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这次拍《七人乐队》，“做人了”

2022-07-29 08:07

澎湃新闻记者陈晨

《好好拍电影》里，萧芳芳评价许鞍华说，“阿Ann就是在神和狗之间找到平衡”，做导演，有时候是“神”，有时候是“狗”。这次拍《七人乐队》，许鞍华说，是“做人了”。一来，这部电影里和她同时代的战友们各显神通，她不是唯一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传奇，不必是“神”；二来，有杜琪峯杜sir监制保驾护航，她只需放手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轻巧的创作也不必背负任何票房压力，自然更不必做“狗”。从影一生，这样的时刻，对许鞍华来说，是“值得感恩的难得”。

导演许鞍华

但影迷看来，《七人乐队》分明够神的，堪称“神仙打架”。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岭东、徐克七位香港大导演同台，重新捡起胶片，一人分一个篇章地分段书写他们的香港记忆。这些属于香港电影最灿烂荣光的名字，聚在一起的时候，梦幻到让人甚至有一丝丝的伤感。

一个有意思的创作背景是，按照每十年一个小篇章书写香港这样的形式确定之后，这帮已经能够对拍电影信手拈来的大师，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了各自的选题。许鞍华抽到了1960年代。她第一反应是好高兴，因为正是自己最想拍的时期。这十年，承载着许鞍华对世界开始形成认知的青春年华，也刚好是她拍电影一直没怎么触碰的时代。

《七人乐队》之《校长》海报

《校长》故事描述1960年代，社会清贫，但求学者众，天台也是上课的地方。对执笔忘饭的校长（吴镇宇饰）来说，能指导一群小孩成才，是他这一辈人的天职。善良淡雅的王老师（马赛饰）在学校里春风化雨，两人不着一字，却像心意相通，学校是他们温暖的家。晃眼40多年过去，各散东西的同学们再次聚首一堂，请来白发苍苍的校长出席，围着旧照片大家回忆前情，说起王老师一直不结婚的谜团，和在花样的年华悄然消逝的惋惜。在旁听着一切的校长，仿似再次打开一道心窗，思绪回到远去了的教室......昙花一现，开放过的，也是一生。

短片传递出“天水围”那般传达市井生活烟火气息和人与人之间细致温情的功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明线上教育工作者对下一辈的人生影响，和暗线里埋藏不动声色的暗潮涌动，都泛在发黄的影调里，留着幽微而伤感的余香。

《校长》剧照

许鞍华记录过很多种香港，《千言万语》里举重若轻的激荡，《倾城之恋》里的乱世是薄凉的温柔乡，《女人，四十》里生命力繁盛的烟火人间，《天水围的日与夜》里深埋在哀苦中的暖意……这个六度收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连威尼斯终生成就奖都收入囊中的“华人第一女导演”，把自己的一生都“嫁”给电影，而“香港”这个主题，也几乎是许鞍华披了一辈子的嫁衣。有人说她的电影里是半部香港史，有人说她的电影是香港的一面镜子。

在《校长》的开篇，许鞍华说，“过去，我对昙花一现四个字，没有多少好感”，而结尾，导演给出坦然的态度，“一代一代，就这样存在着。”短片里记录下校长一生光阴的回首，七个导演的故事排布在一起，也汇聚成对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一次凝望。

采访时，问许鞍华怎么看待他们这一代的电影人和所处的起伏年代，她只说身在其中的人是看不清的，比如人们说的黄金年代，因为她拍文艺片反而连主创班底都搭不顺利，所以对它的印象也就没那么好。当然也免不了怀念以前，但可能是自己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所以为着这力不从心，“自己跟自己生气”。电影一直在发展，每代导演有自己的功课，“我希望新一辈的电影人可以给一些机会，让我向他们学习。”

以下是许鞍华导演的自述，关于她的1960年代，和对香港电影的深情。

许鞍华

许鞍华自述

朴素的香港，偷吃饼干的模范生

我们几个导演，抓阄决定拍摄香港的年代。抽完签我第一反应是好高兴，因为我刚想拍的就是1960年代。那个时间是我十几岁的青春期，整个人生的启蒙年代，很多对世界的认识在那个时期形成，并且印象深刻，这可能是那个年代天然吸引我的地方。

我记得那时候的香港，还是一座非常朴素的城市。那个时候上下学往返学校都是步行，从北角一走过，旁边都是海和船，没有大厦，早上都有很多巴士司机围在那边吃面包。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普遍比较空旷，有很多地方能看到海，后来全都填了。
我念的是教会学校，有点无聊，记忆里老是要上教堂，动不动就集合念经。我记得还会有一年要做避静的训练，两三天自己待着，不许讲话。那时候觉得这些是苦差事，现在想来很像当下人推崇的冥想。

那时候在教会学校，我几乎没去过九龙的，香港社会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反而因为是这样，那时候的生活的感觉就是很单一和深刻。很热的夏天，穿着校服，在操场上蹦蹦跳跳……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很多种文化、很多种时代混合在一起，还要加上网络上的混乱……

现在想来，我觉得那种安静是必要的，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也是必要的，因为你会训练自己能接受好多的考验。那个时候不知道，以为没有必要的受苦，现在想来原来都是珍贵的。

我读书很好，算是老师眼里的模范生，可是其实也会背着老师偷偷的造反。可能老师在讲台上看我认真上课，他背过身我就偷偷地在抽屉底下吃饼干。

《校长》剧照

电影里的故事讲的是1960年代一个校长，在那些天台木屋里做校长，我拍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个很含蓄的爱情故事。虽然很不动声色，但它本身就是一个love story来的，带着上世纪60年代那些比较淳朴的人情味，它是非常含蓄的，可是含蓄内向的，不代表没有发生。1960年代那些老师、学生他们的关系，都可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我也把我曾经对老师的感激和尊敬融入在这部片里，不过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短片里，我拍了昙花和其他一些花花草草放在里面，其实是想说这些平凡的人，生生死死都没有人知道，可是他们都是活得很有尊严跟价值的。

《校长》预告截图

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的场景并没有那么好还原，现在我们找的外景，廉租屋剩下有限的几栋，根本还是跟1960年代的不太一样的，但是镜头只能找到有限的格局去接近那种感觉。室内的那些课堂，我们找了一个很老的学校，每一个房间都布置成1960年代，内外景分开来拍。

编剧写到几场吃饭戏，那个年代的“工作餐”不是盒饭，学校有一个佣人是替老师们做饭，大家聚在一块吃饭，有好多公司也有人家去送饭，叫包饭，送到公司，大家围坐在那里夹菜，这个跟今天商业社会大家吃盒饭的感觉很不同，特别像一个家庭，这也是我的一个1960年代的记忆。

逝去的胶片，卸下重担的“锅”

杜琪峯最初找我说拍一个电影纪念菲林（即胶片），我说好啊好啊。香港这个主题是后来我们进一步讨论出来的。我现在回想一下，上一部用菲林拍的电影还是2003年的《玉观音》。想想到现在快要20年。

我们是分开制作，我拍得早，2014年就拍了，那时候胶片已经很难找。有制片要到东南亚那边，才找得到菲林和剩下的一两部的旧机器，然后配套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灯光什么的都不太一样。幸好后来是“过带”（转数字）之后才剪接，不然的话找剪接的机器都很难了，我估计今年更加找不到。

很多导演是很怀念菲林的质感的，但是我没有。从一开始用数码拍摄，我就挺喜欢它的质感的。因为方便太多了，可以不停机一直拍。这些年，我都已经有点被这种方便的拍摄“惯坏”了，甚至不习惯拍到一半我的副导演嚷嚷吵吵喊，“导演，没菲林啦”，因为它十分钟就要停。它又少又贵，拍的时候就让我分心，副导演也很烦心。但以前拍菲林我们得分镜头，做得很细致，那可能迫使导演要把一场戏更早地想清楚。但分开拍，又会比较容易让演员的表演没有那么连贯。这是不同的创作思维，但我还是觉得数码的好处是更多的。

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拍一个电影。这种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虽然菲林很贵，但杜琪峯作为监制，在制作上没有给我压力，就是放手让我们干。更好的地方是，这次七个导演一起，之后上映就没有“单独背锅”的压力，只要好好把电影拍完，其他就不用担心。

至少我自己作为导演，以往的经验总是，拍完以后要承受舆论跟票房收益的压力，这是个不好的影响，会令你拍的时候就瞻前顾后，又偏偏怕什么来什么。现在相当于有一个戏是，让你就是好好地安安分分地努力把这个戏拍完了，所以觉得拍的时候很舒服。我非常感恩能有这个机会拍一部这样的戏，太难得了。

《校长》中，吴镇宇的老年造型。

吴镇宇一直都是我很欣赏的演员，我一直都想找他合作，但是我的戏拍得比较少，未必写到一个适合他的角色。我第一次和他合作就是拍一个短片，讲一个变性人的，他也很感兴趣，拍短片预算很低的，他也很愿意，也尽心尽力，拍出来大家都觉得他演得很好，也很好笑。但这个故事的角色校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我也想到他来演是最好的，因为他平时很少演这种角色。问了他之后，我和他说，镇宇，对不起，每次找你演戏都没什么钱，我不是故意占你便宜，是因为这个角色真的适合你。我不知道他信了没，反正他就觉得可以来试试。他接了之后，我们就要迁就他的档期，隔了很久才开工。但真的开机之后，他就完全变成了那个人。

虽然最近的金像奖他又“陪跑”了，但对他演技的认可，已经不需要一个金像奖了，除非他没工作，拿个金像奖能帮他忙，让他多接戏。他工作多得不得了，所以奖项真的没那么重要，所有业内观众都是非常认可他的。

《校长》剧照

不必过于怀念的“黄金时代”

香港电影一个一个时代走过来，变化好大，我就是那个变化的其中一分子。很多人问我这个回顾70年的问题，其实这种想法我都还没有好好地想过。

时代这种很大的题目，我们自己一直在里面经历，很多时候是很难知道一个所谓历史地位或是评价的。我喜欢在一个一个戏里面去经历和体会，老实说历史评价跟历史地位我是没有兴趣的，人家说我是这几十年来最好的导演又怎么样？说我是最坏的导演又怎么样？总之我觉得只要是能努力获得机会，做喜欢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虽然时间的发展里，有一个个潮流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所有做创作的人的基础经验并没有多大关系。

好多的声音都在说，怀念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其实从上世纪八几年尾到九七年，有近十年，香港电影最黄金的时候，是我最倒霉的时候。我是最不适应那个“黄金时代”的。那时候，一个导演一年起码要拍两部戏，像王晶他们要拍五部，收入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甚至可能找不到摄制组，大家都太忙，一个组可能要服侍七个戏，在不同的剧组之间串，演员们也是同时在拍几套戏。我就很不高兴，但我又不可以叫别人不做，敢怒不敢言，但情势是这样，你只能接受和适应。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我不是很开心，也不是很如鱼得水。我这个人比较古板，又是科班出身，觉得拍戏不应该是这样。我也真的不觉得那个我自己经历的八九十年代，有所谓那么“黄金”，那么全面性的胜利。

只不过是后来传着传着，大家都说，哇，好伟大啊，好令人怀念啊。可能是当时是最多戏拍，最多明星出来，最多收入，有很大影响力。当然也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东南亚各方面都还没有自己的电影，所以香港就很发达咯。我觉得是OK，是很好，但不是一定非要想着回到那个时代，我觉得是要看每个时代需要什么。

我自己可能更喜欢再早些的时间段，当然我喜欢的一个年代并不等于那个时代好。只不过我比较喜欢自己年轻的时候，有怀旧的成分，也因为自己精力充沛，并不是那个时代好，是你自己的状态好。现在有时候发现我自己体力没那么好，就老是要跟自己很生气，就连带觉得这个时代也没那么好了。

客观地来讲，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多材料的东西，来佐证一段时间电影的贡献是市场上、艺术上、文化上的贡献，这种东西我就更难评价了。但我是觉得黄金时代是没有必要老这么提的，因为现在的新导演他们有新的世界，为什么一定要回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他们应该有新的目标跟标杆。以什么标准来说哪个时代是黄金呢？我觉得这方面的“缅怀”是太多了。

但新的一代，绝对是比我们要难很多的一代，他们需要审视自己的思想，看事情的方式。而且我希望新一辈的电影人可以给一些机会，让我向他们学习。我不是开玩笑，我觉得大家可以商讨一下各自的问题啊，不要总让我们这些“老鬼”去教别人，去领导别人，我觉得电影是没有这回事的。

本期高级编辑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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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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