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鲁迅的距离：社会的黑暗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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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9 01:10

1936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离世。此时，鲁迅才刚过完五十五岁的生日不足一个月。

在离世前几个月，因长久的肺结核与肋膜炎，鲁迅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体重降到38公斤……这一年 6 月，坚持记录自己工作与生活二十余年的鲁迅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

鲁迅老得太快了。这种衰老不只是关乎生理，它更影响心理。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开始更加依赖许广平的照料：“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

鲁迅生命的最后在做什么？他写下了什么文字？翻阅鲁迅书信，除了18日写给内山完造的绝笔信，告知他无法赴会，便是前几日关于翻译和校对的琐碎通信。而去世一个月前，他在所作的《死》中，留下了自己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那句“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同样出自此文。最后的鲁迅，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铁骨铮铮、冷静本真的灵魂。

下文内容摘自《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一书。

衰老不只是关乎生理，

它更影响心理

鲁迅老得很快。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1928年5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1934年秋末，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做矫正。

到1936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38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峻地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

1936年3月大病初愈后的鲁迅

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关乎生理，它更影响心理。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

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太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之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

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偏颇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渐大，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是趋于软化。每当在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

再往后，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论》中的那段话：“这话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穷不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他在这方面竟曾是如此偏执，一直要到健康很差了，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态度！

当然，唯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不安。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

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相夫教子，安排起居，她会觉得多么憋气。

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年纪大了，

生活越来越紧张”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1930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

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致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要继续像这样扶老携幼，四面招呼，在心理上也开始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

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活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令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劳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

1930年9月25日所摄鲁迅全家福

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话：“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到1935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并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1935年和1936年，无论是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还是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相当厉害。

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就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

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坏了。请看他1935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

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

这段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发散出怨怒之气，即便开点玩笑，也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绪所及之处，都那样无趣和可厌，满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觉得宽怀。一个月以后，他更公开说：“在这样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连自己都觉得理当如此了。

心中满装着这样恶劣的心绪，他对人世的态度自然更趋激烈。也就从1935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再论“文人相轻”》)，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半夏小集·七》)！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

就连品评古今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辩说，陶渊明哪里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他分明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怒目金刚式的表情。他又断言，章太炎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主要不在小学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勋章作扇坠、面诟袁世凯的威风。他甚至强烈地鼓吹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女吊》)简直是咬牙切齿了。

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欺凌迫害，对社会和人世的厌憎之心，当然是逐渐加重的。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总要压制自己的厌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拥抱人生，你甚至不妨说，他的几乎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费在这自我说明和劝慰之中。

然而，他现在老了，再难有那样的心力来压制厌憎之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势必发生倾斜，厌恶的情绪急剧地膨胀起来。1936年9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宁愿背负大堆的“怨恨”离开人世，也不肯稍作宽让之态：他以如此极端的自描来抒发对其“怨敌”的厌恶，显然是一点也不想掩饰对卑劣人世的决绝之情了。

1927年，鲁迅赴上海光华大学演讲途中摄

对自己的衰老，

鲁迅是非常敏感的

对自己的衰老，鲁迅是非常敏感的，在与许广平同居的最初几年，这几乎成为他一个忌讳的话题。1928年，冯乃超写文章批评他，他对这批评本身并不重视，但看见冯乃超的文章中有“鲁迅老生”的话，这其实是手民的误植，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以后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

周扬这一批年轻人背地里称他“老头子”，传到他耳朵里，也引起他强烈的反应。他甚至不愿意多听别人谈论他的病，他觉得这种谈论是对他的衰老的一种提示，“多提示，总不免有些影响”。但是，忌讳也好，不愿听也好，衰老本身却不会停止，它一天一天发展着，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来，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认它。所以，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

1936年春末，他拿着在东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对许广平宽怀地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的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我的种痘》)，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预感。

一个人自觉临近了人生之路的尽头，就不免要时时回首，反观已经走过的路。鲁迅又向来有一种习性，一旦对将来失去确信，对现实发生困惑，呐喊的热情消退下来，怀旧的情绪就一定会涌上心头。1920年代中期，他内心的“鬼气”大发作，就有了总名《朝花夕拾》的那一组回忆散文；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却又一次坠入虚无感的怀抱，往事的诱惑自然更为强烈。

当然，他现在回顾往事的动机，已不像十年前那样单一，不但有填补失去确信之后的空虚的渴望，更有痛感自己来日无多的结账的心愿。1933年盛夏，他由自己成年后再吃到儿时喜爱的食物，却觉得味道大不如前，感慨道：“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几乎是重复《朝花夕拾》的“小引”，情绪却低沉压抑得多；他接着更举出“万花筒”为例，说和五十年前相比，“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我的种痘》），仿佛要以此推翻前面的慨叹，那一种不但自己衰老了，世事也同样是越来越糟的深沉的悲哀，更显出了衰老对他的怀旧情绪的独特的刺激。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决意要再写一组类似《朝花夕拾》那样的回忆散文了。

但是，正因为这一组散文的写作计划，是来自他对自己衰老的体认，他就直到1936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动笔来写。从这一年的4月到9月，只要能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努力地写，《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还有《女吊》，一气写了四篇。另有两篇已经打好腹稿，一篇讲“母爱”，记述他一生承受的伟大而盲目的母爱；另一篇讲“穷”，表现他怎样从先前的“以穷为好”的观念，转变到后来的“穷不是好事”的确信。

我想，单从这已经写成和拟就腹稿的篇章，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组散文和《朝花夕拾》有多大的不同。《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大都是单纯的怀旧，虽然也时时掺杂对现实的感应，有的地方还散发出强烈的杂文气息，但那总的意味，却可以归入“小引”中所谓“思乡的蛊惑”和“旧来的意味”这两句话的。他现在的这组回忆，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像《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还有写“母爱”的篇章中的许多描述，都可以看成是在咀嚼“旧来的意味”。但是，《“这也是生活”……》和《死》，以及那预备讨论“穷”的篇章，却恐怕是写《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写不出来的，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他行将走到终点时的感悟，是他借着“死”的盾牌，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无顾忌的评判，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是不会有这样的体会，也写不出这样的回忆的。

《“这也是生活”……》，题目就耐人寻味。这生活是什么呢？他写道：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他终于悟透了人生，或者说，他终于相信了自己对人生的这一种领悟。从到日本留学的时候起，他在理智上就一直轻视“这样的生活”，国家，社会，启蒙，战斗，反抗专制，歌唱未来，就连绝望和颓唐，沉默和虚无，也都是指向个人以外的目标，是对于“它们”的绝望，是被“它们”逼出来的沉默，是看穿了“它们”的虚无，一切全都为着“它们”，几乎所有在语词上是指向“自己”的剖析，其实也都是因“它们”而起。鲁迅已经年过半百，却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角度认真地打量过生活。“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

他有这样的轻重取舍，是不奇怪的，几乎从成年开始，他的心胸，就很快被种种来自“它们”的刺激，种种对于“轩辕”的关怀，塞得满满的了，他一辈子自荐于社会和天下，就在自以为退居于个人天地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被身外的意义之网笼罩住，不自觉地视这个退居为“不得已”。从这个角度看，他向社会奉献的哪里只是那些文章和思想，他分明是将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将那些从个人角度展开的对于人生的领略和品尝，统统交了出去！

因此，读到他此刻的这种感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以这感悟照亮的生活并不狭隘，它一直扩展到“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但和先前的自荐于“轩辕”不同，这生活的起点是在他的“屋子里”，是从“熟识的墙壁”一步一步延伸到“外面的进行着的夜”的，而不是像他以前常常理解的那样相反，以“轩辕”为自己寻获人生意义的起点，因此，他这感悟其实是重排了“生活”的内部结构，是要按一种新的先后顺序，重新体会人生，或者也可以说，是要给自己与“远方”的“有关”，垫进一块真正坚稳的“我”的基石。

就此而言，他终于领悟到了，自然令人庆幸，因为这意味着他终于可能由此体会他此前意识到确实存在的人世的大悲欢，开辟出一片新的生活天地，在他同时和以后，有太多的人活了一辈子，却压根儿就没有看到人生的这一层可能。但是，他直到现在才领悟到，是不是也太迟了？他是被虚无主义引入这样的领悟的，这引路者本身，就不会允许他从这个领悟中汲取生命的大欢乐。更何况现在还来了一个“衰老”，它以人心难以抗拒的力量，从另一面劫持鲁迅的领悟，要将它导入对以往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深刻的怀疑，和精神上的不自觉的收缩。周作人说他晚年“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对这一点正看得相当明白。比起十年前那口口声声谈论“虚妄”和“鬼气”的情形，鲁迅现在对“这样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的深度吧。他现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努力以新的方式肯定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肯定一切的里面，正埋着通向不可挽回的虚无主义的地道。

人生之路的尽头，自然是死了，鲁迅干脆就用它做了题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一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他用那样一种调侃的笔调，谈论穷人、有一点钱的人和富人对死亡的种种打算，时或仍有一点愤激，但嘲讽的意味更浓得多。他说自己就是“随便党”里的一个，对死亡向来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样轻松的语气，描述医生如何确诊了他的“就要灭亡”；他还开出那样一张遗嘱，几乎每一条都显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连带着也就能看破死亡，于是到最后，他又那样坦然地对自己“死下去”时的感觉，做种种设想和估计，仿佛他毫不顾忌读者的感受，只管自己对自己说话了。

一般来说，无论对谁，死亡总是一件容易引起恐怖的事，因此，人们总是回避它，或者想办法去改造它，穷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预修坟墓，就都是这改造的一法。

但是，鲁迅却以这篇《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仿佛对它很感兴趣。他似乎确实很感兴趣，这篇《死》刚发表，他去拜访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

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亘一直在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从自杀讲到幽灵，兴致勃勃，讲个不停。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看到他这样兴致勃勃地谈论死，我实在免不了要产生一种感觉，似乎他也并非将“死”看成一位恶客。

他这一生，走得那样艰难踉跄，越到晚年，越是紧张无趣，不但望不见将来的希望，眼前更尽是可厌的人事，甚至连自己历来的奋斗，也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价值：置身这种心境，再想到不远就要到来的“死”，他是不是会产生某种“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念头呢？

有年轻的朋友读了这篇《死》，对他说：“你也写得太悲哀了”，他却回答：“没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当预感到生命的终结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竟没有多大的恐惧，甚至连不安的情绪也不强烈，他的心境就是这样，也便只能这样写了。

不知道许广平读了这篇《死》，心中是怎样一种感受，恐怕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面对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这种简直可以说是对死亡的颇有兴致的谈论，更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生存欲望的薄弱了。鲁迅会写出这样的回忆散文，所有真心爱他的人，理解他的人，都不能不落泪了。

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还有更确实的迹象在。鲁迅一生以写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每当夜深人静、临桌而坐的时候，他就会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在这时候，文思就成了他的生命活力的最重要的表现，他的文字风格，也就成为他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最准确的注解。

1927年，鲁迅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在我看来，鲁迅的文思和文风当中，最能够显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种非常生动的幽默意味了。无论读他公开的文章，还是看他的私人通信，只要遇上那些幽默调侃的文字，我总忍不住要发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写这些文字时的狡黠的神情，甚至会一直联想到他在三味书屋里捉弄那取巧的同学时的调皮的样子。因此，他就是陷于再严重的困境，只要笔下还能流出幽默的文字，就说明他的心境大体还是从容的，社会的黑暗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至少在文字的世界里，他还能保持对卑琐和黑暗的居高临下的姿态。

可是，从1930年代初开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1934年以后，你简直难得再读到一封像他1929年3月15日致章廷谦那样的生动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种负担，他只顾匆匆地将要说的话写完、封掉、寄走，而无意继续从容地品尝与友朋笔谈的乐趣了。

接着是他的杂文，大约也从这时候起，逐渐失去了从前那样的调侃和幽默的意味，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像《“题未定”草·六》和《〈出关〉的“关”》那样仍能迸射出一线幽默闪光的篇章，是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文字，会使当时的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感到不安。无论是描述往事，还是针砭现实，也无论是稍长的散文，还是短小的杂文，作者的文气似乎都衰竭了，文字常常显得有一点干巴，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时时会显出生硬，甚至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有时候也会像缺乏润滑油似的，给人一种涩的感觉。

他的杂感越作越短，抄一段报刊上的文字，再发几句感慨，几句评论，就完了，原先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都难得再见到，好像鲁迅只有那么一口气，不够支撑他写长文章了。倘遇上较大的题目，像《“这也是生活”……》、《死》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必得要写得长一点，就每每会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

至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更是散漫杂乱，近乎一路随想，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而且确实是因为生病，无力将它写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还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

一个作家，在文章上显出了老相，是真的老了。

鲁迅逝世当日的书桌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挨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要握住自己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6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了。

在苦苦地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尽头是一个他先已布告过的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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