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中国经济，为什么外资外企不可或缺？

衡量一种经济成分，或者某个产业、某个经济区域在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不可单纯根据产值总量，而是应该依据它们在整个经济运行中，价值链地位、生产链地位来衡量。

就比如说，珠三角或者沪苏杭分别不过占我国GDP的10%左右而已，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城市，关键设备、零部件、软件、金融、外贸都要断供，中国经济其实很大程度上就瘫痪了。

它们实质承担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发动机或枢纽的作用。如果把长三角、珠三角同时剔除，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就要打80%以上的折扣，想一想还有什么企业和产业可以到国际上与先进水平比一比呢？

外企也是如此，虽然外企在GDP占比不足10%，但是贡献了22.5%的工业产值，28.3%的工业利润，16%的税收，38.7%的外贸，20.7%的研发投入。据估算，外企对GDP实际贡献率在20%-34%之间，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外企贡献率更大。

比如，在沪外资企业数量7万家，贡献了上海市约四分之一的GDP、约三分之一的税收、二分之一以上的规上工业总产值、近三分之二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在江苏的外资企业达21万家，每年贡献了约25%的税收，35%的就业，60%的外贸额（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全省的70%以上）。

所以，外企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可有可无的补充，它与国企、民企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拉动力在很多时候甚至是不输于国企或民企的，也是构成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从价值链和供应链角度来讲，外企都处于价值链的上层，以及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因此，如果外企撤资，对中国的经济繁荣影响将是全局性的，是中国目前阶段无法承受的损失。

我们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外商企业百强榜”为例，上榜企业有鸿海精密、大众、博世、宝马、三星、丰田、英特尔等等，这些企业有几个特点：

第一，都是全球价值链层级最高的企业投资的分公司，主导整个产业供应链；

第二，规模大，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达到7.6万亿，平均每家企业营收760亿，超过2022年度民企500强企业平均营收（750亿）；

第三，集中在科技和管理含量最高的行业，包括汽车（16家）、软件/半导体/电子元件（13家）消费品（12家）、生物医药（12家）、消费3C（8家）和金融财务（6家）等。

这些企业在华投资经营，对中国的意义是巨大的。

首先是，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现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抗西方的经济科技霸凌行为，最重要依托就是中国的供应链优势，使得西方不敢对中国采取过火行为。

而中国在全球四大产业——汽车、电子、通讯、纺织中的供应链中心地位，其中前三个都是因为外企在华投资而形成的。

比如，苹果以及过去的三星把中国作为最重要手机生产基地，由此中国获取了手机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东莞、苏州一带发达的手机供应链产业，都是围绕这两个企业产生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汽车供应链特别地位，也是依托上汽大众、华晨宝马、广汽丰田、广汽本田等全球汽车巨头在华分公司发展起来的。

其次表现在，中国新兴的产业和企业，相当大程度上是依托外企的技术外溢作用，以及构筑的完善供应链基础上产生的。

外企技术溢出对投资所在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是经济学研究的共识。比如，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原动力系美企技术外溢，东南亚和四小龙腾飞系美日企业技术外溢，中国沿海工业化起步，则得益于美日及“四小龙”技术外溢，对于这个话题，江小涓等学者都有研究。

其实改革开放史、中国产业壮大史，就是不断从外商投资企业中学习，然后慢慢建立本土产业的历史。比如日本、韩国在北京、珠三角家电生产线的投资，催生了牡丹、康佳、TCL等家电行业企业，进一步带动了美的、格力等家电巨头的产生。我国广汽、北汽、上汽等本土汽车品牌，也是依赖日德美汽车行业技术外溢产生的。

并且，外商企业在华构筑的完善供应链，大大降低了我国本土企业品牌的创新、创业成本，加快了发展效率。比如，全世界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最大的10个品牌，中国品牌占了6个，英法品牌甚至淡出前20，这跟全球汽车供应链重心逐渐转移到中国有关。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甚至只要有创意就可以创业，生产端完全可以由本土发达供应链代工，而英法车企现在则需要克服种种贸易、技术和交流问题，到中国或德国采购组装，难度远远大于我国车企。

我们可以推测任由这些外企撤资，大幅向东南亚和印度等新兴地区转移的后果：中国供应链中心将会拱手让人，西方更会变本加厉制裁封锁中国；中国企业也失去技术和管理来源，在封闭环境下，技术和管理逐渐僵化；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供应链的依托，中国企业发展的成本大大加大，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也将严重削弱。

所以，逐渐剥离外资外企，不会增加经济安全，而是严重加剧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一个国家处于相互连接的经济体系中才是最安全的，才是最有利于进步的；国际资本和技术是紧密联系的，与外国资本脱钩，就是意味着与全球科技脱钩；一个国家依靠独立自主创新，可能会解决一些领域的关键核心问题，但是无法解决所有科技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外国的资本和技术。

扩大出口、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外资不可或缺

众所周知，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外企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也很有关键意义。

1998年以来，外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比例平均在45%左右，尤其是2003年-2010年间，达到60%左右。外企的净出口（贸易顺差）贡献率则更高，2011年达到85%，当年我国顺差额为1549亿美元，其中1305亿美元系由外企创造的。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2019年度出口百强企业名单，其中外企57家，而民企为30家、国企为13家。

尤其是在一些内地省份，由于本地民企不发达，在本地投资的外企成为参与全球化，进行外贸进出口的主力。比如河南省的出口额，70%以上是鸿海精密等企业创造的；在山西、云南、湖南、宁夏、青海等地，外企对出口贡献也达60%以上，尤其是青海超过90%，创全国纪录。

2022年，鸿海精密在中国大陆三家公司共创造了8450亿出口额，超越了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的25个省份，大约相当于中西部12个省份之和。所以，也不难想象外商撤离后，对中国出口外贸的影响。

基于外企的基础性贡献，中国从2010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截至去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超过120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空前提高。

外企的巨额贸易顺差还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仅仅2000年至2018年，累计创汇就达2万亿美元，如果从改革开放45年历史看，整体贡献则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使得中国常年稳居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位子。

因此，外企在华投资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也帮助中国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帮助中国更好与世界衔接，并且为中国提供了稳定金融和引进技术设备的必要资本，成功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三个关键密码之一。

除了我们日常讨论的非金融领域的FDI（外商直接投资）之外，外商金融资本（主要有QFLP、QFII）等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崛起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都知道，很多中国知名企业创业初始阶段，都得到了海外金融资本的投资，比如，娃哈哈、京东得到过香港百富勤集团的投资，腾讯曾经得到南非报业集团（Naspers）MIH控股的投资，阿里巴巴得到过日本软银的投资。

在2008年以前，中国创业市场上的风险或私募投资主要来源于国外，由于当时国内观念尚为落后，海外投资以超前意识注资新创企业，并不断提高其估值，对于这些企业的发展成长起了非常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海外风投基金，中国很多世界级企业在初生阶段就要夭折。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代末国外风投、私募进入中国，累计有数万亿人民币资金进入中国产业投资。这些海外基金，既为很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也促使国内增加对新技术和新企业的关注度，还让中国企业以高起点对接国外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

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活跃科创市场，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企业第二大来源国，与外国金融资本的撬动和发酵不无关系。

不过这种情况在2021年以来出现很大逆转，尤其是去年，外币投资额从2021年的1836亿锐减至1003亿，今年上1-5月外币基金投融资总额再比去年同期缩水40%以上，仅剩275亿，降落至8年前水平（清科集团2022年度研究报告，2023年1-5月份研究报告）。中国科创市场与海外脱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进而严重影响中国新兴科技领域企业的全球估值和影响力，这种情况是值得关注的。

还有人或许要说，过去我国一穷二白，需要外资外企过来帮助建设，现在发达了，就不需要外资外企了。这种认识也暴露了对国际经济的认知盲区，并不是只有穷国才需要外资，反而越是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越多。

其一，经济越发达，它与外部联系越紧密，这是因为这种经济体运转和进步所需要的技术门类就越细化、越繁多，导致对贸易和外资越依赖；

其二，经济越发达它所蕴含的商机也越多，外资也更愿意进来。

所以，一个国家吸收外资多，不是落后的象征，反而是全球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的象征，是这个国家经济未来充满增长性的象征。

我们从二战以后FDI流向波动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实质存在两种循环：一种是FDI不断涌进，经济不断发展的正向循环；一种是FDI萎缩，全球对这个经济体看衰的，进而经济增长动力走向衰竭的负向循环。

在这70多年里，美国是保持全球第一大FDI吸收国的年份最久的国家，也得益于此不断形成正向循环，保持经济的旺盛活力；中国、日本、英国、巴西等国经济涨落，也跟FDI增减有密切关系，而很多“失败的国家”则是保持长期的负向循环。所以说，稳住FDI，就是稳住外部对中国发展的信心，稳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最后从经济全球化现实情况看，二战结束后，全球产业资源越来越掌握在那些占据价值链最上游的跨国企业手中，比如，苹果、三星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手机供应链；宝马、大众、奔驰等汽车巨头主导了汽车供应链。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2021年全球的海外投资中，有93%以上是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大型跨国企业越来越掌握了全球供应链的统治权。

近几年西方一些政客，如特朗普主义者，为了捍卫所谓的国家利益，推动各个经济体之间脱钩。而这些跨国企业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脱钩断链将给他们带来严重损失。

因此，从外企最近几年的表现看，它们在用各种手段抵制政府的脱钩行为，继续加强与中国合作，比如马斯克曾经多次公开批评美国打压中国做法，不断为中国说好话；即便是涉及敏感核心技术的高通、英特尔等也都在不断推动解除对华出口禁令。可见，外企与中国政府在反脱钩和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具有相当程度一致性。

现在有些人仇视一切外来（主要是西方）事物，认为“洪洞县里无好人”，凡是外国的都是不可信的，都是我们的敌人。而其实，西方国内不是铁板一块，观点和利益差异较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与中国脱钩或作对。与跨国企业建立更紧密联系，对于孤立西方反华势力，弱化经济技术制裁政策执行效力，创造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科技秩序极为有利。

所以，重视外资、重视外企是中国经济复兴战略，乃至国际竞争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发展崛起与外资外企密不可分，未来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样也离不开外资外企。如果外资外企逐渐离开中国，将对中国是极大损伤，是中国不堪承受之重，同样，也是国际经济的不堪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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