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了5年，郭启启已经熟谙香港生活的“潜规则”。

生意场上，初次见面别人总会先问他住哪。郭启启后来明白了，香港地窄，每一寸角落都有它的价格，别人可以通过你住的社区，判断你有多少资产，“然后决定和你讲哪个阶层的话”。

租房时见房东的第一件事，是展示工资流水单。这是他多次搬家积累的经验——既证明自己租得起房子，也暗示了社会地位：这个外地人不是穷小子，不是好欺负的。

孩子能否上好的幼儿园，取决于家长能否通过面试。“爸爸最好是老板或公司高管，妈妈独自带娃不用上班。如果公公婆婆还在工作，一看就没什么钱，那可能很难通过面试。”

一种残酷浮现于眼前：这个社会的阶层筛选比想象中开始得更早。

郭启启当初在北京的国企上班，安安稳稳，但为了追求人生更大的可能性，便申请了香港优才计划去香港创业，那时每年的名额是1000个，申请人不多。

但今年年初起，一切都变了。身边好多朋友来和他打听怎么申请香港身份，这是从前没有的。

很快，一场香港移民热潮在内地精英中蔓延开来。

腾讯北京总部楼下，有员工在等夜晚的班车时，会谈论起香港优才计划；广州的微信总部，有部门领导特意邀请香港移民中介，来到挤满员工的会议室里，讲解如何申请香港身份；有中介特地从杭州飞到北京，给来自字节跳动的客户介绍香港的方方面面。

“香港”从来都不是一座城，而是一个意涵丰富、色彩迷离的文化符号。

香港是狮子山下，也是东方之珠，是维多利亚港，也是中环，是梅艳芳，也是李嘉诚。

时移势易，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2019年的黑暴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几年疫情，深刻地改变了香港。对于内地中产而言，香港身份依然具备不俗的吸引力，但这其中也充满诸多谋算、错位，和同床异梦的现实。

移民申请单的两端，一边是寻求Plan B的内地中产，一边是抢人不设上限的香港政府——即便申请者们顺利获得香港身份，这仍是一段错位的奔赴。

想获得香港身份的内地精英在想什么，龚武可能是最懂他们心思的人之一。

龚武3年前从公务员岗位离开，投身香港保险业务，顺带着做香港身份申请，主要服务中高产人群。他发现，对香港身份最渴望的有两种人。

一种是孩子正在上四、五年级的家长。因为再过7年，孩子就要高考，香港永久身份证持有者可以在高考中以比内地考生平均低150分的情况下，进入同样的985、211大学。而通过香港优才计划，获得香港永久身份的期限正是7年。

另一种是最近一两年打算生小孩的。按照香港规定，在香港出生的小孩，出生即香港人，“一劳永逸”。

“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小孩，他们并不一定喜欢香港。”龚武说，“中产们最担心阶层下滑，保证孩子也是中产，就是最重要的人生课题。”

业务的“爆发”是从2022年10月开始的。

那时，港府宣布“香港优才计划”开始“不限量”。包括龚武在内的多家中介机构告诉36氪，他们的公司员工常常加班到凌晨，为蜂拥而来的内地中产和高净值客户申请香港身份。

想要香港身份的人太多，多到龚武与合伙人不得不主动拒绝一些生意。“我们合伙人的微信未读消息通常保持在四位数，消息根本回不完。”

火爆的生意之下，是香港毫不掩饰的急迫，它前所未有地渴望内地精英。

一位到香港考察的创业者告诉36氪，“在香港稍微正式的商务活动、会议，就可能会碰到投资推广署、财务司的领导。”

有一次，他夜里11点多给投资推广署的官员发微信，询问开设业务相关的事情，没想到对方秒回，耐心地给予指导和鼓励。

在优才计划“不限量”之后，2022年12月底，香港又启动了“高才计划”，加大抢人力度。只要满足前一年的年薪高于250万港元，或者在全球百强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均可凭此签证来香港工作或生活，无需先找到工作。

香港高才计划学校名单中，内地高校共有北清复交等9所上榜。有人欢喜有人愁，社交网络上“为什么我的母校不够格”的讨论立刻炸开了锅。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到大学访问时，呼吁学生们：“不用先找工作，先来香港！”到了7月2日，香港特首李家超甚至亲自招揽人才，透露港府正考虑继续放宽高才计划的申请门槛。

效果是惊人的。今年前5个月，香港已经高效地批出4.9万份申请。也就是说，这半年里通过引才计划获得“香港身份”的内地精英，已远超过过去10年的总和。

这多少值得惊奇和发问：香港到底有多缺人？

答案是极其。过去两年里，香港流失了14万劳动人口；2022年幼儿园招生数减少了四分之一；自2020年7月1日到2022年底，香港居民经机场离港的净移出数目超过40万人。这些人流向了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地。

如今，热情涌入的内地精英，甚至超过了香港移民局网站服务器的承载。一位通过了“高才计划”的申请者，在预约身份证办理时，因访问量过高，连续多天无法刷进预约系统。

理想的情况是，这些内地精英可以填补香港流失的劳动力空缺，缓解香港的人才焦虑。然而热闹的表象下，是尴尬的另一面：这些申请者中，相当比例的人并不真正打算去香港工作和生活。

一位刚刚通过优才计划拿到香港身份的消费公司中层管理者说，“只是因为小孩，想给他多一个选择的可能性”。她坦言，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圈子都是在内地，不太可能去香港。优才计划和高才计划每两年需要一次续签审批，她正在发愁“不去香港怎么续签通过”。

这也是龚武的客户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他接受过咨询和实际办理的客户里，互联网大厂的人最多，尤其是程序员。

除了中产人群，年轻的00后清华金融系在校生David也填报了“高才计划”申请。提交一天就被审批通过，他感叹港府的高效。

David是北方人，从深圳去香港办理身份证时，他经历了一次小小的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穿梭于香港的大街小巷，他能看懂街头的广告牌文字、菜单，却听不懂同样肤色和面孔的人嘴里的粤语，甚至无法用普通话让对方理解。“一种很错配的感觉。”

David加了很多个已通过“高才计划”的人的微信群，里面各行各业的都有，“问了一圈，没人真的想要去香港工作”。身边同学和朋友对香港亦无太多向往，“大家基本把它当作一个两年的旅游签证来对待。”

一直以来，“香港”代表着更高的薪水，更低的税负，更自由包容的社会环境，更完善的法制环境，象征着繁荣、公平与可能性。

但这一切，都基于一个现实前提：能在此处“揾到一份工”。

中环变天了

香港的就业吸引力下滑之快，超乎很多人想象。

过去，香港是一个人才高频流动的市场。“大家一般两三年会跳槽一次，每次工资涨幅30%，也有高过50%的。”在香港干了8年猎头的黄仁告诉36氪。

黄仁记得，大概是2021年中旬，因为人才大量流失，一些企业不得不加薪招聘填补空缺。但与以往不同，企业主要招聘有经验的人士，尤其是工作时间5-8年左右。

对于应届生的招聘并没有很多。“可能对未来预期不明朗，不敢再花大量时间培养应届生了。他们希望招进去的人立刻能上岗做事。”那段时间，校招已经大不如从前。

然而，进入2023年，连有经验的人也不招了。

在香港外资投行做IPO业务的Elsa抱怨，往年还没到金三银四，每周都有猎头来找她。而今年，金三银四过去，一个猎头都没来。Elsa调侃，“降本增效的风气已经从内地吹到了香港。”

伴随着的，是不间断的金融业大裁员。

同在香港投行做IPO业务的Jason发现，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不仅同事越来越少了，连同行也越来越少了。办公室里，同事们的心思都被裁员名单牵引着，今天哪个部门又裁了多少人，哪家公司又裁了多少，“只是裁多裁少的问题，大家人人自危。”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裁员的消息。花旗、德银、渣打、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从董事总经理到普通职员，从上到下，无差别裁员。

情况越来越糟。据港交所统计，2022年全年，共有47家香港券商宣布停业，创历史之最。今年以来，倒闭潮继续，第一季度又有12家券商停业。

券商的水位高低，取决于香港IPO市场的潮涨潮落。而香港IPO，则是中国内地新经济创业的一面镜子。

从2010年左右开始，美元资本主导了蒸蒸日上的中国移动互联网浪潮，那些拿了美元投资的企业，大多将上市地选在港股和美股。

港股的巅峰时刻出现在2018年。那一年，港交所募资额在全球证券交易所中重回第一，前十大IPO项目全部来自内地：每家募资金额都在50亿港元以上，排名前三的是中国铁塔、小米和美团。

小米和美团这两家新经济代表公司赴港上市，最大推动力是香港2018年的上市新政——允许拥有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上市。这引领了一波巨大的浪潮。时任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目前内地仍有源源不断的新经济公司准备2019年来香港上市”。

阿里巴巴2019年在香港完成第二上市，单这一个案子就占了当年港股IPO全年募资总额的3成。一年后，临门折戟的蚂蚁金服上市，几乎成了内地新经济公司在港交所最后的高光时刻，“当时全世界的钱都集中在香港”。

而最近两年，内地到香港上市的企业肉眼可见地少了，“手头上已经没有要IPO的新项目了。基本都是之前的存货。”Jason说。数据和体感也很吻合：德勤称2023年上半年，港交所IPO募资额在全球排名第六。

低迷的IPO只是最后一环，更深刻的变化，是中国内地创投美元基金时代的落幕。IT桔子数据显示，2022年专注于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募集的美元资金锐减超80%，创下近十年来最低。

外资撤离中国，对中国创业生态是一种结构性的冲击。一位投资人认为，“2023年会是一级市场分水岭的一年。过去两年，美元在中国越来越难投，投不出去，也募不到资。”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以战争催生的经济发展和以贸易市场催生的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很不一样。”

他认为，过去靠全球化贸易驱动的南方经济，接下来要退居二线了，传统的、偏权力驱动的北方式增长模式和结构将重现。那些和生活相关的产业会被冷淡，比如阿里、美团这类主要改善生活质量的行业——过去，他们主要由美元资本驱动。

相反，硬科技类、国防类的项目会得到资源倾斜。这批由人民币基金主导的新企业，更愿意在A股上市，而非港股。

矛盾就在这里。香港优才和香港高才计划的获批对象，主要来自于金融和科技互联网两个领域。

金融是香港最大的、几近一枝独秀式的支柱产业，其他传统支柱产业则在持续萎缩。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金融业在香港的GDP占比从2010年的16.4%升至23.3%，而贸易、物流、旅游均有明显下降，旅游业的GDP占比从2010年的4.3%骤降至2020年的0.4%。

以投行为例，Jason觉得，同行们背景都很相似：家庭条件普遍不错，都是常青藤、清北复交一类学校毕业，薪水很高，能力值相似。“这是一个很连贯的行业，在学校时，同行们就被灌输毕业了去投行，精力旺盛，一路升级打怪，拿着百万年薪，在这种精英文化中沿着惯性走下去。”

直到惯性突然中断。香港IPO市场何时会恢复，Jason预测不出来，5月，他选择离开投行。

最能够量化这种焦虑的，应该是写字楼开发商。以投行为首的金融行业大裁员导致香港中环办公楼空置率突破25%——即便是他们降低了租金，仍没能留住这些金融客户。

而香港科技产业贫瘠，本身就很难吸收多少就业。一位香港本地的科技创业者告诉36氪，当他决定创业时，坚决地将团队设在了北京和上海；一位北京的大厂程序员研究了一个月香港的招聘网站，也没找到适合的机会，“多是海外大厂的BD岗位，开发岗极少，发展前景感觉不如内地大厂。”

既渴望人才，又无法提供足够的、有吸引力的高薪岗位——香港似乎陷入一个无解循环。

香港进入“家办时代”

“月薪28万港元，招一个公务员岗位，担任“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主要负责促进全球投资香港等等。”

“月薪7万到8万元，派驻北京，担任内地家族办公室联席主管，覆盖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甘肃、新疆、宁夏及内蒙地区，主要负责吸引所在区域的富豪到香港开设家族办公室等。”

——香港特区政府官网上，能看到港府推出的针对“招商引才”的新岗位。

“港府在这个事情上很上心，他们很早就来找我推荐候选人，我身边就有朋友加入了他们家族办公室团队。”某香港家办创始人赵开观察道。

缺钱，便无法支撑大量的高薪岗位。当外资撤离，内地草根们的创业热情衰减之后，香港需要引入“新钱”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先富起来的内地富豪，成为了极佳的“招商对象”。

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中国第一批富裕家庭已经成型，并逐渐进入到二代接班的阶段。这时，设立家族办公室是确保家族财富得到妥善管理，实现保值、增值并分配给后代的一种方法。

香港投资推广署家族办公室环球副主管何晓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更多家族办公室落地香港，不仅可以带动更多投资管理及相关专业服务需求，甚至地产、零售等消费市场，其带来的基金、信托也能进一步丰富香港的资金池，增强香港的融资能力，为金融服务业创造更多商机。

此外，家办或许还能够成为内地VC们的募资对象，改善创业生态。这可能对于香港整体经济结构转型会有深远影响。

从投行离开后，Jason机缘巧合下接受朋友的邀请，在6月份加入了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帮助某内地富豪打理一级市场投资业务。他们的办公室设在香港，享受香港对家办“免税收”的政策，但他和同事们平时基本在内地活动，看一些国内的项目。这是他目前能找到的少有的、能看到上升趋势的金融赛道。

“这不是一次很刻意的转型，”Jason说，“更像是被时代洪流裹挟，跟着香港的节奏转换到了新赛道。”

据毕马威《2022年香港私人财富管理报告》显示，2021年，香港私人财富行业资金净流入达6380亿港元。香港高净值人士（可投资资产超100万美元）18.2万人，财富管理规模10.6万亿港元，其中41%来自内地，预计未来5年将增至51%。

不过，这还不是内地富豪的全部潜力。

根据胡润2022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月1日，中国千万资产家庭较上年增长2.5%至211万户，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较上年增长3.5%至13.8万户。

中国富豪一下子成为了“香饽饽”。全世界都盯上了他们：

今年3月，港府发布八大利好措施，吸引家族办公室：税务宽免、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成立香港财富传承学院、启动家族办公室服务提供者网络、推广机场的艺术品储存设施、发展香港成为慈善中心等；

香港地产商也翘首以盼，称该群体“有利于香港写字楼租赁业务的复苏”；

开曼群岛金融服务部长安德烈•伊班克斯5月特地访问了新加坡和香港，希望在亚洲设立办事处，争夺这些富豪去开设家办。

人人都盼着内地富豪慷慨出钱，但富豪们有自己的考量。

香港家族办公室合伙人赵开告诉36氪，内地客户更关心资产未来的安全性，这是第一位的，“很多人其实更倾向于在海外开设家族办公室。”

最近，来找他的内地客户最关切的问题是境外投资，咨询量相比往年大概能翻3倍。

内地富豪能填补上外资流失的空缺吗？能为香港商业带来多少活力？又能有多少富豪最终会选择香港，而不是它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新加坡？

目前还没人能给出答案——就好像要回答“香港精神还能激励当地年轻人吗”这个问题一样。

香港曾经也是穷的，梅艳芳、周润发、成龙这些出身贫寒的人士都成长于那个历史阶段，融入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里。

那个时候，香港人还相信，努力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李嘉诚，努力有机会成为下个巨星。那个时候，脍炙人口的粤语歌主题鲜明，刻画人间烟火、社会现实，诠释着“香港精神”：能吃苦、乐观、团结努力。那个时候，小人物是香港的底色，小人物翻身是最常见于香港的都市传说。

如今，走进香港街头的餐厅，可以听到音响中传来不知所云的抖音神曲。

郭启启还记得送孩子入学那天，那是所不错的幼儿园，校长自豪地表示，他们培养孩子，未来是可以给李嘉诚打工的。他错愕，“给李嘉诚打工成了人生理想？”

香港的故事还将继续。只是，它不再是从前那个香港了。

（郭启启、龚武、David、Jason、Elsa、黄仁、赵开，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