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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自己的身体是年幼的孩子最容易掌控的对象，遇到处理不了的烦恼时，他们很容易用厌弃食物的方法做出自己的反应。但对心智尚不成熟的他们来说，就像是踏上一列危险的火车。记者 | 吴淑斌
实习记者｜张雅文
推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住院部七楼的门，一时间很难把眼前的一切与“医院”联系起来。宽敞的大厅以淡淡的鹅黄色为主体色调，左边的公告栏里贴着几张手抄报简笔画，风格可爱。下午三点多正是阳光最热烈的时候，一缕光线透过帘子洒在大厅正中央的两张大桌子上。桌边围坐着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十五六岁的模样，脸上带着尚未完全褪去的稚气。她们随意地散着头发或扎个低马尾，叽叽喳喳地低声聊天，偶尔发出一阵笑声。左边走廊两侧安置了十几间病房，每个房间最多能摆四张单人床。病房里没有五花八门的治疗、监测仪器，简单得像一间女生寝室。
但稍微留心，很容易发现一些异样。女孩们上身穿着简单的T恤，下身则是住院专用的浅灰色宽松条纹裤。许多人瘦骨嶙峋，脸颊凹陷，薄薄的T恤短袖口露出小树枝一般的胳膊。阳光下，一个穿紫色上衣、把头发编成双马尾状的女孩背对着我，正低头玩手机，后颈上一节一节的脊椎骨高高耸起。如果退回到公告栏旁，仔细看手抄报简笔画上的文字，其中用黑色马克笔写着的四个大字分外醒目，“好好吃饭”。
这里是进食障碍病房，来到这儿的人，都有“吃饭的困扰”。进食障碍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又分为神经性厌食和神经性贪食。神经性厌食患者面对食物时，由于种种心理障碍，总是“难以下咽”，体重大大低于正常标准；而神经性贪食患者会不受控制地在短时间里摄入大量食物，再通过催吐、使用利尿剂等各种方法排出食物，避免被身体吸收。病房里消瘦的女孩，大多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对常人而言，进食障碍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疾病。患者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误解，“不就是不吃饭嘛？重新吃饭就好了呀。”一直到2019年3月，在百度百科词条里，进食障碍还被列为消化内科疾病，主要症状被描述为“营养不良，消化道及内分泌症状”。但在现代精神科学领域，进食障碍已经被归类为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患者不是“不想吃”，而是“不敢吃”。它还可能和其他精神科疾病一起存在，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躯体化障碍或者强迫症，是死亡率最高的精神疾病。这不是一个“小众”的疾病。最近二十年，中国患上进食障碍的人数激增。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国内最早治疗进食障碍的医院，也是少数设有专科病房的医院。医生杨磊记得，2014年前后是患者人数增长最快的阶段，住院人数达到了每年住院200余人，还有大量正在排队等待床位的人——在2002年时，这个数字大约是每年20多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02年，该中心门诊仅收治三例患者，而2016年就诊人数超过1100人次，2019年超过2700人次。在杨磊接触的患者里，十几岁的未成年女孩最多，还有少数十岁以下的孩子。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是14岁到18岁，初二到高中阶段，有的年轻人只有二十几岁，就已经成了“老患者”。刚来门诊时，患者的家属会向他抱怨，“爱美，学别人减肥、节食，变成了这样。”杨磊要和家属慢慢解释，“减肥”只是一种表面原因，进食障碍的病因非常复杂，有社会文化、个人的心理因素和生物学因素的影响，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研究结论。但无论怎样，恢复正常、有规律的进食，是唯一有效的治疗办法，也是进食障碍患者最难完成的“任务”。
在病房里，每到饭点，那种轻松明快的氛围就消失了，七楼病房餐厅里透着一股压抑和低沉。月月曾经于2021年在北医六院住院治疗厌食症，那时，身高168CM的她体重只有70几斤。一走进餐厅，月月“脑子里的弦就会绷紧”。午饭从中午十一点开始，一般是一份主食、一个荤菜和一个素菜，护工推着小推车进到餐厅里，从车上拿出一个个装满食物的不锈钢餐盘，挨个叫名字。十几个女孩在两名护士和护工的“监督”下吃饭，吃完后，要把空盘子给护士确认，才算结束。月月见过有人试图把一些米饭和肉藏进手心或衣袖里，想趁护士没有发现时偷偷扔掉，这种企图通常不会成功；还有人剩下一大半饭菜，哭着哀求护士，“我真的吃不下，太多了，求求你们了。”护士说话很温和，但没有一丝退让，“快吃吧，早点吃完才能好。”作为曾经的厌食症患者，晓鸳也说不清楚，吃饭从什么时候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她今年24岁，圆圆的鹅蛋脸，蓄一头过肩的长发，染成不太张扬的深红棕色，说话时礼貌而客气。夏天，晓鸳习惯穿白色连衣裙或是浅色的上衣和九分裤，无袖，露出两只胳膊。偶尔也有例外。今年五一期间，她到大连参加音乐节——那是一个“很嗨”的现场，“每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穿上班时不敢穿的衣服，蹦一整天。”她选了一套黑色紧身裙子，搭配黑色的项链，化了“最浓的妆”。这是三年前的她无法想象的自己。那时，晓鸳陷在神经性厌食症的漩涡里，最严重的时候，身高162cm的她只有七十斤，身体虚弱到握不住地铁上的拉环。进食是一种绝对的折磨，一盘饭菜上桌后，晓鸳的脑子会条件反射般计算热量：拳头大的鸡腿，没去皮，一个大约200大卡；半碗米饭，150大卡；炒肉片高油高盐，一份200多大卡……食物的香气在诱惑她的肠胃，但脑子里仿佛有个严厉的声音在抗拒：“如果把这些全吃完，明天会涨2斤，肉会长在最难减掉的大腿上，至少跑步3个小时才能消耗完。”“吃这一口，之前受的苦就都白费了。”通常，脑子里那个声音会获胜，晓鸳放下了筷子。“你可能不会懂，就像走火入魔了，看食物就像毒药。我还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得了臆想症或者精神分裂症。”
“不能长肉”的念头是从18岁、刚上大学那一年开始的。那时候，A4腰、反手摸肚脐等测试在网上走红，晓鸳一个也做不到。“看到别人贴出来的照片被许多人点赞时，就会觉得这才是美的身体。”她的体重常年保持在115斤左右，身材匀称，也很健康，但“绝对不属于瘦子”。最初，节食还算在合理范围内。早餐、午餐只吃原来的一半，不吃晚餐，不吃一切零食饮料。嫌食堂的饭菜太油腻，晓鸳就拿一个碗接满热水，把每一筷子的食物都涮一遍。第一个月很是煎熬，胃里不时传来咕噜声，身体对食物的欲望前所未有的强烈。夜晚是最需要意志力的时候，觉得快忍不下去了，晓鸳会打开手机里精心挑选保存的吃播视频，看着别人大快朵颐，“我告诉自己，吃得满嘴流油，就会胖得和主播一样可怕。”如果白天不小心吃多了，她还要做一个小时运动，试图耗尽摄入的热量。如此严格的节食减肥效果很显著，两个月时间里，她就从110斤瘦到了95斤。瘦下来以后，晓鸳觉得身体变得轻盈许多。她渐渐习惯了饥饿感的存在，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肠胃空荡荡的感觉——因为精神变好了，不再像初期因为饥饿而萎靡不振。和朋友见面时，对方总会惊讶地发出赞叹。“熬过去头个月，就好像从一个狭小的通道挤过来，一下子豁然开朗。心里很满足、很自豪的，觉得我是一个能掌控自己身体的人。”但她也逐渐捕捉到一些奇怪的信号：节食不再是痛苦的事情，相反，看到食物时，“心里第一反应是‘别吃！’还会责怪自己，难道管不住自己的嘴吗？”这种变化，被美国精神病学教授希尔德·布鲁赫（Hilde Bruch）这样概括：“每个人都知道节食是怎么回事。它伴随着伊始时的热情，持续自我否定的枯燥乏味，还有放弃时的解脱。”但厌食症患者和食物的关系，已经悄悄突破了某种界限，“他们不停地在节食。所坚持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反应就会变得越反常。任何违反了强加给自己的苛刻规定的行为都会让他们感到愧疚。屈服于自己身体‘粗俗的’生理需求会让他们感到愧疚，而且会通过更加严苛的极端饥饿来谴责自己。”患上神经性厌食症的人知道自己病了吗？在杨磊接触过的患者里，许多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多少会知道这不太正常，身体健康已经出问题了。但是患者极度恐惧发胖，甚至成了一种生理性的反应，一吃东西就如临大敌，甚至崩溃了，干脆就不吃。所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从节食过渡到厌食，似乎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红线”。采访中，多位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女生告诉我，她们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不需要费力控制想吃的欲望，“食物像身体的敌人”，再回过头看，才发现已经走过了很远的路。希尔德·布鲁赫的一位病人曾经对他形容，得了厌食症就好像踏上一列火车，发现自己误入歧途时已经为时已晚。那位病人感觉自己已经无法自拔，只好让火车带着她去向终点。我们第一次通话时，晓鸳用“减肥”来解释自己一开始为何踏上这列危险的火车。直到又一次聊了两个小时后，她才吐露另一个原因，“我就想能变得更好，和我父母一样好。他们为我付出很多，我能更瘦、更美，也是对他们的回馈。”说出来，她有些如释重负。
用无忧无虑来形容晓鸳的童年是最贴切的。她住在一个中部省会城市，父亲在政府部门工作，母亲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他们都是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即使在今天，那依然是一所公认的好学校。小时候，晓鸳在一所公立小学念书，成绩总是排在前几名，年年能拿到奖状。选报兴趣班时，一家人跑了七八个地方，上书法、武术、游泳、英文、乐器等各种体验课，最后还是晓鸳自己决定想要学古筝。当时，这个城市里做古筝培训的机构不太多，母亲选了一家离家不远的乐器行，每周上两次课。父亲打听到，有一位从音乐学校退休的古筝老师回到老家县城养老，他辗转托人争取到每月一次的上课机会。县城距离晓鸳家有两个小时车程，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就成为一家人固定的出游时光。烦恼是中学以后开始出现的。晓鸳的中学是当地一个知名外语教育集团的总校，学校里，“很多同学长得漂亮、家里有钱、成绩又好，和她们在一起，我就是平平无奇的一个。”第一年学期末的文艺汇演上，她看到有同学能在舞台上流利地唱英文歌曲，台风、口音、造型，都像“电视里出来的人”。因为没有上过英文培训班，她的英文显得有些蹩脚。初三那年第一次考雅思时，许多同学已经能拿到6.5分，晓鸳因为口语小分太低，最后勉强得了6分。不过，父母似乎不太为此焦虑，反而常常夸赞她的英文写作能力强、学习习惯好，不让人操心。“我不停想，父母夸我，真的因为我做得好吗？更多是因为爱我吧？有点对不起爸妈，他们比很多人都优秀，我却很平凡。”她心里有对比，和古筝老师一起演奏两人合作编的第一首曲子时，她看到母亲的眼里充满了惊讶和喜悦，“那才是真正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也是中学时，她渐渐感觉到，母亲就是一位“优秀到近乎完美”的人，无论是学历、工作能力，哪怕只是优雅的体态、纤细的身材，“都比我强太多。”为了迎合社会审美而减肥，是许多人节食的起点，但作为神经性厌食症“主力”患者的未成年人中，不少人还有难以言说的烦恼。“往往有更前置的诱发因素，才会一发不可收拾。”杨磊接诊过的患者里，有的家庭父母关系紧张，从小对孩子有忽视；有的父母管教太严格，孩子用不吃饭的方法来抗议；也有人遇到了校园霸凌、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青春期的少年很容易受外界影响。一开始，他可能不是为了减肥，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引起体重下降，却得到了某种肯定，使他继续维持这种状态，慢慢地进入到病态。”
深圳市儿童医院消化科医生王朝霞也有这样的体会。她是2017年来到深圳工作的，接触到的第一个神经性厌食症患儿是不到10岁的女孩小慧。送到医院时，小慧已经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脑细胞发生明显萎缩，情况危重。在ICU抢救后，小慧虽然脱离危险，但依然胃肠道不适，难以进食，被转到消化科。王朝霞找小慧聊了好几次，又在查房时观察小慧的家庭，最终发现，小慧患厌食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家里多了二胎弟弟。“以前，她在家里像公主一样被照顾着。现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弟弟身上，她很失落。”后来，小慧发现不好好吃饭、反复生病住院家长就会一直陪着她，这导致她的疾病进一步发展到厌食症。还有另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因为同学说了一句“胖”，就开始减肥。她在网上买各种低热量的代餐减肥食品。“吃多了，脑肠轴发生改变，再想吃饭也吃不下了。”女孩入院后，王朝霞发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总是想操纵、控制别人，按自己的想法做事。王朝霞后来了解到，女孩的妈妈是一位公司高管，在公司里管着大大小小的事情。她从小失去父亲，是家里的“大姐大”，总是为弟弟妹妹操心，连他们成年后买房、结婚都要管。这种习惯也蔓延到了小家庭里。但女孩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她用“不吃饭”来反抗妈妈的控制，又不知不觉像妈妈一样行事：她会在家里不停地做美食，自己不吃，却强迫家里人要吃完。
希尔德·布鲁赫于1974年发表的论文认为，对食物的拒绝代表对心理自主性的追求和对控制反抗扎。当孩子进入青春期阶段之后，自我缺失感逐步加重，偶然的情况下，孩子学会用自我饥饿来对抗父母的控制，因而转向以节食或者暴食催吐的方式控制自己的身体。“纵观很多患儿的家庭和成长过程，会发现他们的心理和感情其实非常脆弱，经不起大风大浪。”王朝霞说，“食物”和自己的身体是年幼的孩子最容易掌控的对象，遇到处理不了的烦恼时，他们很容易用节食的方法做出自己的反应。在杨磊的诊室里，诊断并不是一件难事。当患者和家属敲开诊室门时，眼前的女孩往往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多聊几句，很容易判断出这是一名厌食症患者。困难的是，如何能让患者更早地到诊室来。“家人都看出孩子有问题时，基本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状态。低体重本身危险不大，但是它会慢慢影响全身各个器官功能，最后甚至呼吸无力。有的患者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直到大一暑假，晓鸳的母亲何莲才发现女儿“瘦得脱相”。此时，距离晓鸳开始节食已经过去快一年，她的体重只有80斤。“寒假穿的衣服厚，看不出来很瘦。我觉得女孩子瘦点也没事，健康就行了。”何莲今年52岁，说话温柔斯文。她的母亲年轻时是一名护士，对子女们的饮食健康很上心，虽然家境不错，何莲总是吃得清淡。也是因此，身高一米七的她多年来保持着100斤出头的体重。但到了夏天，看到女儿悬在短袖里的两只胳膊已经“干巴巴”，胸前上方的骨头凸出来，何莲意识到了不妥。即使深陷与食物的艰难抗争，晓鸳依然用“减肥”搪塞过去，“其他的，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图｜视觉中国
何莲接受了这个理由。毕竟，她没有发现太明显的异常。这是一种隐秘的病症，女儿依然每天和父母聊天说笑，也会在家弹古筝、看书。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整个暑假，晓鸳几乎没有和朋友出去玩、没有运动，看起来精神头不好。“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何莲说话有些哽咽，很长一段时间里，想到最初自己的大意，这位母亲总是自责地落泪。那时，她每天回家做饭，劝女儿，“你已经很瘦了，多吃点会更好看。”为了不让妈妈难过，晓鸳强迫自己每顿饭多少吃点，还会想法子偷偷把饭藏在袖子里，偷偷扔进房间的垃圾桶。那年暑假最让她开心的一件事，是和何莲逛街时，晓鸳发现自己终于能穿上一个妈妈常买的“很优雅的”旗袍品牌。但回学校后，晓鸳的体重又一次刹不住车地下滑，掉到了70斤。上课的教室在二楼，没有电梯，她爬上去需要休息三次，头晕目眩，眼前常常一片漆黑，“感觉自己可能要死了，特别特别害怕。”这种恐惧超过了“变胖”，她终于主动向父母坦白，“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这是晓鸳的“自救”。愿意主动求助的厌食症患者不多，研究显示，许多厌食症患者会坚称他们“不能看出自己有多瘦”，而且认为其他人表露出的担忧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恰到好处，正是他们想要的样子，甚至会觉得自己还是“太胖”。这是神经性厌食的一种特征性临床表现，也是一种自我欺骗性的训练。杨磊说，在其他科室，患者是来“求医”的；而在进食障碍诊室里，往往是他苦口婆心地劝导，骨瘦如柴的女孩却激烈地坚持“我没有生病！”神经性厌食症不像其他精神疾病一般有激烈的外在表现。它总是以缓慢的速度，一点点蚕食患者的身体和内心。上海女孩张沁文曾经因为患有神经性厌食症，一度瘦到五十几斤，那时候，她已经快两年没有来月经，脸色蜡黄、脱发，手上甚至出现了老年斑。她总是郁郁寡欢，甚至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从没有真心笑过。”她的社交生活也在逐渐丧失——在中国，社交总是和吃饭分不开。饭桌上，朋友关切地劝张沁文，“你快多吃点吧。怎么可能不饿？你都瘦成这样了。”她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对食物的恐惧，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场景，只好不再外出。发现张沁文的异样后，父母带着她几乎跑遍了医院所有的科室。先是去看了妇科，想解决不来月经的问题，又因为肌肉萎缩严重，带她去骨科检查，消化科、血液科同样没有落下。“每一项检查数据都不在正常范围，但也都没有器质性病变，很多时候医生也只能说，‘回家好好调养。’”直到她因为脏器衰竭,住进ICU治疗一个月后，捡回了一条命，才开始真正进行进食障碍的治疗。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患者和家属首先要接受的是家庭心理治疗。“很多人患病可能和家庭有关，生病后又会给家里带来更多冲突。”杨磊说，神经性厌食症的成因十分复杂，虽然不能将患者心理上的障碍与疾病建立因果联系，但依然可以作为治疗时的参照。一家人坐在一起，开诚布公地聊相处中存在的问题、对彼此的不满和可能做出的改变。进食障碍的最好治疗场所是家里。杨磊说，和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不同，一旦从节食发展到了进食障碍，疾病就有了独立的规律，只从心理和情绪上帮助患者是不够的，必须要配合营养、饮食措施。“许多父母太自责了，导致无法继续照顾孩子。我要先告诉他们，这不是你们的错，孩子是生病了，不会自己吃饭。现在的重点是，需要父母站在一起，像照顾小婴儿一样管着他、帮着他吃饭。”杨磊和一个家庭的谈话可能会进行五六次，内容甚至细化到家里谁来做饭，谁帮孩子盛饭，要不要陪着孩子一起吃，吃饭时聊些什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马丽庄在《打开“家”锁——中国家庭治疗与厌食症的临床研究的新描述》一书中写到，“厌食症家庭的特点是，成员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和边界，每个人太替别人着想，太关心别人的感受，却没有自己足够的空间。与中国父母打交道，理解他们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以及他们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和责任至关重要。这样的探索有助于治疗师评估父母双方对于管教子女的个人期望以及社会期望，激发亲子冲突的隐含意义，设身处地地理解父母一方或双方所肩负的担子。”晓鸳一家人第一次在心理咨询室里认真聊起晓鸳的吃饭问题，母女俩都哭了。何莲不知道一向乖巧懂事的女儿心里竟有如此多的思量。“我们做父母，从来不想着要孩子报答和回馈，反而让孩子有这样的压力，才是失败。”在咨询室里，她开导女儿，“我和爸爸只是赶上了好时代，你们现在的竞争太大，想要崭露头角，比几十年前难太多了。抛开经验，我们有很多能力不如你呢，你能弹古筝，我就没有一点艺术天赋。”恢复的过程很漫长，往往以“年”为单位。按照医生的指导，何莲和丈夫选购了一个和医院一样的不锈钢餐盘作为晓鸳的餐具，有时在外面吃饭，也会带上餐盘。看到食物装在餐盘里，晓鸳心里就知道，这是可控的量，不会带来“体重暴涨”。即便一家人已经统一了立场，恢复过程依然痛苦。何莲给我念了一段当时自己从书上摘抄来的文字，“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疾病，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孩子很明显地在痛苦中故意伤害自己，而你却无法帮助她。另一个悲剧是，它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关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充满恐惧和紧张的氛围中。”还有许多人无法在家里康复。一开始，月月和父母也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回到家里休养。她的父亲常年在外跑生意，妈妈是家庭主妇，照顾女儿的责任全权落在母亲肩上。或许因为自责，让月月吃饭、恢复，似乎成了母亲检验自己是否合格的方式。“在家里吃饭的压力好大，我妈就坐在我对面盯着。这顿没有夹某个菜，下一顿只吃了素菜，她都记得，然后问我，‘做得不好吃吗？今天又吃不下饭吗？’”有一次，月月实在没有食欲，只是不断用筷子搅拌着碗里的米饭和炒牛肉，妈妈突然崩溃了，躲到卫生间里大哭了一场。不得已，家人为月月选择了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后，医生会发给每人一个小册子，这是科室主任李雪霓在英国考察时，翻译的《进食障碍的动机促进与心理教育》手册。手册里解释了进食障碍的危害，还有一些需要患者做出回答的问题，比如分析自己有哪些患病的促发因素，可选答案包括“升学转学、离家独立、失恋”；哪些因素阻碍你好起来；有哪些现在可以改变的地方。像做家庭作业一样，月月填完后，会有一位医生和她一项一项讨论。一个住院周期往往是4周到6周，以患者的体重上升、脱离生命危险为最基础的出院标准。有些无奈的是，一些患者在医院里得到了不错的帮助，但出院后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常常会再次复发、再度入院。“治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达到一种和解，让患者与食物和解、与自己和解，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和解。”杨磊说，目前进食障碍在未成年群体高发，与他们的心智尚未成熟有关。等他们的年纪稍长，有了更多的社会阅历后，情况慢慢也会好转。
恢复过程中，张沁文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故事，收到了许多女孩的私信，倾吐自己因为各种原因患上进食障碍的烦恼。她才意识到，有如此多人深陷其中。张沁文开始致力于科普进食障碍，她进入大学里做公开演讲，拍摄纪录片，还组织过一次关于“身材焦虑”的展会，试图让更多人知道这种危险而隐秘的疾病。晓鸳如今已经进入了稳定期。她检验自己的方式是，能在每周星期四从某个快餐店买到两个蛋挞，一口气吃完，心里没有任何负担。在漫长的恢复期里，她看了许多关于厌食障碍的书和资料，印象最深的就是张沁文曾经参与拍摄的一个略显粗糙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学生作品，纪录片的结尾大约是个春天，这个同龄女孩穿着裙子从河边跑过，指着一片草地，“我之前坐在这儿哭过，现在这里已经开出花儿啦！”（文中晓鸳、何莲、月月为化名，感谢张沁文为采访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
【1】《打开“家”锁：中国家庭治疗与厌食症的临床研究的新描述》，马丽庄 著
【2】《金色牢笼：厌食症的心理成因与治疗》，希尔德・布鲁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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