉这个公司完全符合我的要求。就这样，2021年4月，我作为联合创始人加入了这家初创的农业公司，负责运营和市场。

加入农业公司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农场，看看他们怎么干活。那时，我们只有一个30英亩（约200亩）的农场。我去的时候，农场已经运行几个月了，有三四十个工人在种菜。

辣椒、茄子、土豆、黄瓜、番茄……中国的常见蔬菜这里也应有尽有，有的已经挂果，有的还在长苗，有的才播种……虽然也用化肥和农药，但没有催熟剂。菜全都是自然成熟的，相对比较有机，味道也比较好，比如番茄就很明显，酸甜多汁、有些沙感。

我们的第一个农场，只有30英亩（约200亩）。

作为农业公司的合伙人，是不是穿得美美哒，坐遮阳伞下，喝喝咖啡，监督工人种菜就行了？想得美！以前至少还有周末，而且做完一个项目可以躺平啥也不干。创业之后，就没这份奢侈了。而且，问题多如牛毛，像打地鼠一样，这儿打了，那儿又冒出来了。

今年2月，去市场时，蹲地上接电话商量工作的事，同事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除了生产，别的啥都要我管。刚开始，数据、市场、仓库、运输、人力、财务，全靠我一肩挑，客服也是我自己。完全不用设闹钟，因为每天都有急事把我叫醒。

我一度每天凌晨两点到五点间醒来——凌晨两点，司机要从农场出发，会给我打电话让我支付当天的油费（肯尼亚的电子支付几乎和国内一样普遍，可以远程支付）；凌晨三点，我要亲自跟夜车送货，去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卖番茄；仓库每天下午3点到凌晨3点工作，分拣蔬菜，凌晨发货，这样才能在早上4点到7点之间把我们的蔬菜送到内罗毕周边的各个农贸市场。

农场一周工作七天，我们送货六天。跟车送货途中，我还要打开电脑批复财务邮件……直到3个月后，招来了靠谱的运输经理，我才终于可以安睡一夜。

在非洲开农场，总会遇到很多“非洲特色”的事。比如：第一天去农场时，我就吓了一跳，各种数据，种了多少、收了多少，温度、湿度什么的，工人全都用笔写纸上。我赶紧给他们搞了套系统，进行了个简单的培训，他们才告别原始的纸笔记录，把数据录入电脑系统。

再说运输吧。刚开始，我们没有自己的司机，经常找到不靠谱的司机。送货时，他们经常是迷路了就在车里睡一觉，然后把菜拉回来。到了第二天约定的时间，市场没见到菜就会打电话来骂我，我只能一直不停地道歉，然后赶紧联系司机想办法。这样的骂，我大概挨了3个月，直到运输团队组建好，才由挨骂变成了被夸。

现在，我们有5辆卡车，6位司机。以前需要送一整天才能送到的菜，现在半天就能轻松搞定。

再比如，有次，凌晨两点，我跟车送货，爬一个漫长的缓坡时，我感觉时速不超过十五公里每小时。看着车窗外繁星点点的浪漫夜空，我全然忘了肯尼亚的道路执法官—— 随时准备宰你一刀的警察。说来好笑，跟夜车之前，我来肯尼亚已近两年，坐车几乎从没被交警拦过，更没交过钱。

然而，跟了两回夜车，每回都要被拦下三五次。据说疫情期间卡车不能坐超过两个人，于是交警总要问我是从哪来的。通常给个一百先令小费（约合人民币5.75元），他们便挥手放人，结果这回遇到一个特别贪的警察，居然想要一千先令，还威胁让我下车和他去警局。

和他对峙的我一度愤怒情绪上头，心想就是你们这些人贪污腐败害得肯尼亚没法发展。好在我的司机是本地人，他让我不要急，然后自己下车跟警察好言相劝了一阵，我们就被放行了。

想起2020年，我刚回肯尼亚便开始和政府做疫情应急，彼时在家办公的我总是接到信息：警察拘捕了宵禁后还在工作的摩的司机，需要指挥中心指示放人。不到一年，我便来到了电话线的另一端，真是躬身入局了。

我每周约一半时间在农场，剩下的时间去拜访菜市场摆摊的大妈们。我在国内订做了一大批围裙，她们都抢着要。

第一次去全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卖菜时，我们运了一卡车番茄和洋葱过去，足足两吨。但司机到的时候，我们的本地销售还没来。司机把车门紧紧关着，人也不下车，因为他虽然是肯尼亚人，但不是这个部落的，不敢贸然下车放货，怕被抢。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发现果然是这样：他们看到我，就会过来收保护费。但如果我的销售也在，用同样的部落语言和他们说几句，他们就会说“原来是自己人”，然后散去。

我们的卡车在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内罗毕的基贝拉居民区卖菜。为什么要去贫民窟卖菜？因为人多，需求量大。

在货仓工作的十几个人里，有一个姑娘比较能干，也经常和我打招呼，我挺喜欢她的。某天我正在镇上餐馆吃晚饭，突然接到仓库经理的电话，说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希望和我讨论一下怎么处理。

我本来打算吃完饭开车回家，听到电话便立刻赶回了仓库。原来是我前一天从内罗毕运来了一批工作服，包括T恤，帽子，防尘服等等。有人偷偷拿了几件T恤，被保安发现了。

我本以为偷东西的人是新来的，没想到却是这个我熟悉的姑娘。我完全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硬是做不到狠心说开除。最后还是给我的合伙人打了电话，拜托他第二天出面解决。最终，合伙人开除了这个姑娘。

后来我听到了更多稀奇古怪的偷盗方式，和各种解决方案 —— 一个同样开农场的朋友告诉我，保安要用来自非当地部落的（比如桑布鲁人和索马里人），这样不容易和当地员工串通；另一个管理当地超市蔬果供应链的朋友告诉我，她用了价格不菲的第三方公司，而且每两个月就要换一次人，以免负责安保的人和员工混的太熟。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仓库，半夜依旧灯火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