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流氓的寻衅滋事罪，缘何沦为公权力耍流氓的工具？

我以前在写评论文章的时候，经常会写到一句话：再法治的社会，也有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这句话，我是有感而发，特别是有感于很多访民或维权人士的遭遇而发。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在当今之社会，比我了解访民的人不多，比我了解访民的伤与痛、悲与苦，冤与怨的人更不会太多。

因为了解，所以痛恨。

在网络曝光的事件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因遭遇强拆信访多年无果而被“寻衅滋事”，有人因合法权益受损不满处理结果而被“寻衅滋事”，有人因在网上发布了不当言论而被“寻衅滋事”，有人因遭遇“不公”表达诉求不当而被“寻衅滋事”，有人因为私搭浮桥便利村民出行而被“寻衅滋事”......

需要直面的是，我们在新闻或网络平台中看到了解到的这些个例，或许仅仅是“寻衅滋事”这个大口袋里的冰山一角。

这些年来，因工作原因，我接触了解过太多太多的访民。

很多访民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堪的往事和血泪。

观察发现，信访维权时间超过三年的人，至少有一半的人曾因“寻衅滋事”而被拘留甚至判刑过。

三年前曾有个65岁的老人向我求助，从她的遭遇中我了解到，她之前信访举报了十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在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甚至“黑监狱”里度过，她被拘留或获刑的次数，足有8次之多。

很多生活在岁月静好里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相信，在法治社会里，怎么可能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事情？

事实上，很多事情，没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

是的，我们确实生活在法治社会里，事实上我们的法律也很健全，只是遇到某些现实后，法律条文就没了牙齿。咱老百姓，也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很多人从罗翔老师的普法里知道了“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但很少有人了解“寻衅滋事”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有关法律条文对寻衅滋事罪有着明确的界定，构成寻衅滋事有四种行为方式有四种。

1、随意殴打型；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型；3、强拿硬要或任意损毁、占有公私财物刑；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型。

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对照，很多被“寻衅滋事”的人，严格来说都不符合“寻衅滋事罪”构成要素。

罗翔老师为什么会说“寻衅滋事”是“口袋罪”？因为在现实中，当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问题它就不存在了，对吧？

而如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他装进“口袋罪”里，最现成的罪名就是“寻衅滋事”。

当然，采用的办法和方式有很多，正如王丽所说的“一百种办法”，正如某社区书记所说的“孩子是他的软肋”。

“办法永远比困难多”这句话，是很多体制内工作的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特别对负责“维稳”的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而言，尤其如此。

当一个人没有软肋也不适用于“一百种办法”的时候，至少有一款“寻衅滋事”适合你吧！

可以说，任何让公权力不爽的行为，都面临着被“寻衅滋事”的风险。

《刑法》里为什么会“寻衅滋事”这款罪，其目的是什么？

其目的是用来对付流氓，打击流氓的。

但讽刺的是，在今天，寻衅滋事被发展成了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耍流氓的武器。

近年来，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的呼声一直都在，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一直都在。

这么多人都在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自然是有着社会原因的。

因为我们需要更为开放、更为民主的社会氛围，去真正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

今年2月，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就再次在提案里公开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