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塞尔维亚人面对的欧洲是多面的——它既是精神思想的巅峰，又是道德伦理的深渊，既是文明美好的心跳，又是野蛮行径的温床，既是一种药，也是一种病。
塞尔维亚人在对欧洲精神的盲目崇拜、误解和反思中，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完成了自我塑造。对欧洲形象的反思和批判，正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这一过程对于同样被视为后起“他者”的我们亦有启发。
《克服欧洲》以塞尔维亚作家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考察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形象在塞尔维亚文化环境中的流动与变迁。在新书出版之际，活字文化特别邀请诗人、译者、《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青年作家、北外巴尔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柏琳，以及《克服欧洲》的译者彭裕超，从塞尔维亚与欧洲之间的“误解”谈起，进行一场圆桌会谈，来一次关于“理解与误解”的头脑风暴。
柏琳：今天是《克服欧洲》这本书的首发式。它的意义，不仅是一场沙龙活动，而且是一本书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机会。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误解是常理，理解是奇迹”。这个话题远超过一本书所要承载的意义，可以完全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洲际与洲际之间的问题。所以，《克服欧洲》只是一个很好的引擎，我们可以经由这本书延展到其他方面。
《克服欧洲》并不是一个小说，或者是写得非常具有诗意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它又是学术中比较鲜活、有意思的文本。它有一点跨界的意思，讨论了文化的交流，小说文本的细读，一些文化现场和文化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还有一些观念的交锋和呈现，所以《克服欧洲》是一本比较多元性、多样化的书。Getting over Europe 是这本书的英文译名。“Get over”这一英文词组有多种解释方法，最后由译者彭裕超老师选了“克服欧洲”来作为这本书的题目。“克服”是一个听着很带劲的词，就像克服一种疾病一样。但“Get over”还有放下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再纠结，不再把欧洲当成我们想象的他者。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究竟是一种克服的、对抗的情绪，还是放下、释怀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话题有了双重性的意味。接下来，我们进入关于《克服欧洲》的讨论。首先请译者彭裕超老师来谈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Zoran Milutinović），1962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博士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南斯拉夫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现任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和东欧研究院教授，欧洲科学院成员，主要从事斯拉夫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图片摄影：Tanjug
彭裕超：《克服欧洲》是佐兰·米卢蒂诺维奇深耕比较文学30年后的一本教科书式的呈现。这本书主要分析的对象是19世纪到20世纪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生平以及其作品，对象文本包括评论访谈、域外游记和文学作品等等。佐兰从这些文本中，寻找欧洲形象。简单来说，这本书讲的是知识分子们如何在作品里描述欧洲，欧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在他们的认知框架里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克服欧洲》是一部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著作，所以它符合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惯有的规律，即通过他者来反观自身。像一面镜子一样，塞尔维亚人在言说欧洲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如何去言说自己。因此，《克服欧洲》是通过梳理欧洲形象，来研究、谈论或者探寻塞尔维亚文化中自我建构的问题。自我建构的问题并非是某一人的自我认识，而是探寻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集体在一段时间之内的自我建构，从而反映出塞尔维亚文化底图。这一认知并非静止的，而是流动、变化的，有衍生和发展的历程。所以这是一种知识迁移，塞尔维亚知识分子们怎么看欧洲形象，上个时代的人怎么看欧洲，现在的我们怎么看欧洲，甚至在20年后人们又会怎么看欧洲。这些研究实际上反映了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内容。因此，佐兰·米卢蒂诺维奇在《克服欧洲》中借助欧洲形象，剖析的是塞尔维亚文化或者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如何去看待自身的主题。
“另一个欧洲”
高兴在《克服欧洲》新书分享会现场
高兴：对我个人而言，《克服欧洲》是一本比较专业的书，但同时我又觉得《克服欧洲》是一本可以给任何读者以启发的书。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小小的事件，就是前阵子，我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米兰·昆德拉去世了。我为什么想到米兰·昆德拉呢？因为昆德拉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他是一个中欧作家，而不是一个东欧作家。这种表达背后就有着一种复杂的文学心理和民族心理在里面。我们通常说的“东欧”其实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曾经在世界处于两个阵营的时候的一种平衡的产物。当时有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有一个华沙条约组织。所以现在的东欧作家们对“东欧”这个概念，都很警惕。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2023）
米兰·昆德拉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布拉格之春”之后，昆德拉一下要作为一个纯粹的小说家亮相于世界文坛。那么，他当时就特别怕“东欧作家”这个概念会遮蔽他的艺术价值。然而《玩笑》恰恰是在“布拉格之春”之后一夜让他成名的，当时，所有人接受米兰·昆德拉都是把他当作一个社会反抗型作家。而这恰恰是米兰·昆德拉特别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当有人把他的早期作品《玩笑》当作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控诉时，他会大发雷霆，他说这就是一个love story。米兰·昆德拉特别在乎这样地理上的命名，他愿意把自己纳入中欧文学，这样他一下子就同卡夫卡、贡布罗维奇、布洛赫、穆齐尔，处于相同的一片文学星空之下。昆德拉一下子就纳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欧洲文学的背景之中。所以米兰·昆德拉不断地强调，他关注的是一个更宏大的主题，叫“存在”。而且他更关注存在中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昆德拉始终在说的一句话是，事情永远比你表面上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我在读《克服欧洲》的时候，老米兰·昆德拉的这个声音不断地在我耳旁响起，“事情肯定不会像你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于是关于欧洲形象，它实际上可能就是，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欧洲，就像我们读一本作品一样。《克服欧洲》的作者佐兰·米卢蒂诺维奇所下的一个大工夫是，他恰恰把目光集中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有思想，有情怀，有追求的，喜欢思考的塞尔维亚作家文人身上。他们思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欧洲”，“欧洲和塞尔维亚互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细读之后会发现，每一个作家心目中的欧洲都不一样。有的人强调欧洲是文明的、礼貌的，是有教养的，它是给人优雅之感的。有的人盯着欧洲作为帝国主义的一面，是野蛮的、侵略的、扩张的、掠夺的。作者的一个大的贡献在于，他很细致地深入这群作家的思想，深入到这十四位塞尔维亚作家的全部作品中去，这是要下特别大工夫的。而且佐兰也有那种能力，把他们笔下的欧洲形象整合出来，形成一个有机的部分。马上复制淘口令 5👈￥Hcn7dtx1L4O￥
将《克服欧洲》加入购物车
《克服欧洲》是一本比较文学的作品，但它更是一本跨界的书。首先作者要精通文学，要运用比较文学的手法，同时要特别熟悉欧洲甚至东方的历史、宗教。《克服欧洲》中涉及到精神分析，心理分析，游记，还有文本细读等等。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佐兰在写这本书时，他最大的一个工夫是消化大量的文献。《克服欧洲》给我的启发特别大，因为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我们也会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欧洲。我们曾经历过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时期，我们也有过拼命吸收的年代，在拼命吸收之后，我们是否也该考虑一下这一问题。另外，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这本书充满了生动的、有趣的细节，它的学术气息特别浓厚，但是它有着种种精妙的、生动的、意味深长的细节。比如最后的几章里，作者完全深入到安德里奇的作品中，给我们很多启发。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1892—1975年）曾在萨格勒布、维也纳和克拉科夫等地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因亲南斯拉夫的政治倾向而被捕，战争期间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因病住院。战后，他进入外交部。1937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1939年出任驻德国大使。1941年初春，安德里奇因为反对保罗亲王与纳粹德国建立合作而辞去了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生活在贝尔格莱德。战后，他作为不同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出访苏联、保加利亚、波兰、法国和中国。196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安德里奇是巴尔干地区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世界文学》曾经介绍过他的作品，但是在《克服欧洲》中，佐兰研究《德里纳河上的桥》时提出的观点是我们作为中国普通读者一般所想不到的。所以关于《克服欧洲》，我是强力地推介读者们要耐心地看，细心地看，如果深入进去，你会感觉到它的丰富性。同时佐兰·米卢蒂诺维奇也像米兰·昆德拉一样，不断地在提醒着我们复杂性。就是说，丰富性和复杂性是我们面对欧洲这个题目，或者反观我们自身所应具有的一个健康的姿态。
柏琳在《克服欧洲》新书分享会现场
柏琳：《克服欧洲》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作者在导论里面写道，不是只有依循了欧洲精神的人，才能在历史中享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历史，并且与众不同，即便我们不遵循“欧洲精神”，我们同样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佐兰的这个观念特别吸引我。
刚刚听高老师讲到米兰·昆德拉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东欧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是波兰人，他在1951年之后就已经离开了东欧，跑到巴黎过着一种流亡的生活，十年之后，他又从法国巴黎跑到美国，自此在伯克利大学做斯拉夫语系的教授。米沃什的后半辈子基本上都是在大洋彼岸度过的，但他在很多论述文章中都有非常强烈的“寻根”的意思，他提出的概念叫做“第二个欧洲”。他应对的对象就是“第一个欧洲”，即文化的中心——西欧，包括巴黎、柏林、伦敦、布鲁塞尔等等。米沃什强调“第一个欧洲”之外存在“另一个欧洲”，这个欧洲就是东欧。所以，米沃什曾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是被遮蔽的，因为存在另外一个不被理解的，被践踏的，被忽略的欧洲，我们（东欧）觉得很委屈，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家族里的人，但是我们是穷亲戚，所以我们不被待见。 为什么说到米沃什呢，因为《克服欧洲》不是指“第二个欧洲”，它要讲的是“第三个欧洲”。从位置上来说，西欧是一个中心点，围绕着这个中心点往外扩散，存在着“第二个欧洲”，即东欧。而《克服欧洲》讲的是更外围的、地理位置非常微妙、尴尬且边缘的地方，它对于自己能不能归属于欧洲都要打一个问号。
“把桥炸掉！”
《克服欧洲》封面用图为被炸毁的亚历山大国王桥（King Alexander Bridge）。亚历山大国王桥是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第一座公路桥，于1934年竣工，横跨于萨瓦河东西两岸，将贝尔格莱德新旧城区连接起来。1941年，亚历山大国王桥在纳粹德国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的大规模轰炸中被炸毁。1944年，盟军也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轰炸，这次轰炸把桥梁的残余结构彻底摧毁。柏琳：高老师也谈到作家安德里奇，他凭借《德里纳河上的桥》这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书主要的意象就是“桥”这个概念。在诸多“桥”的理念里，最典型的就是巴尔干半岛。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连接着欧洲，一方面又连接着亚洲，也因为在历史上，它曾遭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五百余年，所以它具有非常强烈的东方气息。
但是谈到“桥”，在今天看总有一种陈词滥调的感觉。因为在过往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欧洲一些比较边缘的地方，都在强调自己为一种桥梁的作用。好像“桥”成了文化交流和沟通中非常时髦的一个概念。但是巴尔干半岛真的是座桥吗？为什么连接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桥”的意象会如此广泛地传播、被大家所接受？有没有一种可能，巴尔干半岛根本就不想做桥，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确证、文化属性的一种前景的发展。所以，今天《克服欧洲》新书分享会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桥炸掉”，我们不要再谈“桥”了，因为它的概念太陈词滥调。而且它几乎已经深入了研读这一区域的每一个读者的心灵，但这是不对的。我们会用各自的阐述来启发大家。即使是如巴尔干半岛这么一个模糊的、暧昧的，难以定义的地带，它依然可以融入在世界主义的普遍性之中，同时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这个特性不只是沟通。彭裕超老师曾和我说，他的同事提出过一个更好的概念——巴尔干文化不是桥，它是堡垒。堡垒是己方阵地，有自己守护的东西。所以《克服欧洲》想讨论和探索的就是这样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区域，它发现自我的旅程是怎么样的。关于讨论如何炸掉这座“桥”、炸“桥”的方法，需要对读者有一点文本的要求。如果大家读过安德里奇的“波斯尼亚三部曲”，那么对于理解《克服欧洲》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三部曲重点讲的是两个主题，一是桥的概念，二是今天的主题“误解和理解”的问题。作者意在探讨人和人之间的理解究竟能否发生，巴尔干和欧洲之间、强者和弱者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是否存在沟通的可能性。作为巴尔干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下面请彭裕超老师来介绍一下《德里纳河上的桥》和《特拉夫尼克纪事》的这类文本的意义。
如何炸掉这座“桥”
彭裕超：无论是对东欧文学感兴趣还是对巴尔干文学感兴趣，都绕不开的一位作家就是安德里奇，因为他是巴尔干地区唯一一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如果我们要讲安德里奇的这几本作品，需要拉远一点，首先要去知道巴尔干文学的一些主要议题。
巴尔干文学的主要议题在我看来有五个：一是历史议题；二是民族认同的议题；三是价值观和美学追求的议题；四是现代化议题。因为巴尔干是一个后进的国家，所以在它遭遇现代化的时候，有很多现象都被反映到文学中去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现代性的议题。作为一个后进的民族，或者文化的后来者，巴尔干人遭遇到现代性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应激的反应。那么，这一应激反应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安德里奇的小说主要就是把这一问题拆开来，告诉大家巴尔干人遇到现代性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消化处理的。以“波斯尼亚三部曲”中的两部为例，《德里纳河上的桥》讲的是维舍格勒城和这座大桥500年的历史。就像作者米卢蒂诺维奇在《克服欧洲》里讲到的，虽然是500年的历史，但是这500年并不是均匀分配的，作者在叙述当中是有比例的。小说用了五分之二的篇幅来讲述该城自16世纪以来至19世纪末的历史，而后面的五分之三讲述的是从奥匈帝国军队占领此地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三十六年里发生的故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是安德里奇缺用了五分之三的篇章，将近400页的篇幅去讲这个问题。安德里奇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就是现代性在巴尔干的接受、内化的过程。简单来说，现代性就是一种对完美的秩序的追求。一切都是要有规矩的，有纪律的，有效率地推进，有文化的。而《德里纳河上的桥》就是安德里奇对于文明体制的构想，他横跨五百年的历史，集中于几十年的事例，他通过《德里纳河上的桥》讲历史和现在，过去和现实，在一段时间内的关系，是历时性的，像是一个纵轴。另一本《特拉夫尼克纪事》，讲的是一个法国的领使去到波斯尼亚，与当地的巴尔干人交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来自奥地利的领使，来自法国的像秘书一样的人，还有生活在巴尔干不同民族的不同身份的人。甚至还有一个巨大的他者，也就是来自于东方奥斯曼土耳其的宰相。《特拉夫尼克纪事》中法国领使跟这些人的交汇，是共时性的，像一个横轴，处理的是自我和他者在直接交锋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所以《德里纳河上的桥》和《特拉夫尼克纪事》共同构成了纵轴和横轴，像是画坐标一样，体现了安德里奇对于巴尔干体制的构想和精神构想。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安德里奇还讨论到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民族性的问题，文化使命的问题等等。或者说，安德里奇构建了这样一个坐标，让读者自己把想放的东西往里面放，然后去阐释它，阐发它。
高兴：我觉得安德里奇是一个比较容易被误解的作家。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写法特别精细，他是用一种均衡的速度。《德里纳河上的桥》中，他把500多年的历史以一种非常均衡的速度来一件件地写，所以我们阅读他的小说时会有一种错觉，好像他是在临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似乎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安德里奇本质上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他在小说中有对现代性问题的敏感和探讨。实际上他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每个细节，为什么写这个细节，不写那个细节，都有着作家本身精细的一种角度和考量在里面。安德里奇是通过很生动的细节，比如人们对火车的态度，比如对生活节奏、秩序的变化，比如原来的人都是自由的，突然间每家都要编门号了等等，来表现人对现代性的种种不同的反应。现代性是一种稍纵即逝，它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当地很多人长时间地处于一种节奏之中，突然一下子要求他们改变这种节奏。这其中就含有一个态度的问题。安德里奇的巧妙之处在于，表面上给人一种感觉是他在客观地呈现现代性带来的种种便利，但其实不是。现代性的多面，从他的小说，从他的人物，从他各种细节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出来。就像我们今天的话题，欧洲肯定不只是两面的，绝对是丰富多面的。这种多元性、丰富性，通过安德里奇的小说点出来了。我特别好奇的是，比如《特拉夫尼克纪事》，它是有好多现实来源、现实材料的，安德里奇尽可能地让所有人都发出声音来。他让所有人都发出声音来，但是又不让读者感觉到紊乱，又能够牢牢地吸引住你阅读，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德里纳河上的桥》也是，如果我们一般这么写很容易枯燥，很容易让读者读不下去。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被它吸引。尽管那种叙事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均匀的，尽量克制的、十分自然的节奏。安德里奇是一个叙事的高手，是一个叙事的天才。恰恰以他的不动声色，来深深地嵌入他的沉思，吸引读者。这是安德里奇特别厉害的地方。
真正的误解在哪里？
柏琳：现代性和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划等号的。现代就等于欧洲，欧洲就等于文明，文明就等于现代。但是从《克服欧洲》所论述的19世纪到一战，一战到二战之间，再到二战之后的这段时间内，这些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所要思考和反抗的就是“现代性”这个概念。
也就是我们提一个非常非常通俗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把巴尔干当成敌人。反过来这个问题就是，巴尔干的敌人究竟是谁，是欧洲还是现代性？为什么现代性容不下巴尔干？为什么把他们视为野蛮人？高老师在今天反复提到两个关键词，复杂和多样。其实，不仅欧洲的概念在变化，对于欧洲的复杂心态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不断地变化，每一个曾经向往欧洲的人，他最后会变得对欧洲敬而远之，乃至到最后发现我们能否克服欧洲，克服欧洲是否为一条最终的路，其实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反复地提到安德里奇，因为安德里奇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克服欧洲的方法。从他个人的视角来说，是一种正确的，或者是更为舒适的，可行性更高的方法。这是安德里奇整个小说创作的主线，也是《克服欧洲》这本书的重头戏。这本书的后三分之一要讨论的是一个世外桃源。但是这种世外桃源不是美丽新世界，而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乌托邦”。《克服欧洲》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对真正的解释和真正的理解的认识，往往都跟‘第三’和‘之间’这两个概念相关联。”我们今天谈论的观点不是“第一个欧洲是编造的，第二个欧洲是真实的”，我们谈论的是“第三个欧洲”。我们在经历了两种制度以后，是否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个地方”和介于东西之间的“第三世界”呢？面对这一问题，安德里奇有他的追求，首先，他的一个原则和底线是去暴力化。其次，在去暴力化的情况之下，打破二元对立。就是打破原有的善和恶的对立，东方和西方的对立，欧洲和巴尔干的对立，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在第三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被打破的，因为安德里奇在小说中让所有的人都在说话。他借100个人的振振有辞、自圆其说的理论，来论述心中的爱和恨。在这样一个小说的世界里，他的追求都是成立的，而且谁也不会压制谁。比如《特拉夫尼克纪事》中的法国领事，据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个领事就是一个可笑的，迂腐的，保守主义的旧欧洲人。但是，安德里奇让他在小说中充分地说话，这让我们看到在如此“迂腐”的人物背后，也有他的追求。当他的追求没有得到回应，当他的理想破灭之后，他开始仇视巴尔干人，开始对所有新的事物都不能接受，于是变成了一个很可笑的模样。其实他是有一个心路历程的。第三个世界里，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这可以联想到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误解和理解。
“误解”和“理解”
柏琳：《特拉夫尼克纪事》就是一本非常典型的关于“误解”的书。如果大家去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里面每一个人物都可爱说话了，但是他们都不听对方说话，我就要说我的，你怎么说就随你说好了，反正我不听，我就不听。
虽然书里也存在非常少的、能够理解的时刻，但是那个愿意去理解所有人的医生最后是一个悲剧，他突然死亡了。于是，人们认为安德里奇在文化上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因为这样一个寄托着理解的希望所在的人物，却被赋予死亡的结局，就是代表着理解的不可能。而误解却是众生喧哗的，非常吵，人跟人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弄不清究竟是谁跟谁在吵架。现今，网络上很多的网暴事件都是人的声音太多了，两千万人和两百万人是一样闹的，我们已经分不清楚阵地是什么。因为大家声音都很大，反对的人很多，同意的人也很多。但是大家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关心。安德里奇恰恰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小说文本来告诉大家，理解彼此、倾听彼此是第一步，但是现实中，倾听是这么的难。为什么我们只愿意说自己的、从来拒绝去听别人的，即使我们听了，也是为了确证自我的正确。甚至说，在今天网络上比较粗暴的方式是，如果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样，那么你就是我的对立面，你就是要被暴的人。我想说的是，安德里奇的书，尤其是《特拉夫尼克纪事》，不只是“克服欧洲”这样简单。我认为所有热衷于网暴的水军们都应该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如果大家都读了这本书的话，如果没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误解、自以为是的理解的话，可能网暴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是并不是一个人和你的声音不一样，他就应该被打倒，就应该被淹没，就该被禁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解是特别特别困难的。高兴：柏琳阐述得如此清晰，我再补充好像有点多余（笑）。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对安德里奇的第三世界的理解，可能只是我们的一种臆想。因为安德里奇作品本身，就有很多意味是让读者自己去品味的。不过，他也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举动。实际上，在斯拉夫民族中有很多像安德里奇这样的人，他们有着一种所有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的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曾部分地实现过：1929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解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重建为民主联邦南斯拉夫。1946年，更名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并实行联邦制，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组成。1963年，又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直到1992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安德里奇在他生前一再地强调，他是南斯拉夫作家，这里就包含着一种理想。另外，作者在《克服欧洲》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安德里奇在《特拉夫尼克纪事》的手稿末尾处写道：“于贝尔格莱德，1942年4月”。书中这样写道：“用一个日期来框定一个文本，不是安德里奇的风格，《特拉夫尼克纪事》是唯一的例外。这部作品写于德国占领时期的贝尔格莱德，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人们饥寒交迫。这一时期，欧洲炮火连天，克罗地亚（当时是纳粹的傀儡）的‘乌斯塔沙’在邻国波斯尼亚发起了大屠杀，这些消息每天徘徊在贝尔格莱德。而安德里奇例外地在作品上签上了完成的时间，这样的做法不禁让人揣测。”（《克服欧洲》第289页）最后，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西方和东方都是相对的概念。东方不仅仅是指土耳其、印度、中国，甚至包括美国杰出作家菲利普·罗斯曾提出的“另一个欧洲”，也就是中东欧许多国家，也经常被德国，被法国，被英国，当作是东方的。“相对”是一个关键词。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概念，西方、东方，包括第三世界等等，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这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所要体现的一种东西，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世界的相对性。如果世界像黑和白、对和错那么分明，那么世界就不是世界了，就失去它所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是《克服欧洲》，及安德里奇等一批杰出的中东欧作家不断地要强调的一个主题。作者: [塞尔维亚]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 译者: 彭裕超 出品方: 活字文化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作名: Getting over Europe 出版年: 2023-6 马上复制淘口令 5👈￥Hcn7dtx1L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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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米卢蒂诺维奇用他的巴尔干之眼，梳理并阐释了十四位塞尔维亚作家笔下的欧洲形象。巴尔干的“野蛮人”撞见了欧洲的雅努斯之神，在一系列的盲目崇拜、误解、缠斗、反思之后，完成了塞尔维亚文化的自我确证。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从“不西方，毋宁死”到“克服欧洲”的过程中显影，打破“巴尔干—欧洲”等于“野蛮—文明”的叙事模型。塞尔维亚对欧洲的想象与欧洲对巴尔干的想象互为镜像，误解和偏见在此成为一种常态。对误解和偏见的研究，为互相理解提供了新的愿景和可能性。欧洲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或被塞尔维亚文化吸纳，或被改造。对欧洲形象的反思和批判，正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同样作为后起“他者”的中国应如何为现代性刮骨疗毒，塞尔维亚作家们的反思将会给我们带来启发。 |
《克服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