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已超100天，好莱坞究竟在抵制什么？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 | 覃思
编辑 | 徐菁菁
久违的联合
“好莱坞罢工进入第一百天。”8月10日，演员杰夫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条帖子。在过去三个月，有很多人和杰夫一样，从洛杉矶地区的不同方位去到柏本克（Burbank）游行。那里是迪士尼影业、华纳兄弟和Netflix等娱乐传媒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有人称它为“世界媒体之都”。8月，游行从洛杉矶蔓延到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各大城市，陆续有更多演艺界明星加入了声援的队伍。
这场罢工在5月由美国编剧工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简称WGA）发起，7月中旬发展为包含演员工会（Screen Actors Guild-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Artists，简称SAG-AFTRA）在内的更大范围罢工。这两家工会分别代表着1.15万影视剧作者和16万名演员。
图源 | 视觉中国
他们的诉求列表很长，但是最核心的有两项：一是要求流媒体平台盈利分成，改善影视工作者的薪酬，二是要求平台规范对人工智能的使用。
罢工意味着演员和编剧们停下了手头所有与AMPTP（电影与电视制片人联盟，Alliance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Producers，简称AMPTP）成员公司相关的工作。AMPTP的成员包括美国主要的电影制片厂，比如派拉蒙影业、索尼影业、环球影业、迪士尼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主要的广播电视网络如ABC、FOX和NBC，以及流媒体平台Netflix、Apple TV+、亚马逊等等。
不仅仅是不参与新片的制作。杰夫提醒我，对于过往与这些公司沾边的作品，他必须只字不提。按照罢工团体的约定，他们不会参与任何影视作品的宣传，直到问题解决。这也是为什么《芭比》走红院线之后，许多美国的视频和播客达人们选择不谈论这部电影，以表示对罢工的声援。
据悉，受罢工影响，原定于9月举行的艾美奖颁奖典礼已经改期到2024年1月。索尼取消了对2024年多部影片的档期计划，华纳兄弟也可能取消今年下半年多部假期档的放映。他们不是担心电影无法完成，而是担心没有人帮他们宣传这些影片了。这些影视公司仍有充足的影片库存。
在罢工中，杰夫的头衔是“队长”。在线上，他每天更新罢工和谈判的动向；线下，他在罢工现场维持秩序，把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物资送到罢工者手中。
“我在工会13年，从未见过这么多演员在社交媒体上互相支持。我们彼此打电话，发短信，开Zoom会议，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其中。”罢工在好莱坞的历史上不多见，这里的工会存在感不高。“有6万名会员投票并支持罢工，这是我们工会历史上最高的投票出席率。”杰夫说。
尽管身份是演员，但杰夫从五月起就加入了编剧工会的罢工阵线。他形容，是编剧工会“拉响了警报”。“编剧工会很聪明，他们公开了他们的诉求以及收到的回复。”在编剧工会公布的5月1日谈判结果中，AMPTP拒绝了工会提出的大部分诉求，包括流媒体收益分成和监管AI。杰夫为大公司的强硬感到震惊，他认为这些公司不愿意真诚谈判。“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醒了过来。”
罢工还让杰夫看到了行业里更多其他人的状况。“演员、编剧、导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领域。但是一旦我们开始交流，我们才意识到，等等，我们谁也没有得到好处。”
截至8月初，工会与企业方面还并未达成任何谈判结果。双方陷入僵局。迪士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称罢工的诉求是“不现实的”。一些大公司给出的说法是，疫情带来的亏损让他们无法保证更多薪酬。
但这个说法不能说服像杰夫这样的从业者。相反，他们认为疫情加速了流媒体服务的风行，让这些平台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流媒体所仰赖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也加速改变着从业者与平台的关系。
流媒体与“用后即弃”的零工
流媒体（Streaming media）指将多媒体资料压缩后，经过网络分段传送资料，在互联网上实时传输影音以供观赏的一种技术。有了流媒体，观众可以“即点即看”。这种服务很快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流媒体在美国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07年，那时科技公司Netflix刚刚开始提供流媒体服务。同一时期，亚马逊、Hulu推出流媒体服务。到了2017年，Netflix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所有有线电视用户数量总和。传统影视制作公司也不得不开始向流媒体转型。2019年，迪士尼推出“Disney +”，次年，华纳兄弟推出“HBO max”。到了2022年，几乎所有主流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都提供流媒体服务。《财富商业洞察》估计，全球流媒体市场的市值在2023年可能超过5千亿美元。
这场围绕注意力的竞争是激烈的。《福布斯》杂志202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平均每个美国人会订阅2.8项流媒体服务。如何争取和留住订阅用户，成了各大平台的焦点。
《新闻编辑室》剧照
为了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平台开始争夺优质影视版权。2018年迪士尼斥资524亿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斯，2022年亚马逊耗资84.5亿美元买下好莱坞老牌电影制作商米高梅（MGM），目的都是扩充内容版图。
平台也争相投入原创内容的开发。2023年，苹果公司宣布投入10亿美元开发原创电影。合并了内容制造和分发环节的大平台不再需要从代理商手上购买作品，这也使原本靠着售卖版权获利的传统工作室开始式微。
与巨额投资形成反差的，是平台在人工成本上的节俭。为了降低成本，平台普遍压缩编剧团队的规模，和缩短他们的创作时间。
赛德·多恩（Zayd Dohrn）是西北大学广播、电视与电影专业的教授，也是从业十余年的编剧。他向我介绍了流媒体平台目前广泛采用的“迷你编剧室（mini-room）”制度。
“当公司产生一个想法，他们会先召集大概4、5人创作10到12个星期，先写出几集，然后再决定是否开拍。如果决定制作这部剧集，他们只会聘用1个编剧，让他完成整部剧的写作。这样以来，那些一开始参与编剧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份工作能持续多久。他们不但只能拿到很少的钱，也无法宣称对作品的所有权。”
《老友记》剧照
工作周期的缩短也与流媒体内容的特点有关。流媒体上的大多数剧集比传统电视剧要短，通常是每一季8或10集，而不是22集以上。根据WGA的统计，在电视剧时代，一部剧大概会让每位编剧工作10个月以上。但如今，初级和中级编剧为每部剧集的工作时间平均只有20到24周，如果并非全程参与，那么受雇时间会更短。多恩称，这近一步减少了编剧能在一份工作上赚到的钱，而且增加了不确定性。
每份工作的单位回报下降，于是不得不靠提升数量来维持收入。类似变化也发生在演员身上。杰夫说，他必须接更多项目，才能赚到和往年相近的收入。“不同头衔的演员薪酬差距很大。通常你在一部剧里出现的集数越多，你的级别也越高。以前，如果你每一集都出现，你会是‘常规主演’，但现在他们会说，我们不叫你主演了，就用‘客串演员’的头衔吧。假设以前一部剧有10个常规主演，那么现在只有2个，剩下8个人都叫客串。”
让演员和编剧们更直观感受到落差的，是当一部作品非常卖座的时候，他们无法参与分成。前流媒体时代的收益计算是相对直接的，影院统计有多少人买了电影票、光盘，电视台则统计收视率，然后根据获得的收益为创作者分成。在流媒体时代，演员、编剧在流媒体平台上的作品仍然会得到版权费，但这是一笔固定费用。无论这部作品受到多大的欢迎，都与他们的收入无关了。
《熊家餐馆》剧照
编剧亚历克斯·奥基夫（Alex O'Keefe）在《纽约客》上抨击现有的分成制度。他是《熊家餐馆（The Bear）》的编剧之一。迪士尼旗下的FX曾宣称《熊家餐馆》第一季是该平台史上观看量最多的喜剧类型剧。然而，奥基夫在剧集播出后没有收到过这部剧集的收益分成。他获得的一次性收入仅仅足够他“过贫困线以下的生活”。
工作模式加上分成制度的变化，让众多中低级别的编剧和演员薪资降低。编剧工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过去五年里，编剧的薪酬下降了14%。在演员工会，年收入达到2.6万美元是购买医疗保险的基线。“工会中有大概87%的成员都无法达到这条线。”杰夫说，“以前我每年做一、两份工作就能达到这个基线，而现在就算做10份工作也未必能达到。”
对于凯特·福特穆勒（Kate Fortmueller）这样长期关注好莱坞劳工议题的人来说，这次罢工并不突然。福特穆勒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电影、媒体与戏剧学院的副教授。过去几年，她写的两本书都与好莱坞有关。一本分析了媒体产业的四次重大技术变革对演员的影响，另一本则记录了疫情对好莱坞的冲击。
《好莱坞往事》剧照
每三年，美国编剧工会会代表编剧们与好莱坞主要电影公司谈判，重新拟定包括分成比例在内的各项条款。每当合同快到期时， 工会代表会将收集成员意见，整合、讨论，以准备新一轮的谈判。矛盾往往在这个时刻集中爆发。
2020年，从业者的不满就曾积攒到拐点。福特穆勒告诉我，当时有编剧工会策划罢工的传闻。然而春天的新冠疫情让工会的计划中断。“你没有办法罢工，因为一切都停摆了。”福特穆勒回忆。“人们很快就谈好了新的合同。当时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复工。”
疫情还在其它方面加重了演员和编剧们的负担。由于线下试镜无法开展，制作公司开始要求演员们自己录制试镜视频。灯光、相机、对戏演员乃至剧本，都要求演员自行准备。
“以前制作公司或许会通知100人到现场试镜，现在他们可以通知500个人提交试镜视频。”杰夫自己花钱筹措设备，不断录制试镜视频，然而多数时候这些投入不会为他带来分毫。这个过程让他感到身心疲倦。
《巴比伦》剧照
新冠疫情一方面打断了工会原本的计划，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流媒体的膨胀。影院、剧院关门，隔离中的人们把目光投向家里的显示屏。电信运营商Verizon的报告显示，疫情期间流媒体服务使用流量在疫情期间增长了26%。在2020这一年，Netflix在全球的订阅人数增加了3700万，订阅总人数首次突破2亿，年盈收接近2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4%。
好莱坞的“新血”
“这已经是另一个产业了。”福特穆勒这么说的时候，语气有些慨叹的意味。
尼尔森2022年7月做的统计显示，美国流媒体视频服务使用量占收视率的34.8%，首次占据最大电视收视份额，超过有线电视的34.4%和无线广播电视的21.6%。在流媒体领域，Netflix保持领先地位，收拾占比8%，排在其后的是迪士尼旗下的Hulu和亚马逊的“Prime video”，占比3%左右。
在福特穆勒看来，像Netflix、苹果、亚马逊这样闯入好莱坞的科技公司有一套自己的基因，那就是“效率至上”和“数据驱动”。
剑桥大学学者阿莱格尔·L·哈迪达（Allègre L. Hadida）在2020年与其他学者合作的论文分析了流媒体时代电影生产机制的转变。论文称，传统制片厂注重借助明星效应和宣传鼓励观众走进电影院，而流媒体平台则以数据驱动决策，通过为用户提供长长的播放列表来提高流量。
《智能大反攻》剧照
如果说以往好莱坞工作室关心的是如何做出一部引起轰动的大片，那么订阅模式下，平台关心的是如何让用户在自己这儿“有东西可看”。
“订阅模式的目标是提供永不枯竭的、算法意义上的充裕，提供一个深而宽广的内容蓄水池。传统模式里，制作方的目标是推出一部每个人都想看的大片。而现在，只要每个人都在看着某些内容，算法就会满足。”《纽约时报》首席影评人A·O·斯科特（A.O. Scott）在评论文章中写道。
“为了满足平台观众的不同需求，流媒体平台出现时，它带来了内容类型的繁荣，更多小众题材、小成本制作可以被大家看到。”多恩说，“但在后期，平台卷入了对数据的追逐。当他们发现一个故事受欢迎，就会不停地拍续集。所以‘漫威’故事越来越不好看了。”
在资本市场，订阅量牵动着公司的股价。这也是少有的、平台面向大众公开的数据。福特穆勒说：“对于普通影视从业者和观众而言，他们能知道每个平台的订阅人数，但无从知晓某部电影有多少人点击又有多少人看完，不知道是哪部电影为平台带来订阅数的上升。平台没有公开这些数据。”于是，平台的繁荣是可见的，而影视作品的成败失去凭据。因为信息不对称，创作者很难与平台讨价还价。
“数据就是权力。”福特穆勒说。
至于为什么政府不强制要求这些公司公开数据，福特穆勒认为，政府并不是没有权力介入，他们只是选择不介入。这些大公司牵动着政客们的利益。“他们具备介入的能力。关键在于，这么做是否符合与当下的政治需要。”
芝加哥被称为工会之都。多恩告诉我，芝加哥的编剧工会也在支持卡车司机工会的罢工。他认为，这些科技公司对工会的敌意，来源于他们清楚和解带来的溢出效应。“平台不希望轻易让步。因为他们清楚，一旦今天对演员和编剧让步，明天就要对司机、快递员、流水线上的工人让步，也许还要对他们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雇员让步。”
资深影视记者布鲁克斯·巴恩斯（Brooks Barnes）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里写道，从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层面，科技公司在改变着好莱坞的气候。过去，好莱坞有类似“长老”的存在，他们拥有大公司和普通员工的信任。“好莱坞上一次罢工是在2007-2008年……那时候，还有工作室的资深人士和资深政治家，他们可以介入并说：‘好的，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回去继续工作。’但这样的人在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图源 | 视觉中国
过去十年，杰夫出演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他有着乌黑的卷发，棱角分明的脸孔，洁白的牙齿。笑起来的时候，灰绿色的眼睛里总有明亮的神采。
好莱坞是他的梦想。从中学起，他就一头扑进了学校的戏剧社团。演戏对他来说，是一门需要花很多年时间打磨的技艺。
“过去那些管理着好莱坞电影公司的人，有许多是学习戏剧出身。他们喜欢电影，他们把电影当作生活。那时电影不仅仅是一件商品。但是对于今天那些掌管着电影公司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只是被公司雇来赚钱的，他们也许一点也不关心电影。”
“如果你在拍摄现场，当你觉得一个镜头不够完美，你会想要做得更好，也许你需要额外多一个星期来让这个镜头变得更好。但他们会说，数据告诉我们，对于艺术来说，好和很好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无论如何，人们都会去看我们提供的内容。他们习惯把艺术称为‘内容’，这太奇怪了，它并不是‘内容’。”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正在走入观众们的视线，取代原本由人来完成的工作。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到了可以用来修改演员面孔、创作文本和制作短片的程度。前不久上线的以神盾局前局长尼克·弗瑞为主角的漫威剧《秘密入侵》的片头就是用AI制作的，是一段墨绿色色调的水彩动画。
这次罢工的另一项主要诉求是约束平台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演员们担心电影公司会在没有支付酬劳或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使用人工智能来制作他们肖像的数字复制品，或者对他们的表演做数字化修改。编剧则担心电影公司会使用人工智能来生成剧本初稿，再让编剧修改润色AI的初稿，这样编剧们的稿酬就更少了。
新的科技手段会带来行业变革的机会，这对于研究好莱坞技术史的福特穆勒来说再熟悉不过。但她认为技术常常被用作某种制度存在的借口。“对好莱坞从业者来说，重要的并不只是技术本身，而是谁拥有控制技术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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