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基于国家重大项目工作坊的考察

2023-08-21 10:08

全文共7080字 | 阅读需14分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理与研究”(21&ZD243）的阶段性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徐继玲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邓文捷

摘要：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重要视角，但以往的研究以断代式、区域式研究为主，从宏观认识的角度看尚有很大的学术性研究空间。在国家重大项目工作坊会议上，新的一批研究成果在认知角度上更加多样，在成因分析上更加深入，所涉及的国别范围也进一步拓展。研究成果显示，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史学、教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塑造等多方面综合的产物，此后研究需持有横向与纵向结合的比较视野，更多地关注教科书选择的时效性与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并对外国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有关中国史实错误保持警惕。

关键词：外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形象；反思与展望

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重要视角，但以往的研究以断代式、区域式研究为主，从宏观认识的角度看尚有很大的学术性研究空间。

2022年12月4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坊召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扬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等教学科研机构的24位专家学者与会。这是该项目自2022年3月份立项开题后，召开的第二次工作坊会议，旨在梳理各个子课题组项目进展，进行阶段的成果汇报与交流总结。此次会议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项目的继续推进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一

研究背景

国家形象既意味着国内民众对于本国历史与现状的认知，又指向国外对于该国的印象与态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本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不断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国际视野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展现，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

2013年，习近平同志就已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同时，“对那些妖魔化、污名化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言论，要及时予以揭露和驳斥”。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也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因此，对于中国形象的研究既要重视“自塑”的环节，又要关注到“他塑”的内容，并敦促修正“他塑”中的不合理之处。

作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之一，教科书是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载体；其中，中学历史教科书又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于中国而言，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一种“他塑”的体现，针对这一类“他塑”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国外民众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也能够为国外一些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行为提供根源性的解决方案。

此前，已有一批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李毅、蒋柳、陈欢等人对美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书写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德、法等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受到萧辉英、王志强、张弛、杨姗等研究者的关注，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也在张利娟、刘冬焕等人的探索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艾木拉江·艾山江、谭建川、詹德斌等人则对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研究。此外，部分研究还关注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如孔凡今对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古代形象的研究。

但当前对于外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考虑到资料收集和语言识读的问题，已有的研究所关注到的国家还较为有限，所研究的部分教科书的质量与代表性也还有待商榷；另一方面，目前的相关研究还较为零散，并没有成体系、规模化，也还缺少结合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进行的更加深入的探讨。

二

研究进展

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致力于更进一步的突破。在此次工作坊会议上，各位学者也就各组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报告与探讨。

（一）提升认知：多角度展现中国形象的复杂性

由于中国本身就拥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悠久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国际交往愈发便捷，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逐渐变得丰满和立体。

以时序为线索梳理外国教科书中有关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中国的书写，能够对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变化形成一个相对整体的认知。综合各项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都比较重视中国古代史的书写，通过历史教科书呈现出来的古代中国形象也大多是积极的、正面的。

中国近代史在各国历史教科书中所占据的篇幅普遍不是太多，各国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所持的态度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印度的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近代史部分对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刻画，对中国各阶级选择的救国道路也给予了相对正面的评价；而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鸦片战争是中国的主体性地位下降的起点，此后，以往基本以强国形象出现的中国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西班牙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更是到了近代部分才丰满起来，中国史的比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各国历史教科书中也完成了从近代受侵略、受压迫的弱国形象向现当代重新崛起、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大国形象的转变。但各国对现当代中国的叙述篇幅也多有不同。例如，在阿曼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现代史的内容是最为丰富的，而在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等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现当代中国的内容就相当有限。

纵向的分时段分析提供了一种变化的视角，横向的多方面综合则有利于丰富某一时段的中国形象。

如美国教科书中多是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叙述塑造相对全面的中国形象。在美国AP考试《大纲》中，古代中国以“技术革新者”和“文化交流中的输出国和中转站”的形象出现，同时，故宫等物质文化也作为重要的叙事载体推动着中国形象的构建。美国McGraw-Hill版《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形象则主要体现为“王朝统一、民族融合的政治形象”“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的思想文化形象”“科技先进、贸易发达的经济形象”与“天下大同、家庭和睦的理想社会形象”。

近景式的细节刻画会使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更为细致和生动。

如基于对英国牛津大学1993年版《中华帝国》、海涅曼1991年版《中华帝国》和朗文1991年版《中华帝国：从秦始皇到忽必烈》三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秦朝的内容要点及相关页码所作频率统计，研究者发现英国历史教科书相当重视对秦朝的书写，在介绍这一部分内容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史料，并设计了相关的学生活动和课后习题，将秦始皇的形象刻画得复杂多元。

（二）深度透析：挖掘社会背景与影响因素

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史学研究趋势、教育体制发展和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等多种因素结合起来的产物，因此，仅将研究停留于梳理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远远不够的。在工作坊会议上，学者们皆或多或少地关注到了教科书中中国形象塑造的社会背景与影响因素。

历史学的发展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密不可分，因而，在关注外国的历史研究与对中国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地深入挖掘该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成因，是相当重要的。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研究中，从意大利史学思潮的相关研究延伸至对意大利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思考正是这一研究思路的体现。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所使用的教材《途径：穿越时空的文明》亦受到该国历史学界部分观念的影响，如在断代方法上所体现出的唐宋变革论、在内容选择和词汇表达上展现出的全球史观等。

了解一国的教育体制与历史教育概况也是认识该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必要前提，在整体把握该国教育体制现状及其变革历程的基础上，才能以时间为锚点，结合历史教育的地位、功能、理念等来探究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塑造的前因与后果。

如，在匈牙利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该国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均有所不同，其历史教科书的使用与历史课程的实施亦有区别，那么，对不同时期匈牙利历史课本中的新中国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就成为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

各国教育改革对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据2020年西班牙颁布的《关于教育组织法修改案的组织法》，西班牙教育部于2022年公布了初高中新课程标准；在此基础上，各自治大区及自治城市可制定适用于本区的大区课程标准，中小学则可在大区课程标准的指导下结合社区、师资与学生情况制定各校实际教学大纲。但西班牙2020年颁布的组织法直到现在还有较大争议，目前仍有几个自治大区沿用老的教学大纲，尚未对部分中学历史教科书编撰产生明显影响。

而“日本全新高中《历史综合》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中介绍了日本于2022年进行的教育改革在日本史与世界史的修读要求上发生了较为直观的变化，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梳理了新出版的《历史综合》教科书中对中国相关内容的描述。

对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强调在会议上亦有相当突出的体现。外国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是在国际交往中不断完善的，而当前的国际关系与对华态度也会体现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与具体表述上。

如NCERT版印度历史教材中，出于与中国在近代时期的历史相似性而对中国近代史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极为详细的介绍，也非常注重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吸取相应的经验和教训，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崛起的中国也会在一些情境下被视为“威胁”和挑战，体现在该国历史教科书中即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一段历史的缺失。

西班牙马德里大区中学历史教科书更加关注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资料更新及时，而其中关于中华民国、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等的文字表述，也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

（三）拓展视野：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将以往受关注较少的国家和地区纳入研究领域是本项目的亮点之一。其中，较为典型的即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分析。

“一带一路”是依托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顺应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性倡议。早在2016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我们在经济合作上用力多，文化这条腿总体上还不够有力。要加强战略谋划，对外既要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又要传播当代中国蓬勃发展的多彩文化。”

要达成这一目标，除了中国主动性的交流和宣传外，沿线各国的教科书也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因此，为更有效地实现沿线国家间的民心相通，从中国方面来说，了解沿线各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并澄清其中的不合理或错误之处，是极为重要的。

在此次会议中，有十余位学者所研究的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从国别来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朗、阿曼、土耳其、匈牙利、白俄罗斯、意大利和喀麦隆等均是学者们所关注到的国家。

作为中国的陆上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可以用“古代文明的代表”“改革开放后的大逆袭“”和“重要的合作伙伴”三个关键句总结。

同为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书写则有所不同。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在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教科书中，古代中国与该国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特别是“丝绸之路”这一关键词作为双方交往的见证而多次被提及；但到了清朝民国时期，中国形象就逐渐复杂化了，清朝更是作为一个所谓“压迫者”的形象出现在教科书之中。

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从中亚走到西亚地区，伊朗、阿曼、土耳其等国便出现在研究视野之中。

伊朗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的叙述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因而其呈现的中国形象是非立体、非全面的。在古代部分，伊朗历史教科书分段描绘了创造出灿烂文明的中国形象；在近代部分，中国和伊朗曾有过相似的处境，因而这一阶段的中国史叙述稍显简略；现当代史中的中国形象则更为单薄，主要是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被呈现。

在与中国长期互相尊重、友好亲善的背景下，阿曼历史教科书给予了中国史相当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古代史和现代史上用力颇重。因而，该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较为多元而立体的。

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与其他国家有着较大差别，可凝练为“先进文明的古国”“‘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上的贸易伙伴”|“相互抵抗的竟争国”“畏惧土耳其政治和军事的中国”“沦为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以及“探索中崛起的当代中国”。具体到该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突厥叙事，如匈奴的兴衰、回鹘历史的书写等，则能够明显地看到其中基于民族主义的歪曲历史、敌视中国的情况。

虽然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但欧洲的匈牙利、白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国也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参与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这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及其中的中国形象塑造，也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匈牙利历史教科书版本的更迭对教科书的收集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聚焦于具体教科书之上，亦可以探究其中中国形象与其他国家形象塑造的特点与异同。随着双边关系的长足发展，白俄罗斯对中国的认识从一种宽泛抽象的认知转向了日益清晰具体的描绘，但为进一步增进了解、凝聚共识，继续组织受众面广、感知度高、形式丰富的活动，仍是相当重要的。

此外，近年来，欧洲出现从全球史的视角书写民族国家历史的浪潮，但出于本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现状与需求，意大利的史书中还是非常强调本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以至于涉及中国的内容极为有限。而这样一种历史书写的倾向又必然会影响到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构建。

位于非洲的喀麦隆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以该国的教育总则和作为样板教材的《非洲与世界》为例，可以看到，在泛非主义史观指导下，喀麦隆的历史教育突出了非洲整体的发展，但同时也非常强调对本国认同的培养，有关中国的叙述则是被置于全球史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从内容设置和形象构建来看，该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是较为积极正面的，但总体而言篇幅不多，且只讲述到了唐朝时期。

三

反思与展望

与会专家学者为推进研究进一步发展贡献了智慧，提出了此项研究的方向和前景。

首先，与会专家学者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涉及三方面的学科交叉。

一是涉及历史学科的研究，不仅需要判断外国历史教科书的叙事和内容正确与否，更需要了解该国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基本发展情况，以及此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在它的教科书编写当中，这与历史书写、历史知识生产紧密相关。

二是涉及教育学的研究，历史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教育体制、教育理念、认知模式、能力导向，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给予一定关注。

三是涉及政治学科的研究，历史教育是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该国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研究过程中需要从该国的政治发展出发，认识并解释其对中国形象以及其他国家形象的书写与呈现。

总体而言，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国知识的生产，是史学、教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塑造结合起来的产物，三个方面不能偏废。

另外，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课题组应尽可能多地完成外国历史教科书以及相关的中国形象的整理，形成相应的电子数据资源，推进各国历史教科书数据库建设，夯实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其次，与会专家学者对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各子课题组仍需按照原定的覆盖区域不断推进填补空白式的外国教科书研究，要从理论到方法，再到分析的路径，进行教科书研究的深入和提升。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关注所选教科书的时效性。某一教科书只能反映其所使用时的时代特征，要研究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必须关注到该教科书的出版时间与使用时间。尤其是以往已有较多研究的美国、日本等，更是需要去收集更新、更有代表性的历史教科书。

二要拓展中国形象研究的多样性。一方面，除“中国”一词本身所在的段落语句外，其他一些有关中国的元素的呈现，也是外国历史教科书塑造中国形象的环节之一。另一方面，教科书中的知识链接、问题设计，甚至是修饰词的使用等，均是以后研究中值得更加注重的。

三要持有横向与纵向结合的比较视野。要分析教科书编写者对该国的要素倾向与重要性把握、在国家形象的呈现上如何体现历时性的变化与共时性的内容，明确国家形象的定位与叙事框架，为建立中国话语体系及其有效传播奠定坚实的学术路径，从而增强研究的深度与内涵。如可从时间上的历时性来比较新旧版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或从某一教科书入手比较其中的中国形象、美国形象、日本形象等。

四要对错误内容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本次会议上，各位学者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各国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的研究不够严谨和深入，或者由于教科书之于学术研究的滞后性特征，许多教科书都出现了知识上的问题甚至是错误：如教材插图选择上的欠妥、历史事件与年份的对应错误、对中国古代帝王年号及庙号等的不规范使用等。另一方面，出于本国国家认同的需求和受其他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部分外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史的文献被断章取义或歪曲解读，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国的评价也显得片面和不合理，这都会影响到该国学生对中国的认知。

正如此前所提到的，对于中国而言，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叙事是一种“他塑”的形式，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总结其教科书中中国史叙述和中国形象塑造时的不合理或是错误之处，却也是在国际上“自塑”中国形象的关键尝试。通过不断的研究和纠错，才有可能使外国历史教科书更加真实、客观地讲述中国，也才能够真正地塑造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2期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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