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裤子的摇滚乐手与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自从宣布要打造“摇滚之城”以来，关于石家庄的争议就一直没断过。
7月24日，石家庄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官方通报，暴力香槟乐队在红糖livehouse的演出中，乐手丁小龙当众脱下裤子的行为最终被定性为“危害社会公德”。涉事场地方红糖Livehouse被责令立即停业整顿，并依法对其作出警告、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丁小龙也被行政拘留。
而在前几天，发布于一年前的改编歌曲《杀不死的石家庄人》在互联网上翻红、刷屏，网友并不买账“厉害了，我的庄”，直呼尴尬的弹幕铺满了整个屏幕。
在一轮又一轮的舆论事件中，对于“石家庄玩摇滚”这事，终究是质疑盖过了期待。
那么，这个愿景中的“摇滚之城”，是任尔东西南北风而屹立不倒，还是风卷残云后留下一地断壁残垣？
1999年，中国摇滚精神“圣经”《我爱摇滚乐》诞生在石家庄。在第一期的编者之页上，创始人晓朱写道：
“什么时候摇滚乐在我们的社会中能真正被当作音乐对待呢？——等我们的年龄可以当大人物那年？不，应该是大人物都爱上摇滚乐的那一年。”
时过24年，晓朱心中的“大人物”终于爱上了摇滚乐。
7月13日，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发布消息称，今年7月至10月石家庄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还要以摇滚巴士、地铁为载体，不定期安排摇滚乐手随机乘坐公交车，举办快闪式即兴演出，全面打造中国“摇滚之城”。
消息一经发布，这座存在感几乎为零的城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河北省文旅厅借势发布了官方宣传片《杀不死的石家庄》，短片将石家庄解放第一矿、魔幻主义大地、疫情开放第一城等等历史悉数到来，点数着石家庄万能青年旅店、仙丹Livehouse、《我爱摇滚乐》杂志那些摇滚地标，石（Rock）家（Home）庄（Town）这个颇具巧合的名字就注定了它会成为“摇滚之乡”。
出乎意料的是，短片《杀不死的石家庄》的光芒很快被“翻红”歌曲《杀不死的石家庄人》掩盖。
在微博话题#杀不死的石家庄#中，鲜有人知道河北省新上线的宣传片，反而布满了对所谓的正能量歌曲《杀不死的石家庄人》的讨论。迷茫的人生变成了“昂首迈步进发”，大厦崩塌的三十年变成了“日新月异二十年”，一朝悲歌成颂歌，让许多网友骂声不断，并自发地抵制起来。
事实上，这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在两年前就由河北省共青团发布在了B站上，那时歌曲“强行正能量”的改编方式招致了大批网友的反感，以至于上线仅几天以后就被官方删除了。但随着摇滚之城而来，歌曲重新翻红，质疑也随之而来。
但是，石家庄并没有被第一波舆论风潮扰乱了阵脚。
7月22日晚，在石家庄高新区城市之心公园，来自江苏徐州的对伴乐队和石家庄本土乐队杰里乐队如约开唱，“周末草坪”摇滚音乐演出活动在世纪公园、水上公园、东环公园等开放绿地、草坪、公园举办。其中，对伴乐队还现身石家庄地铁北国商城站，在车厢里演唱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
但也在这一晚的石家庄，暴力香槟乐队在红糖Livehouse里脱了裤子（其实还穿着内裤）。
事后，无论是场地方还是乐手，都受到了顶格的处罚。但稍微了解一下，就能得知出更多被诸多报道忽略的信息。当晚的演出名为《Rock Home Town 新声计划》，顾名思义是借力“摇滚之城”契机带动年轻乐队的公益演出。
然而，这场免门票的公益演出，最终让红糖Livehouse付出了20万元的代价。
但在网络的舆论风潮中，却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种声音，一波人直指“摇滚乐低俗”、“没有底线”、“是精神病，是暴露狂”；另一波人为红糖Livehouse喊冤，唏嘘“不知多久才能赚回这20万罚款”。
从《杀不死的石家庄人》招致群嘲，到暴力香槟事件引发的争议，在舆论场中不得安宁的石家庄也许在提示我们——
到了区分摇滚精神与摇滚产业的时候了。
石家庄成为摇滚之城，本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在于，石家庄踩准了“演出+文旅”的天赐良机。
今年，沉寂三年的现场演出迎来了真正的爆发。从北京、上海业内人士公认的“票仓”，再到烟台、济南的非一线城市，乃至河北武强县、山东宁阳县等一众县城，各个体量的城市都在举办音乐节。许多业内人士估计，今年的音乐节有望突破上千场。
火爆的不只音乐节，还有它牵动的整个文旅市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调研发现，“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年轻人的主流选择，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大型音乐节和演唱会的跨城购票观演人数占比超过总人次的50%，按照综合带动指数初步测算，仅音乐节和演出会项目带动票房之外的交通、食宿等综合消费规模超过12亿元。
“地利”在于，石家庄毗邻北京这一最为廪实的票仓。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是河北省文旅厅的宣传口号，很难确定这一口号是在何时提出，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口号已经覆盖了北京大街小巷的广告牌。毫无疑问，河北一直以来都十分看好北京在短途旅游上的消费潜力。
与此同时，北京作为中国摇滚乐氛围最为浓厚的城市之一，闲暇之余看一场摇滚演出早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习惯。可以说，早早在咫尺可达之地，北京为河北准备一片充盈的、无需培养的摇滚乐消费市场。
“人和”在于，石家庄有近30年的地下摇滚积淀。
早在1986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响彻北京工人体育馆时，《通俗歌曲》在石家庄创刊，而后这本杂志被称为“中国摇滚第一刊”、“相当于摇滚乐的九年义务教育”；踩着千禧年的尾巴，《我爱摇滚乐》开始在石家庄发行。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这两本读物不仅启蒙了石家庄的年轻人，甚至是全中国年轻人了解摇滚文化的窗口。
随后，石家庄涌现了大批摇滚乐手。除了石家庄代言人万能青年旅店，还有盘尼西林乐队的主唱张哲轩、click#15乐队主唱兼吉他手Ricky、相对论乐队的主唱邵庄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石（Rock）家（Home）庄（Town）这一名字都颇有些宿命般的意味。
然而，当看到《杀不死的石家庄人》、“暴力香槟事件”比当地的摇滚演出更出圈时，我们应当知晓，在天时地利与人和之外，石家庄有一块名为“摇滚精神”的缺口。
知名乐评人李皖在评价中国摇滚乐时，曾说“在形式上，它是西方摇滚乐的一次大饕餮”。摇滚乐进入中国以后，就被反叛的热情启蒙了一众老炮们，更用不到30年的时间，迅速模仿和消化了西方整整60年内大部分的摇滚音乐品种。
同时，“摇滚”作为音乐的本体鲜少被重视与关注，人们更关注摇滚乐背后形而上的“摇滚精神”。回过头来再看，无论是《杀不死的石家庄人》还是“暴力香槟事件”，其引发的舆论争议的核心，都是与“摇滚精神”的冲突。
众所周知，《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属于石家庄的时代侧写，描绘的是在下岗潮中，所有生活现存的秩序都轰然倒塌，一个家庭从此风雨飘摇。
相较之下，《杀不死的石家庄人》背离的是人道主义精神，歌颂了太多无根的热血，诸如“汇聚起腾飞的梦想，走向冲锋的号角”一般口号式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表达，稀释了石家庄在浪潮中的血泪，也消弭了摇滚乐中最为核心的特质。
在崇尚宣泄与释放的摇滚精神视野下，丁小龙的举动或许也“罪不至此”。
学者易蓉在评价中国的摇滚乐迷群体时曾指出，“摇滚乐迷与其他青年亚文化群体一样，有着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当这些思想外化到行为举止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主流社会的排斥、反感甚至恐慌。”
对于许多摇滚乐迷而言，身着底裤演出是件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在他们的视野里，摇滚乐演出实际上建立了一个狭小的、暂时的隐形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能享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在高分贝音量的刺激下，情绪在人群的pogo中得到满足。
在摇滚乐迷眼中，这种释放和满足能引发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酒吧侍应生在乐队演出过后要多花一个小时来打扫地上的碎啤酒瓶。
研究亚文化的学者迪克·赫伯迪格在研究英国的朋克文化时，就曾总结了亚文化被整合进主流价值观的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是国家权力机关对意识形态进行整合，另一种就是通过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众生产的对象。
诚然，国内摇滚亚文化，抑或者说摇滚精神的收编，并非始于石家庄的“摇滚之城”。近几年，摇滚乐商业化迅猛发展的时刻，摇滚乐早就被收编了。实际上，商业化的收编来得并不激烈，潜移默化、不得而知。
例如，我们常常遇见穿着印有美国重金属乐队Guns＆Rose专辑封面图案T恤的小伙子招摇过市，而他买这件衣服的动机只是觉得上面的那个骷髅有够酷；我们数见不鲜的网红乐队兴起，按照流行文化的审美志趣来打造自己的音乐风格。
先锋、革命、反叛本是独属于摇滚乐的文化因子。换言之，摇滚乐诞生之初，便处于流行文化的对立面上。但将“摇滚之城”塑造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本意还是要将摇滚乐作为催生文化消费的手段，将摇滚乐塑造为一种“时髦产品”。
这就让摇滚乐作为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摇滚乐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正成为它所鄙视的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同时，在摇滚乐的商业化进程中，它的主流消费者也从“亚文化派”向“生活方式派”倾斜。
亚文化派乐迷们推崇摇滚乐赖以生存的小众精神，将现场演出视为一场情绪宣泄与释放的集体仪式，重视演出本身，重视摇滚的精神和文化内核，重视彼此之间的社群认同。
相对地，生活方式派的乐迷们将摇滚乐消费等同于看一场电影、看一场电视剧，现场演出也不过是放松身体、愉悦心情的方式之一，更重视演出的配套设施，更需要演出的便利性和可得性，彼此之间匆匆相聚又遽然散去。
两类消费者无法定性孰优孰劣，但两者无形的冲突和对抗代表着摇滚乐时代的分野。
在未来，摇滚乐商业将继续跑步迈进，催生出更大的市场价值，而那些崇尚精神与文化的摇滚乐，也将常在地下，生生不息。
先声话题
话题内容：“摇滚之城”遭群嘲，这事儿怪石家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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