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用什么语言描绘身体的剧变？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二卷，为免费内容。

——艾玛·沃特森

《阿尔戈》是玛吉·尼尔森荣获美国国家书评奖的代表作。她的写作彻底打破了文体边界，将捕捉个体经验的回忆录、大胆锋利的哲学思辨，与解构性别身份和社会规训的文化评论融合，成为一场奇异的“自我理论”的书写实验。通过精神分析、性别理论、后现代哲学等多重视角，重温与伴侣走过的情感旅程。她以不断创造自我、迎接未知与惊奇的生命姿态，突破了一切关于爱欲与语言、亲密关系与家庭生活的庸常想象。

我很崇拜温尼科特。但我仍然无法忽视一个怪异的现象：最常被引用、最受尊敬、最畅销的关于育婴的书——温尼科特、斯波克、西尔斯夫妇、魏斯布卢特——一直都是且大部分仍然是由男人书写的。《育婴全书》的封面署名写着“威廉·西尔斯（医学博士）和玛莎·西尔斯（注册护士）”，这可能算是当代比较进步的做法了（尽管带有强烈的异性恋本位色彩）。看上去还挺不错的是吧，但身为护士/妻子/母亲，玛莎的声音只出现在了趣闻逸事、对话和边栏中，从未作为共同叙述者出现。她是否因忙于照顾他们的八个孩子而没有加入第一人称的行列？我低头看了看心爱的《温尼科特论儿童》一书，注意到书中不是有一两个，而是有三个男性儿科医生（布雷泽尔顿、格林斯潘、斯波克）的介绍。假如一位精神科女医生被公认可以为他的著作增加价值，那哪些神话会破灭呢？我自己为何不去找女性编写的儿童看护书籍来读？我是不是在不自觉地寻找有男性气象预报员的频道？加洛普——或者任何一位母亲，无论她多么聪明——怎么可能提出消极妇科学规则而且还像斯洛特戴克那样被认真对待？这些性别转换的假设令我厌烦（女性主义警报声响起）。

在西尔斯博士的《育婴全书》中，有一个名为“母乳喂养时的性欲”的小边栏（由玛莎撰写？），它试图向你保证，有这种感觉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恋童癖。上面说，你的感觉是由激素造成的，由于哺乳释放的激素与性爱释放的激素相同，这种混乱的感觉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如果是同样的激素，怎么能算是混乱呢？人们如何将一种性欲与另一种可能更“真实”的性欲区分开来？或者更进一步，为什么要区分？这不是像一段爱情关系，它就是一种爱情关系。

倒不如说，它是浪漫的、色情的、令人着迷的，但没有任何负担。我拥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拥有我。这是一种轻松的爱欲，一种没有目的论的爱欲。即使我在通过喂奶或摇晃哄他睡觉时感到兴奋，也不觉得有必要做什么。

在未来的岁月里，这段恋情很可能会成为单相思，我听说大概是这样。这就更有理由欢呼这一刻的自成目的的存在了。

这个底层空间，如此黑暗，黑暗的同时又热得让人流汗。他稀疏的头发湿湿的，闻起来像糖果和泥土，我把嘴埋进发间，吸了一口气。我不想犯这样的错误：让我对他的需要和他对我的需要一样多，甚至更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时候，当我们一起睡在下铺的黑暗洞穴时，他的哥哥在上铺翻来覆去，白噪音机器传出人造雨声，绿色的数字时钟每到整点都会报时，伊基的小身体紧紧地抱着我。

在温尼科特关于儿童（以及那些努力抚养儿童的人）的写作中，最可爱的部分之一就是他使用了一种“平凡的语言”，哪怕讨论的是最复杂和最严肃的问题，似乎也不会给人装腔作势的感觉。温尼科特“不带反讽地将青春期抑郁命名为‘低迷’”，迈克尔·斯内德克在他的《酷儿乐观主义》一书中称其代表了温尼科特标志性的语言：戳破却没有否定。“抒情地谈论忧郁……很容易，”斯内德克提到了酷儿理论对忧郁症的长期关注，“抒情地谈论‘低迷’就没那么容易了。”

正如斯内德克所言，抒情式谈论的一个问题是，它往往预示（或导致）对无所不包的概念或数字的痴迷，而这种痴迷会粗暴地无视眼下情形的特殊性。（例如，温尼科特曾经指责弗洛伊德使用死亡驱力的概念来“简化理论，这好比米开朗琪罗这样的雕塑家在技术上逐步放弃细节”。）

这种指责对许多作家来说并不意外，特别是对那些试图在写作中向爱人致敬的作家。韦恩·克斯滕鲍姆讲过一个与此相关的颇有启发性的故事。“我的某个神经病女友（几十年前！）在回绝我写给她的一封狂想曲式的长信时，只用了这样一句简短的羞辱性文字：‘下次，写信给我。’这个命令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被塞进信封里。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不是给她写了信吗？在写信给她时，我怎么能知道自己内心中并不是在给她写信呢？’那时候，德里达还没有写出《明信片》，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这种茫然受伤的感觉——身为一封狂想曲式长信的自恋作者，我竟然被要求‘好好说话’，要对着人而不是写作尽头的虚无说话。”

不可言说早已（不可言说地！）包含在了言说之中，但我年纪越大，就越害怕自己会变得这般虚无，会抒情地谈论起我最爱的人（想想科迪利娅）。

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并把它交给了哈里。他不必告诉我他是否读过：我下班回家时，可以看到从他背包里探出的那堆褶皱的纸页，我还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不妨说是安静的愤怒。我们同意第二天出门吃午饭时谈一谈这个问题。午饭时，他对我说，他感到自己没有被重视，甚至没有感觉到被对方拥有。我知道这感觉很可怕。我们一页一页地看草稿，手里拿着自动铅笔，他建议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他，呈现我们。我努力去听，努力想着他的慷慨，愿意让我写他。他毕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和我在一起的感觉就像一个装了心脏起搏器的癫痫患者和一个频闪灯艺术家结婚。但没有什么能实质性地让我想要辩驳的内心不再发声。一本书怎么可能兼顾自由表达和商量协调呢？指责一张网有洞有任何意义吗？

他可能会说：“这只是一张劣质网的借口。”但这是我的书，我的！“没错，但我的生活细节，我们一起生活的细节，并不只属于你一个人。”好吧，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关注自己的感受那样关心邻居的感受。邻居和其他所有的东西统统被归入一个陌生的群体里，相比这个群体，他自己感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自恋。”但威廉·詹姆斯将其描述为主体性本身，而不是自恋。“无所谓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写点东西，为我，为我们，为我们的幸福做充分的见证？”因为我还不明白写作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写作和拥有之间的关系。

指责一张网有洞有任何意义吗？

我们曾经讨论过一起写一本书，书名是《接近》。它的精神气质来自吉尔·德勒兹和克莱尔·帕尔奈合著的《对话Ⅱ》。“当我们越来越不确定一个人的感受、另一个人的感受甚至其他人的感受时，我们会更加清楚地明白‘写作是什么’。”

然而，最终我意识到，仅仅是这样一种融合的想法就使我过于焦虑了。我想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放弃自己的感受这个视角，因为这么久以来，写作一直是我觉得有可能找到它（无论这个“它”是什么）的唯一地方。

耻辱点——作为一个在高中说话无拘无束、滔滔不绝又热情洋溢的人，进入大学后我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成为那种让周围所有人翻白眼的人：她又开始了。我花了不少时间，遇到了不少麻烦，最终学会了停止表达，成为一个（假扮的，没错）观察者。这种扮演使我在笔记本的空白处写下了很多文字——我后来经常从这些批注里提炼作诗的素材。

强迫自己闭嘴，把语言倾注在纸上，这成了一种习惯。但现在，我又通过教书的形式，回到了大量表达的状态。

有时候，在教书时，我会在没有人要求的情况下插入一段评论，却没注意到自己刚刚才发过言了。我会打断别人，把谈话从我认为没有意义的废话上引开。知道自己可以想说多少就说多少、想说多快就说多快，随意掌控话题的走向，却没有人敢公开对我翻白眼或建议我去做语言治疗，这些都使我感到兴奋。我并不是说这种教育方法有多好。我是说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她像是从头发里抽出几张便利贴，然后便拿来讲课了。”我的一个同辈曾经如此抱怨我钟爱的老师玛丽·安·考斯的教学风格。我必须同意，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考斯的风格（和头发）。但我不仅喜欢这种风格，还喜欢其他人都拿她没有办法。对她的课程，你要么忍受，要么放弃，选择权在你手中。艾琳·迈尔斯也是如此，她讲过一则趣事，一个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生曾抱怨她的讲课风格就像“朝我们扔比萨”。我的感觉是，能够被艾琳·迈尔斯扔一脸比萨或者从玛丽·安·考斯的发窝里拔出一张便利贴，那你真是个十足的幸运儿。

科迪利娅无法真正表达出自己的心意，可谁能做到呢？没关系，她拒绝尝试的态度成了她著名的荣誉勋章。但是她的沉默从来没有打动过我，反倒总是让我觉得有点偏执，有点道貌岸然，甚至有点吝啬。

当言语被浪费的时候，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言语会不会构成了地球上少有的几种经济系统之一，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充裕，甚至过度，是不需要任何代价的？

最近我收到一份文学杂志，其中有一篇对安妮·卡森的采访，她用空的括号［［ ］］回答了某些问题（无聊的问题？太私人的问题？），这里有一些东西值得学习。以前的我可能会就每个问题写一篇论文，导致我在生活中无数次听到这样的回应：“说真的，这可真了不起——只是上面的人说我们得精简一些内容。”看到卡森的括号，我立刻为自己想要直截摊牌的强烈冲动而感到羞愧。但我越是想这些括号，它们就越让我感到不安。它们似乎将未说之物奉若神明，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包含在可言说之中。

许多年前，卡森在纽约教师与作家协会做了一个讲座，她在讲座上（向我）介绍了一个概念——留出能让上帝闯进来的空间。我从我当时的男朋友那里了解过一点这个概念，他那时沉迷于盆景。在盆景中，经常把树种在花盆偏离中心的位置，以便为神性腾出空间。但是那天晚上，卡森将其变成了文学概念。（行动吧，这样中心就没有什么用处：卡森说这是在努力向学生传授些许斯泰因式的智慧。）在那晚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卡森，但房间里挤满的其他人显然都听说过她。她做了一场真正的讲座，在复印的幻灯片上列出了爱德华·霍普的画作和所有内容。她让你觉得成为一名学者式作家似乎是你能做到的最酷的事情。我回到家，牢牢记住了把中心留给上帝这一概念。这就像偶然加入一场塔罗牌解读或匿名戒酒会活动，听到某种能让你在心里或艺术上继续前行的东西。

我坐在无窗办公室的办公桌前，为了保留对天空的记忆，办公室的后墙被涂成了淡蓝色。我盯着卡森采访中的括号，试图将它们当作那个久远夜晚的纪念来欣赏。不过，有些启示并不成立。

有一天，一个学生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看了他母亲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她在文章中描述了她对他跨性别身份的混乱感受。“我想爱我女儿变成的那个男人，”这位母亲一开始就这样宣称，“但她的变化和我的抵制形成了一股洪流，我在其中挣扎；我担心永远无法渡过自己那条愤怒和悲伤的河流。”

我礼貌地与学生交谈，然后回到家里，怒气冲冲地大声朗读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一个跨性别的孩子让父母直面死亡，”这位母亲感叹道，“我所认识和喜爱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一个长着胡须、声音低沉的陌生人取代了她。”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更难过，是这个女人在谈论她孩子时使用的字眼，还是她选择在一家主流报纸上讲出这些话的事实。我告诉过你，我厌恶主流媒体上由感觉良好的顺性别者（想必自称“我们”）讲述的对他人（想必被称为“他们”）的性别转换表示悲伤的故事。（“如果一个人的解放成了另一个人的损失，这种情形要被归入生活危机分类中的哪个级别呢？”在痛苦地描述哥哥从男性转换为女性时，莫莉·哈斯克尔如此问道。如果她的问题不是一种反问的话，我会给出以下答案：非常非常低的级别。）

令我惊讶的是，你并没有和我一样感到愤怒。相反，你挑了挑眉毛提醒我，就在几年前，我曾表达过对激素和手术可能带来的未知变化的恐惧，虽然没有用完全相同的措辞。

当言语被浪费的时候，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你说这话时，我们正站在厨房里，站在同一张料理台边。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当时还翻阅了加拿大的睾酮信息手册（加拿大在这方面比美国领先了几光年吧）。我之前确实一直想要弄清楚——甚至惊恐地哭了起来——你的哪些方面可能会因为睾酮的变化而改变，哪些不会。

当我翻阅这本手册时，我们已经备孕一年多了，但并没有成功。我一直忙着服用大量恶臭的米色胶囊和光滑的棕色颗粒来增厚子宫内膜，这些药物来自一位“下手很重”，也就是说让我腿上布满伤痕的针灸师。你已经开始为做上半身手术和注射睾酮（将使子宫萎缩）做准备。手术并不像睾酮那样让我担心，毕竟切除有一定的明确性，而激素的重构却不是。但一部分的我仍然希望你的胸部能保持原样。我之所以这样想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你（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我需要摒弃的愿望）。我还发现，我替你怀着某种未经审视的 T 的逞强，比如：“你已经留了多年的络腮胡子，90% 的时间里都没有注射睾酮，这比许多想要达到这种水平的人好多了。这还不够吗？”

没办法把这些话说出口，我便关注起胆固醇升高的风险和睾酮可能对你的心血管系统造成的威胁。我父亲在四十岁时死于心脏病，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他的心脏爆炸了”）。如果我以同样的方式失去你会怎样？你们都是双子座。我不吉利地大声念出这些风险，仿佛一旦揭示出它们，就会吓得你永远不再去注射睾酮。你反而耸了耸肩，提醒我说，睾酮并不会让你比无须服用它们的生理男性面临更高的风险。我气急败坏地说出了一些缺乏根据的佛教戒律，什么进行外部改变而不是专注于内心的转变会是一种潜在的愚行。如果你做了这些重大的外部改变，却仍然在你的体内、在这个世界上感到不自在，又该如何呢？仿佛我当时不知道，在性别领域，外部和内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恼怒的你最后说道：“你以为我不担心吗？我当然担心了。我不需要你继续替我担心。我需要的是你的支持。”我懂了，给出了我的支持。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这并不是说你没有改变，而是你最大的变化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和。这并非一种全然的平和，但在面对令人窒息的焦虑时，这点程度的平和意义重大。你现在确实感到悲痛欲绝，只因为你等了这么久，三十年来不得不承受如此强烈的痛苦，直到最终得到某种解脱。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数着你后腰部纹着的蓝色梯子的四根横档，推平皮肤，插入近五厘米长的针头，将金色的油状睾酮注射到肌肉深处时，我相信自己是在送出一份礼物。

而现在，在与你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看着你的思想之轮转出了一种纯粹的野性艺术——当我在这些句子里苦苦挣扎时，一直在想平实的文句是否只是墓碑，标志着我们埋葬了自身的野性（忠于意义的构建，忠于主张，忠于论证，无论多么松散）——我不再确定我们之中谁在这个世界上更自在、更自由。

该怎么解释呢？“跨”（trans）作为简称可能足够好用，但它唤起的快速发展的主流叙事（“生错了身体”，必须在两个固定的目的地之间进行矫形的朝圣）对某些人来说是无用的—但对其他人来说还算有用，甚至极为有用？对某些人来说，“性别转换”可能意味着完全抛弃一种性别，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不是这样？比如哈里，他开心地认同自己是一名依靠睾酮注射维持男性性征的 T。哈里有时面对别人的询问会回答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在一种急于解决问题的文化中，如何解释有时问题就是不能被解决的？我不想要出生时被分配的女性性别。我也不想要变性医疗所能提供的男性性别，更不想要只要行为遵守规范便会被国家奖赏的男性性别。我不想要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该怎么解释呢？对于某些人而言，或者有时候对于某些人而言，这种问题不被解决的状态是可以的，甚至是可取的（例如“性别黑客”）。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至少在某些时候，这总会带来冲突或悲伤。如何让人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了解人们对自己性别或性取向（说真的，乃至其他任何事情）的感受的最好方法，就是倾听他们怎么说，并努力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对待他们，而不是用你所知的现实去鞭笞他们的现实？

这一切都透出一种自以为是。一方面，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也可能是进化论式的需要，把一切都归入某种类别（“捕食者”“衰退期”“可食用”）；另一方面，这种需要忠诚于转换、逃逸，以及我们实际生活的存在的巨大浓汤。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此种逃逸称为生成：生成—动物，生成—女人，生成—分子。一种从未生成的生成，其规则既不是进化也不是渐近，而是某种转向，某种转向内部，变成我自己/转入/到我自己/最后/转出/白色的笼子，转出/女士的笼子/最后的转向。

我认为巴特勒将不断扩散的“身份的商品化”称为问题实在很大度。我就没有那么大度了，我想说的是，她是一名女同性恋这一简单的事实让某些人一叶障目，以至于无论从她嘴里说出什么话——无论从这位女同性恋嘴里说出什么话，无论从她的脑子里蹦出什么想法——这些人只能听到一件事：女同性恋，女同性恋，女同性恋。这种局面很快就会变成对女同性恋—或者说，任何拒绝平静地滑入一个与种族主义的过去和现在非常相似的“后种族主义”未来的人—的轻视，他们都会被视为身份主义者。实际上，恰恰是听者自己无法超越他赋予说话者的身份。称说话者为身份主义者，就有了不听她说话的有效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听者可以恢复自己作为说话者的角色。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心地跑去参加另一个由雅克·朗西埃、阿兰·巴迪欧、斯拉沃热·齐泽克主讲的会议。在那儿，我们可以沉思自我和他者，设法理解激进的差异，赞美“二”的决定性，并羞辱那些单纯的身份主义者，拜倒于另一个在讲台上大发议论的伟大白人男性的脚下，如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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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Harli Marte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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