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纪念碑上刻的名字，不是我爸”
风烛残年的老人走在人生最后的路途上。眼下，71岁的崔秋荣越来越焦急难安，皱纹像一个兵团一样，将它的领地征服，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多年来，她和家人一直在证明抚顺市儿童公园人民烈士纪念碑上一个名字的错误。平静下来时，崔秋荣才意识到，已经六年过去了。
崔秋荣一家漫长的证明之路，始于烈士碑上面的一个名字。
2017年，她的哥哥患癌病重，她从北京工作的茶馆请假，回抚顺照顾他。几个月后，哥哥去世。没多久，她在辽阳的姐姐崔春安和姐夫张国有回了趟抚顺。
到抚顺后，张国有和妻子住在崔秋荣家里。一天晚饭后，他们出门沿街散步，三个人嘴上没说，不约而同往一公里外的儿童公园走。
公园里有一座烈士纪念碑，在他们的共同记忆里，碑上刻着张国有父亲张鹤泽的名字。根据《抚顺市志》记载，这座人民烈士纪念碑高19.8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镶嵌着大理石板。1949年11月修建时，上面刻有144名抚顺烈士的姓名，经过1962年、1975年、1992年、2022年四次维修。
那年张国有78岁，他的脚脖子摔折过，走路不便，但到了公园，他几步迈上阶梯。崔秋荣姐妹俩还在石阶下面时，突然听到张国有在碑前喊起来：“我爸这名字怎么还错了？怎么变成铎了？”他上一次见到碑上父亲的名字还是在中学时期。
崔秋荣安抚他说，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她寻思，改日上有关部门把这事儿一说，一调档案，不就给改了吗？
回家以后，张国有继续阴沉着脸，心脏的毛病又犯了，总心慌害怕，崔秋荣姐妹俩想出去买菜，不敢把他一个人扔家里。
这对夫妇有两个孩子，大儿子11年前食管癌去世后，只剩下二儿子张乾。张乾今年56岁，平时要照顾下身瘫痪的妻子。加上他们一家人早年随工厂迁到辽阳定居，往返不便，更正名字的任务就落到崔秋荣身上。
当时，崔秋荣正在北京的一家茶馆里工作，她先是请了两个星期的假，但最初反映情况后没有结果。为了办好这件事，崔秋荣从北京辞掉工作，搬回了抚顺。
刚开始的时候，她没什么头绪，家人手里只有一张张鹤泽的照片，和一本张国有军区小学的毕业证。2014年，在发现碑文上父亲名字错误之前，张国有回访过母校。现在，该小学已经变成了一处纪念馆。
在张鹤泽留下的这张泛黄的照片上，他身着戎装，双手交叉在一件无法辨别的物品上，坐在凳子上，模样清晰可辨。照片背后写着“一九五九年八月”，据崔春安回忆，这是当年她和张国有确定恋爱关系，张国有的母亲刘桂英把照片交给她时，她写下的字。在结婚后，她又在背后写下“张鹤泽”三个字。这张照片一直收藏在箱子里，2017年，崔春安才翻箱倒柜把它找出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遗物。
那时崔秋荣不知道，要证明一件发生在70多年的事，远比她想象中艰难。
2017年，崔秋荣开始找抚顺市政府要求调出张鹤泽的档案，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张乾夫妻俩也从辽阳来到抚顺，带着爷爷张鹤泽的照片和爸爸张国有的小学毕业证书，去到当时管理军人事务的民政局。但因为证明材料不足，修改碑文的请求没有被受理。
之后，崔秋荣带着新的证明材料又去了民政局， 接着，是新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再是文广局，最后又回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几个来回后，她意识到，“这事儿比预想的棘手。”
2020年，抗美援朝烈士遗骸回国那天，她看到电视里的直播画面，心里一沉。家人等了多年，一直没有张鹤泽遗骸的消息。“就烈士碑上留这么一个名字，那是一条人命。”她一拍大腿，从沙发上站起来，心里想，这件事必须得有个结果。
她打过数次市长省长热线，两会时曾在网上留过言。直到2021年6月3号，她接到当地新抚区一个姓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她把材料拿过去。那时她只有张国有毕业证书的复印件。过去后，工作人员说，毕业证要原件。她立马让姐姐从辽阳邮寄过来，再拿过去时，“还是不行，委托书没公证”。
在她提供的录音内容中，局长听完她的讲述后说，“你怎么能证明张鹤泽就是张国有的爸爸呢？”
崔秋荣愣在电话这头，几秒后，她说，“我要上武汉，去调张国有毕业证的登记表。”
局长说，“你还用跑那么远吗？调烈士儿子（张国有）的个人档案不就行了吗？”
崔秋荣一拍大腿，说，“行，就这样。”
这之后，张乾在辽阳调取他父亲张国有的档案，崔秋荣在抚顺调刘桂英的档案。
老人回忆，那个送材料无果的晚上，她梦到自己去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述给主席听，主席听后发话，让下面的人解决好这件事。她把这个梦看成一个好的征兆，于是就去北京了。
那年秋天，这个老人带着一个装满身份证明文件的袋子，在抚顺北站登上了一辆列车，然后西行向首都。
崔秋荣去中央军人事务部交完材料，她从北京坐火车回抚顺。傍晚的车站不再空空荡荡，穿戴整齐的男人和女人排着长队等待火车，熙来攘往。她坐在椅子上，回味那两年的经历，忘记自己已经快70岁了。
从北京回来后，崔秋荣拎着一摞材料到抚顺市军人事务局的权益科，接着又跑到市里一个军区，她把材料交给了一名姓贾的干事。
等待一直没有结果，她决定收集更多的证据。她先是去找了以前住在一个院里的邻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邻居住在刘桂英隔壁，两家人共用厨房和卫生间，经常一群孩子围着，坐一起唠嗑。
2021年8月21日，崔秋荣找到这个邻居时，老人已经78岁。崔秋荣和她说明来意，老人说，“好，我知道了。”老人转身进屋后，因为疫情不方便进屋，崔秋荣一直在门口等着。一个小时后，老人递给她一张按了手印的手写证明纸条。
事隔两年后，前不久，崔秋荣再次来到老人家门口，她看门上没贴对联，心里慌乱，有不好的预感。后来得知，老人已经去世了。
在崔秋荣搜集到的所有证明材料里，她认为“一份有力的证据”是张鹤泽妻子刘桂英的档案。她清楚记得那天是2022年9月18号，天下着大雨，她跑到市里的档案馆，哀求工作人员把刘桂英的档案给她看看。
第一次吃了“闭门羹”。她让崔春安从辽阳寄给她一份委托书，第二次去她才看到了刘桂英的档案。在刘桂英的个人的档案里，记录着她于“1946年至1952年随爱人参军在部队托所（做）保育员……刘桂英同志是1952年由丹东部队42军126师转来我厂的……刘的爱人是参谋，在抗美援朝时牺牲了。刘本人是后勤部的保姆，也是解放军战士。”
第三次是去年12月15号，崔秋荣到档案馆，疫情刚放开，街上空无一人。她把刘桂英档案里面的工人登记簿找了出来。在这本陈旧泛黄的册子上写着：烈属刘桂英是新户部队来的，她是从丹东部队过来的。当她看到“烈属”两个字时，她高兴得心脏快要蹦出来，因为“拿到一个重要的新证据”。
张国有也曾参军入伍，在大连旅顺服役声呐兵一年九个月。退役后，1963年，他被分配到抚顺发电厂工作。在一份张国有填写于1977年1月16日的工人登记表里，写着“生父张鹤泽，50年在抗美援朝战争牺牲。”同时，在详细履历中写着“49-53（年），随军家属”。
另一份资料是崔春安写于1965年10月6日的证实材料，那年她25岁。在这则材料里，留着她当年的蓝色钢笔字迹：“父亲张鹤泽，解放前大约在1944年左右参加解放军，在部队担任师参谋。在1950年在朝鲜战场光荣地牺牲了。”
刘桂英去世时，崔秋荣30岁。当她翻看那份尘封已久的档案时，遥远的记忆涌出来。她家和刘桂英家住在相邻的两栋楼里，那里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电厂的工人住宅。去工厂上班后，她时常把孩子放到刘桂英那里。老人喜欢吃饺子，许多个中午，她擀面皮做好饺子后，给住六楼的刘桂英端上去。
这些档案里的记忆和她的记忆在不同的岁月里重叠，“好像重新经历了一遍”。1970年，崔秋荣17岁，进工厂学电工，成天背着钳子、螺丝刀、电工刀，四处检修。第一年入厂，她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30米高的电线杆，她二话不说就爬上去。
2021年之后，崔秋荣相继找到三名邻居和张国有的一个同学作证张鹤泽是烈士。在东北的工人家属楼里，孩子们从小在一个院里长大，邻里之间的事彼此都知道。
据证人们说，张国有有一个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父亲，他的名字被刻在西郊公园（现儿童公园）的墓碑上。小时候，他们入少先队时，去公园参观过，也去过张国有家，多次听老人讲过这些故事：张鹤泽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担任42军126师参谋，在完成一次侦察任务时，乘坐吉普车的一行四人遭遇美军的炮弹袭击光荣牺牲，四人无一幸存。
知道张鹤泽73年前战时事迹的人，许多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崔秋荣提交材料时，她担心工作人员弄不清人物关系，又另外制作一份表格，把人物的简介列出来。在一些重点句子下，她用红色的线条勾勒出来。
无数张证明材料像地毯一样铺在眼前，越到后面，崔秋荣意念越强：要给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
多年等待后，今年2月28日，崔秋荣收到新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份电子回复，工作人员直接在微信上发给她的。
这份文件的落款时间是2021年11月17日。在这个回复里，崔秋荣还发现一处错误：她反映的问题是纪念碑上的126师写成了26师，而回复上却把这个问题写颠倒了。
这份回复还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派人前往市社科院查阅《抚顺市志》。《抚顺市志》市情要览卷（2005版1071页）明确记载为“张鹤铎，抚顺市人，志愿军二十六师参谋，一九五〇年于抗美援朝战斗中光荣牺牲”，与烈士纪念碑一致。
收到这两封迟来的回函时，崔秋荣感觉自己像一只陀螺，转了无数圈后，又一次回到起点。从那以后，她晚上失眠，不知道从何着手。
不过， 辽宁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辽宁抗美援朝运动史》作者卢骅后来告诉她，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官网参战部队序列页面里，有记载志愿军第42军126师于1950年入朝作战，但没有出现志愿军26师的部队番号。
此外，抚顺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关晶表示，《抚顺市志》里的烈士名录是根据碑文来记载的。
崔秋荣买过《抚顺市志》，前后看了三四遍。在这本《市志》中，有两份烈士名单，一份有1900余名烈士信息，另一份记载了130余名英烈的情况，后者被镌刻在人民烈士纪念碑上。
去年11月24号，崔秋荣去了一次烈士纪念碑前，她记得那天天气阴冷，她把整个碑文照下来。她又翻出2017年拍下的纪念碑照片，发现其中一名烈士当年写的是“刘正发”，而去年拍下的碑文照片里变成了“刘正友”，另一名“朴志远”烈士已经变成了“桂志远”。
她又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在《市志》里查找，发现里面收录的是“刘正发”烈士和“朴志远”烈士。还有另外一名“徐正道”烈士，名字虽与碑文上一致，但二者在牺牲时间上又不同。
3月25日，英烈唐克勤的孙子唐宝江联系上崔秋荣。据他回忆，他的大爷爷名叫唐克勤。2008年，他结婚时带爱人去看过纪念碑，“那时候碑文是正确的”。几年后，他又带着孩子去了那里，发现碑文改成了唐光勤。在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主管的中华英烈网上，有“唐克勤”的记载：籍贯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出生日期1924年，牺牲日期为1947年3月，牺牲地点为吉林省辉南县。而中华英烈网并无“唐光勤”的烈士资料。
与崔秋荣一样，唐宝江也多次联系新抚区和抚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但最后没有音讯。
这次，她的神经几近崩溃，和王俊吵了起来。第二天，王俊在电话里告诉她，将通过上级部门及军分区部门查找“126师”和“26师”的相关信息。
崔秋荣认为，如果烈士是叫“张鹤铎”，退役军人事务局应该拿出关于这名烈士的档案。她甚至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张鹤铎的家人。但至今，她没有接到一个电话。
崔秋荣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只要有蛛丝马迹，她会揪住不放。这件事情的困难之处在于：她提供了所有她能提供的证据，但最后被否定了。
就在她绝望地等待的时候，张国有再次被送进医院抢救室。她不知道在多久以后，调查会出来结果。
每天早上，崔秋荣都会对着家里的一尊佛像祈祷一阵。但比起神明，她更相信自己，她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制作的视频，数百人为她点赞打气，也有公益律师联系上她，要帮她打官司，但她想，等到所有路都走不通了，才会选择这条路。
崔秋荣感觉自己像掉进一个齿轮里面，出不来了。她想继续做些什么，却又不知道做什么好。
但打车到了市政府大楼前，因为一直打不通王俊和优抚科的办公电话，门卫把她拦在门外。她喃喃自语：“我不能白来一趟吧。”那天抚顺天热，阳光和热气暴躁地扑面而来。
无奈之下，她拨通了退役军人事务权益中心一名工作人员的电话，得到的还是这几年她听得最多的那句话：“你得拿出直接证据。”她急得眼泪流出来，额头渗着汗，眼里茫然，再次失去方向。
第二天，王俊的办公电话接通了，她说退役军人事务局已经向民政局、档案馆、有关军区发函，但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如今距离张国有发现父亲名字“错误”已经过去六年，他还在等一个答案。而在张国有看来，要改掉这个错误的名字，应该是一件小事。他始终不明白，“这件小事”为什么变得这么难。
有时他一生气，就像小孩儿一样哭着嚷着要跳楼，妻子吓得直哭。后面几年，崔秋荣做这一切的时候，都瞒着张国有。因为她知道姐夫的健康正在急速衰退，每次他问起来，家人只说还在等回复。那时，他只会长长叹气，从前几年的声音急躁有力，到后面越来越弱。
2022年，张国有因为心脏疾病住进ICU抢救，这让崔秋荣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性。有人提醒她，记得留一缕张国有的头发，将来万一有一天他父亲的遗骸从国外回来，留着验DNA。等名字改过来的时候，她会第一时间告诉姐夫和姐姐，“哪怕坐120救护车”，也要让张国有有生之年看到父亲名字重返碑文的那一天。
老去的不只是张国有，还有崔秋荣。清晨醒来，她用瘦骨嶙峋的手揉了揉眼皮，坐在光溜溜的凉席上沉吟片刻，推开窗户，听到外面的鸟叫声，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有时在电话里，崔春安对妹妹说，秋荣啊，你这么大岁数了，搁北京时就累得够呛，现在回来了，身体又不好，还得跑这事儿，要不咱就不跑了。49岁的女儿也说，妈，你就不要折腾了，我还要我的妈呀！崔秋荣说，不行，我不能不跑。“她脸上的表情和语气从来都很坚决。”女儿说。
崔秋荣10岁时，母亲在工厂上班，一只脚踩进灶坑里，闪到腰，不能站不能蹲，仍在工厂扛重东西，哈腰给孩子们切挂面，到去世时腰也一直弯着。崔秋荣心里不服，要求认定母亲为工伤。她记得自己写了书面材料，但最后还是没成。她说，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对的事情一定要坚持。
十多年前，崔秋荣的女儿在下班回家爬楼时，被人拿刀刺穿了手臂和肺部，二楼到五楼的阶梯上留下血迹，那栋楼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女儿留下后遗症，干不了重活儿。崔秋荣一直想找到凶手。现在，她不敢在黑夜下楼。而白天上楼时，能看到阶梯上残留的血迹，她说当时她用肥皂水清洗过，但没洗干净，等张鹤泽的名字改回来后，她要再清洗一遍。
眼下，崔秋荣有两个心愿，希望姐夫张国有能活得久一点，以及错误的名字能尽快改过来。至于为何执着于这件事，她认为是内心的良知在呼唤和一种承诺，自己只是在证明一个人存在过。
崔秋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岁，她的头发全部整齐盘在后面，额角露出几根白发，说话时声音清澈有力。2005年和丈夫离婚以后，她一直是孤身一人，家里的线路、水泵、马桶、水龙头，都是她自己安装。
邻居有困难，她也经常帮忙。从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家路上，在小区楼下碰到两个邻居，说五楼窗台上放了一盆水仙花，快死了，让崔秋荣救救它。上了楼，崔秋荣看了一眼，花已经淹死了。她家住在八楼，没有电梯，她膝盖不好，爬几步楼梯，要停下来歇歇，再爬。
尽管体力不如以前，崔秋荣仍然精力充沛且灵活。在家里，她整日坐在客厅一角的椅子上，一遍一遍地翻看有关军人记录的书籍。有时早上煮熟的鸡蛋，到了晚上才记起来吃一口。长时间盯着书和手机看，她视力下降许多，在抬头的一瞬间，眼前一切是模糊的。
在一个小木箱里，崔秋荣保存着她大半生以来所有重要的文件资料。包括她在工厂当电工时的工作证，离婚诉讼判决文书，女儿被人刺伤后的医疗诊断，早年借钱还钱的记录，北京打工时的工作证，以及关于证明张鹤泽的所有材料。这些文档都归类放在不同的透明塑料袋里，封面贴着一个便利签，写着提示词。当她翻看完这些资料，“好像又重走一遍人生”。
6月的最后一天，带着关节炎病痛和心脏不适，崔秋荣再次来到儿童公园的纪念碑前。公园一侧的林荫道下，老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一个穿浅蓝色条纹衬衣的老人站在纪念碑前，盯着一个叫“刘迪”的名字看了很久，脸上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崔秋荣问他，你有家人在上面吗？
“有，这是我姑婶儿的爸爸。”老人用手指了那个名字，脸上笑容荡开，眼神里有种欣慰。“你也有家人在上面吗？”老人问。
“我家人的名字给弄错了。”说完，崔秋荣停了下来，神色变得遥远，声音又有了那种哽咽。这六年带走了很多她的东西，她自己的生活，她一直坚信的事实，以及在一次次试图证明这些事实时的期待。
在人生暮年，她把“让正确的名字重返碑文”当成她生命的最后一站。她早就想好了，等完成这件事，她会冲出家里那扇门，再买一束鲜艳的花，放在那个名字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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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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