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深嵌中国

2023年7月13日，德国发表该国首份“中国战略”文件，试图在中德经贸利益与管理风险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对于欧洲对华最为友好的大型经济体来说，这是一种新战略导向，将给两国经贸关系带来深远影响。

对于德国的战略转变，中国外交部表示，以“去风险”“降依赖”之名行竞争和保护主义之实，将正常的合作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只会适得其反，人为制造风险。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鼓噪所谓“制度、利益、价值观竞争”，更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只会加剧世界分裂。事实上，中德共识远多于分歧，合作远大于竞争，双方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当前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希望德方全面、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制定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这份长达64页的文件指出，中国不应再只被视为经济伙伴，还应被视为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德国将与欧盟伙伴合作，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并考虑建立德国对华投资审查机制。德国将寻求增加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进行多元化投资，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近年来，系统性竞争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已有所改变，因此我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改变。”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介绍这份文件时表示，德国不想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尽可能地降低风险。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战略”核心就是要以去风险之名将德国的供应链去中国化，然而德国是对中国经济依赖度最高的欧盟国家，这让德国降低与中国经济关联的代价尤其高昂。

德国对中国的高依赖度是由其特殊的经济结构决定的，德国对制造业和出口经济的依赖在大型发达经济体中是不同寻常的。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制造业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高达19%，大约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两倍。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相比，德国工厂雇佣的工人比例也更高。经合组织（OECD）数据也显示，2023年前三个月，有810万人在德国工厂工作，略低于德国人口的10%，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不到5% 。

几十年来，德国靠制造业出口一直保持贸易顺差，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在世纪之交的几年里领先于中国和美国，但自2016年以来，德国的出口顺差一直在萎缩，2022年达到了近二十年来最低水平。

这种贸易顺差并不总是有益于德国经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因为这种顺差只是德国将疲软的国内需求成本外部化，同时保留重商主义政策的好处。

全球贸易下行让制造业主导的德国经济弱点展现无遗，通胀和加息带来的经济放缓让外部市场对德国产品需求下降。与此同时，德国的消费和服务业也没有振作起来，因为国家贴补制造业导致内需长期疲软，这就是为什么消费在德国GDP比重远低于英美。俄乌冲突自2022年爆发以来，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近一步抑制家庭支出，国内消费彻底熄火，曾经的欧盟增长引擎几乎成为地区经济复苏的拖累。

这种经济结构让德国对出口市场和生产原材料比其他欧洲国家敏感很多，而中国正是德国的主要原料供应国和出口市场。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雷兹策尔（Marcel Fratzscher）将之称为对中国形成“不对称依赖”，即德国依赖中国的程度远超中国依赖德国。这也就是为何德国政府在欧盟国家中最致力于维护对华良好经济关系。

这种不对称的依赖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中德贸易逆差；第二，德国对中国加工的不可替代原材料（例如稀土）高度依赖；第三，德国对华直接投资远超中国对德投资导致德国旗舰企业利润主要来自于中国业务。

德国对中国的依赖首先体现在贸易关系上，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指出，德国经济对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度依赖，因为德国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22年，德国总共从中国进口1919亿欧元商品，同比增加近1/3。德国主要在中国购买电子产品、纺织品、机械以及化工制品。而德国对华出口则只增长3.1%，出口额为1070亿欧元。德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为840亿欧元，同比增长一倍之多。

中德贸易联系在过去20年不断加强。虽然在本世纪初，中德贸易仅占德国贸易总额5%（进口占3.5%，出口占1.5%），但今天这一比例约为20%。与德国进口相比，中国的权重更大，因为在2022年，11.8%的进口商品来自中国，而对中国的出口份额为7.5%。

中德贸易关系以德国进口低附加值产品和出口高附加值产品为基础。然而就贸易平衡而言，这种双边关系在结构上存在倾斜。自2021年初以来，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扩大，到2022年年底达到840亿欧元，中德贸易已经出现了单向发展趋势。

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首先，德国进口价格在某些生产要素短缺的情况下大幅上涨，再加上欧元贬值，这加剧了进口价格的上涨。其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德国货物的需求大幅下降，其他欧洲国家则没有那么明显。

中德贸易关系的依赖还着重体现在对关键产品的依赖，因为中德经贸关系实际是由特定商品主导的，例如汽车和工业原材料。与普遍认知不同，德国在绝对数量上并不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依赖对中国的投入。中国要素在德国最终生产中的份额与法国或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相当，与20国集团（G20）其他国家相比，这一账面数字远低于平均水平。

德国经济研究所曾用中间投入（Vorleistung，工业活动中消耗的外购物质和服务）作为标准衡量对华经济依赖度，该研究指出，德国工业界在2020年来自境外的中间投入中只有6.6%来自中国，因此中国对德国工业虽然重要，但并不具备举足轻重地位。

然而经济关系不能只从会计角度来看，这种纯粹的定量分析并没说清战略依赖关系。因为尽管德国在从中国进口的数量上并不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依赖中国，但在进口产品的类型上却更依赖中国，特别是工业原材料，因为全球50%精炼工业原材料来自中国，中国在稀土、锂、钴、镍、铜的全球冶炼和产量中分别占87%、58%、65%、35%、40%。

德国是稀土主要进口国，稀土是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医疗成像、低消耗灯泡、混合动力汽车、风力涡轮机转子电池）所必需的，这种原材料对于德国向清洁能源和交通工具转型的计划至关重要。德国稀土需求的三分之二要从中国进口，一些特定稀土种类从中国进口的比例甚至更高，例如钪和钇等金属从中国进口的比例就高达94.4%，在德国方面看来，这种高度依赖造成战略脆弱性。

虽然早就有专家建议德国企业多元化进口来源，但这个建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多元化意味着从多个国家少量订货，而不是从一个国家大量订货，这必然会提高成本，这对于需要海量大宗原材料的德国制造业太不现实，价格的提升会削弱德国制造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导致出口萎靡，出口不行了，德国经济也就陷入了前文所述的不良状态，因为德国没有美国那样的内需，全靠制造业出口。政府补贴也不会奏效，因为补的越多，就会越抑制内需。所以，这种对关键原材料的依赖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去风险”。

不仅是成本，德企在利润方面也比其他欧美国家更加依赖中国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公司成为最早一批不仅将中国视为低成本制造基地还作为市场对待的西方企业。德企助力中国工业化的同时，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巨大，一些大型德企在华销售额占其全球销售额20%，而一些车企市场份额更是达到40%左右。不仅如此，欧洲高昂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使一些德企严重依赖来自中国的销售以帮助维持其在欧洲的业务。

以德国经济两大引擎为例，根据大众汽车数据，2023年迄今为止，中国市场新车销量约占大众全球新车销量的37%。6月，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博穆（Oliver Blume）向投资者表示，大众汽车2022年在华新车销量320万辆，几乎与整个欧洲的销量相当。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首席执行官薄睦乐（Martin Brudermuller）4月向股东表示，中国业务目前占巴斯夫年销售额的15%左右。他还指出，来自中国的收入让公司能够有效抵消欧洲的高能源成本和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带来的损失。

“如果没有中国的业务，在这里进行所需的重组会变得不可能，能说出一项让我们赚钱的欧洲投资项目吗？” 薄睦乐今年2月的年报会议上对记者说。

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德企持续大力投资中国市场，接受德国直接投资的国家排行榜上，中国不是位列第一就是第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激增。尤其是2015年前后，亚洲其他国家对德国投资来说都是次要选择。

虽然疫情导致2020年德国对华投资锐减，但随后又大幅回升：德国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德国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净额已回升至64亿欧元，接近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前）投资总额的两倍。2022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更是高达115亿欧元，创历史新高。

如果说德国政商两界没有就减少对中国依赖达成共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大公司仍在继续大规模投资中国，这让德国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VDA）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Hildegard Muller）就曾指责现任德国政府，与中国脱钩不仅在经济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地缘政治战略上也是错误的。

虽然短时间内去中国化不易，但中德贸易关系中一些新的趋势却值得注意，因为剧变总是从小小的裂痕开始。

长期主导德中贸易关系的领域之一是汽车工业。但最近的数据显示，德国人似乎正在失去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因为中国国产电动车受欢迎度大增。虽然德国品牌继续主导中国的内燃机汽车市场，但其受欢迎度正在让位于电动车。更令德企不安的是，中国在今年一季度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中国品牌电动车正在进入德国市场，对德国本土的车企构成威胁。这种变化可能会增加德国对华贸易逆差，这种改变是否会为德国支持去中国化政策的政治势力提供借口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