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教培巨头再爆惊雷, 教育为何沦为利益集团博弈的“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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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文化纵横
【导读】近期，某网红博主暗访并举报某教育培训巨头违规补课，迫使杭州教培机构纷纷关门避风头。此事件引发很大的争议，有学生家长评价道：有钱的人家直接请私教，没钱的连补课机会都没有，到最后是越有钱越有机会，其他孩子还有机会吗？
本文指出，教育减负1.0版本是学业负担重，教育减负2.0版本则是家长的负担重了。症结在于，教育机会均等必然带来激烈竞争，其背后是平等和卓越的张力。当前中国面临非常复杂的教育生态，即中国家庭为竞争而学，为出人头地而学，而中国的公立学校教育目的是要让所有人都一样好，这两者之间构成悖论。一方面，教育目的是让所有学生“一样好”，让所有孩子享受快乐时光；另一方面，大量中高收入的家长则逃离公共教育体系，在私立部门寻求高水准服务。激烈的竞争逻辑将教育公平的理想主义逆转为一种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因为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和日常焦虑。
作者进而追问，我们是以拔尖的模式来培养“创新人才”呢？还是以创新的模式来培养“拔尖人才”呢？“拔尖”意味着成功，它是以结果、评价为导向，目标是“不能失败”；而创新则体现在知识与真理的探究上，前提是“不怕失败”。作者强调，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教育宗旨，而教育又沦为各种利益集团博弈争斗的战场乃至各种社会矛盾问题的“垃圾场”时，国家应谨慎调和平等与卓越的张力，还原教育的根本。
本文为刘云杉教授在第七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时代旋律：教育向善，企业向善”闭幕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稿。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辨析。
平等与卓越的张力
——教育改革的内外限度
▍“别人家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教育平等的限度
首先，作为普通的家长、普通民众最突出的感受是教育负担太重。教育减负1.0版本是学业负担重；学生的负担减轻了，但家长的负担重了，如经济负担、情感负担、时间成本等，这是教育减负的2.0版本。教育竞争太强了，学业军备竞赛，今年盛行的“内卷”一词；教育太昂贵了，如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用服务与消费来定位教育产业时，要找一个信任、满意、负责任、有专业权威的学校与老师，越来越难、越来越贵，遗憾的是并非越贵越好。
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看到的是教育所应奠定的秩序没有了。我从一个隐喻开始，再讲一个美国故事，这个背后是平等与卓越的张力，是教育的病症所在。
“别人家的孩子”既是一句日常的口语，也是一个隐喻，它指高竞争下的优胜者。作为日常的概念，每个孩子的成长中，都有父母口中、同辈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做参照、做榜样，成为激励或压力的机制；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背后的心理与情感是复杂的，赞赏、羡慕、嫉妒甚至恨，是“自家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的比较，或者友好地激励，也可能是羞辱。作为一个隐喻，“别人家的孩子”出现，意味着”我们的孩子”成了一个过去时，这一提法，以及其后的共同体受到危机。
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里写道，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正是美国梦的一处梦想：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无论是否血脉相连，镇民们都把这群毕业生视为“我们的孩子”。
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克林顿港的生活已经成为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区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这就像有一道自动上升的扶梯带着1959届的大多数学生向高处走，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子女”将踏上之际，这扶梯却戛然而止。美国梦已经渐行渐远。
关于美国梦有一句经典表述——“通向财富、荣誉和幸福的道路，向所有人都开放，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只要愿意为之努力，每个人都可以踏上成功之路，成功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出自1843年出版的《麦格菲读本》，美国第一本全国通行的中小学教科书）。
美国梦的典范林肯总统曾说：“我碰巧暂时占据了这座白宫。你们的孩子中任何人都会像我父亲的这个孩子这样向往来此，我就是活着的见证人。”然而，这个平等是机会平等，也就是胡佛总统说的：我们的社会建立在个人所获得的成就之上，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享有他的才智、性格、能力和使他有资格占有的社会地位的愿望。但与此同时他必须经受得住竞争这块金刚砂轮的磨炼。
机会均等必然带来激烈的竞争，这个背后是平等和卓越的张力。美国教育史上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the Jeffersonian and the Jacksonian）：前者强调“有才干者的发展”，后者注重“普通人的机会”。如果更多考虑英才，学术内容重，会导致课程难度大，进而很多学生学不懂。但如果只强调平等，教学内容简单，便不能刺激有才干的人的发展。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承认差异？
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如果回避“智力天赋”存在差异的现实，而相信每个孩子都“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成为他所期待的人”，科南特（哈佛大学校长）批判，这“如同把拐子培养成足球运动员一样，是不切实际的期望”，这是“杰克逊主义”遗风——“杰克逊式的民主坚称所有人生而平等，嫉妒智力上的先天优势，并鼓吹所有人的教育权利平等的原则。”
科南特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主义，也是一种过度的平等主义。他坚持“一代人都从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生活，用努力的工作和能力……获得自己的回报，”美国梦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代结束的时候权利和特权应该被自动重新分配”。
这个每一代归零，自动重启远不轻松，它不可避免地带来非常激烈的竞争。科南特也说：“这个国家早期坚持的教育机会均等，并未使得每位学童都成为银行总裁、铁路大亨或者一船之长。但对于一位有才能且选对发展方向的年轻人而言，上述的职位并非可望不可即。今天，这架天梯的底端就是教育。要想攀登这一天梯，就必须具备在一个世纪前争夺财富机会所需要的那种竞争力。”
这是朝向民主的“精英教育”的内在悖论：机会均等与自由竞争下的自我奋斗之梦实质是个人主义。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与个人主义的“机会教育”
我们再来看中国教育的问题。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和个人主义的机会教育之间是什么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普通中国民众习惯了搭乘自动上升的扶梯，习惯了向上流动的速度。当向上流动的激情遭遇结构的日趋稳定，教育开始面临巨大的不确定。
多数中国家庭仍是独生子女家庭，而独生子女家庭不允许失败，不接受平庸。过度的教育投入，导致教育不再是教育。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中国家庭为竞争而学，为出人头地而学，而中国的公立学校教育目的是要让所有人都一样好。这两者之间构成悖论。
期待让所有学生“一样好”，教育减负1.0版淡化考试，降低孩子的压力，让所有的孩子享受快乐的童年。另一方面，大量中高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沦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教育的双轨制，便宜的公立教育和昂贵的私立教育并行，与公立学校教育并行的如火如荼的教育产业，如培训机构、校外教育市场和咨询机构。其间是为其埋单付费的庞大的中产阶级家长，他们不得不背上沉重的教育负担，这是教育减负2.0版本。这构成了当前非常复杂的教育生态。
再来看学制，一方面，基础教育的均衡化，但如何避免低位均衡？如何办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里，有财政支持的院校分层，如双一流、985、211……这个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基础教育的平等与高等教育的分层，当然还有全球的教育选择。
总之，旨在创新的、分层严重的高等教育和旨在公平的、均衡的基础教育之间如何衔接？
教育负担越来越重，是因为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个体持久的专注、坚定的意志，也需要对智力、天赋超常的迷信，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贵的投资。这已经变成理性的经营，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的日渐趋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
围绕录取学校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旗帜下，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冲突的群体，甚至分裂的个体。激烈的竞争逻辑将教育公平的政治理想主义逆转为一种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因为学业成就不仅是个人的成就，而是家庭长年持久努力的结果。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下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
中国教育已经嵌套进入全球化之中，既有平等主义的诉求，也有中层的经营、投资与赌场策略，还有精英阶层维护其继承人的严格传承。在教育选择后，在兴起的家长主义之后，这到底是龟兔不必再赛跑的多元性与选择性呢？还是“开宝马的乌龟”入场，更严苛、更张扬的资本排斥？多元的教育选择，究竟是真实的多元还是虚假的多元？
对“素质教育”不同的定义下是一个失谐的社会。多元如何避免教育的彼此封闭的“部落化”，进而碎片的“马赛克化”，这是我们今天不能回避的问题。
钱穆先生在反思中国传统教育的时候说：“如果缺失了信仰教育，国家教育又没有尽其应有的职责，便成了一种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的机会教育在鼓荡，一种赛跑式的教育：借了国家教育的机会，爬上他们个人自由教育的前程，趋向求知识谋职业的道路去各自奔竞。如是则使人生只有斗争，只有分离。而社会上也只有聪明强壮的成功，不管愚笨病弱的失败。尽他们的痛苦、怨恨、忌刻和反抗，教育是不负责任的。”
几年前我写道，有两类教育“理念型”：
一种是精约教育，将向上的动力如同一部发动机一样安置在学生的心中，学校还用一套细致且严密的制度，确保学生其成身心的蜕变，养成终身受用的习惯和品格。在苦中苦之后，是习惯的养成、意志的磨砺，以及高卓的快乐，这是一切精英尤其是平民精英的自我塑造的艰苦历程。
还有一种是博放教育，学生不仅能够选择学什么，还能选择什么时候学、在哪里学、跟谁一起学、以什么方式学：在集体之外，让每一个人都变得伟大。
这一对“理念型”教育模式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断裂：
大城市尤其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开始体验与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乡村与社会中下阶层信任与选择的仍是“应试教育”；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径、对精英的塑造策略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所以我们既有受压迫的儿童，也有“被宠坏的孩子（the spoilt child）”，今天我看到现实远比这个简单的二分复杂得多，它离奇地组合在一起。
“无限的儿童”背后是现代“无限病”，教育病不过是社会病的出口，精约教育嵌入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让每个人往上走，是一个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背后是无根病。博放教育嵌入中国当下的观念与民情结构之中，是一种无限症，是极度的个人主义。
我们需要认识到，教育改革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它既有政治经济背景，也有观念民情结构。我们在羡慕芬兰的创新教育时，我们在热情地引入各种先进的教育模式与理念时，不要忘记学校不是一个可以移植的“飞岛”。
我们在构想未来教育时，需要警醒未来不是建立空洞的沙地之上，未来不是没有过去与现在的——一个时间上空洞的想象，也不是一个借助技术与互联网的既“超人”更非人的“乌托邦”。
▍教育竞争：竞优还是竞次？
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下：究竟是竞优还是竞次？
这对概念来自全球工作机会的找寻，全球拍卖出现了由赢家和败者所结成的复杂的网，已经超出国界，从国家经济或家庭平均收入角度来讨论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已经变得没有意义。
西方政府面临被迫分为头脑的国家与肢体的国家的重新思考。赢家既掌握技能和知识，又有开创事业的头脑和锐气，这些天之骄子在全球经济中的价值将会被继续高度重视。全球经济的增长会促进无国籍精英的发展。如果他们不能被界定为顶级人才，他们会发现自己与高技能、低工资的劳动者处于一场逆向竞标战当中。
在平等与卓越的张力中，我们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究竟是在“竞优”还是“竞次”？
“竞优”指是谁更有创造性，谁更敢于将自己置身于不确定中勇敢探索，能真正提出根本性的问题，这也就是创新性学习。而“竞次”是尾随性学习，害怕犯错误，不能有任何风险，不能有任何瑕疵，顶多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却很难提出真正的问题。
我们是以拔尖的模式来培养“创新人才”呢？还是以创新的模式来培养“拔尖人才”呢？”拔尖”意味着成功，它是以结果、评价为导向，其策略是不能失败。后者的“创新”则体现在知识与真理的探究上，探究充满着不确定，而”创新”唯一确定的前提是“不怕失败”。
这是我们面临的国家战略。
▍教育成为社会改造的杠杆？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教育是一家一户的大事，教育也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事，它更是“国之大计”。这启示我们：
在谈教育平等时，要认识到宽松教育可能带来的平庸；在谈机会均等时，要认识到自由竞争的残酷；在谈卓越人才培养时，也要清楚更有可能被竞争后的拔尖所架空；在谈教育选择时，要认识到多元选择后隐含的社会分化甚至分裂。
在教育内部，我们要注意因材施教，要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巴格莱在批评宽松的进步教育指出：
本应为”普通人”提供紧急的教育机会，坚决反对为所有人提供”软弱”的教育，今天美国教育的情况既没有对聪明的学生提供适宜的刺激，也没有对一般学生提供适宜的刺激，使他们做出最大的努力。
教育改革的各方需要更谨慎地面对自己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情景，人本主义教育不应成为软弱无力、逃避的、疗伤的教育，社会适应的教育也应避免成为严苛、内卷却空转、压迫的教育。两者之间如何不自说自话，越拧越紧？如何建设温和、理性且有力量的教育？
教育以稳定引领时代，以不变应变动。教育不仅是创新的力量，还具有保守功能（保存文化）。教育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奠定最基本的秩序。同时，教育不是追逐热点，尾随风潮，与时俯仰，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与稳定的力量，作为一种社会团结与秩序建立的重要机制，在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维度谨慎地建设。
就此而言，我反对将教育作为一个思想与各种未经检验的观念的试验场，更不是各种模式的实验田。
教育改革绝不应往沸腾的热水中浇冷水，在解决一个麻烦时衍生更多的麻烦。学校能成为社会改造的杠杆吗？进步教育从气宇轩昂、飘在云端的社会改造论，迅速蜕变为谨小慎微、趴在地上的社会适应说。赫钦斯指出，把教育看作是社会改造的工具，既不明智，也是危险的。教育如果沦为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博弈争斗的战场，在高度服务社会需要的同时，教育会变成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垃圾场”。
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教育宗旨时，我们更要清楚教育中国家的作用绝不仅是教育消费的供货商。在教育沦为家长主导、各利益群体博弈的战场时，国家应谨慎调和平等与卓越的张力，还原教育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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