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唐诗贮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主人公老布恩迪亚是个不喜欢下棋的人。“他不觉得制订了规则的游戏有什么好玩儿的”。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作是布恩迪亚个性的一个总体象征：他带着无法拘束的野性，开发着“万物尚未命名”的崭新世界。

虽然马尔克斯从未提到布恩迪亚有没有被诗打动过，但是诗——无论在任何国度——都有逐渐形成惯例、讲究韵律以至于发展出规矩的历史。也就在这样的历史得以展开的同时，诗变得伟大起来。

唐人恰恰就是在那个关于诗的声律美学逐渐成熟、稳定的时代大量创作，而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使得尔后一千三百年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了唐代诗人的感性形式。是的，我说的就是包括即使从不写诗的“每一个人”。

先说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那应该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住在我家斜对面的林茂民比我小一岁，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他忽然正儿八经地问我：为什么我们在地上走，天上的月亮总是跟着。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甚至从来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可是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孩子既然问了，我必须给个答案。我一边儿在巷弄里走了几步，一边儿说：“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个看不见的神，牵着月亮跟着我们走，你上哪儿，他就上哪儿。”

当时我是把场面应付过去了，林茂民对于那个答案是否满意？我从来没有印证过。可是十多年之后，我已经是个高中生了，第一次读到李白“暮从璧山下，山月随人归”的时候，我着实吓了一大跳，立刻想起将近十年前那个夏日的傍晚，也想到：李白会不会也在很小的时候对于跟着人走的月亮有一种神秘的猜测？

那个我从来无法证实的猜测（可能也就是一番胡说八道？）在我十七岁那年把我和李白联系起来，我想象着少年李太白大踏步走下山，是不是抬头回望天上有一个他看不见，却一直跟随他、照亮着他的行路的神袛。之后没有多久，我就开始模仿着使用五、七言写个四句或者八句，勉强押着现代语音韵的东西。我父亲有一回看见了，说：“你这是叫花子的数来宝啊！”

父亲给我找了本书来，书名《诗词欣赏》，内容其实是三部著作，由当时在香港任教的佘雪曼教授编选解译，分别是《唐诗百首浅译》《宋词百首浅译》以及《白香词谱》。父亲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凑。”他大概是怕我没出息到真去当上了叫花子。

我当时对于唐人利用国家典试诗篇制度来统一官话考核的设计用心一无所知，但是从选篇里却逐渐体会出父亲所谓的“不会作诗也会凑”的意思。

所谓“作”，是带着一份为新世界群生万物命名的创意，在一个陈旧了几十亿年的星球上用字句发人之所未发的、从属我先驱独造的感性；这事连孔夫子都不敢随便声称、任意下手——所以他老人家也总是说自己“述而不作”。

“凑”，看来比起“作”字低了一个维度：指生硬的拼装，缺乏深度精神的融汇。然而，我从少年时代，到而今已经六十六岁，近十余年来甚至声称天天写诗，用佛家禅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凑泊”，所收拾的也超过了万首。它们都是文学作品吗？我不敢说，但是，在一个以古汉语语感为基底的美学结构之上，我的这一切写作，无论是五七言律绝、歌行、乐府、依谱式而填的长短句，乃至于为数不多的散曲，他们恰恰像是夏夜初临之时，我三五步一回头的仰天顾盼——

太初有道，冥昧有光，我有诗，诗有神。

设计排版丨赵姝萌

图片来源丨抖音、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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