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下的县中学生,找不到出路 | 人间
一方面是一线城市家庭密集型教养方式越来越盛行,焦虑感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是县中孩子所在的家庭由于经济压力和在学业支持方面的力不从心,放养型甚至放任型的教养方式越来越普遍。
配图 | 《无人知晓》剧照
前 言
中国50%以上的学生在全国2000多个县接受教育,县中应该采用精英教育,还是普惠式教育的模式?解决县域教育难题,应加大对口扶贫还是强化自我造血功能?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在其新书《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中,用纪录片式的分镜头细致呈现了县域教育的生态,深度剖析了中国“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所面临困境的根源及其后果,详解县域教育何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
然而,这种状态绝对不会被一线城市的家长们羡慕,因为他们知道,未来这“两个世界”的孩子们一定会被放到同一把尺子下测量,不论你之前是“拔苗助长”的还是“放养”的。
生存之困:“穷且益坚”的孩子们
陕西省某县的高中学校领导班子对自己学校有特殊家庭困难的学生了如指掌,他们将生活困难学生总结为四类:家庭不健全、经济极困难、路途很遥远、长辈需照顾。
这些孩子们费尽力气终于念到了高中,随着对升学压力、同伴眼光、社会差距和认知成长等因素的感知,这些困难被加倍放大,摆在学校面前。
第一类:家庭“不健全”的孩子
第二类:经济极困难,屡屡想辍学的孩子
第三类:家里太远,“独自租住在老街上”的孩子
第四类:照顾生病父亲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又扛起了什么?
每个人有每个人此生的功课,学校作为一个有别于社会并建立了一层保护性篱笆的机构,在县域内需要承担远远超出教育范畴的功能,那么,何为一所好的学校?何为好的校长?何为好的教师?就应该有不同的定义。
学习之难:从“被淘汰”到“被放弃”
河北省某县北沙湾村小的孩子在老师眼里是那种“一提到玩就高兴,一上课就没劲儿”的样子,很少与老师互动,除非老师采取点名的方式,否则一堂课下来基本都是老师自己在讲。
一些需要互动的课堂内容很难推进,老师感觉只能自己和自己互动,“好像给自己讲课一样”。在教师看来,这些学生比较懒,不求上进,上课时不愿意记笔记,只有在老师强调的时候才会动笔做一些简单的记录,所以一些老师只能通过多次重复,“别人讲一次就行,我们得讲三遍、五遍”,帮助孩子“用脑子”多记一些。
学生比较调皮,老师很难做到收放自如,一旦给学生自由发言的机会,学生就会漫无边际、嘻嘻哈哈地“胡说”,有的学生还会和老师顶嘴。所以老师认为很难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引导学生,只能采取严格一点的方式帮助学生培养习惯。
其实我也想搞素质教育,温和一点,说话亲近一点,村里的孩子有什么毛病呢,一放就收不回来了,如果上课能够收放自如就可以,但是村里的孩子家里习惯不好,家里回去没什么要求,在学校如果是通过三言两语或者循循善诱,有时候并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上课给他言论自由的话,他会无边无际,收不回来,课堂就没法进行,长久下来习惯养不成,还不如严格一点……
“好家庭的好孩子都去了城镇念书了”,所以村小的孩子就是那些在人生第一个筛选阶段被淘汰下来的人。老师们感到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缺乏学习动力,总是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应付状态。
习性是自身赖以产生的全部过去的有效在场,它是持久稳定的,但不是永久不变的。相较这些孩子的父辈,这些学生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们再不需要过缺衣少食的生活,加上村子里每家每户的生活条件差异不大,孩子们又没有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在安逸的环境中就非常容易知足。
就像他们的老师提到的那样,现在的学生已经不像他们那个年代的农村学生那般刻苦,他们在自己安逸的小世界里什么都不缺,又看不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差距。与贫困的年代不同,这些孩子对于知识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求了。
大部分村小的孩子都没有想过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学习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在学习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懒惰”,不愿意吃苦,老师似乎很难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和调动他们对于学习的热情。
尽管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都比较简单:英语作业一般是写单词,抄课文、重点句子或者完成英语练习册:数学作业一般是完成当天所学内容对应的练习题和练习册:语文作业一般是完成练习册,写每课的词语(包括近义词、反义词和多音字),偶尔会有一些预习和朗读课文的作业。
如果遇到不会的地方,学生一般会选择问同学、问老师或者是通过一些手机应用程序或搜索引擎查询,很少会选择求助家长。学生用一到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作业,但是每个班还是有10%—20%的学生长期不按时完成作业。
尽管老师反复强调,但是有学生还是一个字也不写,就等老师第二天批评。无奈之下,老师只能让他们利用上课时间趴在窗台上补作业,但是有的时候学生补也补不完。
这是当下村小孩子大致的学校学习的状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中学生。
到了第二个重大筛选阶段,留在县中就读的孩子再次被视为“被淘汰”下来的人。
“现在初中班主任都会说千万不要来县中读高中,不然一辈子就毁了。但凡家长有个一官半职或者固定职业的,孩子不离开县中就是没出息。”这是P中的老师和学生的共识,尽管他们就待在这所学校。
县里的高中,从前是县域内教育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现在被鄙视至此。这些“被淘汰下来的孩子”在县中很容易自我放弃,也不知不觉地被抛弃。“中国人现在非常焦虑,家长趋利心态非常强烈,孩子进入好学校以后巴不得别人再也不要和自己竞争了。
在脑体劳动待遇差别非常大的情况下,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外部观察者的分析和判断,把板子打在了家长身上。
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利、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付意愿、对学业成绩的高度关注等因素,都促使县域内的“优秀”孩子出走了。“出走”的途径有很多,成绩好的孩子机会更多,而就算学业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孩子也同样可以走。
“有很多私立学校,你只要考过去,满足它的条件就可以,而且如果有关系,多出点钱也可以”;“地级市市区里建了好几所民办的学校,还有一些重点中学,他们的招生政策比较优惠”。
这是在各种学校公开招聘的大潮下依然“滞留”在县中的教师们总结的。
留下来的孩子总是被老师拿来与出走的孩子进行比较,这些孩子本来还可以在一支水平不错的大队伍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现在队伍中站在前面几排的人都走了,他们是不是就有机会站在前排被精心对待?事实并非如此。
“县中的衰败是一个大趋势,现在有名牌效应,家长会感觉省会比地级市好,地级市肯定比县城好,县城又会比农村好。”
“我们县里面就是有这种风气,家里有条件的学生初中就出去了,生源流失的一个症结就在这里。”
县中的老师们大体上如此总结生源外流的原因。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受访者都喜欢去追问和分析生源流失的原因,面对城挤、乡弱、村空的现实,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能给出清晰的路数,若要等到因果关系全部厘清后再行补救,那就为时已晚。这看起来是一个无法走出的困局。
实际上,能在县中念书的孩子在当地也属于幸运儿和成功者。一位高一学生家长说:“两个小孩到县中念书是自己考上的,我的大女儿考了班里第一,当时考上了,但是刚好要分片了,她回家就哭,她说妈妈我上不了县中了。后来大女儿初三考到了县中,就特别开心。”
社会分层:差距的代际传递
北沙湾小学的教师一般会把在村小读书的学生归纳成四类:第一类是学生自身资质比较差的,或者在智力发展方面存在缺陷的,“在哪都念不好,就留在村小不走了”;第二类是父母比较忙、孩子只能由家中老人照顾的,他们没有时间或者不方便去县城的学校接送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留在村小念书,“每天这四趟(接送)也不是闹着玩儿的,天天七点钟就得出发,风里来雨里去的”。
第三类是家庭条件比较不好的,因为去县城读书不便宜,各项开销很多,但是在村里读书基本没有开销;第四类是家长不太重视孩子教育的,觉得有书念就行了,没必要追求别的东西。
“一般有点意识的家长都让孩子走了,农村现在留下的学生,他们家条件肯定都很差,要是条件好,学生底子好,聪明,早就走了,因为去外面需要很大的投资。”
学校被分层了,进而学生也被分层,反之亦然。二者之间就像一种映射结构,学校所折射的映像是一种阶层性价值的投射。那些在学校没有获得这些权利的学生极有可能来自那些在社会上没有获得这些权利的社会群体。
这种分层到了高中阶段,更加明显而残酷地展现在学生眼前。与一线城市的孩子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学习不同,县中的孩子还得承担家务甚至生活重担。
一个高一学生家长说:“我整天不在家,在外面做工,我丈夫有病,做不了事情…我们在种田,暑假的时候孩子们是要去帮忙的。”在现实面前,县中孩子更早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形成了一定的风险防范的意识。
在当下,学校一层一层的过滤和筛选,家庭困难的学生有更大的概率“滞留”在县中,他们的家庭困难背景的特征由此以群体化方式凸显:贫困、病痛、辍学、就业难等语汇就这样形成了固定的联结,在县中孩子的家庭中经常同时出现。
“孩子们的父亲是2013年生病的,肺部有囊肿。说到她爸爸我就想哭,也不敢和孩子说,孩子很懂事。什么都节省,用水也不愿意用那么多。那个时候孩子爸爸病了,和别人借了八万块钱,现在还没还完……医生说,我知道你家里很穷,两个孩子那么小,然后我们就办了出院手续……”
在县中孩子的家长眼里,孩子的学习与外出打工谋生相比,显然没有那么重要。一个高三学生的母亲说:“她父亲很少回来,基本一直在外面工作,我也是从孩子读到初中时才回来的。”教师也练就了从学生表现出来的状态中去推测家庭状况的本领。
一位高二的语文老师说:“我们班有一个学生是离异家庭,性格是相当古怪的,平时感觉整个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无精打采。还有一个学生和奶奶一起生活,他父亲好像是出车祸,母亲走掉了,但他还是挺上进的,就是成绩上不去。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里孩子缺少的是陪伴式关爱。”
一方面是一线城市家庭密集型教养方式越来越盛行,焦虑感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是县中孩子所在的家庭由于经济压力和在学业支持方面的力不从心,放养型甚至放任型的教养方式越来越普遍。
由于成长环境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两类孩子在未来终究要相遇,或者是在考试和录取的场合,或者是在就业和用工的交汇处,他们会如何打交道?他们用何种眼光看待对方,以及对方的孩子?
“恶性循环在代与代之间发挥作用。沮丧的贫穷家庭父母更少参与孩子的教育。进一步地,这些贫困的孩子也将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机会。相反的,富有的家长为孩子的提升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源。中产阶级的空心化会加强这种对比。”
差异的代际传递,是一个更让人忧心的问题。
(本文选自《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因篇幅受限,本选节有删减和调整)
| 林小英 著 /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3年7月
林 小 英
博士,北京大学教育
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
教育质性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无人知晓》(2004),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文本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县中的孩子》,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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