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重读《山海经》时，一定要打破固有的对《山海经》“原始心智”的贬低，以及现代人对“无稽之谈”的偏见。只有真正理解《山海经》的民俗学、地理学意义，才能真正走进这个奇特绚丽的世界。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众多好评中，“没有魔改”是出现最为频繁的一句。
无论是妖媚的妲己，还是长着巨口獠牙的雷震子，这些角色在电影中一出场，我们对远古神话的想象便有了具体的轮廓。
说起远古历史，《山海经》这部“上古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便不得不读。
狐妖、雷神，都是被编进《山海经》的奇珍异兽；《西游记》中由动物修炼而成的妖怪，也大多在此书中有过记载。
（图/《妖怪传》）
《山海经》究竟源自何处、所为何来、将作何用，它究竟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山海经》最令人困惑但也令人着迷的地方，《新周刊》记者为此专访了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
作为从事民俗学、神话学等方面的研究者，他一直致力于著书立说，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正确打开《山海经》。
在刘宗迪看来，《山海经》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同时也是一本“失落之书”。
当它被商业逻辑和流行审美包装成了媚俗之物，漂浮在时代的表面争奇斗艳，其作为中华文化之“根”的那部分“表意”的价值，则一直为人所忽视。
《山海经》中究竟有哪些还不为人知的远古历史？
我们重新谈论其中的世界，除了赘述其文化价值，还为世人打开了一扇更宽广的、通往古人内心世界的大门。
当我们思考古人为何如此“联想”的时候，我们也就穿越了时空，与真正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2023年4月22日，武汉，在“世界读书日”来临前，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做客武汉中心书城大型都市文化夜读活动，作“《山海经》的神话与科学”的讲座。（图/视觉中国）
《山海经》一直都很风靡，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就能找到很多注释本、读本、绘本，以及各种打着《山海经》旗号的、所谓的“文化产品”，令人眼花缭乱。我们都知道《山海经》里记载了很多妖怪和神话故事，人们喜欢妖怪，或许仅仅只是因为猎奇。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还可以用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这些稀奇古怪的“生物”，不仅小孩子喜欢，大人们也很喜欢。
如果要讨论大家的消费心理，那么《山海经》可能是提供了一种“文学想象”，人们需要异世界的故事，来抵消现实世界中的乏味。刘宗迪告诉记者：“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一直就是‘志怪文学’，例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唐传奇、《聊斋志异》，等等。不过要溯源的话，《山海经》可以说是所有‘志怪文学’的鼻祖，国外比如日本、朝鲜半岛等一些地方的妖怪，最早也都和《山海经》有关。”
2020年10月13日，杭州。观众在观看“山海新经——中华神话元典当代艺术展”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创作的版画《天之四灵》。（图/视觉中国）
作为中国先秦古籍的《山海经》，自古以来都有不少学者对其中的“秘密”前赴后继，然而所有的《山海经》研究者，都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山海经》里的妖怪都是怎么来的？对此，学术界也有很多猜测和揭秘，比如《山经》中描述了一种叫“鯥”的怪兽，它明明是鱼，身形却像牛，长着蛇的尾巴，但这种怪物不是别的，是今天我们仍能看到的穿山甲。在刘宗迪看来，《山经》其实原是一部地理博物志，其中那些怪物的来历不难解释。
“古代由于交通闭塞，古人对于远方的世界知之甚少，然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所以早期的《山海经》研究者，基本上都相信书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奇人异兽，是异土真真实实存在的事物。”实际上，《山海经》的第一个整理者刘歆和第一个注释者郭璞，持的都是这种“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可想而知，两千多年前的先人并不是在凭空捏造，而是为了真实地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只是这样的表达方式，被后世“误解”了而已。同样，这些“误解”也造就了《山海经》的“奇”和“怪”。此外，《山海经》的《海经》部分原是一幅描绘岁时节日行事的“月令图”，描绘了古人在节日的狂欢活动中，常常用奇装异服把自己打扮成可怕的野兽，身穿羽衣把自己装扮成美丽的鸟儿。在节日祭仪上，巫祝术士更是极尽装神弄鬼、装腔作势之能事，表现善与恶、福与祸之间的力量斗争。刘宗迪表示：“正是这些充满奇情异形的节日庆典画面，让后来的解释者误以为此物‘只应天上有’，在这种见识的误导下，一幅人间风情之图，最终被转述为神怪传奇之书，成为了千古语怪之祖、中国神话之渊薮。”
如果《山海经》里的妖怪，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被“误读”，那么在此之前，也一定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正如现代的人们相信宇宙和星空一样，《山海经》就是古人的“宇宙”。据刘宗迪介绍，在《山经》成籍的年代，君主为了了解世界、开发地理资源，于是就派出大量的人去行走山川，对国内的动植物、矿物等自然资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记录，如今看来，《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就像一幅囊括了植物、动物、矿物的藏宝图。而《海经》也与今天大部分人将其看作“志怪之书”不同，其实在早期文献中，《海经》是被作为地理书，尤其是“世界地理志”看待的。
战国时期，知识界还缺乏对异域地理和族群的真切了解，“五经”、诸子典籍中只有关于异域的模糊印象和零碎论述，唯有《海外经》《大荒经》分别记述了四海八荒的方国人物、奇鸟异兽、神灵怪异，俨然是一部现成的异域方国志，因此深受珍视，并且成为战国时期知识界了解异域世界的唯一的地理学依据。此后，《楚辞·天问》《逸周书·王会解》《吕氏春秋·求人》等文中，也都出现了关于“世界图景”和“四裔风物”的系统论述，这些文献中的空间图式和知识素材，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海经》的印记。对此，刘宗迪表示：“正如现在的自然常识会讲述地球的演化、地球有多大、包括几大洲几大洋、各洲都有哪些名山大川和珍禽异兽一样，《楚辞·天问》则用‘大禹治水’和‘共工触不周山’的神话解释了大地的演化，用竖亥的‘大地测量’解释了大地的尺度，并用众多神奇的‘四方异物’勾画出了一个大地边缘的景观。”如此看来，当时的知识界确实是把《山海经》当成地理志来看待的：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中国九州位于世界的中央，大地的四方为大海所环绕，四海之外是形形色色的殊族异类、奇鸟怪兽，以及神灵物怪所居住和栖息的荒蛮地带。大荒之外，则是渺茫不可知的天地之际，四时变换的风就从那里吹来，日夜流转、四时轮回的日月星辰，也在那里升起和降落。
当我们知道了《山海经》的本来面目其实是一本地理志，而地理志就是空间志，在这样一片广袤的时空中，《山海经》就更像一本杂糅了各种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而这些知识，也都是“中国古代博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山经》中记载了很多“见则”引起“大水”和“大旱”两类灾害的动物，其中“见则大旱”的多为蛇类，而“见则大水”的多为鸟类。刘宗迪认为，这些记载“是古人对乡土知识的调查，是先民长期防灾救灾经验的结晶，因此必定有一定的经验依据和科学道理”。通过这些信息的暗示和比较就可以发现，《山海经》中的许多天地异象，实际上是基于对自然灾害发生时动物的异常行为的观察。又如，猫头鹰在古书记载中，经常被视为“报丧鸟”，只要看到这种鸟就预示着死亡，直到现在，民间都还有“听到猫头鹰笑，就是有人将死”的迷信。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预兆，而是因为猫头鹰生性就喜欢吃腐肉，而且喜欢夜间出行。古书中常见的给人间带来死亡灾祸的姑获鸟，原型就是猫头鹰。如此看来，《山海经》里面的内容包罗万千，对古代的地理知识，如山川河道、民族风俗都有记载。除了记录了“羲和浴日”“常羲浴月”“后稷耕种百谷”“龙星纪时制度”等各种“自然科学”，也记录了祭祀仪式、天神所掌管的职位和古代先人发明的器物。这幅画像模仿了《山海经》里面的神人形象，画像上是穿树叶时装的始祖。（图/视觉中国）那么如今，介于“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我们又应该如何重读《山海经》？对此，刘宗迪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西方的古典人类学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曾经存在一种“原始思维”，即完全与理性、经验和逻辑绝缘的“原始心智”。但是，《山海经》一书不是产生于原始时代，而是产生于早已走出蒙昧的战国时期。那么，一股脑儿地把它们贬斥为“神话”和无稽之谈，骨子里流露出来的是现代人的理性主义偏见和傲慢，它除了再一次“证明”历史进步的幻象之外，并不能增进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亲近。“我们重读《山海经》，或者说《山海经》的再创造，一定要打破固有的对《山海经》‘原始心智’的贬低和现代人对‘无稽之谈’的偏见，只有真正理解《山海经》的民俗学、地理学意义，才能真正走进这个奇特绚丽的世界。”刘宗迪说。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宗迪：《山海经》是中华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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