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女儿朝性侵犯“微笑”，是这位妈妈保护孩子的唯一方式 | 少年与恶的距离03

大家好，我是陈拙。

2022年4月，某晚凌晨1点，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有一宗棘手案件需要检察官提前介入。

主办民警介绍说这是一宗强奸案，17岁的少女指控一个50岁的男人将其带到偏僻处实施强奸。

但男人却轻蔑地称女孩就是一个卖淫女，她就是想多要点钱。

要命的是，女孩根本说不清被强奸的地点和事情经过，导致民警无法展开侦查。

“连强奸地点都不说，到底谁在说谎还不一定吧？”我听完心里就有些疑虑。

民警告诉我：“郭检，你看到这个女孩就知道了！”

难道这女孩脸上写着字？还我一看就知道。我一边吐槽，一边强忍着睡意驱车赶往未成年人一站式保护中心。

这个中心是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合作建立的，就建在区人民医院四楼，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可以方便地在这里接受询问、检查身体和做心理疏导。

凌晨的询问室里面灯火通明。我一眼就看到那个少女，因为她实在有点显眼——

她就像是一个”巨大版的芭比娃娃”。

她很高大，目测165厘米左右，粉红色的公主裙裹着圆滚滚的身子，头上扎着高高的两根小辫，小辫末梢戴着粉色的卡通饰品。

我明显感觉不太对。仔细一打量，才发现她圆嘟嘟的脸上两只眼球微凸，两眼间的距离似乎有点近。

警官正在做笔录，反复询问女孩被那个男的带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

少女有些口齿不清，有时候一句话得问好几遍，吴警官得微微侧身很仔细地听才能听清女孩说了什么。

少女边讲边动来动去，一副坐不住的样子。

“忘啦！我要回家！”她烦躁地站起来，被妈妈拉着又坐下。

“不嘛、不嘛。”少女抱着妈妈的手臂撒娇，把身子扭成麻花。

妈妈抱歉地看着我们，又气又无可奈何。

我急忙拿了一个芭比娃娃递到少女面前，“小朋友，喜欢这个娃娃吗？” 我挑了个粉红公主裙的芭比娃娃。

少女眼睛一亮，惊叹道：“哇，美人鱼公主！”

“你抱着美人鱼公主再玩一会，警察叔叔问完再走好不好？” 我笑着问她。

她点点头，开心地抚摸着芭比娃娃，已经顾不得和我说话。

我跟警官建议：“不如让妈妈来问试试。”

妈妈扯扯女儿的手，让女儿别看娃娃，看着妈妈：“宝宝，你跟妈妈说说，那个男的带你去的地方是房间里面还是外面了？”

“嗯，里面吧。”

“是房间里面吗？有没有门？”

“不是，没有门。”

“那里有灯吗？比较亮还是暗？”

“不知道有没有灯……暗吧。”

看来案发地点是一个在建筑物里面但没有门、有点暗的地方。

我跟警官对视一眼，原来得这么问啊。

在这位母亲的协助下，我们明白了，这个少女在性侵嫌疑人手里没有挨打，但是脖子被掐过。我还小声提示少女妈妈，再问得细一点。

于是少女妈妈问：“他还做了什么吗？亲你了吗？”

“嗯，亲这里。”少女指指嘴巴。

妈妈的手抖了一下，另一只手无意识地紧紧掐住自己的大腿。

我再次小声提示“问脱裤子了没。”

妈妈看我一眼，咬咬嘴唇，鼓起勇气依言问道：

“他脱你裤子了吗？然后呢？”

“有圆圆的东西……戳这里”，女孩看着妈妈的神情，有点怯怯地指指尿尿的地方。

妈妈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她迅速背过身去用手捂住嘴，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女孩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也惶惑起来，小心地扯扯妈妈衣袖。

我安抚地摸摸女孩的头，对妈妈说：“你放心，我们会帮你的。”

当时的我很困，但心里止不住纳闷：17岁的身体，7岁的行为举止，这女孩怕是有病吧。

我搞不清楚眼前这位少女内心在想什么，遭遇这样的事，却还能抱着一个布娃娃开心地笑着。

这位妈妈叫何莉，她告诉我们：“小蕾（她女儿）确实有病，她是智力残疾人。”

小蕾从小发育就比同龄人晚，别的孩子1岁就可以到处走了，小蕾2岁还走不稳路。

后来小蕾的智商干脆永远停留在了六、七岁，去医院做过韦氏智力测试，普通人100分左右，但小蕾只得了50分。

她是智力缺陷的孩子，所以无法完整表述被性侵的经过，甚至说不清时间和地点。

也许，那个男人正是看出了这点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带走了小蕾。

据何莉的口供称，案发当天她和女儿都住在酒店里，早上，她让小蕾先下楼，等着她开车出来一起去学校。

但当何莉开着车到了酒店门口，却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

找了十分钟左右，她看见小蕾从酒店边的巷子里跑出来，连忙迎上去。

何莉问女儿去哪了、发生了什么，小蕾都没有回答，身上也没有什么伤口之类的异常。何莉只能赶忙把女儿送去学校。但当天晚上回到家，小蕾突然告诉妈妈，今天有个坏人摸了她。

当时她已经给小蕾洗过澡，穿过的衣服也塞进了洗衣机。她很清楚，最重要的证据已经被毁灭了，除了她，很难有别人相信女儿的话。

她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早上给女儿准备了牛奶，女儿却不要，要水喝，喝了水之后还反复漱口。

何莉说，是不是因为“他”亲了小蕾，她觉得恶心？

这种显然称不上是证据。幸好小蕾还记得，她是在电梯里遇见陌生男子的。根据监控，警方很快找到了嫌疑人朱昆。

在指认环节，小蕾对朱昆照片表现出明显害怕，最后确定地说，就是他掐了自己。

一看到朱昆的资料，我就皱紧了眉。

这个朱昆有前科，曽因犯抢劫罪和绑架罪坐了10多年牢，五年前刚从监狱服刑出来。

果然，面对警方的询问，朱昆显得十分熟练。

他先是矢口否认自己亲近过小蕾；警方拿出了电梯里他亲吻小蕾的监控截图，他又反咬一口，说他把小蕾当成了朋友介绍的卖淫女，还说小蕾曾说喜欢他，问他要钱。

警察指着小蕾在酒店走廊蹦跳的视频问朱昆：“你看清楚，这样的女孩你说她是卖淫女？谁会相信？”

朱昆涨红了脸：“谁规定这样的人就不能卖淫了？”

为了圆自己的谎言，朱昆下意识地承认了他看得出小蕾不是正常人。

警方问他哪个朋友介绍说小蕾卖淫？名字、电话？朱昆又低着头装死不说话了。

警方接着问朱昆，从电梯出来后，你把她带去了哪里？

朱昆立刻否认：“没去哪儿，我跟她分开走了。”

不管怎么问，这个最关键的节点，他始终不松口。

电梯外没有监控，小蕾只知道朱昆把她带到了“一个有点暗的地方”，但没法指出具体的路，警方也找不到案发现场。

仅凭一个智障女孩的指认和电梯监控拍到的一个吻，我甚至无法起诉朱昆。

案件走进了死胡同。我们想来想去，还是只能靠小蕾去找找现场。万一有线索，这个案子才有可能办下去。

但第二天一早，看守所传来了一个噩耗：朱昆有艾滋病！

朱昆在被送往看守所关押之前例行检查身体，被查出有艾滋病，并且是陈旧病例。

也就是说，这个混蛋在明知自己有艾滋病的情况下，还故意去强奸一个智障少女。

我们紧急通知何莉带孩子来医院。

给小蕾抽血检验的时候，小蕾怕疼怎么都不肯配合，何莉耐着性子哄了很久，终于崩溃了，抓着警察大哭着问：“他在哪里？我要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

等待化验结果的时候，母女俩人独自坐在医院的椅子上，何莉搂着女儿，泪痕未干。而小蕾还在笑呵呵地抱着妈妈。

这难免让人替这位妈妈感受到一种“痛苦”，报案时抱着布娃娃的她在笑，检测有没艾滋病的时候她也还在笑，她那么多次经历危机，却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会对你笑。

我们检察官只是这对少女身边的一个“过客”，而何莉作为妈妈却要一辈子陪着她，独自承受这一切。

我突然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竟然至今没有见到过小蕾的其他家人。在何莉提起的只言片语里，她也是一个人接送小蕾、一个人带小蕾住酒店的。

何莉对此并没有多说，只是告诉我别等了，接下来不会有其它人过来的。

医院终于给出了结果：小蕾第一次血液检查没有检出艾滋病毒。

但此时已经超出了阻断艾滋病毒的黄金24小时。

好在何莉及时报案，没有超过72小时，艾滋病毒还没有扩散到全身，就还有希望阻断它。

医生的话暂时让何莉冷静下来，她抱着小蕾默默流泪，却无法开口对孩子解释她即将面临的危险。

因为小蕾刚服用阻断药可能出现头晕等副作用，且不宜剧烈运动，我们本来不好再提去寻找案发现场的事，但何莉主动提了。

这个妈妈借了一把医院的轮椅，一路推着自己女儿再次来到酒店电梯。

她说小蕾本来记忆力就不好，再过两天，恐怕更没希望找到案发现场。

我们推着小蕾一路走一路辨认，专找各个角落，因为小蕾形容过是一个有点暗的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小蕾都摇头。

最后，筋疲力尽的我们都认为以小蕾的认知能力，她可能真的不记得案发现场了。

但何莉没有放弃，她翻译着女儿模糊不清的话语，按照女儿断断续续的指认辨认着方位。

走遍酒店这栋楼的每一层角落后，何莉又带着我们爬上隔壁那栋楼。

她说女儿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是在哪栋楼玩耍，所以案发现场的楼栋也许也会搞混。

这栋楼是没有电梯的老房子，长长的走廊里面光线有些昏暗。我们把轮椅搬上楼，小蕾坐在轮椅上不安地动来动去。

妈妈紧紧牵着小蕾的手安抚说：“不怕不怕，警察叔叔和检察官阿姨都在这里呢，警察叔叔把坏人抓走。”

当转过三楼拐角处时，小蕾开始尖叫，她的身体蜷成一团瑟瑟发抖。她紧紧地拉住她妈妈的手臂，手指甲掐住的地方渗出红色的血丝。

但何莉仿佛一点都没感觉到痛，她轻轻抚着女儿的背，温柔地问她还记得那个坏人做了什么吗。

小蕾颤抖着手指着地面，说：“有水在地上……白白的……”

我和吴警官对视一眼，立即招呼着负责技术的民警开始提取周边可疑物体和痕迹。

很快检验结果出来了：案发现场提取到朱昆的精液。

我们决定逮捕朱昆。对方也因此恨上了我，他连续两个月每周写一封信给我们检察长，喊冤叫屈，坚称他没有强奸小蕾，顺便告我。

他告我不给他治艾滋病。

我第一次知道检察官还能管给人治艾滋病。他被关押在看守所，自然有看守所驻所医生负责诊治。

这种明显不合理的投诉没有起到作用。

朱昆还天天在看守所说检察官坏话，号称自己坐过十年牢，懂行，怂恿狱友一起申诉。还真有三个犯罪嫌疑人写申诉信要告我，结果其中一个反而被多判了几个月，这才打破了朱昆的“神话”。

但朱昆见到我却是另一幅面孔，他说：“郭检察官，我知道你是个公正严明的好检察官，同监仓的人整天说你坏话，我都跟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说郭检察官。”

我很无语。

朱昆讨好我的目的很明显，想让我帮他“翻案”，对他取保候审。他还说外面有一大帮病友托他买治疗艾滋病的药，如果他不能出去，那些病友就没有药吃了。

我说我帮你查过了，治疗艾滋病的药第三人民医院就可以开，还可以网购。你哪个病友买不到药可以让他打电话给我。

朱昆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郭检察官，你是不是歧视我们艾滋病？！”

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错了，我不歧视艾滋病人——但我看不起明知自己有艾滋病，还去强奸弱智少女的人！”

“好了，你可以去投诉我了。”

朱昆的脸色一下就变了，他阴沉沉地看着我说：“这么说，你是不相信我？”

“我只相信证据。”

“郭检察官，我的艾滋病友们都知道你家住在哪儿！”

我逼视着朱昆，斩钉截铁地回复道：“你这是威胁我？我告诉你没用！”

实际上，我心里已经慌了。艾滋病！知道我家住哪儿！他想干什么？！

我瞬间就想到我那幼小娇嫩的孩子被他病友跟踪伤害的可能。

我面上一点惧色不露，给朱昆做完笔录后，直奔领导办公室，劈头就问：“领导，有个艾滋病犯罪嫌疑人威胁说要搞我，单位可以保护我吗？”

领导嗤笑一声说：“上个月有个犯罪嫌疑人还威胁说要搞死我全家呢，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更加无语了。

其实，我知道单位也没有什么办法，如果真发现被人跟踪报复，大概也就报警处理吧。

我去买了个保险，就是那种父母死了，可以赔几十万给孩子的那种保险。

万一真出了事，我的孩子能靠着这些赔偿金顺利长大。

不管朱昆讨好也好，威胁也罢，我们还是以强奸罪起诉到法院，朱昆站在了被告席上。

朱昆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他坚持自己没有强奸小蕾。

我展示案发现场照片，质问道：“朱昆，你有没有到过案发现场？”

朱昆否认。

“那你的精液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

朱昆不说话。

“既然你没有强奸小蕾，怎么会射精？”我紧接着追问。

朱昆张口结舌，掉进了自己的谎言里。

朱昆慌了，他说：“我承认带她去过那里，但是我没有跟她发生性关系，我根本没有插进去！”

“为什么没有插进去？”

“因为……因为我是阳痿啊！”朱昆在众多女性工作人员面前哭丧着脸，无奈承认自己不行。

其实我们早跟小蕾反复核实过，朱昆确实没有强奸成功，在还没有成功插入的时候，就射精了。

之所以装作不知道，就是逼他自己说出这个细节。

感谢阳痿，这样小蕾阻断艾滋病传染的成功率就更高了！

朱昆花了大价钱聘请的律师出场了，他说：“审判长，虽然朱昆有亲吻被害人以及用阴茎磨蹭被害人的阴部并射精——”

“但是，被害人是自愿的，被害人已经17岁了，对于14岁以上的被害人自愿的行为，朱昆不构成犯罪！”

审判长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被害人是自愿的？”

“请看电梯里的监控录像，朱昆亲吻被害人的时候，被害人用双手抱住朱昆，并没有反抗！”

“再看停车场这段监控录像，朱昆和被害人手挽着手走在路上，有说有笑！”

朱昆的律师凭借这两段监控录像，力证小蕾是自愿跟朱昆发生亲密行为的。

我不信小蕾是自愿的，但我无法解释为什么监控录像中的那一幕——

小蕾抱着朱昆，两人还有说有笑。

难道这样灿烂的笑容，不是只有对着她妈妈和我们时才会有的吗？

法庭审理被中止。

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恐怕不好推翻“小蕾是自愿跟朱昆亲密”这个观点。根据“证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朱昆就有可能脱罪。

要解开这个谜底，钥匙只能在小蕾身上。

小蕾是什么样的人，她的生活状态如何，性情如何，她为什么在朱昆亲吻的时候没有抗拒，她不害怕朱昆吗？

我们先找到小蕾的班主任李老师。

李老师告诉我们：小蕾能说话，会跑动，智力和自理能力在特殊学校里不算差的，因为学校里还有情况更加严重的同学。

李老师还说，小蕾比较开朗，很热心，与同学相处很好。

我问她：“李老师，小蕾说那天早上到学校之后，她跟你说过她被性侵了，你叫她用电话手表报警是吗？”

“啊？没有啊，她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那天早上她上学迟到了，我没有来得及收她的电话手表，上了几节课之后，她才把电话手表交给我统一保管的。”老师解释道。

她还说在这样的特殊学校，孩子迟到是很特殊的事儿，也不会因为这个关注孩子。

我接着问她，小蕾会不会说谎？

“她有时候会说谎。”

朱昆的律师在法庭上就曾攻击小蕾在说谎，班主任老师的话正好印证了这点。

我再次找到了何莉母女。

第三次见到小蕾，是约在未成年人一站式保护中心的心理咨询室。我们之前委托了心理咨询师给小蕾做心理疏导，所以心理咨询师和小蕾比较熟悉，方便问话。

小蕾一进门，我只感觉一道亮光炫过。湖蓝色的公主裙，泡泡袖，蕾丝裙摆上缀着晶莹的珍珠，梳理整齐的头发上戴着水钻皇冠，脚上穿着亮闪闪的水晶鞋。

我第一次在生活中而不是在舞台上，见到鞋面上全是亮晶晶水钻的鞋子，连鞋袢都是由珍珠编织而成。

这套blingbling的装扮如果是几岁的小女孩穿起来肯定可爱极了，但对于17岁的小蕾来说还是有点怪。

或许看出我的讶异，何莉摊开手做出个无奈的表情，抱怨说：“她知道要来见抓坏人的检察官阿姨，一大早就起来挑选衣服。”

我想起了去年办的一个智障女孩被强奸案。

那个案件的受害者年仅14岁，被邻居老头强奸了。我辗转打通她父母的电话，对方也是说不管。我记得那个女孩身上的衣服是旧旧灰灰的，脸色是蜡黄的，住的房间也是低矮灰暗的。

比起留在记忆中的灰色身影，我更喜欢这个全身blingbling闪闪发光的小蕾。

无论孩子在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只要父母用心，她就还有希望。

我夸小蕾说：“小公主今天真漂亮！”

小蕾灿然一笑，眼睛弯弯的像两个小月亮。

我才发现，小蕾的眼睛黑白分明，十分清澈，笑起来的时候特别惹人怜爱。原来她的笑，也会让人有除了疑惑与担忧之外的感受。

而在后来的谈话中，何莉一口否定性侵嫌疑人的说法——“我女儿不会说谎！”

“因为这十多年来，我每天都跟她待在一起，除了在学校的时间，我跟她几乎形影不离。我太了解她了！”

何莉跟我们讲述了自己和女儿跨越十七年的故事：

她想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女儿不会说谎，又为什么，女儿会对着一个性侵自己的人露出笑容。

小蕾的一言一行、每个反应，可以说都是妈妈教的。

因为这个妈妈太孤单了，她一直在寻找方法，哪怕有天自己不在了，也不影响女儿继续生存的方法。

确诊女儿智商那天，何莉拒绝相信这个结果，“我不敢想象我那粉粉糯糯的女儿以后会长成街上那种脏兮兮的疯子、傻子”。

但家里其他人崩溃了，她丈夫夜里就起来，在阳台边抽烟边掉眼泪。丈夫抑郁了。

“婆婆骂我扫把星，小蕾这样肯定是我的原因，要么是遗传我那边的基因，要么因为我是高龄产妇。”

其实，在小蕾出生前，家里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比何莉更期待孩子的到来。

当时何莉36岁，是一家水果外贸公司的采购经理，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经常全国各地出差，有时候还要去国外拜访客户，待在家的时间都很少。

对于要不要生孩子，她还没有想得很明白。

父母催得很紧，说她过了年龄一定会后悔，婆婆打包票说生下孩子后她仍然可以放心工作，一切有老人带；她自己也担心，是不是不应该错失这个机会。

但有了小蕾之后，她迎来无休止的指责——要么是遗传她那边的基因，要么因为她是高龄产妇。

很长一段时间里，何莉觉得是自己害了小蕾，甚至想到了死。

“我想死又不敢死，如果我死了我女儿指不定遭受怎样非人虐待。毕竟，我老公不止一个孩子，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健康的孙子。”

她选择离开了上一家有机会成为合伙人的公司，注册好会计师证，自己接了一些会计业务和商业翻译在家里做。

“我的想法很简单，假如有一天他爸爸厌倦了这种生活，想要离开，那么我必须保证自己有能力负担自己和小蕾两个人的生活。”

她后来和丈夫生活的每一天，都在为将来独自抚养小蕾做准备。她甚至还会考虑自己老去了那天，小蕾该要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继续生活。

从幼儿园开始，何莉在家带着女儿做康复训练。周一到周五，上午上幼儿园，下午在一个儿童康复机构，课程排得满满的。

这样三年下来，小蕾才勉强能够说语句、能够走路不摔跤了。

小蕾上小学时，何莉最开始没打算陪读，但没多久就有家长抱怨，小蕾上课时总是不自觉在教室吼几声，有时还绕着教室跑个几圈，同学们都去看小蕾了，没法听课。

班主任在家长会上问：“如果这个孩子是你们的孩子，你们怎么办？”

家长们没有话答，小蕾就这样留了下来。但何莉也不愿让小蕾再连累老师、同学，于是开始了陪读生涯。

她一进教室，就发现小蕾的处境非常危险。怪异的小蕾是班级里大家眼中的傻子，坐在最后一排，没有人跟她说话。

课间操时，同学们一边学她怪异的动作，一边笑，旁观的同学也一起哄笑。他们把这个当成好玩的事情。

何莉说，她第一次看见有男孩用朝小蕾扔石子的时候，几乎气疯了，捉住丢石子的男孩，狠狠地威胁他：“你再敢向我女儿丢石头，我就用这颗石头砸破你的头！”

但很快她就发现，这么做治标不治本。就算没有明面上的暴力，小蕾也能感觉出别人是在嘲笑她，情绪日益低落。曾经总是冲着妈妈傻笑的小蕾不见了。

何莉换了个策略，开始带着小蕾玩。

四十多岁，何莉弯下腰和小蕾的同学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她当老母鸡，把小蕾揪在身边，这样小蕾既参与了游戏，又不会妨碍同学。

有个妈妈当老母鸡太有意思了，一年级的孩子玩得非常投入。

然后是“老鼠偷油”、“老狼老狼几点钟”，何莉成了孩子王，小蕾也就是孩子王的“亲信”。

另一边，她主动帮助其他孩子的家长。

有孩子哭着不肯上学，何莉来哄着那个孩子跟小蕾一起进去班级。有同学课间玩耍时摔断了手，家长在上班一时赶不到学校，何莉开车把他带到医院拍片……

家长们都很感激何莉，教自己的孩子要善待小蕾。

慢慢地，班上的同学都默认小蕾是需要他们帮助的孩子。连最调皮的那几个男孩也不会拿小蕾开玩笑，有其他班同学欺负小蕾，男孩们还会以保护者自居。

班级分组活动时，善良的女同学会主动邀请小蕾加入，小蕾不再是令人嫌弃的那一个。她甚至也有了要好的同学。

到了初中，小蕾转学到特殊学校，成了班上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老师经常请小蕾帮忙管理同学。

特殊学校有自理能力很差的同学，小蕾会带她们去洗干净弄脏的手，帮不会讲话的同学转达他们的需求，虽然她自己都说得颠三倒四。

何莉教了小蕾一个秘诀：如果不知道说什么，就对别人笑脸相迎，一个爱笑的孩子总没那么令人讨厌。

但我们都没想到，这个笑容有一天成了强奸犯手中的把柄。

我有些尴尬地告诉她，证据确实出现了冲突，而且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小蕾对朱昆如此亲密？

何莉十分震惊地看着我，接着流泪了。

她说自己不知道，原来不应该把小蕾教成这样。

小蕾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当时在电梯里，朱昆掐住了她的脖子，伸头亲吻她的脸颊。小蕾试着推开他，双手放在他的腰上。

她明明拒绝了，可是朱昆好像没事人一样，又跟小蕾说，他不认识路，问小蕾能不能帮忙带路。

就像平时帮助同学一样，小蕾欣然同意，笑着拉着他走出了停车场。

直到到了三楼的那个拐角，朱昆把手伸进小蕾的衣服里时，小蕾突然开始激烈反抗。

她记得，妈妈隔一段时间就会跟她强调：摸你胸部、屁股的都是坏蛋。她记得！

小蕾用手环抱住自己的胸部，躲避着朱昆的手，但她不敢呼救，“如果我敢叫一句，就恐怖，必死无疑，他有可能拿刀，一直顶着我的后腰”。

朱昆威胁说：“如果你不按我的要求去做，我不仅会杀死你，我还会杀死你的父母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小蕾被吓到了，她听从了朱昆的命令。任由朱昆把舌头伸进自己的嘴，任由朱昆脱掉自己的裤子……

说到这里时，小蕾又很得意。

她说她趁朱昆转过身把白白的液体弄到地上时，她撒腿就跑，坏人都没追上她。

我问她你为什么没有告诉妈妈，到了学校之后又没有告诉老师呢？

小蕾说她没想过告诉妈妈，到了学校之后本来想着告诉班主任老师的，但是“怕那个男的报复，杀人灭口，也没敢跟老师说。”

我们大人都感觉不可思议，朱昆那句“要杀你全家和你的老师、同学”的威胁明显是不现实的，但却成功让小蕾噤若寒蝉。

但想到小蕾的智力水平，又觉得可以理解。

小蕾说：“交警和保安就在我旁边经过，我也不敢求救。”

这个智力残疾的孩子为了家人的安全，为了不连累老师和同学，竟然怀着巨大的恐惧独自保守这个秘密。

小蕾还记得妈妈说的，遇到坏人可以打110报警。

接警记录显示：当天早上，她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电话，但是没有讲话就挂掉了。接警人员再拨回来时无人接听。

那个时候，小蕾已经开始上课了，之后又把电话手表交给老师保管。再之后，她已经忘记自己打过110。

直到晚上回到家，大概是觉得终于安全了，才告诉了妈妈。

小蕾心里曾经想过要告诉老师，但是后来怕坏人杀掉老师灭口，所以放弃了。

但在她的小脑袋瓜里，这些复杂的想法和思绪搅成了一团浆糊，她一时不能清楚区分想法和做法，所以才会跟警察说她告诉了老师。

她确实没有故意说谎。

我把厚厚的一叠调查报告交到法院，准备第二次开庭。

2022年年底，那阵子正是全国一片“阳过”的时候。我和法官先病倒，看守所里的朱昆则是最后一批病倒的，裹着棉被接入了法庭视频。

结果刚问了几句，朱昆就说想上厕所，没几分钟，法警就说朱昆拉血晕倒了。

说实话，我当时想着，他也得了这么多年艾滋病，新冠病毒会不会对他更残忍一些呢？

但十天后，第三次庭审还是如期开庭。

遭受双重病毒攻击的朱昆看起来有点焉，但并不妨碍他喊冤。

我向法官出示了老师同学的口供，证实小蕾虽然是一个智障女孩，但习惯性面带微笑、助人为乐，她的表情和配合并不能说明什么。

朱昆和律师一口咬定，小蕾是自愿跟他亲密的，因为小蕾喜欢他，还表示可以考虑跟小蕾结婚。

旁边的何莉突然“噌”地站起身，指着朱昆和律师大骂：“你们还有没有人性？！我女儿都不认识你，你却说她喜欢你？你50岁，她17岁，你这么说她你还有良心吗？……”

何莉作为一个高知女性，对于骂人明显业务不熟。还没骂两句，倒把自己先气哭了。

朱昆眼睛都不带眨地继续叫嚣，说法官不能仅凭一个智障的话就定他的罪。

我拿出一份刚收到的司法鉴定书，当庭宣读：“……经司法鉴定，被害人不具有性防卫能力。”

朱昆还有点懵，律师已经脸色大变。

这份司法鉴定是我们委托权威精神病鉴定中心出具的。这份鉴定证实，小蕾有智力缺陷，对“性”缺乏认识，因此“不具有性防卫能力”。

而对于一个“不具有性防卫能力”的人，即使她没有反抗，甚至她是“自愿的”，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人仍然构成强奸罪。

朱昆他们大概以为，小蕾会反抗、会逃跑，是有性防卫意识的，可是其实，当医生问小蕾“强奸”的确切含义时，她只知道回答强奸是“强制你做不喜欢做的事情”，认为强制做家务“也算”强奸。

她真的什么都不懂，她反抗，只是因为妈妈说不让。是因为妈妈的爱像护身符一样，在保护着她，时时刻刻。

最后，朱昆被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据悉，朱昆在监狱里愤愤不平，觉得有强奸成功的狱友才判三、四年而已，自己没有强奸成功却被判了五年这么久。

他完全不提自己带着艾滋病去强奸，也不提强奸的对象是弱智未成年人。

有狱友爆料，朱昆经常念叨：“都是检察官整我，等我出去非弄死她不可。”

检察官职业就是招人“恨”的职业，朱昆不是第一个威胁要弄死检察官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幸运的是，小蕾经过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和第六个月的检查，艾滋病毒都是阴性，阻断治疗成功了。

在最近一次通话中，何莉告诉我，小蕾已经在工作了。

她先在社区残疾人服务中心接受职业培训，然后被推荐到一家工艺品公司制作仿真花。

小蕾本身爱干净爱漂亮，很喜欢这份生产美丽的工作，她黏花片的手艺也越来越熟练。

唯一需要叮嘱她的是必须按照工厂给的样品来制作花束，不能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瞎搭配。

偶尔，小蕾也会发挥创意，制作一束五颜六色、亮晶晶的仿真花送给妈妈。

何莉觉得也挺好看的，插在花瓶里放在客厅。每当有客人来，必得邀请客人观赏一番。

何莉反复强调，小蕾不是在别人的特殊照顾下有了工作，这是她凭自己的本事争取到的。

很多智力残疾人在参加工作、社会化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人际交往。但小蕾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她对谁都笑嘻嘻的，即便吐词不清，也喜欢一边工作一边啰哩啰嗦地跟工友聊天。

电话的最后，聊到小蕾为什么笑的时候，我怕她自责，安慰她不是小蕾的错，是嫌疑人的错。

我们本该努力营造出可以让人释放善意的社会，这也是我作为检察官，工作的意义之一。

我希望这个妈妈比起担心坏人会利用这善意伤害小蕾，能够更愿意相信，我们会赶走坏人，我们会保护小蕾的笑容。

电话那头，我只能听出她停顿了一下。

然后她说：“我不后悔教会我的孩子对别人露出笑容。”

上个月，有个朋友给我讲了个故事，故事从七八年前，她在回上海的火车上遇到一对父子开始。

她和这对父子闲聊，偶然得知他们是来上海看病的，小孩生了很严重的病，他们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问他们去哪里看、住哪里，不知道。

回家后她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叮嘱她能帮就帮，于是她帮他们找了房子，甚至借了他们一点钱。

就在一个月前，她母亲突发疾病，进了ICU，医生让她做好心理准备。

她无法去做这个心理准备。但就在某天夜里，这对被她遗忘很久的父子，突然给她转了一小笔钱。

他们说，“希望恩人平安”。

那一瞬间，她突然感觉到母亲在她身边，并且将永远在。

看到何莉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朋友的母亲。

他们如此爱孩子，却又必须接受，终有一天，孩子将面对没有他们是世界。

所以有人会为孩子努力存钱、催婚、买房，而何莉和朋友的母亲，选择了储存一份善意。

我想，那是更不会贬值的东西。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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