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被迫躺平族”：只拿钱不干活，我却更焦虑了

奈特是一家美国金融科技公司的运营部职员，理论上，他每周需要工作40个小时，实际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连1个小时都不到。

“我对干活本身没意见，但问题是没有人给我派活。”

美国职场中，奈特并不孤单，有一群和他相似的人，意外跌进了被迫躺平的尴尬处境。他们一边享受着被雇主“遗忘”的自由，一边经历着内心煎熬，担心自己终有一日会与社会脱节，或者技能退步，失去竞争力。

“我感觉自己被落下了，有时希望可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

查理的公司采用混合工作制，一周有三天时间坐班，两天时间居家办公。居家办公时，他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工作。坐班同样清闲，以至于他可以每天在办公室阅读两章小说并安心地睡个午觉。因为采用混合工作制，办公室一般也很空，不存在“同辈压力”。

“我甚至希望被裁，然后拿到一个很好的离职赔偿，改变现在的工作和心态。”

很多被迫躺平族存在着同样的焦虑。论坛上，一位工程师称，在享受一段时间小工作量带来的自由后，他忽然发现忘记了某项工作的具体操作步骤。现在，哪怕是在家躺平，他也会刻意给自己安排一些练习，以免让技术变得生疏。

另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事务代表写道，她每天只用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天的任务，虽然很安逸，但经常觉得内心不安。

“整天无所事事让我觉得工作缺乏价值感。”

“他们或多或少知道，这种状态不会长久，总有结束的那天。”

格林表示，该群体还可能面临社交压力，尤其是在身边同事都工作过劳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怨恨。为了不被排挤，奈特每月都会参加公司组织的社交活动，并努力和同事们搞好关系。好在，大家目前看起来都很喜欢他。

“我以前努力工作过，后来发现不值得。”

由于缺乏直接监管，远程或居家工作让躺平变得更加容易。而且因为在家躺平十分舒坦，所以人一旦陷进这种状态，便很难主动从中抽离。诚然，被迫躺平者只占远程办公群体中的极小比例，但专家大胆预测，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增加，因为越来越多美国公司都更加倾向于居家办公了。

斯坦福大学专门研究远程工作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罗姆向CNBC梳理道：

2019年，美国只有5%的全职工作支持居家办公，到了2020年4月和5月，受新冠疫情影响，这一比例骤然上升至60%。这也就是说，仅用两个月时间，支持居家办公的岗位增长数量，几乎与过去40年间的增长量持平。

在美国正式宣布结束新冠疫情“国家紧急状态”后，这一比例又渐渐回落并稳定在25%左右。虽然经历了大幅下降，布罗姆强调，同2019年比这仍旧相当可观，相当于增长了四倍。

“被迫躺平者的上司不是与基层过于脱节，就是领导能力差，不知道如何进行改变。当然，有些老板认为只要公司整体上是盈利的，就没必要理睬细枝末节的事。”

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层领导”的消失——这也是美国企业的新趋势。过去几年里，Meta将不少中层管理人员降为基层产出者，使人员架构变得更扁平。马斯克也曾要求中层管理者亲自编写代码，“做些真正有意义的事”。但问题在于，中层领导消失后，高层往往不能和基层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因此失去对基层的监督，造成被动躺平。

“虽然我有时感到内疚，但告诉一家跨国企业如何管理员工，并不是我的工作。”

鲍勃说。对此，躺平（quiet quitting）一词的发明者、知名招聘专家布莱恩·克利里表示认同，“归根到底，被迫躺平是公司、领导的责任，他们应该知道谁在做什么，产出在哪里。”

“我最近听说了一个叫‘quiet quitting’的词，它并不是指真的辞掉工作，而是指放弃想要超越一切的想法。你仍在打卡上班，但不再相信工作必须是你的生活，因为事实不是这样，你作为人的价值不应该被劳动力所定义。”

视频发布将近两周后，《卫报》刊登了题为“为什么全球都在流行做最少的工作”的文章，几天后，《华尔街日报》同样跟进报道了此事。但引发最多讨论和骂战的还是CNBC嘉宾凯文·奥利里，他在节目中批评躺平者是loser（失败者），并指这种风潮“比新冠病毒还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