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有侠气的省份，刚刚遭受劫难

河北暴雨灾情，连日来让国人揪心。

当强降雨重心开始转移，当洪水逐渐退去，人们将要重新审视这一片土地。

穿越历史的时空，聆听遥远的回响。

如同齐鲁之于山东，三晋之于山西，吴越之于江浙，荆楚之于两湖，河北的古称是“燕赵”。

不仅是一个个地理名词的沿用，春秋战国实际上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与人格，影响至今，形成了集体无意识。

而燕赵文化，给予河北一地的识别度是最高的。一提燕赵，必想到“慷慨悲歌”，这正是独属于河北人的精神结构。

河北的地理范围，大致以燕山、太行山、黄河、渤海四面为界。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这片地域在历史上面临的情境。用史书的说法，这片地域是“地边胡，数被寇”，是抵在农牧分界线的最前沿，时常要面临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战争。

这种冲突和战争，贯穿着河北的整个历史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炎黄之战，传说中游牧的黄帝族与农耕的炎帝族曾在阪泉之野（可能位于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大战。一直延续到了满清入主中原，作为政治的象征，乾隆在承德建了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文明的冲突才以君临天下的融合姿态，展示给世人。

春秋战国时期，现在的河北地域主要有燕、赵两国。此外，还有一个神秘的中山国，据说是狄人建立的王国，很顽强，两次被灭，又两次复国，最终被赵武灵王主政时期的赵国所灭，归入赵国领土。

燕和赵，在当时并非我们所想象的一体化，实际上两国的分野和差异还比较明显。

燕国的历史比赵国早得多，当赵国从三家分晋中突围出来立国之时，燕国已经至少存在了600年。但燕国在整个西周和春秋几乎默默无闻，始终处于一种逼仄、局促、卑弱的境地，由此形成后人所说的“苦寒文化”。

等到燕国开始逆袭，时间已进入战国中后期。燕昭王在位时，招贤纳士，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共苦。经过28年的韬光养晦，燕国国力大增。

战国乱世，任何形式的卧薪尝胆，都是为了扩张或复仇。燕昭王最终任命原中山国人乐毅为上将军，借助五国之兵，合力攻打齐国——为了报当年齐国破燕之仇。齐国大败，几乎亡国，燕国由此让天下震动，刮目相看。

但燕昭王死后，燕国迅速走下坡路。再次被历史铭记，已经是亡国前夕，燕太子丹和荆轲的出场了。

当秦赵战事结束以后，秦军兵临易水，燕国危在旦夕。燕太子丹想到的救国之策，是刺杀秦王。由此，他物色到了荆轲。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很熟悉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既是燕国的一曲挽歌，也是燕人的精神底色。

赵国源于三家分晋，国家重心从晋阳（今山西太原）移到邯郸（今河北邯郸），从以山西为主体到以河北为主体，经过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

赵国位于四战之地，周边都是强邻，既面临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还面临游牧民族的冲击。神奇的中山国，甚至嵌入赵国的腹心。

赵武灵王在位时，为了解除国家的威胁，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胡服骑射改革。在夷夏之防观念十分浓重的时代，能够主动向游牧民族学习，魄力可想而知。这次改革不仅改变了赵国的命运，也开启了燕赵大地在与游牧民族对抗同时的另一扇窗户——民族融合。

经过改革，赵武灵王灭掉了中山国，消除了心腹之患。中山国当时是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强国，从此却消弭于历史之中。

赵国最强大之时，是统一中国的大热门。时人说，东方诸国均以赵国为马首是瞻，而西方秦国最畏惧的也是赵国。

赵国在崛起狂飙的进程中，始终以开放、包容、进取和尚武为国民精神，由此构建起赵人好气任侠的文化性格。赵人的豪侠和刚烈，在整个战国无出其右。即便是女性，亦不让须眉。战国初期，赵襄子宴请姐夫代王，席间暗杀了代王，并兴兵吞并代国。赵襄子的姐姐听闻消息，哭声震天，随后磨笄自刺而死。

与燕国的苦寒文化相比，赵国的民风偏享受类型，追求富贵，放荡冶游。在司马迁《史记》中，赵国都城邯郸冶铁业发达，出现了行业巨富，商业繁华一时。赵国女子则以美色闻名各诸侯国，“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佳人和奇士的组合，成为赵人任侠勇武的两个方面。

燕赵的文化性格差异，经过秦始皇的疆域大一统和汉武帝的思想大一统两个时期，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在历史上被统一标识为慷慨悲歌的历史情结。

当历史进入大一统时期，燕赵慷慨悲歌背后的任侠勇武精神，就面临着二元断裂的结构：

来自燕赵大地的游侠与刺客，游走在法律规训之外，进一步是正义的担当，但更进一步则可能背负违法犯禁的骂名。

在司马迁《史记》的讲述中，侠是一种行为模式，或者说做人的准则，与武艺高低没有关系。他写道：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游侠，虽然行事不符合国家的法律，但是他们言必行，行必果，舍身解救困厄，然后隐姓埋名，不肯夸耀自己的能力和品德。这正是任侠精神的两面性。

在著名的荆轲刺秦王故事中，大家可能只记得刺客荆轲，而忘了侠者田光。

荆轲早年好读书击剑，流浪各国，到燕国后，结识了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以及名士田光。燕太子丹想找人刺杀秦王，起初慕名找到了田光。田光说自己年迈，没有精力做这等大事了，遂向太子推荐了荆轲。

太子请田光引见荆轲，并叮嘱说：“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没说什么，笑着点头。

在把事情告诉荆轲，并得到荆轲同意当刺客的保证后，田光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对荆轲说，太子担心我泄密，一个人做事情而使别人疑心，这不是侠。说完，田光自刎而死。

司马迁说，田光是以自杀激励荆轲。但田光以死来让委托人彻底放心，这是当时游侠的一种必须践行的节操。“重义轻生”是一个游侠的基本素质。反倒是我们现在认为一个侠客必备的武艺，在当时，并非硬性规定。荆轲行刺失败后，当人时惋惜地说，可惜啊，荆轲平时不讲刺剑之术。

任务执行失败而不影响其名声的案例，燕赵大地还发生过另一起。

在赵氏说服韩、魏两家倒戈，三家联手灭掉智氏家族、瓜分晋国之后，赵襄子漆智伯的头作为酒器。晋国人豫让原本是智伯的门客，被尊为国士。智氏灭族后，豫让立志杀赵襄子，为智伯复仇。

他一次化妆为犯人，混入赵国宫室打扫厕所，伺机刺杀；另一次以漆涂身，装成癞疮，吞下火炭，自哑嗓音，潜伏在赵襄子要经过的桥下，进行刺杀。但两次刺杀都失败了。

豫让遂恳请赵襄子把衣服脱下来，让他象征性地刺穿，以完成复仇的心愿。赵襄子满足了他的要求。在拔剑连刺赵襄子的衣服三次后，豫让伏剑自杀。

在这个故事中，士为知己者死，豫让之名千古流传。

但恐怕也只有在赵国，在这片推崇复仇与任侠精神的土地上，遇见了赵襄子这样的人物，才能成全豫让的名声。在两次被刺杀之后，赵襄子竟然会为豫让的执着而感动流泪，并称他为“义人”。

因为，知恩图报的侠客文化，本身就是燕赵大地推崇的基本精神。

根据历史学者的分析，燕赵大地的生存环境相对艰难困苦，而这种相对恶劣的生态环境，除了使当地民众易于养成一种抗拒来自自然威胁的心态和能力之外，也易于形成一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价值认同。

西汉刘向《说苑》记载了一个“桑下饿人”的故事，说的是赵国先祖、晋国卿大夫赵盾有一次赶路，看见一棵桑树下有个饿倒在地的人，赵盾停下车，让人给他喂食，还给了他肉干和钱财。两年后，晋灵公想杀赵盾，中间杀出一个人，让赵盾先走，并自报家门说自己就是当年饿倒在桑树下的那个人。说完，返身与追兵搏斗而死，赵盾由此得以活命。

在这种得一饭则活、失一饭则死的艰苦环境中，人们常常为报一饭之恩而不惜舍弃生命，进而形成了任侠尚义的民风。

不过，这种只图报恩、不问是非的风气，也很容易被扭曲。特别是当社会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会激发暴戾和违法行为。这并不符合大一统时代的秩序规训。在汉武帝以后，几乎没有一个当权者会像赵襄子那样，去推崇一个谋刺自己的侠客义士。

只是，源于燕赵大地的任侠之风还根深蒂固地塑造着河北人的双面性，至今犹然。

当代诗人芒克曾追忆他在白洋淀的知青生活，说那个地方民风强悍，“这些人物中少不了也包括草莽英雄和打家劫舍的贼人一类，但大都还算是保家卫国和杀富济贫的好汉”。

燕赵大地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她养育出来的侠客与好汉，并不是简单的武人，像我们所理解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种。她的土壤可以培育出儒与侠、文与武高度契合的君子。

战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出于迎合君主集权的需要，把威胁君主集权国家的五种势力，称为“五蠹”。首当其冲的两种势力就是“儒”和“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但这两种势力（或者说品性），恰恰是燕赵地域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基因。

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在儒家思想形成过程中，属于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在孔子已经构建了“知天命”的重要性之后，荀子却破天荒地主张人定胜天；在孟子的性善论流行之时，荀子却主张性恶论……

荀子的思想不同于当时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他重构了一个社会批判的观念体系，因而被后世称为“儒家中的游侠”。

荀子是燕赵任侠文化熏陶出来的大儒，而他的思想也反哺了此后两千多年的燕赵大地。

后世的邵雍、孙奇逢、颜元等燕赵儒林人物，大多在精神气质上继承了荀子侠客式的勇气和独立，“上不依附君主，中不苟同士林，下不媚俗民众，沉静而勇敢地阐述、践行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荀子以后，儒学的传承在燕赵几乎未曾中断。即便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玄学、佛学大兴，儒学最为式微，但在燕赵，儒学却依然兴盛。史书记载说，燕赵一带“士务经学，不崇佛老”。长期生活在燕赵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告诫子孙，千万不能放弃读圣贤书。

虽然南北朝乱世，北方由异族统治，但燕赵的学统一直通过世家豪族进行传承，并进而影响了外来统治者，使其被逐步同化。

从汉武帝开始，历朝历代基本都扼杀了侠客的生存空间。但在燕赵，豪侠作为一种精神逐渐与士人阶层合流，从而形成独特的圣贤—豪侠人格。

往上追溯，燕赵士人的这种人格气质，可以追溯到战国时的赵国名相蔺相如。在完璧归赵、渑池会盟等经典历史事件中，面对强邻秦国，这名赵国外交官不按常理出牌，而是以死相逼——不是要与玉璧共碎，就是要在五步之内血溅秦王。但是，当赵国大将廉颇羞辱他的时候，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又能忍辱负重。大丈夫能屈能伸，莫过于此。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赞叹蔺相如相赵折秦的豪侠行为，称他既是圣贤，又是豪杰。

圣贤豪杰合二为一的人格，在燕赵人看来才是完美的人格。清初直隶（今河北）蠡县人、颜李学派集大成者李塨就直接说：

“圣贤英雄，原是一人，绝非后世迂阔腐儒所得假冒！”

晚清名臣曾国藩做过直隶总督，对燕赵士人有过直接的接触和观察。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他说：

“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愍（杨继盛）、赵忠毅（赵南星）、鹿忠节（鹿善继）、孙征君（孙奇逢）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

曾国藩认为，“慷慨悲歌”属于一方民性，尚未入于圣人之道，但与圣人之道也相距不远，加以改造，就可以入于圣人之道。

实际上，燕赵文化性格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积淀成型，但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在元代以后，燕赵境内的北京一跃而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由此开启了帝都文化对燕赵文化的反向渗透。

北京之外的古燕赵文化圈，基本上是元明清三代京畿重地的核心区域。到了清代，这里更是全国唯一的直隶省，地位独一无二。

然而，直隶的重要性不代表资源的倾斜和照顾，而意味着付出、牺牲与悲情。

当帝国的都城位于长安—洛阳—开封一线时，燕赵大地直接抵在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前沿，成为战略要地，人民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负担和压力也比其他地方大。

而当帝国的都城位于北京时，这里成了天子脚下之地，又必须承担起为帝都服务的职能，疏解帝国自然灾害，承受政治博弈影响。这里的人们在王朝秩序的规训下，渐渐收敛起任侠尚义之气，民风一点点平淡下去。隐忍负重、老实忠厚的性格，由此渐居上风，一段时间内成为直隶人的主要文化性格。

但隐忍老实犹如显性基因，刻于表面；任侠尚义犹如隐性基因，深藏其内。

只有当变异发生，河北人隐藏的品格才会流露出来——从燕赵时代传承下来的战斗精神才能得以彰显。这就是为什么历经数百年在天子脚下经受皇权规训，但每逢变乱之时，河北人的气魄和伟力总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原因。

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

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

——陈维崧《南乡子·邢州道上作》

当朝廷出了大奸臣，河北就出了“硬汉”杨继盛；

当朝代更替、江山易手，河北就出了传奇义士孙奇逢；

当维新事业受阻，河北就出了大刀王五；

当时代在探索新路，河北就出了李大钊；

当国家遭遇入侵，河北就出了喜峰口长城抗战，出了狼牙山五壮士，出了骨头越打越硬的英雄……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历经两千多年的时光，你以为豪侠—圣贤已经成为历史的化石，殊不知它却化作一股侠气，潜藏成了河北人的精神底色：

一种在外力冲击下就能随时爆发的集体无意识。

如今，人们喜欢调侃广东一个省像三个省，却不知河北一个省像一个国，堪称中国历史的缩小版，从古至今的文明都镌刻在这片土地上。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直存在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对峙，这两种文化，仿若有着天然的圈层壁垒。但事实上，任何两种事物之间，都没有鲜明的分界线，哪怕是长城，也不是一道文明意义上的分界线（长城内外，两种文明的交汇与冲突时有发生）。河北一直徘徊在这条线上，是两种文明的角力场，也是两种文明互相消化的胃。

现在的河北，北部的承德和张家口部分地区，仍有浓厚的游牧文明气息。坝上草原、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昭示着历史上文明之间的整合。

而河北中部、南部，则是中原农耕文明最经典的组成部分。邯郸更是举国罕见的两千多年来未曾改名的城市，这或许也是文化稳定性的一个隐喻。

近代以后，海洋文明兴起，河北又站立在了外来文明冲击和吸纳的第一线。秦皇岛、唐山和沧州，均位于环渤海地区，从秦皇东巡、魏武挥鞭到近代工业崛起、海上航运兴盛，历史与现实总在某些时刻光影交错。

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

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

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如云屯。

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

君不见今人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

以兹感激辞旧游，更于时事无所求。

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

——高适《邯郸少年行》

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河北朋友，请珍惜他/她：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升平年月，他/她一定是深藏不露，即便负重前行，也隐忍无言；

但到了危难时刻，他/她也一定会恢复慷概悲歌的历史心性，彰显出豪侠圣贤的精神底色，挺身而出，震动天下。

河北，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