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消失，只是经历了一次海水的幻化”

1822年7月8日，雪莱与好友爱德华•威廉姆斯驾驶游艇，从比萨附近的里窝那前往斯贝齐亚湾的莱里奇，准备赶回他们在那里的住处。此时，雪莱在意大利的比萨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友好和谐的社会，被称为“比萨朋友圈”，其中除了雪莱夫妇，还包括威廉姆斯夫妇，诗人拜伦和康沃尔郡人屈洛尼。

拜伦

当日，大海并没有什么异常，海水温和而平静。但是就在他们出海后不久，一场风暴来袭，造成了船毁人亡的悲剧。几天之后，雪莱的尸体才被冲上了岸，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海滩上为他举行了一个特殊的葬礼——没有牧师、没有演说、没有音乐、没有鲜花。它不是西方人们熟悉的教堂葬礼，而是一个火葬。雪莱在一堆熊熊燃烧的干柴中似乎得到了永生，他只有29岁。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喀流斯为朋友帕特洛克罗斯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东风和西风“来到特洛伊肥沃的原野，/吹进了火葬柴堆，火焰咆哮，/猛烈地升到空中，整个夜晚，/它们联手，将火舌推高”。在盎格鲁-萨克逊的民族史诗《贝奥武甫》中，杀蛟龙、屠妖怪的贝奥武甫，为保护人民而身负重伤。在他去世后，民众为他举行了火葬，“在柴堆之上，他们点燃了/ 最大的葬礼之火，黑色的浓烟/ 从火焰升起，火焰的隆隆声/ 与哭声混杂在一起，风静静地/ 等待着火焰中心的热量，将骸骨燃尽”。

帕特洛克罗斯

荷马史诗和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史诗所展现的是欧洲人早期的历史，远远早于基督教传入英国之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主张土葬，佛教、印度教主张火葬。这样一个葬礼，对于雪莱应该说比较合适，因为他并不是基督徒，早在大学期间他就放弃了基督教信仰。

1811年，雪莱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曾经撰写了《无神论的必要性》，认为上帝的存在不可证实。他说，“上帝只是一个假设，作为一个假设，它需要证明”，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不如说要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据不足”，“从理性不能演绎出这样的结论”。他还引用牛顿的话说：“凡是假设，不论是形而上学的假设，物理学的假设，还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假设，甚至于力学上的假设，从哲学上来说，统统都是一钱不值。”

这本小册子被散发到了牛津大学的教授和牧师手中，校方责令雪莱将其收回并且道歉，父亲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坚决不从，拒不道歉。最终，他不仅被牛津大学开除，结束了6个月的大学生涯，而且与父亲的裂痕也进一步扩大。从那以后，雪莱再没有回到基督教的信仰，而是转向了柏拉图主义，相信世界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我们的“感觉世界”，这个世界以变化、死亡和痛苦为特征；另一个则是标准的、完美的、永恒的“形式世界”，而我们的感觉世界就是这个完美形式世界的不完美的复制品。

1816年，雪莱在法国游览阿尔卑斯山时，曾经下榻在夏莫尼的伦敦客栈。他在登记簿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后边还用希腊文加上了“民主人士、慈善家、无神论者”。在游览后写下的诗歌《勃朗峰》中，雪莱展示了这个欧洲第一高峰的雄伟和壮丽：“在遥远的高处，刺破无垠的天空，/勃朗峰高耸：积雪、宁静、安恬——/ 臣服的群山，以非凡出世的形态，/以冰岩围绕四周。”

雪莱从勃朗峰的雄伟描写到山巅杳无人迹的苍凉，到慢慢流淌并席卷一切的冰川，到一落千丈的瀑布，到穿越平原奔流向远方的河流。高山在他心中注入了一种“崇高”的印象，山峰的巨大碾压着人类的傲慢，在诗人内心点燃的是“恐惧”和“敬畏”的情感。勃朗峰所代表的“崇高”与鲜花和小草所代表的“美丽”不同，它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它让人想到的是沧海桑田、海枯石烂，任何生命跟这个宏伟的山峰比起来，都是脆弱的、一闪而过的现象，只有这个山峰显得那么亘古不变。

左：华兹华斯  右：柯勒律治

英国的文人墨客造访勃朗峰，都会吟诗作文，嗟叹其雄伟。远了不说，在雪莱的时代就有老一代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到访过此地。他们关于阿尔卑斯山的书写无不充满了宗教的色彩。当人们无法解释大自然的壮丽时，很容易就把它归功于宗教信仰。

但是，雪莱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他不信上帝。正如他在早期作品《麦布女王》中宣称：“没有上帝！” 对他来说，这座高山的确有“一种神秘的语言”，它有一个神秘的声音，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听懂，只有伟大、明智、善良的人才能抓住其深刻含义。雪莱从中听到的不是上帝，而是另一种智慧：他称之为“必然性”。如果有什么控制着世间万物，那就是自然规律。“人的工作和方式，他们的生和死，/人的一切，和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切；/能运动、有呼吸、会劳作、出声音的/ 全都会生而会死；有消有长，周而复始。”

变化是一切事物都顺应的自然规律。相对于勃朗峰的苍茫，人显得非常渺小，生命也显得非常脆弱。冰川毁灭它流经的一切，嘲笑着人类的一切创造。在毁灭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一切都会结束。然而冰川在山脚又会变成河流，滋养大地。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有两面性，勃朗峰的力量正是这个摧毁和孕育的循环。在后来的《西风颂》中，雪莱将再次把自然（西风）比喻为“摧毁者和保护者”的结合，“你破坏，也保存——听，哦，听”。

我们可以看到，雪莱将传统的关于勃朗峰的“崇高”话语从一种宗教思维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一个世俗的、科学的“崇高”话语。在这个世俗的“崇高”话语中，自然规律取代了上帝，成了自然的主宰。雪莱书写的勃朗峰带有浓厚的无神论色彩。

200年过去，雪莱的诗歌和人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革命精神和叛逆精神。但是，他的叛逆和革命并不盲目，他的思想和行为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种正义的理念上，并且前后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他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感到深恶痛绝，并且会尽一切努力去改变它。

他所碰到的第一位他觉得应该去“解放”的人，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哈丽特•维斯布鲁克。哈丽特的父亲是一个酒吧老板，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逼迫她去上学，雪莱写信给他的朋友霍格说，这是“以最可怕的方式对她的迫害”。哈丽特对雪莱给予她的保护非常感激，因而两人私奔到远离家乡的爱丁堡登记结婚。

婚后不久，雪莱带着妻子和妻姐伊莱莎来到爱尔兰的都柏林，散发他撰写的《告爱尔兰人民书》。他说这本小册子的目标是要“唤醒爱尔兰的贫苦人民，使他们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有所认识。”在雪莱看来，“英爱联合”实际上是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爱尔兰人民是受害者，天主教徒也失去了信仰自由。雪莱说：“我关心你们，为你们着想，不是因为你们是天主教徒，而是因为你们是人，是受害者。”他撰写小册子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天主教徒的解放，恢复爱尔兰的自由”。

葛德文

1812年，雪莱见到了他无比崇拜的小说家、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威廉•葛德文——他的《政治正义》一书曾经深刻影响了雪莱的思想。雪莱在先前撰写的《权利宣言》中宣称“政府无权，权在人民”，这种思想正是来自葛德文。

正是在这些思想的铺垫上，雪莱于1813年撰写了他的长诗《麦布女王》。作品继承了英国的“梦幻文学”传统，即主人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不知名的陌生之地，见证了不可名状的真实，从而对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雪莱的诗中，主人公伊昂珊在梦中来到了云端的童话王国，在这个王国的麦布女王带领下，她们巡游太空，看到了下面世界的悲伤的过去、可怕的现在和乌托邦似的未来。诗歌主体部分（中间五章）对英国的社会现实——包括政治独裁、经济剥削、教会腐败等——进行了猛烈批判。

西方评论往往将《麦布女王》视为雪莱不成熟时期的作品（但是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它曾经受到了高度重视），它从来没有正式出版过，而是以盗版形式在社会上流传，被当局视为违禁作品。在诗歌中，雪莱借人物之口，将英国国王称为“蠢货”，只有“大臣们称他为君主”，实际上他就是黄金的“奴隶”，有着“最卑贱的嗜好”。国王们的王位是用“沾满背叛鲜血的犯罪”买来的；战争是他们“用来吃饭的面包，倚着走路的拐杖”，他们实际上就是一帮“堂皇的杀人犯”。因为那些穿血红制服的士兵，他们才得以在“国民的愤怒”中保持了安稳，但是所有的诅咒——“从饥荒、疯狂、悲痛、贫穷发出的诅咒”——都指向了他们。

雪莱对剥削阶级的谴责是犀利的。他说英国的贵族“靠腐败养肥”，而实际上“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社区里的蜂王，他们榨取/ 工人的劳动；那些吃不饱的农民，/为了他们去逼迫贫瘠的土地产出/ 不给分享的果实，为了满足他们的荣耀，/那些瘦骨嶙峋的人啊，比悲惨还瘦弱，/在肮脏的矿洞里耗尽了生命，/奋力从中拉出的是慢性的死亡”。这里的“蜂王”是对英国剥削阶级的辛辣讽刺——它们不干活，靠剥削工蜂的劳动而活命。这个比喻在后来的《给英国人民的歌》中已被读者熟知，但它在雪莱的作品中最早是出现在《麦布女王》中。

这首哲理长诗就是要抨击英国社会的各种邪恶，从而实现诗人所盼望的公平和正义。在诗歌的最后两章，伊昂珊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一个由女神“必然性”统治的、消除了一切机构羁绊的、所有人回到了一种“善”的自然状态的幸福社会。这种伴随雪莱一生的理想主义，最后使他写出了千古名句：“如果冬天已经来临，那么春天还会远吗？”

玛丽·雪莱

雪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雪莱后来说：“他希望（他短暂的一生）能够过得既有价值，又有光彩。他认为生命和时间允许他做的最高尚的工作，就是热诚地唤醒他的同类共同分享天地福祉、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他写出了《麦布女王》。”在19世纪的英国工人运动中，这首诗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说它曾经被视为宪章运动的圣经，工人几乎人手一册。

关于雪莱，人们议论最多的可能是他的出身，以及他作为贵族能否为贫苦大众代言的问题。

雪莱的家族从17世纪初开始就是英国萨塞克斯郡的贵族，住在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菲尔德庄园。他的祖父珀西•雪莱出生在英国北美殖民地新泽西的纽瓦克，他继承了家族的财产。回到英国后，他又通过两次婚姻，聚集了巨额财富，成为霍舍姆地区最富有的贵族，并且获得了男爵的爵位。

菲尔德庄园是一座坚固的二层城堡，前面有开阔的广场，周围有花园和大片森林，就像简•奥斯汀小说中所描写的贵族庄园。雪莱是祖父的宠儿，也是家族祖业和爵位的继承人，他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按照贵族子弟的惯例，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上了伊顿公学，然后进入牛津大学。成人后，雪莱的穿着包括礼帽、燕尾服、白手套、拐杖等贵族标配，他的言谈举止也与一般从事体力劳动的底层人民有很大差别。

在意大利写《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雪莱

但是，雪莱决心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为他们发声。他撰写了小册子《关于改革的全国公投的提议》，企图推动英国议会制度的改革；他撰写《为夏洛蒂公主去世告人民书》，名为悼念这位受民众欢迎的皇家公主，实为悼念三名被处决的曾经参加德比叛乱的工人。

1819年，在曼切斯特要求议会改革的群众集会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挥舞着大刀的军警冲进了示威群众，造成了多人死伤。远在意大利的雪莱听到这一消息义愤填膺，写下了一系列诗歌，谴责这个暴行。在《虐政的假面游行》中，他将策划和实施这次镇压的官员比做禽兽，他们耀武扬威地从曼切斯特返回伦敦，居然像班师回朝：“闪着胜利的光辉，/他们骑马走过英国，/骄傲、欢腾，像喝醉了酒，/他们痛饮的是灾祸。”

在历数了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和压榨之后，雪莱号召英国的民众站立起来，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英国人民呵，荣誉的后代，/未写出的历史的英雄，/一个伟大母亲的养子/……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你们多得无法制服；/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像摇落睡时沾身的露——/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然而，在诗歌的后半部分，雪莱又对向伦敦聚集的“来自最遥远的乡村和城镇”的英国人民说，你们“和暴君不同”，你们讲究克制、公理、智慧、和平，你们要用和平的方式争取你们的权利。任凭暴君的骑兵举着刺刀、弯刀，“你们屹立，沉静，坚决，/像一片密密沉默的树林，/以交迭的手臂，以容颜，/进行着必胜的战争”。

所谓“交迭的手臂”，就是手臂交叉，拒绝暴力，这与他先前号召人民“像睡醒的狮子”一样起来战斗有着天壤之别。有些评论家根据雪莱思想中的这种矛盾性，说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这是他的出身所决定的（雪莱意识到他自己就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他的“阶级意识”中充满了负罪感）；他的改革思想也充满了精英意识，认为改革必须从上层开始，改革不能失控，否则就会陷入“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等等。

也有批评家认为，雪莱思想中的矛盾性可能是一个过渡期的表现，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逐渐从葛德文的“非暴力”抗争，发展到主张武装斗争的革命立场。保罗•福特在《红色雪莱》一书中认为，这个矛盾在他最后的杰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得到了最终的解决。

普罗米修斯（尼古拉斯-赛巴斯蒂安·亚当，1762）

这出著名的诗剧讲述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给人间，受到了朱庇特惩罚的古老故事。在剧中，普罗米修斯代表了正义，他的爱人亚细亚代表了爱。在雪莱的思想中，爱与正义的结合正是世界的救赎之道。当然，仅靠改变人们的心灵是不够的，压迫者和反动派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以雪莱的话说，摧毁了一个旧世界，一个新世界才能诞生！

剧中的革命力量来自于魔王狄摩高根。它居住在黑暗的洞穴，人们无法看清它的模样，但是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在天庭里，正当朱庇特为他的儿子即将诞生而欢呼的时候，狄摩高根来到现场，以洪荒之力推翻了这个独裁者。从此，世界改变了，人们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诗剧在整个宇宙的狂欢中结束。

200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阅读雪莱，连曾经将雪莱开除的牛津大学也请回了雪莱的雕像。这充分说明了“他没有消失”，而是真正变成了世界文化的遗产，成为了“富丽珍奇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