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要被看见，否则我们就会把这样社会性的问题扭曲、误解成个人议题｜魏明毅 一席第1007位讲者

看着这群码头工人的受苦，我在想一件事情，被卷入这样集体的苦难的，只是1980年代基隆那一群遥远的码头工人吗？是因为他们很边缘，很底层，很没有生活技能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大家好，我是魏明毅，我是一位心理师。在大家的想象当中，可能心理师的工作地点是在一个很温馨、很温暖的小房间里。的确，我大部分的工作地点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

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师，因为我也会到城市，到乡村，到滨海，到各种地方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我会在各种地方遇到各种人，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特性和类型，老人有老人的议题，小孩有小孩的议题。

工作十年之后，我发现了一个让我不太安心的地方：不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乡村、哪一个职业类别或是哪一个年龄，进到这个小小会谈室的人，他们来谈的议题，都有一个是跟寻短见有关系的。

假设只是一位位来告诉我他们没有办法往前走，那大概也可以说，他的个人或是家庭遇到了很特殊的困境。但是当我不论在哪一个地方，听到的话都是类似的时候，我觉得这太不正常了。

我尝试去问这些来会谈的人，但我发现无论怎样去问，我得到的答案都是蛮片面的。在这个温馨的会谈室，我所看到的只能是一个片段的人，我没有办法去知道答案。

所以我停掉了我的工作，离开了会谈室，又回到学校念了人类学研究所，蹲进了一个田野。我想要留在某个地方一段时间，而不是仅做一次两次的访问。我想要知道，在会谈室打开之后，这一群人，他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选择了一个地方，它是台湾最北端的城市，叫基隆。

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它是台湾连年以来自杀率最高的城市。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基隆，无论是坐车还是搭火车，一进到基隆站，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景象，“港市合一”。也就是你在市中心的同时，也能看到海港。

▲ 图片来源：魏明毅

在台湾，除了南投之外，每个县市都临海，但没有一个县市像基隆一样，它的市街就在海港的旁边。

当然，这跟基隆是一个丘陵地势有关系，它只有5%的平地，也就是说所有的店铺、交通运输的集合点，大概都会集合在小小的5%的平地上。

基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台湾的雨都，《港都夜雨》这首歌就是唱的基隆。我曾经听我的报道人说，在他们小时候，大概1960年代或是1950年代，一年只有10天左右天晴。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大概是因为气候整个大变迁，所以也不再有这个情况。

我想要说，很多人听到我说基隆是自杀率最高的城市，几乎100%会回答我说，那很简单，应该就是多雨吧，下雨就容易忧愁，就容易抑郁，就容易寻短。

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法说服我。我认为我需要经过更多的理解跟仔细的抽丝剥茧，才可以知道这样连年的高自杀率是怎么来的，所以我抱着这样的心情进到了基隆。

还没有跑田野之前，我没有去过基隆，所以基隆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怎么办？后来通过我朋友的朋友，他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叫阿华。

阿华是一个吊车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吊车司机的工作大概就是驾驶一个机械设备，它上面有一个很深的勺，把船舱底下的沙跟石舀起来再移动到岸上。

我第一天遇到的当地人，除了吊车司机阿华之外，还有我的房东，他也在码头工作，他是装卸工，负责装卸货柜。

装卸工分为两类，徒手装卸或者是用机器操作。机器有大有小，最小的机器大概是一人半高，最大的话大概有10层楼高。

一开始我还觉得蛮巧的，第一天认识的两个当地人，他们都是码头工人，后来我发现这好像不是恰巧。

因为之后我遇到的当地男性，比如说阿华的朋友、房东的儿子，或者是我在小吃摊吃东西时遇到的陌生人、我去问路搭话的人，他们百分之百都是在码头工作。

除了吊车司机、装卸工，货柜车司机也是码头工人的一种。李正德就是一个货柜车司机，他是我之后田野的一个主要报道人，负责开大型车子进到货柜船旁边装卸。

我在这里认识的人，他们的工作都跟码头相关，比如市街上面卖小吃的摊主可能是码头工人的太太，这种产业也是应着码头而生的。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虽然在这里工作，可是他们都是异乡人，很少有基隆当地人。在我认识的码头工人里面，除了像李正德这类货柜车司机之外，其他几乎全部是外乡人。这是为什么呢？

码头工作其实很辛苦，不论刮风、下雨或是天热，你都要进码头，所以当地人在找得到其他工作的时候，他们是不太愿意进码头的，虽然收入是相对丰厚的。

而这群码头工人主要来自三个地方，台湾东北部的宜兰、中部的鹿港、还有更靠海的清水。因为基隆码头是国际货港，比起他们在家乡务农也好，还是在宜兰港、台中港也好，收入都要好很多。所以那时一大批壮丁跟少年就被吸引到基隆码头上。

这个异乡人的身份是重要的，他们在刚进到基隆的时候，和我一样也是人生地不熟，所以他们最先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就都会是相同背景的异乡人。

我在跟这群人谈话聊天的时候，很意外地发现，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一定会连接到某一个时代，而且在连接到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说话的神情跟语气，会跟平常讲话的样子不太一样。他们的音调会变高，下巴会微微抬高10度、15度，看上去意气风发。

他们称那个时代为“红透半边天”。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

在1984年，基隆是全世界第七大港口。各位可以想象，那时整个基隆港口是24小时开放营运的，它没有所谓的休息时间，没有除夕夜，没有新年，因为有非常多的国际货柜船要进来，每次停泊都是有费用的。

船进来之后，必须马上有码头工人进行装卸，所以它不只是白天有着络绎不绝的货船，到了晚上，那个巨型的探照灯，照着不间断进出港口的货柜船，整个码头上空都被照得红彤彤的。

因此谈起那个年代，码头工人就会是一个很骄傲的口气。

这个红透半边天，不是只在码头上，如果大家还记得基隆是“港市合一”，当码头上面是红彤彤的时候，码头之外的那些市街上，到了夜间同样是一个热闹闹不夜城。

码头工人告诉，那时候他们的世界大概切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上工，这跟国际贸易船非常频繁的进出是有关系的。

我讲一个例子各位可能就会明白。在1980年代，一个码头工人或者是货柜车司机，他们一个月的本薪加外快有时候可以到20万台币，那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因为进出的货柜非常多，每一个货柜主都要抢时间，都希望快。比如他本来排队排在第十个，希望自己挪到第一个，就会给码头工人塞红包，但是排在第十一个的也希望排在第一个，他就会再给更多的红包。

这群码头工人的本薪也许是不多，但是那个外快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很明显感觉到自己不太一样。

李正德就跟我讲过说，当时他很容易和老板有冲突，但是跟老板吵架没有关系，我车钥匙交还给他就好了，因为还有一大串的车钥匙在等着他去挑选。所以那是一个事求人的年代，码头工人的上工时间也就非常地长。

小吃摊的报道人也告诉我说，在1980年或者是1970年代，“做一摊苦力，胜过做三摊海三厂”。意思是说，做一桌码头工人赚的钱，可能胜过做三摊的公务人员。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红透半边天在市街上面的景象是什么样子。

那他们上工之后就回家吗？没有，还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候工。为什么要候工？因为在1980年代、1970年代，科技发展还不像现在，不是大家都有手机，也不是大家都有车。

船随时会进来，随时需要有工人能够马上上岸，所以你不能走远，你要在岸边，能够随时被工头叫得到，这就形成了一个候工的文化。

当码头工人下工了，他们会想要休息一下，想要去找个地方跟同事坐一会，聊个天，那么就不太可能吃个饭就结束，它是长时间的。

茶市是候工的重要场所之一，因为这里有很舒服的沙发，灯光是昏黄的，会有KTV，会有热炒，会有酒，会有女性服务员。在这个地方，大家会围在一起聊天，可以久坐。

为什么要有女性服务员，为什么要有酒？其中一个报道人跟我说，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干坐着，不知道要怎么聊天，当有酒的时候，男人讲话才会自然，如果有女性在场的话，整个气氛也会柔和一些。

整个茶市的文化在当时是非常鼎盛的，在一个小小的大概两三公里的范围里，就有上千家类似的茶室。

长时间的上工，长时间的候工，但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当你的时间被国际货船、国际码头给绑在一个固定的空间的时候，那就代表你被带离了家庭。

这群码头工人在家里的时间非常短暂，通常就是回去就睡了，醒了就再来候工——变成了一个缺席的丈夫和缺席的父亲。

李正德有三任老婆，这在当时的基隆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我访问的主要报道人，他们几乎都有两任或是三四任女朋友。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在亲密关系里，大大小小的冲突大概会经常出现。

像李正德这样的，我跟老板吵架，车钥匙交出去就好了，我跟老婆吵架，她要离婚，好，那就离婚，因为他觉得他总能有其他女朋友。所以在那个时候，基隆港的离婚率也是全台湾第一高的。

但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在男性观点里，孩子没有办法离，孩子对这群码头工人来讲是血脉、是亲缘，所以他们会把孩子留在身边，但是却没有时间陪伴孩子。这一点我待会详细讲。

在跟这群码头工人聊天的时候，他们接着讲的第二个很明显的关键字就是“死港”，也就是在聊“红透半边天”时，大概几分钟之后他们就会说，可是现在基隆港死掉了，它现在就是一座死港。

在1990年代，国际货柜船跟着更低廉的人力市场离开了基隆码头，这群码头工人跟国际线的线就被硬生生地剪断了。之后整个码头船也少了，也机械化了，本来十个工人只剩下两个，绝大多数的男人都被驱逐出了码头。

我在2010年代去跑田野的时候，曾经问了还在码头的工人，其他人现在都去了哪里。大概的回答就是，他们去开了计程车，因为它的门槛相对容易跨过去，第二个就是去大卖场当保全，第三个大概就是成为街友。

但各位可能会想，当初有成千上百码头工人被逐出码头，他们不太可能都开计程车去了。但我再追问时，其实是没有消息的，至少还在码头上面的人是没有办法回答出来的。

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就是说，当工作断了，它代表的不仅仅是金钱收入的停止，还有人际关系的切断，跟朋友、跟同事之间关系的切断。

我在基隆的时候每天就是跟着码头工人，只要他们愿意让我跟，我就跟着去任何他们去的地方。比如我最常待的一个地方就是候工室，但其实候工室通常都没什么人，大概两三位，然后去看一下船班就走了，大家停留在那个地方的时间并不太多。

再来我也常常到市街上面去，因为码头工人讲红透半边天的时候，他们讲了非常多茶室的情况，所以我特意去找。你们之后如果到基隆的话，就往更南的方向走，在夜市的后面，沿着铁轨就可以找得到。

但我走到那条路的时候，门大部分都是关着的，很多招牌还挂着，可是都是灰尘，旧了也破了。曾经那么热闹的一个场所，现在全部都跟码头一样，整个安静下来了，所以死掉的看起来不是只有港口，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想要再谈谈李正德，因为李正德是我从头到尾跟得最紧的报道人。我跟着李正德上他的货柜车，他很准时，通常6点就会把他的大货车停在港边，停下来之后开小车回到家里，6点半他就可以到家。

我就问他，你以前有这么准时下班吗？我发现你每一次都是6点半到家，他说怎么可能。现在的准时在家，事实上显现的就是，那是一个已经没有活动的生活空间。

但是李正德的在家，是我们大家想象的家吗？

李正德答应让我跟着他回家的第一天，他回家洗完澡，他的妈妈在厨房煮饭，他的孩子在他的房间，他的女朋友在厨房帮妈妈准备东西，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后来结婚了。

我跟李正德就坐进客厅，他坐下来后第一个动作，是先拿出一个玻璃杯放在茶几旁边，他有一大罐的酒，但只倒了半杯，然后加了半杯矿泉水。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只倒半杯，是酒喝慢一点可以省钱吗？他看了我一眼就摇头，眼神跟讲红透半边天的时候不太一样，他变得比较安静。

他说我让这一杯酒加水，是希望自己能够醉久一点。他不希望自己烂醉，但是希望意识稍微模糊一点。从6点半下班一直到10点上床，这一段时间里，他希望不要太清楚。

我说，不要清楚什么？他说，我就可以不用去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跟我讲话，为什么晚餐时我的孩子不看我，从我下班到我上床，我跟我的小孩没有办法对上正面。

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里会觉得这个就是男人的苦难吗？还好呀，小孩子都没有跟他恶言相向。

我想要再讲第二个人的故事，王家龙。

王家龙他是一个桥式机司机，他也是装卸工，就是开那个10层楼高的司机。在码头变成死港之后，他开始想要回家去做回一个爸爸的样子。

因为他跟其他的码头工人一样，只能回家。他离婚了，所以他到前任太太的家里去，想跟他的孩子碰上面。可他发现不论在什么时间去，很奇怪，永远遇不上他的小孩。

有一天就很凑巧，他到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等孩子回来，不小心就看到小孩子已经进了家门，看见了他的摩托车之后，转身就走。王家龙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老是遇不到自己的小孩。

过一段时间之后，王家龙不相信，他觉得我是你老爸，再怎么样我都是你老子，他不相信血浓于水这件事情会这样断掉。当时他的孩子在南部服兵役，在孩子三天的省亲假期，他跟码头请了假，特地到南部去找他小孩。

他带孩子去了一家高级餐厅吃饭，和往常一样，从坐下来到离开，孩子一句话都不跟他讲，问他话就是点头或是摇头。王家龙是一个个头非常高看起来很彪悍的男人，他告诉我说，他觉得很难堪，他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第二天跟第三天，他就租了摩托车，载着孩子绕了两整天南部的县市。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告诉我说，这样至少我可以假装我跟我的孩子不是没有话说。

▲ 电影《阳光普照》截图

各位，不论是王家龙还是李正德，他们的无能为力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不够gâu，意思是这个人没有能力，他没有本事。

我讲到这里会掉眼泪，是因为有一些悲伤、有一些受苦，它是很明显能被看见的，有些难受是很清楚会被发声的，但是我在这群码头工人身上所看到的是，他们的苦没有办法发声，而且是一个集体的现象。

我看到的是，死的不只是港，它是这群码头工人生活世界的静寂跟死寂，到最后他们下了一个定论——自己不够gâu。

他们被国际航线、被政策、被地方文化集体推落，但是这群码头工人反而认为，所遭受的一切是因为自己不够gâu。他们感受到的是一只只的孤鸟，这才是问题所在。

对我来说，这不是码头工人中某个人的苦难，不是王家龙，不是李正德，不是阿华，也不是我房东，不是他们个人的不努力或是不积极，或是作恶，而是这个社会所造成的集体性的苦难。

这件事情要被看见，如果没有被看见，我们就会把这样社会性的苦难转移、扭曲、误解成一个个人的议题，认为这是个人的问题。

因此看着这群码头工人的受苦，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被卷入这样的集体的苦难的，只是1980年代基隆那一群远远的码头工人吗？是因为他们很边缘，很底层，很没有生活技能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不是，他们即是我们，差别只在于时代，在于不同的产业，在于不同的区域。

我作为一个心理师，在 2023 年我的工作还是稳定的，可是十年后会不会还是稳定？我不知道。就像台湾有一段时间有机师、工程师解雇潮，也有出现类似这种被甩出的情况。因此我在谈的这群基隆码头工人，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的故事，他们一直都是我们。

我把基隆工人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叫《静寂工人》。在分享新书的时候，我会一直不断谈这件事情。有一个研究生，他是社会学背景，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我知道它就是跟社会结构有关系，对呀，然后呢？我们又动不了社会结构。

我仍旧是那个疑问，我说，是吗？我们会不会忘记了一件事情，社会结构是每个你跟每个我，还有每个他组成的，所以当我们觉得一个社会结构不对劲的时候，我们打开门离开，那么这个社会结构就一定会改变。

每次我在讲类似静寂工人的话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现在虽然在讲他们的故事，你在大声疾呼，但你自己过得很好，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人到底在受什么苦？

我想要拿一个证据出来。就是在我写完《静寂工人》、跑完12场新书分享之后，整整一年时间，我发现我很沉重。我的工作还是一样在持续，可是我非常重，我发现自己不对劲，但是我很贪恋生活，我很想要好好生活。

我决定要替自己做一件温柔的事情，就是我尽可能推掉了两个月的工作，然后离开了家里，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每天走路，从我住的地方走到老城区，来回十三十四公里，就这样走了两个月。

▲ 图片来源：魏明毅

各位可能会说，你走路有办法改变社会结构吗？你走路有办法改变这些码头工人所寓言的未来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现在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那我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必须要让自己的沉重慢慢被消化掉，我也不知道走路会不会有效，我只知道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于是我在这样走了两个月之后，我轻了，我好了。

所谓轻的意思是，本来长进我的肉里面的码头工人的生命故事，已经换到我的手上，我可以看得见，即便我现在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仍旧是难过的，仍旧是哭的。

可是各位已经看见了，我可以一边哭一边练习把事情给讲清楚。苦难没有消失，但是苦难跟我的关系已经变换了，它从我的身体里到了我的手心上面。

每个人都会面对苦难，只是在不同时间而已。因此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别过头去，不要假装问题不存在。如果刚刚我讲的各位都忘记了，没有关系，你们可以把这句话拍下来，“不要忽视苦难，要去凝视它”。

谢谢大家。

文字版内容根据试讲有所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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