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小说《绿毛水怪》是一部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原本是王小波给李银河的“情书”。这是个极简单的故事，陈辉和杨素瑶都有区别于同龄孩子的情感与智力，被群众视为怪胎。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变得亲密，忽一夜，素瑶坠入深海，长辞于世，陈辉赶到海边，却看到一只绿色的海怪……
小说至此结束，但故事仍在继续。
很多年以后，陈辉已经把我遗忘，他的记忆似乎永远凝固在了感染大叶肺炎的那个夜里，从那时起，他和杨素瑶的故事，那些不切实际的传说，便深留于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陈辉和杨素瑶很早就走进了我的生活，早到记不清时间。当时我和他俩坐在永安里小学的教室里，窗外蝉鸣不绝于耳，教室里几十个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昏昏欲睡。和陈辉一样，我只记得杨素瑶的那张脸。
每到夏天，这张脸就会变得格外鲜艳，黑色玻璃珠一样的眼睛左顾右盼，脸颊像是一片淡粉色的晚霞，上面像煎饼上一样，撒了几颗芝麻粒大的雀子，她看向陈辉时，双眼像是能发出光一样，把瘦小的陈辉打亮。
我和老陈同桌了一整年，和妖妖（杨素瑶）同桌半年，后来他俩就成了同桌。知道光和光怎么打招呼吗？在最黑的地方见。
知道光和光怎么打招呼吗？在最黑的地方见。（图｜视觉中国）
班里的同学，差不多都有个外号，那是小社会赋予我们的第一个名字，有些残酷，有些下流，有些则毫无意义，但也给了我们一种身份上的认同。个高的叫麻秆儿、糖棍儿；个矮的叫耗子；胖的叫猪、墩儿；性格倔的叫驴。还有些因姓得名，姓叶的叫夜猫子，姓吴的叫老蜈蚣，姓氏平平的大多以老互称，老张、王老，陈辉叫老陈，也叫小辉子。我们第一次听到自己被同学们起的外号时，在烈日炎炎下颇有些震惊。
在我们这一众孩童中，杨素瑶显得格外老成，她很从容地接纳了“妖妖”这个外号，并显得很受用，于是她越发看起来古灵精怪。她的毛发很重，一到下雨天，整个脸就会显得毛茸茸的，我一直在想，妖妖最终会变成水怪，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事。
有件事，老陈一直过不去。他总问我：“老王，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你觉得我复杂吗？”每次他问这话时，我都会放下手里的啤酒，就那么愣愣地看着他。在一个正在痛苦的人面前，你无法给予任何安慰，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他一同痛苦。
我说：“想开点吧，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再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他就说：“你看学校就是这么对付我们：看见谁稍微有点与众不同，就要把他扼杀、摧残，直到和别人一样简单，否则就是复杂。”
《城南旧事》剧照
我不知道我应该按哪种角度去回答他，按照生物学的角度说，他确实是个复杂的动物，他有不同于低等生物的情感中枢，就算是与复杂的人类相较，他也属于极度敏感、多虑的人。但他终究是个简单的人，他不会遮掩自己的情绪。
在妖妖离开后，他的一切生活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他不需要再向我以外的任何人提问，他什么都不想知道，这反而让他看起来复杂了不少，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
过去，老陈总说，复杂，是一个复杂物种对简单生物的粗鄙评判。在我看来，这个词很中性，但要看你怎么理解。纯洁与复杂，或许从来不是对立的，他们会一同出现，一同消失，如同白天与黑夜的互换。所以每次他问我，我都会思索良久，看他一会儿，再端起酒杯，告诉他，我其实也很复杂。
老陈的书架上堆满了书，《草原上的田庄》是妖妖买的，《雾海孤帆》的书皮已经泛黄，这本书对老陈的青少年时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敖德萨少年彼嘉、卡甫立克和革命水手朱可夫，老陈的性格似乎就在这几个之间徘徊不定。老陈以前总跟我提起：“你知道吗，当你在饥饿的时候，可以问士兵要黑面包糊口。”我就那么看着他，仿佛他说的都是真的，仿佛书中所有的革命涌动，残酷社会，城市中的花园、海滨、灯塔、港口、街道、广场、雕像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块黑面包。
我最喜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这是一本未完成的小说，未完成就永远不会结束。老陈后来不太看高尔基了，一书柜苏联作家全集，都落上了厚厚的灰，去复查的时候，大夫逗他，问他阿廖沙是谁啊。老陈只会回答电影《青松岭》里钱广的一句话：“去，给我烙两张糖饼。”
《青松岭》剧照
中国书店社恢复出版工作，是在1979年，那会妖妖已经变成了孤独的海怪。我曾经无数次地认为，陈辉和妖妖已经结了很多次婚，那礼堂就设在隆福寺街30号的中国书店。这个书店总给我一种庄重感，它的破旧、失修，它与周遭建筑的格格不入，它吞吐的人群，让我恍如隔世。
有那么几个瞬间，陈辉倒背如流：
出了书店，我们一起在街上走，她上车站，我去送她，奇怪的是我今天没有编个口实。她忽然对我说：“陈辉,记得我们一起买了多少书吗？二百五十八本。现在都存在我那儿呢。我算了算总价钱，一百二十一块七毛五。我们整整攒了一年半，不吃零食，游泳走着去，那是多大的毅力呀！对了对了，我应该把那些书给你拿来，你整整两年没看到那些书了。”
陈辉：你好！
我在北京等了你一年，可是你没有来。你现在好吗？你还记得你童年的朋友吗？如果你有更亲密的朋友，我也没有理由埋怨你。你和我好好地说一声再见吧。我感谢你曾经送过我两千五百里路，就是你从学校到汽车站再回家的五百六十四个来回中走过的路。如果你还没有，请你到山东来找我吧。
我是你永远不变的忠实的朋友杨素瑶。
《大象席地而坐》剧照
妖妖很絮叨，但她的碎碎念出奇的平静，因为她总能精准地记住每一件事，她的生活像是有刻度尺一样，这反而让陈辉摸不着头脑，他仿佛触碰到了一个巨大物体的边缘，整个人突然一下子，就瘫软了。
老陈在回望那个年代的时候，喜欢用一种特殊的滤镜，他过滤掉了所有的杂质、暗角和模糊的东西，他只能看见阳光明媚，照得每个人都睁不开眼。我们骑着车，到处去看大字报，我说他像一只特立独行、新陈代谢极快的猪，但身体里的血液流得再快，也代谢不掉青春带来的伤痛。我们骑车路过大北窑的麦田和工厂，附近传来阵阵猪圈味，他却说那个他总能闻到一股烧荒草的味道。这句话好像我听谁说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某个晚上，我看到陈辉在路灯下抱着头，他十分悲伤，哭得像个正在忏悔的坏蛋一样。当我得知海的那边发生了什么，我抱着他走回家，他像个婴儿一样在我怀里，只顾着哭。那晚，我们一起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读到那句“如果你在月光里仰卧着向天上看的话，银河就显得特别深远，这是我从来不知道的”时，他突然停止了哭声。
如果我们长时间凝望一面下垂的旗帜，它就会徐徐飘动；如果我们长时间凝望一棵树，树叶间就会出现一双和我们对视的眼睛；如果我们长时间凝望一座高楼，它就会向我们倒过来。我知道并无龙门，人只不过给自己制造幻境，一时一地自我，活在自己的记忆中，走不出来，但我相信，妖妖是真的变成水怪了，因为岸上的人都死了，只有死人永生，杨素瑶这个名字，在太平洋，永远地活下去了。
90年代中，我搬到了永安里灵通观的一栋居民房里，那里远离马路，和陈辉小时候住的地方间隔几百米，冬天，透过那些残破的树枝可以依稀看见那几间红砖房子。
那时候我正处在不惑之年，经历了一系列失败的恋情，夜班线条远嫁给导师李先生，我风华正茂，烦恼多多，在似水流年中，我戴着墨镜画着歪七扭八的油画，出入高档场所，以寻求心理上的慰藉。
1997年4月10日晚，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阳台上去，下边有一盏暗淡无光的路灯，照见平台上那只猫，它正沿着平台的水泥沿慢慢地爬。第二天，我听说陈辉因心脏病去世，那天，我正在家里，翻找着书架上的一本《红拂夜奔》，突然听说这么个消息，万籁俱灰。我开着车一路奔东，想在距离北京最近的海边送他一程。
再返回北京时，已是1998年，我买到了这本《绿毛水怪》，书里有这么一段，我看了几十遍：
90年代，人们说着不着边际的时髦话，社会有点躁动，我变得复杂了，说实话，那会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去朴素地评价这本书了，但这里的故事离我太近，他就像某个人揪着我的领口，硬生生地把我拽回到了那个黑白的70年代，这个人应该就是陈辉。
他逼问我：“这怎么可能是假的，我都写在书里了。”我咬着牙，告诉他，这就是一部爱情魔幻片，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部粗俗的爱情魔幻片。果不其然，他两眼冒火，又朝我扑来，送了我两个青眼窝。他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如同魔幻的爱情，一切都是魔幻，但都历历在目。
时空的错乱，匆忙的历史，荒芜的青春，我始终没能走进他俩的爱情故事里，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始终比他俩更加颠沛，但这样的疏离，却也为我创造了一幅爱情圣景，我在别人的苦难中读出凄美，在伤痛中识得美好，我甚至笨拙地模仿着他们，走那些路，读一些诗，藏匿自己的悸动，袒露自己的张狂和不安。
很多年以后，每当我和一个女人讲起陈辉的故事，讲起妖妖的那片海，讲起我目睹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她总会跟我说：“闭嘴吧，王二，我已经受够你了。”
王小波和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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