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馆里，哪些轶事与秘密流进了小说？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二卷，为免费内容。

现代餐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的法国巴黎。克里斯托夫·里巴特所著的《在餐馆里：知识分子与“现代之腹”的养成》采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将现代餐馆二百五十年演进历程中的诸多关键性历史时刻并置呈现于读者面前，左拉、普鲁斯特、乔治·奥威尔、杜鲁门·卡波蒂、爱德华·霍普、弗朗西丝·多诺万、威廉·富特·怀特等在现代餐馆空间演进史上留下过重要印迹的作家、艺术家、社会学家将纷纷登场，共同撰写一部浓缩在“餐馆”这一特殊公共空间中的现代社会史。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战后饥荒》一章，分享给读者。

詹姆斯·鲍德温想把盛了水的玻璃杯扔向一个女招待员——一个他本想掐死的年轻女子。鲍德温在哈莱姆区长大，那是美国黑人文化的中心。他是浸礼会一名牧师的儿子。早在少年时代，他就能独立完成教堂礼拜。在哈莱姆区，他因自己的聪明与演说技巧而备受赞扬。不过现在，即 1942 年，他所处的地方是哈德逊河的另一边——新泽西。他在一家兵器厂工作。工厂离家其实并不远，但他许多同事，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来自种族严格隔离的南部各州。因此，南方的话语也被带到了新泽西。

鲍德温最初没有领会这一点。他到同一家自助餐厅去了三次，与同年纪的白人同事一起站在柜台前点单，深感奇怪他等待汉堡与咖啡的时间如此之久。等到第四次，他才闹清楚，包括前三次他都不该在这家餐厅吃饭。每一次，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拿了另一个客人的汉堡与咖啡。这家餐厅遵循的是：不向黑人售卖食物与饮料，也就是不卖给他。到处都是种族隔离，包括酒吧、保龄球馆、住宅区，而詹姆斯·鲍德温一再地违反这种未写明的法律。他变得引人注目，遭到嘲笑，遭到辱骂。最后他丢掉了兵器厂的工作。

在新泽西的最后一夜，他约了一位白人朋友。他们去电影院看《吾土吾民》，一部关于德国占领法国的故事片。电影散场后他们去吃东西。一家叫“美国小食铺”的饭馆。柜台后的男子问他们想点什么。“您觉得我们想要什么？”鲍德温粗野地呛了回去，“我们想要汉堡和咖啡。”但这并非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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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维森塔尔，建筑师，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差点没躲过一次枪击。他尝试过自杀。他撑过了去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死亡之旅，撑过了去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输送。现在，即 1945 年春，他置身于集中营的死亡区，饥饿难忍。他身高一米八，却不足五十公斤。解放近在眼前。美国飞机从集中营上空飞过，但死亡区里每天仍有人死去。

维森塔尔跟一个波兰籍食品供应商说上了话：爱德华·斯坦尼泽夫斯奇。他俩在波兹南相识。斯坦尼泽夫斯奇打算在战后开个饭馆。他请维森塔尔为饭馆设计方案。他带来了笔与纸。维森塔尔开始设计。他画了一大摞草图，足够出一本书。甚至女招待员的衣服他都画了下来。死亡区不断有人死去，他们每日的食物份额是两百卡路里。爱德华·斯坦尼泽夫斯奇给维森塔尔带来更多面包，以换取后者的点子。他们谈论饭馆的餐桌应该采用哪种形式，讨论墙纸和墙纸的颜色。

毛特豪森集中营获得解放后，仍有成千人死于营养不良。爱德华·斯坦尼泽夫斯奇将维森塔尔的草图保存了好几十年。饭馆从未开成。但西蒙·维森塔尔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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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来自波鸿的年轻人十七岁，饿着肚子。他曾是预备役高炮兵，而后短暂当过正式兵。他是自愿加入国防军的。1945 年春天，他在奥得河边的一处炮兵阵地服役，而后部队开拔向西，围着柏林饶了一大圈。他看到过路沟中躺着的集中营囚犯尸体。1945 年 5 月，他落入一个战俘营，在易北河边上的博伊岑堡。吃的几近没有。不久后，他被转移到费马恩岛上的另一个战俘营。那里他也挨饿，饿了好几月。他依旧玩斯卡特牌。被释放后他在黑森林地区过了一段时间，农妇们用无数的食物喂坏了他。饥饿跑了。如今他重返家乡波鸿。饥饿又来了。

1945 年与 1946 年，成年德国人每天平均摄入 1412 卡路里。官方的配给量是 860 卡路里。波鸿年轻人的长辈不断死于营养不良。他想求助在战俘营结识的斯卡特牌友，减轻家里的紧迫。于是他上路前往明斯特兰地区的农庄。但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在那儿跟战俘营的所有牌友又重逢了。如今他们是争夺猪肉、黄油和土豆的竞争者。

这个年轻人一而再地从鲁尔区来到明斯特兰地区。他往往两手空空，没东西可供交换，哪怕只是交换农民手中的烂水果或谷物。他搞到一袋麦谷碎，里面爬着黑色虫子，他小心地把它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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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巴黎，美国记者总是在路上。他们发现爱在咖啡馆与餐馆打发时间的新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时代周刊》的一个记者看到让-保罗·萨特总在“花神咖啡馆”出现，在那里写作、讲课。《生活》杂志的记者总能在同一家餐馆看到萨特接受拜访、与人商谈、接受采访。《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说，萨特在一家饭店睡觉，在他常去的咖啡馆桌边生活。美国记者对法国思想家及其最爱之餐馆的兴趣如此浓厚，以至于“花神咖啡馆”的一个侍应生在 1946 年 12 月被《时代周刊》的记者请求发表其对存在主义的看法。这名叫帕斯卡的侍应生拥护萨特的观点。

萨特和波伏娃在“花神咖啡馆”

美国人痴迷于室外就餐的哲学家并非偶然。战后的美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获得重新定义。影响广大的思想家们不再认为自己是批评式的局外人，而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精力充沛的爱国者。他们是一个新型、高效、处于冷战之中的社会的驱动者。美国媒体把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描绘成几乎无需认真看待的享乐之人，他们的左派悲观主义被看作是装腔作势，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以最直观的方式佐证了欧洲知识界的自我矛盾。因此，美国的媒体报道总是乐于凸显萨特和波伏娃在巴黎餐馆的所谓豪华享受，在报道中大谈“昂贵的晚餐，伴着绝佳的美酒，还有陈年的利口酒添光加彩”，餐后再去夜间俱乐部，与悲观的知识分子们共舞，直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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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食铺”回复鲍德温及其朋友的是：“我们这儿不招待黑人。”再寻常不过的回答。鲍德温感受到一种讽刺，一种蕴含在餐馆名字中以及像他这样的美国人所受到的对待中的讽刺。他还能保持平静。但是回到热闹的大街上，怒火席卷了他。他觉得，仿佛他在这儿所遭受的一切都是白色的，仿佛一切都朝他移动、攻击他。于是他继续走，宛如置身梦中，他听见白人朋友的声音，把他甩在身后，他跑了起来，感到自己的攻击性变得越来越强烈。他来到一家优雅、闪亮、宏伟的餐馆。他很清楚，这样的地方绝不会招待他。但他无所谓。他走进去，坐到最近的一张空桌边。一个女招待员走过来。是个白人。鲍德温在她的大眼睛里看到惊恐。这让他更加火大。他想给这种惊恐一个理由。

“我们这儿不招待黑人。”她说。口气不是敌对的，更像充满歉意，而且真的透着惊恐。鲍德温只想用他的双手感受她的脖颈，想掐死她。他装作听不懂她的话。他想要她再靠近些，可以攻击她。她朝他的方向只挪了一小步，然后把她的句子又说了一遍：“我们这儿不招待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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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韦克斯贝格的父亲在“一战”中阵亡，他的母亲遇害于奥斯维辛。他得以幸存。他对维也纳“梅斯尔和沙登饭店”的餐厅多到令人惊叹的牛肉烹饪花样进行了记录。二楼的餐厅供应以下特色牛肉：前胸肉、修清前胸肉与后胸肉、银边三叉与三叉、头刀与和尚头、肩胛肉、黄瓜条、肋排、前腿心和胸肉、肩胛肉和脊肋排，等等，等等。没有哪个客人在这里点菜时只简单地说点“牛排”，韦克斯贝格记道，这样的人真的很少，少得就像有人去蒂凡尼要求买“石头”。所有客人对牛肉的三十二个不同部位以及四类质量等级都了如指掌。他们自我感觉是一个有着高级品位的社团。包括牛也是这个社团的一部分。它们被放养在维也纳北边一个村庄的炼糖厂附近，用甜菜浆喂养，以确保优秀的肉质。

是否每个客人都真的属于这样的社团，无法在“梅斯尔·沙登餐厅”一眼看穿。高级招待员海因里希站在二楼迎接客人。他弯腰的角度显示着他对每位客人之社会名望的估计。半鞠躬面向的是暴发户，一鞠到底则是二三十年的老顾客。跑堂伙计用银盘端来牛肉，肉罩在盖子里。实习生负责上配菜：醋汁、苹果汁、乳脂汁、白菜、菠菜、土豆、小黄瓜。招待员负责掀盖子，向客人展示牛肉，再将其放入一个滚烫的盘中。而后招待员抬头看高级招待员，客人也抬头看高级招待员，高级招待员则看牛肉，透过几近闭阖的眼睑；然后他轻轻点了下头，极其轻微，朝着服务员，朝着客人。至那时，客人方可开吃。或者不可？那他就不可。无需赘言。

1945 年 3 月，一颗美国炸弹击中了“梅斯尔·沙登”。后来的苏联解放者又纵火焚烧半毁的饭店。“梅斯尔·沙登”已成历史。约瑟夫·韦克斯贝格的读者要等战后他写完奥利地游记才会得知此事。维也纳的牛再吃不到捣成浆的甜菜了，它们的肉如今干而硬。维也纳的厨师再也不懂怎么切牛尾（纵向沿着尾尖，横向靠近牛尾三角肌根部）。维也纳的招待员只对小费有兴趣，全不在乎客人的口味。这是约瑟夫·韦克斯贝格——早先住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劳，如今安居于纽约——在短暂拜访过曾经的牛排之都后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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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还有一种形式：智力的饥饿。波鸿年轻人成了一家私人租书铺饥渴的常客。他狼吐虎咽各类作家，从阿瑟·柯南·道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到卡内蒂，他阅读《法兰克福期刊》和《当下》，他阅读能搞到的一切东西。阅读让他忽略了无所不在的饥饿。但他的抱负没能超越饥饿。他是个人主义者，是懒汉，是游手好闲的人。他没有回校读书，因为学校里的人装作战争仿佛从未发生过。他逃避去干清理废墟的活。他没有工作。迫于无奈，有时候他在波鸿一处墓地做园丁。有时候他画招牌画挣点钱。他喜欢去酒吧晃悠。一切跟公共福利或权威有关系的东西，都因战争经历在他眼中变得可疑。

1948 年 7 月，他二十岁，找到了一个对他有点意义的工作。他给《西德意志汇报》画画。他去送画稿时，会跟编辑喝点品质不佳的红酒。不过家里的母亲与祖母，自从货币改革后，如今又足以饱腹：黄油蛋糕或者冷狗蛋糕，喝点自制的鸡蛋利口酒。这酒浓稠、甜腻、黏糊糊。他把酒倒在杯子里，幸福地品尝。这些都是沃尔夫拉姆·席贝克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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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鲍德温站起来。他从桌上拿起盛了一半水的玻璃杯。他把它扔向女招待员。她缩了下身。水杯摔碎在吧台后面的镜子上。餐馆里到处是大张的嘴巴，客人们跳了起来。鲍德温的怒火化作了恐惧。他朝门跑去，被一个男人拦住，那人打他的脸，踢他，他挣脱出来，跑到街上，碰见他的白人朋友。朋友把追他的人和警察引开了，他则继续跑。

《土生子的札记》

这个时刻将在鲍德温的头脑中一次又一次重现。十三年后，他把它写入《土生子的札记》，这是他对种族主义横行的国家所能提供的生活展开清算的大作之一。世界不再是白色的，且永远不再是白色的——这是鲍德温的作品所要推动的想法。不过他从新泽西的餐馆一并带走的还有：仇恨终将摧毁满怀仇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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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卡波蒂在写一部小说，一部要像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样的小说。他想表现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面貌与精神面貌。小说中有一幕发生在曼哈顿第五十五大街的“巴斯克海岸”餐厅——“帕维侬”的一家分店。两个人坐在一张桌边：名媛伊娜·库尔伯斯和小说叙述者琼斯。卡波蒂花了四十页描写他俩的午餐。

备受约瑟夫·韦克斯贝格赞誉、却深受雅克·丕平鄙夷的餐厅老板索尔，在杜鲁门·卡波蒂的小说中成了一个不停冒汗的伪绅士，“像一头杏仁泥捏成的小猪，粉嫩、闪亮”。他向两位客人推荐羊羔肉。他们没有听从，点了菲尔斯滕贝格蛋奶酥，一种用奶酪、菠菜、鸡蛋混合做成的糕点。他们喝了两瓶香槟——两瓶水晶香槟。不够冰，但有劲。

饭菜的质量：不重要。仅有一次，卡波蒂让伊娜小姐透过黑色的太阳眼镜看了看沙拉菜叶。大有深意的是餐桌，两位客人可以坐着环视餐厅：他们的位置没在餐厅的后部区域，而是在前区——符合那个年代高级餐厅的惯常安排，靠近大门，那儿有穿堂风，坐在那儿能看到每个人，但能坐在那儿的人往往不简单。重要的是聊天：伊娜小姐与琼斯之间下流的社交八卦。他们聊科尔·波特，他拿手去摸一个意大利斟酒侍应生的阴茎。聊一个女的，她想跟十六岁的奥逊·威尔斯结婚，又给 J.D.塞林格写情书。聊乔·肯尼迪，杰奎琳的前任公公，他曾在肯尼迪家族的府邸对伊娜小姐施暴，觉得她不喊不叫棒极了。聊杰奎琳·肯尼迪，她在伊娜小姐的眼中不过是个西方艺妓，而在琼斯的眼里则是一个扮演杰奎琳·肯尼迪的变装皇后。聊一位名媛，她单纯出于反犹主义的狂妄，用经血毁掉了自吹自擂的犹太情人的床。聊这个犹太人去加尔达湖度假，泳裤及膝，手里握着（自己的）阴茎。聊安妮·霍普金斯，她把不忠的丈夫射杀在浴室，却逃过刑罚。那一刻，她就坐在不远处的一张桌边，埋头跟一位牧师说话。

越来越多的轶事、越来越多的秘密流淌而出，流进卡波蒂的小说。香槟的酒劲开始发作，伊娜小姐打了个嗝，亨利·索尔似乎朝他们投来责备的一瞥，午餐时间已过。如今只剩下一个故事：伊娜小姐和她丈夫的故事。他在一次跨越大西洋的飞行途中跟她提出离婚，在一等舱喝着香槟的时候。伊娜小姐站起身。看上去仿佛一头海豚从海面升起，卡波蒂写道。她推开桌子，碰倒一只香槟杯，摇摇晃晃走向卫生间。亨利·索尔不见了人影。“巴斯克海岸”的招待员给餐桌换上新桌布，以备迎候晚上的客人。对小说叙述者而言，这种“氛围奢华而令人精疲力尽”。不过这顿午饭却有致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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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秋，《时尚先生》杂志发表了杜鲁门·卡波蒂的小说节选《巴斯克海岸餐厅，1965》。早在 10 月 10 日，安·伍德沃已提前听闻，她在小说里被认定是凶手。读过小说后，她自杀身亡。

一周以后，这本已经夺去一条生命的杂志出版。很快，所谓的虚构人物与纽约上层社会的真实成员之间的紧密关联亦清晰显露。斯利姆·基恩，卡波蒂的一位要好女友，从饮着酒聊八卦的伊娜·库尔伯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讥讽的那些靶子，也很容易让人猜透。杂志《纽约》的封面上出现了一幅漫画：一只咬人的小狗身处优雅的人类社会，下方印着一行字：“卡波蒂忘恩负义”。事实是：这位富人名流曾经的最爱丧失了他的社交圈。重新赢回他们的尝试每次均告失败。

这个秋天是卡波蒂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一次长久私人危机的开端。虽如此，作家仍认同自己对那顿午餐（菲尔斯滕贝格蛋奶酥、香槟、八卦、背后饶舌）的文学加工。艺术家只能由艺术来决定，他说。身为作家，他必须写出他所知的。“噢，亲爱的！”他对着时尚记者戴安娜·弗里兰解释他的文学战略，“那是普鲁斯特！那多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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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Austin Gardn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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