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这本书才知道，爱情就是“肚子咕咕叫”

莎翁说，“整个世界是个精神病院，男男女女不过是来来去去的病人罢了。”

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危机是共通的。韩国有“N抛世代”的说法，年轻人主动放弃恋爱、结婚、生子、买房、人际交往等人生选项，不给自己留下念想。米兰·昆德拉笔下年轻人的生存困境，与当下形成了遥远的呼应。而他提供的解法，是深入生活的细枝末节，让生命有分量地生长。

今天的文章，作家梁永安将解读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第二部《灵与肉》。梁永安认为，昆德拉在进行一种症候型的、诊断型的、有锐度的书写。它打下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钻孔，去探测人类生活里的病症。

讲述 | 梁永安

来源 |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梁永安解读版

作为一个实感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有意识，有想象。所以昆德拉从“灵与肉”的角度，去延伸了“轻与重”的问题。从“轻与重”的角度看，到底是肉体是沉重的，还是灵魂是沉重的？还是肉体是轻的同时灵魂是重的？其实这里面有一种交互，是人的生存中非常无形的转换，就像内在的自我矛盾。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身体代表人的共同性。作为生物，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的存在。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生存。比如说你要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而灵魂是有巨大差异的，每个人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是以身体为载体，灵魂在成长。这构成了人类生命和其他动物或植物之间非常大的不同。

比如说人从灵魂层面上，会有反思，有对自己的价值焦虑，有选择，然后有形形色色的多样的可能性里的激情、渴望和种种不确定等等。所以第二部把“轻与重”放在“灵与肉”的框架里，来进行更有深度的呈现。

01.

灵与肉：身体和爱情变成了奇怪的合奏

我们看第一部写托马斯和特蕾莎两个人相遇，从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回到了布拉格，五天之后托马斯又回去，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共同生活了七年。第一部书写的节奏比较快，因为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把过程都写透。

所以就有一种叙事转换的快捷性，或者说叙事的成分多一些，而描写的成分少一些。也可以说外部的变化写得多一些，内在的更深层的变化和体验可能就要少一些。从文学理论和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有很多隐性的东西，留给读者很大的好奇。

文本本身在召唤，我们渴望知道他们更多的细节。特别是他们如何相遇，为什么到了苏黎世之后不同步了，为什么特蕾莎回到布拉格后托马斯也急匆匆奔去了。这里面到底有哪些意识和变化，哪些关于生活的理解，哪些精神上的碰撞和激情，哪些内心深处的漂移。

《布拉格之恋》

第二部实际上像个回旋曲，把前面快叙事里更加关键、更有渗透性的东西再现出来。这个就很符合米兰·昆德拉的写作特点——有音乐感。音乐有时候来上两三遍，主旋律是不变的。米兰·昆德拉这部小说的主旋律就是“轻与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在主旋律之下，又有很多往复，很多回旋。第二部从“灵与肉”的角度深化“轻与重”，写得很密实。

有个很有意思的情节，特蕾莎第一次去布拉格找托马斯的时候，心里边特别激动。书上写：“只是中午上火车之前在站台上吃了一个三明治。”也是说饭都吃不下。不光是时间紧张，心里还有一份情感的浪潮，浑身都好像被占领了，机体正常的饥饿感都没有了，吃饭失去了以往的节奏。“她脑子里只有那个斗胆的出游计划，连吃饭也忘了。”

吃是我们人类的本能，但特蕾莎心里充满了悬念。因为上次他们就是坐在那个地方聊了一下，留下了名片，突然像闪电一样被彼此击中了。但一分开，事情变得很不确定。在“斗胆的出游计划”面前，身体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即便你不关心身体，它还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存在。

特蕾莎特见到托马斯的时候，她心里一下子受到了折磨。为什么呢？饿了，肚子在咕噜噜地叫，声音很响。这本来是一个爱情场面，结果身体在呼叫，让她特别难受，书里说：“她难受得几乎要哭了。”这点其实写得特别好。一个高情感的场面，不仅没有中断，强度也更高了。

灵与肉之间，身体和爱情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合奏。肚子咕咕咕地叫，实际上是爱情，因为就是因为爱情所以忘记了吃饭，只吃了个三明治。要不然的话，哪里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是互证的，身体在证明爱情。

但是因为爱情又觉得肚子的声音让自己特别难受，难受的原因也是爱情。所以这是一个对爱情的强化。身体在这个地方，有一种让它不要出现的排斥感。这个时候呢，托马斯看到她，书里写：“好在十秒钟之后，托马斯就将她拥在怀中。”

《布拉格之恋》

托马斯看到她突然来了其实也吃惊，但吃惊归吃惊，爱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是这样只见过一次面的人，而且时间那么短。对对方的出现吃惊，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仿佛有一些预感。

谈恋爱最怕的是没有预感的恋爱，对方就像一个断线的风筝不知道飘哪去了。两个人之间不光是熟悉度的问题，内心的感应还是不够灵幻、不够纯然，无形之中有很多其他的担忧和杂念。这些都是世俗社会的影响，你无法拥有那种内心的期待，包含着某种自身确定性的期待。

02.

“十秒钟”而非“一秒钟”：爱情的不同步

这句话要细读, “好在十秒钟之后，托马斯就将她拥在怀中。”十秒钟在这个地方还是长了一点。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精神、情感层面并不是同步的。对特蕾莎来说，她来找托马斯几乎是九死一生。她原来的生活，对她来说特别不堪、特别沉重。托马斯的出现使她看到了一道刺眼的闪光，变成她唯一的希望。

《布拉格之恋》

而托马斯只是觉得特蕾莎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他是个一流的医生，有那么多性友谊的伙伴，还有萨比娜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画家情人。对托马斯来说，要从原来的生活里浮游出来，让身体在原来竭力保持的平衡中重新生长出来，其实是需要自我灵魂的进一步打开、进一步纯净化的。

所以他看到特蕾莎，当然也很高兴了，但是他又没有特蕾莎来得那么决绝。按我的理解，如果托马斯也是像特蕾莎这样朴素、单纯的人的话，他们应该一秒钟就拥抱在一起了。但是这里是十秒钟，时间不短，托马斯的脑回路有一个急速的自我调整。

最后还是他内心深处不可遏制的对特蕾莎的渴望感，一下子释放出来，才拥抱了她。所以特丽莎“终于忘记了肚子的叫声”，身体退后了，情感和灵魂上来了。

昆德拉往往是写了一个场景之后，就来上他的帕斯卡尔式的随想。他说这个情景是“粗暴地显示了肉体和灵魂之间不可调和的两重性——这一人类根本的体验”。

人绝对不是单纯的肉体，也绝对不是单纯的灵魂，二者实际上是合一的。我们经常讲“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存在不仅仅是山、水、树、人的肉体这些自然面，还包括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禁忌、伦常、意识形态。就像鲁迅《阿Q正传》里“我祖上阔多了”，这句话说的是一种遥远的现实，人只能在那个框架里生存。它是非灵魂化的、被动接受的、限定性的存在，把人变成一个不自由的生存状态。

文艺作品里，比如新感觉派小说和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日出》，都赋予物质的、自然的东西一种灵性的内核。现代艺术常常把时间和空间这种外在的、自然性的东西，置换成创作者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时空。

《布拉格之恋》

昆德拉说得很好，这是“人类根本的体验”而不是“人类的本质”。你可以看到一种巨大的裂缝，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应该是有灵魂的肉体，都应该是充满了想象力、自由感、美好期待的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恰恰就有很多肉体化的东西来束缚、干预，甚至主导我们的灵魂，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种两重性。

昆德拉其实还是在点题“不能承受之轻”，也就是生存的“轻与重”。然后把人放在历史中，放在社会关系中，这种情感与现实中，演化出来肉体和灵魂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二重性，这也是构成整本小说的内在的体验。

实际上，“粗暴”暗含着一种痛苦。像特蕾莎见到托马斯后肚子叫只是一个偶然，但是米兰·昆德拉在这种随想里边，会提炼出这样一个我们生存最基本的非常艰涩的体验。

所以米兰·昆德拉说：“从前人们总是惊恐地听见自己胸膛深处传出有节奏的咚咚声，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当然不会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像肉体那样奇异、陌生的东西。肉体是囚笼，里面有个东西在看、在听，在害怕，在思索，在惊奇；这东西在肉体消失之后还在，还残存，它就是灵魂。”

03.

现代社会的趋势：灵魂的“祛魅”

这是从前，我们习惯把肉体看作承载，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我们身体内部的声音、我们的思索和惊奇等等。但现代科学以后，米兰·昆德拉写：“当然，肉体在今天已不再神秘莫测。人们知道，胸膛中不停敲打的是心脏，鼻子仅仅是为肺输送氧气、突出在体外的一个管道口，脸部不过是标志身体各种机能的仪表盘，标着吃、看、听、呼吸和思考。”

其实这就是整个世界图景的科学化，我们在一个“祛魅”的世界上。德国思想家韦伯讲现代社会的精神发展，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把各种灵幻、神幻的想象给消除、“祛魅”，回归到常识，回归到世界的本然上。

在世俗化的过程中，我们脱离了古老的神话般的自我想象，把灵魂从身体里驱逐出去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越来越离开灵魂，把身体和灵魂变成分立的存在。身体就是身体，灵魂不过是大脑皮层里面的活动，任何精神活动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控制论创立者维纳的书《人有人的用处》，描绘了未来社会，科学可以把人的内在结构彻底弄清楚。比如把脑子里储存的信息，遗传密码，意识留在大脑皮层里的密码，统统解出来。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可能，即把一个人完整地复制出来。

为什么复制出来呢？有好处啊！比如一个人从纽约去巴黎旅行，那就不用载着这个肉体去了。就在纽约的扫描站把密码全部提取出来，传到巴黎的接收站。那里有人体必需的各种物质，当然主要是碳，刷地一组合立刻把你原模不动地传过去了，而你在这边已经解体了，也变成一堆物质，物质守恒嘛。

实际上，宗教时代人还跟神连接在一起，现代社会就是市民社会。灵魂的部分好像是可以用科学解释的存在，就是一个身体的存在。

写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丹尼斯·贝尔，描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资本冲动逐渐地压倒了宗教冲动。宗教冲动主要是追求人的自由和价值，属于灵魂。而资本冲动包含了文化资本、金融资本等等，关注物质利益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权利。贝尔觉得在二战之后，资本冲动越来越强烈，而宗教冲动越来越弱。

米兰·昆德拉的这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介入到了人类文明的大问题。从“轻与重”到“灵与肉”，都是要追溯人的基本价值。他认为，“灵与肉”的两重性就是在复杂的历史和社会中形成的。

《布拉格之恋》

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系始终是忧患。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信息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等于把整个世界的资源重组，把整个人类的生活面貌都改变了。

科学主义在大力度地扩张，但是人文主义好像显得越来越微弱。由此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体价值越来越隐性。因为人文主义从文艺复兴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整个世界的价值中心从上帝那里转移到每个个体身上。个体的价值变成世界的中心，所以才会出现《十日谈》这些小说，把个人的欢乐和欲望，放在那么不可遏制的地位上。

我们可以看到米兰·昆德拉的这本小说，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把肉体和灵魂分离，其实是一种拯救式的书写，努力让灵魂飞起来。

要让它飞起来，先要把身体从那种固化的、充满了复制性的生活情境中解放出来。当然整本书在这个方面有许多非常精彩的描绘，但米兰·昆德拉在这个地方通过短短几百字，打下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钻孔，去探测人类生活里的病症。

这是一种症候型的、诊断型的，非常有锐度的探测和书写。特蕾莎“疯狂地爱和听到肚子咕咕叫，这两者足以使灵魂和肉体的统一性——科学时代的激情幻想——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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