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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年来,最有趣的灵魂,只有他一个

900年来,最有趣的灵魂,只有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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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景祐三年(农历1036年,下同),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境内郁郁葱葱的彭老山,突然一夜之间草木枯萎、百花凋零,当地人惶恐不安,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年,苏轼在眉山诞生了。

直到六十多年后的某一天,荒芜多年的彭老山一夜之间又重放光彩,草木青秀、百鸟争鸣,恢复了勃勃生机。
这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彭老山的灵秀精华都被苏轼给吸走了。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则青。”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传说,但跟有些帝王刻意杜撰自己出生时的“祥瑞异象”不同,它完全是人们自发的表达对偶像喜爱的一种方式,这也给苏东坡跌宕多姿的人生平添了一抹神秘色彩,人们也称他坡仙、苏仙。

苏轼家族可追溯到唐朝,武则天朝有个叫苏味道的人,曾官至宰相,以诗文见长,与杜审言、李峤、崔融被人称作“文章四友”,他们都是五言律诗形式的奠定者。
杜审言后来有个牛掰的孙子,叫杜甫。苏味道呢,则后继乏人,后代中没人写诗也没人做官。

后来苏味道被武则天贬为眉州刺史,他的一个儿子在眉山定居下来,繁衍了眉山苏氏。
到了苏轼这里,300多年过去了,祖上五代人,没有一个当官的,爷爷苏序甚至不识书,难道眉山苏氏就要这样被历史遗忘?


苏轼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地主家庭,家有田产,还有一个经营绢帛的纱縠行。苏轼和弟弟苏辙出生的时候,一人雇一个奶妈。

苏轼的老爸苏洵也是个极具个性色彩的人,少年时“游荡不学”,喜欢到处漫游交朋友,他以布衣之身结交了益州知州张方平,游到京师,加入到翰林学士欧阳修的朋友圈。
这个朋友圈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苏洵却在人格上极端藐视王安石-----

到了二十七岁时,苏洵突然开窍,开始发奋读书了,就是《三字经》中所讲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苏洵三次参加科考,均告失利,他考不上进士,只好把劲都使到苏轼、苏辙身上,对两个儿子的管教非常严厉,跟现在的某些虎爸虎妈有点像。
苏轼远贬海南的时候,梦见童年时读书的情形,还心有余悸:

《夜梦》(节选)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没能及时完成老爸布置的作业,怕挨揍,吓得像一条挂在钩子上的鱼一样。

苏洵外出游历时,就由母亲程氏负责苏轼、苏辙兄弟俩的读书学习。程氏是眉山首富程文应的女儿,知书达理,温良贤惠。她不但督促苏轼的文化学习,还注重培养他的高尚品格。

有一次,程氏教苏轼读《范滂传》,苏轼为范滂的正直气节所震撼,对母亲说:我以后也要做范滂这样的人,你会同意吗?母亲则回答:你如果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之母呢?

家境优渥的苏轼,从小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也是一个熊孩子,弹弓打鸟、爬树掏鸟窝,江水中游泳玩闹-----
他还很好吃,是个小吃货,跟着一大群人到处寻梨摸栗的,“狂走从人觅梨栗”。

程氏信佛,善良有爱,对熊孩子苏轼用弹弓打鸟、掏鸟窝的事提出批评,并规定以后严禁家人捕鸟和毁坏鸟巢。
自此以后,苏家庭院内来筑巢的鸟儿越来越多,有的鸟将巢直接筑在低矮的枝丫上,苏轼、苏辙兄弟经常投食抚摸,尽显少年苏轼的善良本性。

苏轼七岁时入乡塾,老师是个道士。
一次课堂上,这位道士老师吟了一首《鹭鸶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他吟完这一句后,捋须微笑,得意洋洋地看着学生们,学生们则用崇敬的目光看着他。

苏轼一看,举手要求发言,道士老师满心欢喜,以为苏轼要称颂他的诗作了。
谁知苏轼说:“先生,我认为这句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一起一落岂不更美?”
道士老师心中一凛,细细一想,觉得苏轼改得有道理,于是当场宣布“逐风斜”改为“落蒹葭”,并长叹一声:我教不了你了。

有了苏洵、程氏严父慈母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苏轼后来成长为了一名博学多才、心怀天下、旷达乐观、兴趣广泛的人。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20岁的苏轼、17岁的苏辙进京,准备参加来年的科考。

而嘉佑二年的这次科考,被称作中国科举史上最牛的一届科考——千年龙虎榜。它到底牛在哪里?
首先是这次科考,大宋中央考试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空前强大,它由翰林学士、文坛泰斗欧阳修领衔,成员有王珪、韩绛、梅挚、范镇、梅尧臣等等,堪称“天团”。这些考官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诗文大家。

其次,这次科考选拔出的人才,如曾巩、苏轼、苏辙、张载、曾布、程颢、吕惠卿、章惇、王韶等等,皆如雷贯耳、震古铄今,他们或在大宋政坛呼风唤雨,或在文化领域独执牛耳,或是学术研究的专家,或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名将。

不夸张地讲,这次科考,几乎将北宋未来50年的精英人才一网打尽,近乎于“野无遗贤”了。
可能有人要问了,那么这届科考前三名到底是谁?问得好,由我代为隆重宣布: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惊不惊讶,意不意外?你要问我他们谁呀,对不起,我也不认识。

而21岁的苏轼、18岁的苏辙凭借自身的实力,一举而中。
当然这次科考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省试中,主考官欧阳修对一份试卷佩服得五体投地,本打算定为第一,但他心眼就是多,转而一想,这文章八成是自己的高徒曾巩写的,为避嫌,定为第二。

待试卷解封后,才知道是眉山苏轼所作。虽然苏轼与省元失之交臂,但他获得了欧阳修的青睐。
这次科考,苏轼还在作文中杜撰圣人典故,按照评分标准,可判零分。但大贤欧阳修非但不责怪苏轼,反而表扬他:“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后来读到苏轼写给自己的《谢欧公内翰书》,欧阳修更是惊叹连连、喜极汗下,对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成语出人头地就是打这里来的。
回到家后,欧阳修对自己的儿子说,后浪太猛呀,再过三十年,就没人提你老爹的名字啦。

因欧阳修的大力举荐,苏洵的大名也不胫而走,加之苏轼兄弟金榜高中,苏家父子名满京城。苏家在京城住所是门庭若市,人们都竞相一睹苏家三学士的风采。
就在三苏父子在京城春风得意时,眉山却传来噩耗:程夫人因病去世。


嘉佑五年(1060)二月,苏轼、苏辙兄弟丁忧期满,苏家举家迁往京城。
随即,苏轼、苏辙兄弟均被任命为州县主簿。主簿只是一个辅佐知县、办理文书的九品官,二人均辞不受。

在宋代,官员拒绝任命是常事,王安石就以屡屡拒绝朝廷任职而出名。你给我安排的职位我不满意,我就不去,你能咋滴?哈哈。
放到现在可不行,千万别学古人,没一点组织性、纪律性。考上公务员了,就是把你分配到野猪林,你也要准时报到。

有才华的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不久,仁宗皇帝决定将在来年亲自主持制科选拔。
于是苏轼、苏辙兄弟二人谢绝一切社交,进入到紧张的备考状态。可不凑巧的是,眼看大考将至,苏辙却病倒了,无法参加考试了。

幸好宰相韩琦听闻消息,立马向皇帝禀明情况。仁宗皇帝爱才心切,遂下令延期二十天。
探花郎叹曰:仁宗真是个好皇帝呀。

制举考试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要求高,难度大,属于优中选优,通过率极低。

但这对才华崩溢的苏轼来说,那都不叫事。果不其然,苏轼以优异成绩获得第三等,乃大宋开国以来第一人!有人会问了,才考个三等就吹了,前面不是还有一等、二等吗。
跟你解释一下,一等、二等都是虚设,从不授人,三等就是最高等。苏辙比哥哥差点,得了第四等。

在这次考试中,苏轼壮怀激烈,语出惊人,指出仁宗朝“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还指责后宫花销大、仁宗勤政不足等。
他并没有为了考试通过,就为帝王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国家当前所存在的弊端,不怕得罪皇帝,始终秉持一颗公忠为国的赤诚之心。

仁宗对苏轼的尖锐言词并不介意,回到宫中,兴冲冲地对曹皇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制举登科的苏轼很快被朝廷任命为凤翔签判,苏轼携妻王弗与儿子苏迈,踏上了任职行程。
路过渑池时,苏轼进入一寺庙投宿。数年前苏轼和苏辙进京赶考时,曾借住此寺,受到寺庙主持奉闲的热情接待。

故地重游,却被告知奉闲已圆寂,而当年他们在墙壁上的题诗,因墙皮剥落而不见了踪迹。物是人非,加之思念弟弟,苏轼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漫漫人生,就像四处飞翔的鸿鹄,鸿鹄总会留下爪印,那么行走天地间的人,也要顺势而为,留下印记,做有意义的事。

在凤翔,他结识了凤翔知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虽然年轻的苏轼,误解了陈希亮对自己的一片苦心,和陈希亮相处得很不融洽,但苏轼却和陈慥合得来,二人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这陈慥也是个性情中人,年轻时候背着个大宝剑,行走江湖呼风唤雨,但经常被严厉的父亲教训,很是郁闷。
好不容易长大结婚了,没想到常常又要被老婆柳氏追打。苏轼作诗打趣:“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也是成语河东狮吼的出处。

在凤翔期间,苏轼还认识了另一个朋友章惇,章惇和苏轼为同科进士,他文武双修,身材高大,声如洪钟,一看就不是泛泛之辈。可是后来,章惇却对苏轼拔刀相向,只是此时的章惇尚未暴露出坏人本质。

一次苏轼和章惇外出游玩,路过一悬崖峭壁,眼前只有一根横木架桥,凡人根本不敢踏足。
章惇推着苏轼过桥,说到对面绝壁上题字,苏轼连连摆手,no,no!于是,章惇就一人过了桥,然后借助绳索,攀爬在绝壁上写下六个大字:章惇苏轼来游。

看着章惇这一波操作,苏轼有点发抖,拍了拍章惇后背说:你以后能杀人呀。
章惇:为什么这么说呢?
苏轼:连自己的命都不珍惜的人,还会珍惜别人的命吗?
章惇哈哈一笑。
苏轼万万没想到,章惇日后加害的人竟是自己。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在凤翔任职期满,回京得直史馆,编修国史。直史馆虽无实权,但也是文人向往的清要之职。再加上他可以和父亲、弟弟在京城团聚,生活当是富足美满。

只是人生总是充满未知和不幸。
这年五月,陪伴苏轼十年的爱妻王弗病故,年仅26岁。王弗是眉山进士王方之女,端庄贤惠,兰心蕙质。
夫妻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苏轼年轻时背书,王弗在旁边做针线活,苏轼有时背书“卡壳”,王弗便提醒他,每当这时候他们都会彼此会心一笑。

苏轼心无城府,性格直爽,说话从不掩饰,常喜怒形于色。而王弗心思缜密,总是提醒苏轼要注意言行,不要被有心之人利用和伤害。
如今天人两隔,二人欢娱的时光戛然而止,又怎能不令苏轼肝肠寸断?十年后,苏轼写下了世间最为深情凄婉的悼亡诗《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然而生活的考验远未停止,就在王弗去世不到一年,在京为官的苏洵也病逝了。
长歌当哭。苏轼扶着父亲和妻子的灵柩回到眉山安葬。
苏轼丁忧三年,在父母、妻子坟墓周边手植松苗三万棵,每棵松苗都寄托着苏轼对他们的无尽思念。


苏轼在家乡丁父忧期满后,他依照父亲遗愿,续娶了王弗堂妹王闰之。
而后,苏轼、苏辙兄弟变卖所有家产,再次回到京城。
没想到的是,此次一别,苏轼再也没能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

回到阔别已久的京城。京城还像以往一样车水马龙、喧嚣鼎沸,繁华依旧,但敏锐的苏轼还是感到了不一样的氛围。
苏轼的感觉没错。
王安石在年轻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疾风暴雨般的变法,朝堂风云为之一变,一场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已悄然拉开了帷幕。

英雄所见略同。苏轼和王安石一样,对大宋王朝潜在的危机洞若观火。早在八年前的制举考试中,苏轼就指出了仁宗朝“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苏轼是坚决支持变法的,但是他反对王安石疾风暴雨般的激进方式,主张循序渐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用一个经济术语叫“软着陆”。

神宗坚定支持王安石变法,朝中反对变法的重臣,如司马光、范纯仁、欧阳修、富弼、韩琦、范镇等都相继离开了朝廷。
苏轼数次上书陈述变法主张无果,乃自请外放。

政治上的失意,掩盖不了苏轼文学上的诗意。
在杭州,苏轼的一首七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把西湖之美推到了极致: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就像睡足初醒的美人西施,静静地躺在那儿,或粉或素,一颦一笑,让人欲罢不能-----
杭州西湖、西子湖也因此诗而得名。

苏轼沉浸在西湖的湖光山色中,乐哉游哉,尽显文士风流。
苏轼特别爱品茶,经常和山里高僧斗茶,他发明了“三沸水”烹茶法,让老和尚们彻底折服。苏轼曾有诗道“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在一次与张先的诗酒宴会上,苏轼遇到了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苏轼怜其经历悲惨,将她赎身留在家中做侍女。此后二十多年,王朝云一直陪伴在苏轼身边,给苏轼带来无限的快乐和精神慰藉。

说到张先,就多说两句,苏轼跟他是忘年交。
张先是个奇人,非常有趣,他一辈子的名声都和女性有关,是个写“艳词”的高手,他引以为傲的描写女性诗句:“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送过秋千影、无数杨花过无影。”,所以他自称“张三影”。

张先老当益壮,他以85岁高龄纳了一个18岁的小妾。不巧,这事让苏轼知道了,苏轼大为惊讶:老张,你行吗?然后就对张先各种调侃,最后这个老张吃嫩草的故事就演绎成了一树梨花压海棠的美丽传说。

好,接着说苏轼。苏轼作为杭州通判,虽然没有施政权,但他依然心怀天下,为民操劳。
他通过调研发现,青苗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好处。他慨然写道: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为了领取青苗贷款,山村农民拄着拐杖、带着干粮,长途跋涉匆匆进城。然而,青苗款经过层层转手,最后到农民手里已所剩无几。一年有半年时间都耗在城里,唯一的好处是,小孩子学会了说城里话。

由于政府实行食盐专营,禁止民间私自生产、贩运,而官盐因所经环节较多,导致食盐价格昂贵,贫苦百姓无力购买。产盐的江南,老百姓却几个月不知盐味,“岂是闻韶解味忘,迩来三月食无味。”

苏轼积极为百姓发声,没想到以后这些诗作竟然成为政敌、小人攻击苏轼的“呈堂证供”。

1075年,苏轼杭州通判任职期满,被任命为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
下车伊始,苏轼连办公室都没来得及坐,就带领官民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灭蝗运动中。他身先士卒,奋战在田间地头,忙了一百多天才打道回州府,府衙官吏竟有一半不认识他。

因为连年蝗灾,加上生产水平有限,密州非常贫穷,农民根本养不起孩子,导致城墙根下、路边草丛中多有弃婴。苏轼从小就有一颗怜悯之心,面对如此惨境,不禁泪下。“洒泪循城拾弃孩”。
苏轼专门拨款补贴给愿意领养弃婴的妇女,此后密州的弃婴大为减少。

由于过于贫穷,连吃饭都成问题。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苏轼就挖野菜充饥,害得通判刘通也得跟着吃野菜。作为堂堂知州,想弄点吃的,自然不是问题,但苏轼不愿增加人民负担。
所以密州人民经常看到,知州、通判这两位父母官沿着城墙下挖野菜的情形。

生活虽苦,但生性旷达的苏轼根本不在乎,反而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词豪气冲天、酣畅淋漓,有别“柳七郎风味”,是千古传唱的苏东坡豪放词代表作之一。

1076年,中秋,万家团圆的日子。
苏轼特别思念已分别五年的弟弟苏辙,虽然弟弟就在济南为官,但还是没办法相见。
苏轼登上超然台,把盏北望,怅然若失,大醉,挥笔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佳句连篇,构思奇特,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充满着对宇宙人生和哲理的思考。
宋人说,“中秋词,自东坡咏月词《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密州任期期满的苏轼,不久被任命为徐州知州。在济南任职的苏辙得知后,快马加鞭前来徐州与哥哥会面。
苏轼、苏辙两兄弟情深义厚,久别重逢,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苏辙在徐州一住就是一百多天,因公务在身,不得不和哥哥辞别。

临别前夕,正值中秋佳节,苏轼心中涌起无限伤感,他举头望月,吟出了《阳关曲•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苏轼送走弟弟后,离别的伤感还未及平复。徐州上游的洪水就像猛兽一般向徐州城扑来。
灾情危急,苏轼反应迅速,发布公告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亡而扰乱民心;冒雨前往当地驻军请求援助。按规定,知州无权指挥军队,但当驻军首领看见苏轼脚穿草鞋,浑身湿透,大为感动,立即下令全营官兵听取苏知州调遣,全力抗洪。

连续十多天,苏轼夜宿城墙,现场指挥,在全城官民众志成城下,终于逼退了洪水,徐州城得救了!
苏轼深谋远虑,上书朝廷请求拨款建造永久性防洪大堤。最后防洪大堤顺利完工,一劳永逸解除了洪水对徐州城的威胁。

苏轼离任时,徐州人民送他出城十多里,依依惜别,哭成一片。


苏轼五年做了两任知州,政绩斐然,如果在接下来的湖州知州上,再做出政绩,那么回朝廷担任要职指日可待。十几年前,仁宗就讲过苏轼有宰辅之才。

苏轼天性自由旷达,对人对事直抒己见,从不掩饰。王弗生前曾多次提醒他,提防被小人利用,但苏轼秉性难改,他自己也说“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苏轼任湖州知州,按惯例上书《湖州谢表》,其中有这样几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此时的朝廷上,变法已从原来的政策之争、原则之争,发展到派系之争、利益之争,王安石二度罢相,退隐金陵。
而王安石接班人吕惠卿,是个两面三刀之人,他当政时提拔的一些小人,也就是苏轼眼中的“新进”,已占据朝廷要津,他们嫉贤妒能,尤其对才华出众的苏轼特别忌惮,害怕苏轼返京担任要职,他们就没好日子过了,所以千方百计要扳倒他。

苏轼《湖州谢表》中几句略带牢骚的话,加上在杭州通判任上写的诗,被他们强行附会成谤讪君上、攻击新法、讥讽朝政。
起初神宗并没有理会他们,但御史台哪肯善罢甘休,他们不辞辛劳地在苏轼的诗作中寻找“证据”,连续上书弹劾,神宗给他们弄糊涂了,感到苏轼“问题严重”,下令查办。

这下御史台的小人们得意了,他们派出爪牙皇甫遵,连夜赶往湖州捉拿苏轼。
皇甫遵到达湖州后,借机耍威风,举轻若重,故意制造威严,故意制造恐怖气氛。但见他持笏立于官厅中央,面色铁青,一言不发,他后面两个台卒则全副武装,目露凶光。

苏轼见皇甫遵不言不语,颇为惶恐:难道要就地赐死我?想到这里,苏轼也无所谓了,对皇甫遵说:我多次惹恼朝廷,赐死我没意见,只求死前能和家人诀别。
皇甫遵洋洋得意道:还没那么严重,只是把你带回去接受调查。

就这样,苏轼被台卒五花大绑押走了,“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押至京城的苏轼被投进乌台牢狱。

御史台的小人们穷凶极恶,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急欲置苏轼于死地。
面对小人的丧心病狂,牢狱之外的“救苏运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苏辙上书神宗皇帝,愿解除自身官官职来换兄长的平安,言辞悲凄,令人动容;
张方平、范镇等元老大臣纷纷上书神宗,乞免苏轼一死;
后宫内,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也都为苏轼求情;
关键时刻,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也向神宗皇帝呈了札子,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王安石虽然和苏轼政见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他们都是真正的君子,彼此惺惺相惜,引为知己。

苏轼曾在赴汝州上任途中,路过金陵拜访王安石,王安石骑着毛驴亲自到江边迎接,二人把臂而行。王安石还要苏轼在金陵买房,比邻而居,最后未能如愿。
王安石送别苏轼,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就这样,神宗决定赦免苏轼,历时四个多月的“乌台诗案”结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
值得说一下的是,这次“乌台诗案”中还有一个又好笑又想哭的小插曲:

苏轼被关御史台,遭到严刑拷打、讯问,甚至追问苏轼祖上五代。苏轼心中大惊,按宋律,只有死刑犯才追问五代。苏轼自忖性命难保,打算自杀。
偏偏有一天,他又收到一死亡信号:一个人送来一条鱼。入狱前,他与长子苏迈曾约定:送鱼意味着难逃死罪。

苏轼万念俱灰,泪水涟涟,给弟弟苏辙写了“绝笔”诗:

《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子由弟,永别了,来世咱们还做好兄弟。

当然,这只是个误会。有一天,苏迈有事,就委托朋友给苏轼送饭,忘记叮嘱朋友别送鱼,朋友哪知他们之间的“暗号”,结果闹出这么个大乌龙,徒让苏轼浪费了表情,白流了眼泪。
哈哈,在“死亡”面前,苏轼也不是什么坡仙、苏仙了,也没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什么的,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也会哭哭啼啼的,留恋家人,留恋生活。

出狱当天,积习不改的苏轼,又写了一首诗: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其中“少年鸡”指的是贾昌,他年轻时因斗鸡获得唐天子宠爱,成为宫廷的弄臣和优伶。苏轼把朝中那些弄权小人比喻成“少年鸡”, “城东不斗少年鸡”意思是,老子不跟你们这些小人玩了。
看,这就是苏轼,刚刚吃了一百多天牢饭,还不长记性。写完诗后,他笔一扔,自嘲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1080年二月,苏轼一家抵达黄州(今湖北黄冈),苏轼因是犯官,没有官舍,一家人只能蜗居寺庙。
初到黄州,苏轼情绪低落,朋友也不敢与他书信往来,“有书与之亦不答”。他昼伏夜出,常常混迹于庶民之间,喝点小酒,被醉汉推骂,但他还是很高兴,“辄自喜渐不为人知”。

一天夜里,他又独自在江边溜达,一弯残月挂在稀疏的梧桐树梢。远处一只孤鸿突然飞起,发出悲鸣,在树丛间盘旋,不愿落在寒枝上,最后却甘愿停在寂寞凄冷的沙洲之上。
自己不就是那只孤鸿吗,苏轼有感而发,一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就此吟出: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作为犯官,俸禄以实物折支,非常微薄。全家二十多口都要吃饭,“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日子过得特别艰难。
对此,理财能手王闰之精打细算,将一个月需要开销的铜钱分成三十份穿成串,然后像挂腊肉一样挂在屋梁上,每天用叉子挑取一串,如有结余,则攒起来,用来招待来客。

王闰之还把自己的金钗银簪送进当铺换钱,家人穿的衣裳也常有补丁。
尽管这样,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好在黄州知州徐君猷对苏轼不错,把位于城东小山坡上的一处废地拨给了苏轼。苏轼带领全家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将这块废地开垦出来了,并在东坡边上建造了五间农舍,称为“雪堂”。

有了东坡田产,苏轼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苏轼心里美滋滋爽歪歪,乃自号“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的大名就在中国历史上传颂不衰。

有了东坡有了雪堂,来访的客人也渐渐多起来了,苏轼生性乐观豁达,爱交朋友,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来访的客人中有穷秀才、流浪汉、僧侣,以及蹭酒的、打秋风的、说旧事的,甚至还有逃犯。苏轼好客,非要留人家喝酒吃饭,弄得“管家”王闰之对苏轼是挤眉弄眼直摇头:意思不要留人家了,家里没余粮了,酒也不多了。

说到僧侣,北宋两大高僧佛印和参寥都是苏轼的朋友,苏轼和他们交往中留下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掌故。
苏轼平素向禅,有一次,苏轼写了一首《水镜回天录》的诗: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苏轼颇为得意,自以为参悟禅意,连忙派书童送到江对面给佛印欣赏。
不久,佛印让一个小沙弥渡江给苏轼回了一封信。苏轼暗自欢喜,以为佛印会狠狠地表扬自己一顿,急忙打开信件,只见信件就写了两个字:放屁!

苏轼顿时火冒三丈,立刻雇船渡江找佛印讨要说法。待苏轼大步蹬蹬冲到佛印禅房时,正欲拍门,突然发现门上贴有一张纸条,上书: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苏轼顿时羞愧万分,恍然大悟,赧然而退。

苏轼也经常被黄州人拉去喝酒,可惜酒量不行,两杯就倒。不过他写醉书、画醉画、填醉词却很行。看看他的醉酒后大作——《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很快传到知州徐君猷那里,徐知州一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苏轼坐船跑了!苏轼是犯官,他负有看管责任。
徐知州忙不迭地跑到东坡䓍堂,一看苏轼“鼻息已雷鸣”,这才放下心来。

黄州,是苏轼创作的“井喷”期,也是他思想的升华期。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朋友陪苏轼买田,走到半路,风雨忽至,同行朋友狼狈地四窜而逃,只有苏轼穿着草鞋,拄着竹杖,披着蓑衣,淡定地在风雨中引吭高歌,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
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有一次,苏轼溜达到了赤壁矶,他登上矶头,望着滔滔江水,奔涌东去,激流拍打乱石而溅起的朵朵浪花,仿佛是冬日里的千堆雪。他又遥想当年,雄姿英发的周瑜在此大败曹操的壮举,是何等的豪迈。

再看看如今的自己,未老先衰,两鬓霜染,功业未成。自己也曾年少成名,却没能干出周瑜那样的伟业,心中怅然不已。
看开点吧,人生不过就像一场大梦,只有奔腾不息的江水和明月才是永恒的,还是敬它们一杯吧。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同样在赤壁,苏轼和朋友的两次月夜泛舟,又给我们留下了两篇前后《赤壁赋》,是赋体散文的巅峰之作,情韵深致,理意透彻,对自然和人生作了哲理思考,受到人们广泛追捧。

苏轼的书法珍品《寒食帖》,也是苏轼在黄州随性而作,一不小心就成了“天下第三行书”,现藏于我国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州成就了苏轼,没有黄州,就没有苏东坡,而没有了苏东坡的历史星空,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无聊和暗淡。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继位的哲宗年仅九岁,高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的司马光复出为相。

保守派当权,苏轼也迎来了仕途转机,还是远州犯官的他,在不到二年时间内,开挂般地连升十二级,迅速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距离宰相一步之遥。紧接着又兼任皇帝侍读,负责教导哲宗皇帝。
弄得苏轼都不好意思了,心有惴惴焉:别升那么快嘛,升得快,死得快。

苏轼的快速升迁,成为舆论的焦点和关注的中心,这自然又招致朝中那些小人的忌恨,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伺机而动。

而司马光为相后,概不考虑新法的可行之处,闹意气般地尽废新法,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听到连保守派都认可的免役法也未能保留时,禁不住愕然失声,喃喃道“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不久抑郁而终。

在政见上,看似苏轼属于司马光的保守派阵营,但他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站在真理、正义、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边,从不考虑自己的荣辱得失。
他坚决反对司马光全盘废除新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这自然又得罪了保守派。

司马光:你丫到底是哪边的?我能砸缸,就不能砸你吗?
苏轼: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上爆发了激烈的元祐党争,苏轼在新党、旧党两边都不受待见,左右逢“夹”,举步维艰,乃自请外放。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分别知杭州、颖州、扬州。

每到一州,都颇有政绩。
比如在杭州,他一到任便遇旱情,庄稼绝收,他三番二次打报告向朝廷申请救灾款项、减免当地供米;
建“安乐坊”收治贫困病人,安乐坊也是我国古代第一所面向普通百姓的官办医院;
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筑苏堤,给后人留下了风景如画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


苏轼“二年知三州”,政绩显著,1092年被召回迁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一直对苏轼青睐有加的高太后,也有意让其担任首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苏轼仕途渐渐向好的时候,生活上的重锤又要锤打苏轼了。
1093年八月,苏轼夫人王闰之病逝,她纵然没有王弗那样的才华,但她和苏轼的感情是朴实长情的,她勤俭持家,风光时不骄纵,落魄时也能同苏轼赤脚耕田,和侍妾王朝云也能和睦相处,亲同姐妹。

苏轼在《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留下遗嘱“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后来,苏轼去世后,苏辙遵守长兄意愿,将他和王闰之合葬。

祸不单行,苏轼还没有从亡妻的悲伤中走出来,九月,苏轼的守护神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
哲宗是个叛逆少年,他对祖母多年摄政早有意见,凡祖母喜欢的他就不喜欢,虽说苏轼是他的老师,但他对这个老师并不感冒。

哲宗亲政后,改年号“绍圣”,意思是继承神宗遗志,恢复新法。保守派的吕大防、范纯仁等三十多位重臣被罢官,贬到边远地区。章惇、安焘等变法派大臣得到重用。
特别是章惇为相后,视苏轼为自己最大竞争对手,在利益面前,曾经还是苏轼朋友的章惇,小人本性彻底暴露,他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苏轼问题。

可怜的苏轼被一路追贬,往往一个贬所尚未到达,半路上新的诏书又到了,如此反反复复,从定州、英州一直贬到岭南惠州,贬所是越来越远,身上的官职是一撸再撸,最后到了惠州,堂堂朝廷三品高官竟然被贬成了一名犯官,被监视居住,不得擅自离开贬所。


一路历经艰难险阻,1094年十月终于抵达惠州,苏轼身边仅有侍妾王朝云、小儿子苏过和两个女佣。
有了黄州的经历经验,苏轼心态很快就调整好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此心安处是吾乡”,更庆幸自己“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遭受如此困境,竟然说自己像脱钩之鱼,唉,真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作为吃货的苏东坡,他发明的美食不计其数,什么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东坡豆腐、东坡肘子-----呵呵,苏轼是个无可争议的美食家。

到了惠州后,吃货苏东坡又开始行动了。他跟弟弟写信说:惠州是个小县城,蔬菜少,肉更少,每天街上就杀一只羊,他也不敢跟那些当官的争,就悄悄跟卖羊的说把羊脊骨留给他。

拿回家后,抹点佐料,用小火慢烤,一会就滋拉滋拉直冒油,香气扑鼻,拿针挑着吃,就跟螃蟹的味道一样鲜美,心里美美哒,就是“则众狗不悦矣”。

这儿呢虽然蔬菜少,但水果管饱,我吃完卢橘吃杨梅,吃完杨梅吃荔枝。特别是这荔枝忒好吃了,我一天能吃上三百颗呢,吃得我痔疮都犯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其实做岭南人也挺好的。

《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苏东坡,可能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苏东坡,是他的逆天才华?是他的乐观旷达?还是他的缱绻情深?我认为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应该是他的民本思想、他的勤政爱民,这是他成为万人迷的核心因素。
司马光说得好:“才德全尽谓之圣人”,而苏轼就是才德全尽的圣人。

在惠州,作为一个不让管事的犯官,他“多管闲事”筹款建桥,先是动员知州出面筹款,然后他又找弟弟苏辙捐款,虽然苏辙也被贬官没什么收入了,但苏辙夫人史氏二话不说,拿出手中仅有的价值千金的物品,派人急送惠州。

苏轼除了修筑杭州苏堤、颖州苏堤,在惠州他又修了惠州苏堤;
他还带当地人种药草,亲自当郎中,免费给百姓看病;推广“秧马”插秧技术,插得又快又好还不累人;替广州人设计“自来水工程”-----

因惠州地处岭南,属“瘴疠”之地,侍妾王朝云中了瘴毒,到惠州半年多就去世了,年仅三十四岁。当初她本可留在宜兴,可她执意要追随苏轼南下惠州。
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贴身秘书,冰雪聪明的她最懂苏轼,知道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


临终前,她口诵《金刚经》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王朝云去世后,苏轼为她撰写了挽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后来苏轼还写了很多诗词悼念她:“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等等。

生活还要继续,苏轼悲伤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他又展露仙容了:

《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文章一向劲爆流行。他的诗作也很快传到了京城。

章惇看后鼻子差点气歪了,原本想整死苏轼,没想到苏轼活成神仙了,冷笑道:苏子瞻呀,你就这么逍遥吗,日啖荔枝三百颗?你欺负我没吃过荔枝吗?报道先生春睡美?哎哟,老夫我三点半就爬起来了,刷牙洗脸梳头赶早朝,你倒天天睡到自然醒,你成心气我是不是?

继续贬,一纸诏书,走你!苏轼又被赶到了天涯海角——儋州(位于今海南省海南岛)。
苏轼:我太南了,这次怕是要芭比Q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海南岛是度假天堂、旅游胜地,蓝天,碧海,银沙,椰风,还有那满眼的比基尼、大长腿。从海南旅游归来,你便是“海归”了。
但在千年前的宋朝就不一样了,那时的海南岛是典型的烟瘴蛮荒未开化之地。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低一等的处罚,被贬海南的官员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如今花甲之年的苏轼被贬至海南,苏轼觉得这次要死在海南了,他给长子苏迈立下遗嘱:我没生还希望了,死后就把我葬在海南吧。
苏辙也被贬到和海南岛隔海相望的雷州,苏辙把苏轼送到海边,兄弟俩挥泪而别,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尘事茫茫,每一次离别,都有可能是永别。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珍惜眼前的TA,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光。

苏轼、苏辙兄弟情比金坚,是真正的手足。
苏辙性格内敛沉稳,老成持重,这和苏轼恰恰相反。苏轼到处“惹事”,苏辙就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人称大宋第一“扶兄魔”。

苏轼曾说:
嗟予寡弟兄,四海一子由。
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
苏辙则说:
手足之爱,平生一人。
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初到海南的苏轼,身边只有小儿子苏过陪着,他们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首先没吃的,经常挨饿,当地人吃老鼠、蝙蝠,作为吃货的苏轼都难以下咽。

住的更不行,几间破官舍,不仅漏雨,还漏树叶。“风雨睡不知,黄叶落枕前”。即便这样,章惇还怕苏轼过得舒服,专门派人到海南将苏轼赶出官舍。

已历经黄州、惠州磨难的苏轼,天性乐观旷达的他,也很快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当地的黎人打成一片,苏轼学会了黎人语言,而黎人也学会了眉山话。时至今日,海南儋县还有两个村庄讲眉山话。
这里是蛮荒之地,更是文化沙漠,读书识字的人很少。苏轼就自编教材,义务支教。

在苏轼努力下,海南破天荒出现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进士——姜唐佐。中进士前,姜唐佐向苏轼索诗,苏轼写了两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然后对姜唐佐说,等你考上进士,我再写余下的两句。
姜唐佐考上进士后,苏轼已去世,苏辙代为兄长完成了昔日约定,续写道: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在海南,吃货苏东坡没有停止开发美食的步伐,虽然熏鼠烧蝙蝠不太对苏轼胃口,但他还是发现了另一种美食——生蚝。
他对小儿子打趣说:哎玛,这烧烤生蚝也太好吃了吧,千万不能让朝中士大夫们知道,不然他们都争着贬海南,过来跟我们抢着吃了。

对吃货苏东坡来说,每一个不曾朵颐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从黄州的东坡肉到惠州的羊蝎子,再到儋州的烧生蚝,贬一路吃一路,千里快哉风!难怪他讲“九死南荒吾不恨,此游奇绝冠平生”,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吃到这么多的美味,死也值了。

探花郎:我说坡呀,咱们还能不能安安分分做一个文化人了,还能不能安安分分“反省改造”了。我真为你捏把汗呀,再让领导知道你整天“嘚瑟”,还不得把你贬大海里了-----
苏轼到了一个地方就爱上一个地方,在儋州生活两年多,他就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苦雨终风也解晴。
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已64岁的苏轼遇赦北还,朝野上下一致认为苏轼必定要入朝为相。途中,收到章惇儿子信件,恳求苏轼为相后能放过他们父子。
这纯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苏轼回信说:我和丞相认识四十多年了,虽然中间有点误会,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交情。
并在信的背面写上了专治瘴毒的药方,推荐给已被宋徽宗贬到雷州的章惇备用。他记得章惇曾在“乌台诗案”中帮自己说过好话,他只记人恩不记人过。

沈括,苏轼同事,《梦溪笔谈》的作者,大名鼎鼎的大科学家,谁能想到他也是一位告密达人,他的袖笼里藏着不止一封密信。他收藏苏轼的诗文可不是为了把玩欣赏,而是寻章摘句,写成报告呈送监察部门,污蔑苏轼“词皆讪怼”,攻击新政。

时隔多年两人相见后,沈括送苏轼一块石墨,苏轼不计前嫌,写了一篇《书沈存中石墨》表达谢意。
苏轼曾说:“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这就是大君子、大圣人和小人的区别。

北归途中,苏轼受到沿途官民的热烈追捧,万人空巷,夹岸塞道,人们都竞相一睹大学士的风采。面对如此阵仗,苏轼开玩笑地说:莫看杀轼否?哈哈,直接把自己当成美男卫玠了。
路过镇江游览金山寺时,苏轼面对自己的画像,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乃题《自题金山画像》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总结自己的一生,不说自己曾任职翰林学士、皇帝侍读、礼部尚书,也不说自己知州政绩,却偏偏说自己的功业在黄州、惠州和儋州,既有讽刺意味,也是苏轼的心里话。

只有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最失意的地方,才能悟懂生活的含义——平平淡淡简简单单,“人间有味是清欢”。

因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加上天气炎热,苏轼生了大病,到了常州病情加重,苏轼自感时日不多,弥留之际交代后事:我死后,把我葬在嵩山下,子由为我写墓志铭。
我能从海南活着回来,是赚了,没什么遗憾的,只是没能再见子由一面-----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溘然长逝,时年六十五岁,谥号文忠。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型天才,正如林语堂所说:“像苏东坡这种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他在诗、词、文、书、画上登峰造极,是中国文人的天花板,是中国文化最厚重的底色;
他在建筑、水利、医药、美食、茶道、佛学等领域也颇有建树;
他志存高远,对国家尽忠职守,对百姓爱民如子;
他生性旷达,天真纯朴,胸怀宽广,悲悯万物;
他仕途飘摇跌宕,毕生坎坷多舛,只因“道大不容,才高为累”。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苏东坡走了,羽化登仙,人间再无苏东坡。他给我们留下了灵魂的喜悦、思想的快乐,如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与生活对垒的岁月,挫折与困难、烦恼和忧愁不可避免,如何破?
苏东坡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终>


作者:探花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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