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信息茧房要学会否定自己，接受我们不愿接受的东西：来自《幻象》的启示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在《幻象》后记中，布尔斯廷如此解释写作本书的原因：

“写作本书的主要动力，是我的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广告牌、我读过的报纸杂志、我听过的广播节目、我看过的电视节目、我看过的电影、我每天收到的邮寄广告、我在店里见过的商品、对着我讲过的销售话术、我听过的对话、我在身边感觉到的种种渴望。我所指出的20世纪美国所具有的倾向和弱点，也是我自己身上的。”

刘海龙买过一本《幻象》原版二手书，前一任主人在书名下写下“美国梦的破灭”，他觉得是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布尔斯廷在美国社会一个重要转型节点上写出了《幻象》——那个一切都井井有条，通过奋斗就能获得成功的时代已经结束，二战后，美国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后现代、后工业和消费主义社会，品牌之间形成激烈竞争，为了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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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过去为战争宣传而生的机制与手段被运用到公关、广告营销等行业中。为了提高可信度，吸引媒体注意力，将广告包装成有报道价值的事件的做法蔚然成风，这就是伪事件的形成背景。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视的出现，带来了图像革命，造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大众媒体黄金时代，为伪事件的传播提供了绝佳舞台。

根据布尔斯廷的观点，图像革命始于印刷术的革新和摄影术的发明，至他书写《幻象》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因此，《幻象》比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更早探讨了电视的文化意义。比如他在书中着重提到，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使得美国政治开始脱离现实，成为某种智力问答游戏。方可成认为，《幻象》最重要的方面是让我们看到，随着技术、商业、产业的发展，美国大众文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方可成指出，2016年后，美国智识界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重新翻出了《幻象》，试图从中获得理解特朗普上台的启示。而在当下中国的语境内，我们也可以将网红经济、偶像工业等话题放到《幻象》的框架中理解。这是《幻象》对21世纪的社会现实依然有解释力的原因。

刘海龙观察到，伪事件——即为了传播被制造出来博取流量的事件——在今天同样存在，且具有一些新的特征，比如截取出事件的某一个面向无限放大，煽动民族主义、阶级对立等情绪。他还认为，布尔斯廷对政治宣传和伪事件的区分（前者用观点取代事实，后者制造合成事实）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现在的很多宣传不是在欺骗受众，而是你即使觉得不对，但依然会相信它，不愿放弃原本的看法。所以，伪事件和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了，”如今的伪事件更加高级和隐蔽。

方可成认为，随着大众媒体的衰落和社交媒体的崛起，伪事件的制造机制更加精密复杂。美国新媒体行业曾涌现出一家被寄予厚望的公司Buzzfeed，在他看来就是一家纯粹的伪事件媒体，该网站上流量最高的、甚至几乎所有内容都是伪事件。一张邀请读者判断是蓝黑色裙子还是白金色裙子的图片，就是从Buzzfeed上火遍全球的一起典型伪事件。

一张邀请读者判断是蓝黑色裙子还是白金色裙子的图片，就是从Buzzfeed上火遍全球的一起典型伪事件。（图片来源：Buzzfeed）

刘海龙和方可成认为，布尔斯廷过于强调受众在炮制伪事件中的道德责任——他认为伪事件新奇、生动、更吸引人，以至于人们不再能够接受朴素的现实，最终将真实事件挤出公共生活——这种视角过于简单化，没能看到伪事件是由政治、经济、商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其本质是一个权力关系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的内容是最有商业价值的内容？如果你做这种内容就能有收入，你就能雇更多的人做更多这样的内容。这背后的一整套工业体系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可以去分析技术的逻辑、产品的逻辑、商业模式的构建、行业领袖所扮演的角色等等。今天这个时代远比布尔斯廷分析的那个时代疯狂得多，精彩得多，让人无奈得多，但可以分析的东西也多得多。”方可成说。

除了伪事件以外，假新闻的泛滥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刘海龙指出，“假新闻”一词在2016年前后发生了微妙的意义变化。之前，假新闻更多是指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因职业失误造成的报道偏差；之后我们讨论假新闻，主要是指出于具体的政治或商业目的而制造的虚假消息和虚假新闻，这在社交媒体时代变成了一个主流现象。

刘海龙认为，假新闻在大众传播时代很难有很大的传播力，这是因为，专业媒体人员的把关能通过事实核查、常识判断去过滤掉假新闻。但随着媒体变得多元化，普通人也可以发布信息，机构媒体不再占据舆论主导权，更有戏剧性、更吸引人的假新闻就更容易被传播，辟谣难度也陡然上升。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的社交媒体、新媒体又回到了以《太阳报》为代表的“黄色新闻”时代，靠博眼球、耸人听闻的消息吸引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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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表示，低级趣味在任何时代、任何群体中都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是社会的媒体机制是在迎合和激发大众的低级趣味，还是将大众引导向一个更理性的方向。如果是前者，那么就会出现媒体行业内劣币驱逐良币，将布尔斯廷的论断变为现实——幻象变得更高贵，虚假取代真实。方可成指出，美国曾经成功走出“黄色新闻”时代，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曾被称为“黄色新闻”之父，但他晚年所领导的《世界报》转向高质量的严肃报道，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压力倒逼媒体行业变革，公众不再能够容忍造成了恶劣影响的虚假新闻。公众、知识精英、媒体行业领袖和立法者形成合力，促成了美国媒体行业的转型。他认为，当今的自媒体环境中牵涉到诸多强大的利益相关方，更难形成能够推动变革的社会压力。

8月初，特朗普继“封口费”案遭纽约州曼哈顿检方刑诉、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遭美国司法部刑诉后，再次因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遭到司法部刑诉。吊诡的是，刑诉并未影响特朗普在其支持者心中的形象。《纽约时报》的2024大选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54%，把党内的其他候选人远远抛在身后，其党内最大竞争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支持率仅为17%。《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特朗普的“铁票仓”（MAGA base）坚信特朗普面临的刑诉是政治阴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持续曝光也影响了共和党选民的整体观感，让他成为选民心中“强大的领袖”，即使德桑蒂斯才是有更多切实政绩的共和党候选人。美国党派政治的现状提醒我们，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是如此强有力地扭曲了现实。

那么，普通人要如何对假新闻提高警惕，摆脱信息茧房的陷阱呢？刘海龙认为，布尔斯廷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他在书中提出，我们喜欢名人，是因为名人其实是一面用来映照我们自身的镜子，我们从名人身上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自恋，这种自恋用韩炳哲的话来讲，就是把他者性全部取消掉，就是我不希望看到那些我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不愿意接触我觉得很麻烦的事情，我只希望自己舒适。”他进而指出，突破信息茧房的第一步是否定自己，接受那些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但这可能恰恰是最困难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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