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中国人史观：对华夏文明的温情与敬意

公众号新闻

2023-07-21 14:07

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蕴含着这个民族最强大的精神信仰和力量

中国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名著《国史大纲》中曾经写过，“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务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写下这个观点的时候，恰恰是中国文明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时刻。

当时，中国内部四分五裂，积贫积弱，外国列强环伺，破国亡族近在咫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丧失了对中华文明的信念，尤其是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更是如此。

留美知识分子领袖胡适公开表示：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适的这种看法在当时颇有代表性，影响甚深，在当时的左右知识分子包括鲁迅等人的作品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思维作祟。

到了八十年代，著名华人知识分子柏杨甚至附和道，”"中国文化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子孙后代都受到了感染"。

在那个几乎所有精英阶层都对中华文化丧失信心的年代，钱穆先生则横空出世，高举对中国道义和原则的信仰，面对纷扰，他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认知写下了他的论述：

“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他认为，“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钱穆的看法之所以具有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他在一个中国人极度自卑到甚至自我否定并以此博得舆论喝彩的年代，逆时而动提出了中国人必须要对自己的文明怀有温情和敬意，以此培育中国文化的种子、中国文明的认同和中国传统的自信。

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见解，战乱纷扰，四方动荡，尽管政治观点令人诟病，但然钱老先生终身不曾改变他对中国文化的敬仰，这点无异于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基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1963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二字，也出于钱穆。当时建校时曾计划过多个名字，比如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就叫中文大学”，这并非指代语文，而更倾向于文化之意。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宁可离开也不愿动摇“原则之争”，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叹声连连，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

尽管中国文化在那个时代遭遇来自左右的非议，但钱穆从未动摇过对中国文明的信仰，他曾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去，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1986年，他在台湾素书楼讲完人生最后一课，对学生的最后赠言是：

“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这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的温情和敬意，它能够穿透海峡、历史和政治分歧的鸿沟，并让今天的我们深感温暖。

另外，钱穆老先生更曾警告过盲目自负的激进民族主义，他说：

“对自己的国家抱有温情和敬意，既不是抱有偏激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认为本国就站在历史的顶点而忘乎所以”。

笔者深深地赞同这句伟大的论述，常常以这样的心态来鞭策自己：

在舆论自负的时候反对民族的傲慢，在舆论自卑的时候追寻民族的自信，以此追寻自己的文化责任和道义归属。

既不要因偏激而对自己的祖国报以虚无，否定国家的内在和文明的本源；也不能因狂妄而失去国民的自知之明，盲目煽动这个国家走向地缘灾难。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祖国的应有之态，温情与敬意的基础就是基于具体责任的真正爱国心。

总而言之，如果祖国够好，那我们将为此骄傲，如果祖国不够好，那么我们努力使她变好。无论她好与不好，功成在我辈，你我责无旁贷。

1940年5月31日，面对围攻的激进爱国者，山本为了刨明心迹，写下遗书：

“一死君国に报ずるは素より武人の本懐のみ、岂（あに）戦场と铳后とを问わんや　勇戦奋闘、戦场の华と散らんは易し　谁か至诚一贯俗论を排し毙れて已（や）むの难きを知らむ　（中略）　此（この）身灭ぼす可し、此志夺ふ可からず　“

“以生命来报答国家，乃是我作为军人的一贯夙愿，此至诚至信之心，战场即可见分晓，绝不容被文人俗论戕害，身可死，志不可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