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人物》这个问题，诺兰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对智慧成为一种负担的故事很感兴趣。」一个聪明的人受困于他的聪明，这样的命题总是能吸引诺兰，「就像奥本海默，他具备能力，甚至某种自由，他有足够的智慧推测，这些事情将会走向何方。」00:03，00:02，00:01，计时器的数字以毫秒为单位极速消逝，清零之后屏幕变为持续闪烁的红色，时间到了，采访必须结束。时隔6年，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携新作《奥本海默》再次来到中国，受美国演员工会罢工影响，今年7月伦敦首映礼之后，《奥本海默》的宣传任务大都落到了诺兰身上。正如他电影中一再出现的命题，时间永远制造着紧张。《人物》几经争取，在诺兰密集的行程中抢夺到宝贵的1小时，这几乎接近极限。《敦刻尔克》之后的6年，世界发生着巨变，诺兰本人没什么变化，8月23日上午，出现在《人物》采访现场的诺兰依然是他雷打不动的装束，他穿着全套的衬衫、马甲、西装前来受访，当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31度。雷打不动的还有他的保温杯和他离不了的茶，304不锈钢杯身有处明显的凹陷。他心情不错，前一天的北京首映，来了几百名从各地赶来的影迷，分别6年，遥远国度里陌生的人们依然愿意为了他和他的电影在烈日下苦等一个多小时，大家举着他的海报、影碟，甚至工作牌索要签名——在世界范围内，鲜有导演能像诺兰一样拥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诺兰一如既往的礼貌而严谨，对每个问题认真倾听而后作答。他不习惯直视，说话时习惯把目光放空到别处。他着迷分析电影有关的技术问题，赞叹演员们的出色表演，期待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反应，但那些试图窥探他个人的尝试，通常会被巧妙地抵挡或化解掉。游戏规则没有改变。若想了解这位在全球保持着巨大影响力的导演，最直接的途径，依然是他的作品。《奥本海默》是诺兰的第12部电影长片，自1998年电影《追随》算起，诺兰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构建出自己的光影帝国，他以早期的《追随》《记忆碎片》确认了自己的叙事风格，又以《黑暗骑士》系列引发了超级英雄电影的基础革命，他在《盗梦空间》逼近现实与梦境的极限，又借《星际穿越》实现了自己版本的太空漫游。他是世界影坛毫无疑问的优等生，随着《奥本海默》的上映，诺兰共计有8部作品进入IMDb TOP250（其中7部TOP80，4部TOP30），成为该榜单中入围作品最多的导演。另一方面，诺兰的全球票房累计超过50亿美元，是希区柯克之后最成功的英国导演，这让他成为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内少数可以带着自己的原创剧本概念走进电影公司的导演，未曾失手的履历让他在一个以严酷和高效闻名的体系中拥有了不可思议的自由，自由选择题材，自由选择演员，自由搭建班底，这份自由又在一次次创造票房神话的同时奇异地保全了他的作者性——他总有办法拍出具有自己鲜明烙印的商业巨制。《诺兰变奏曲》的作者汤姆·肖恩在2001年就认识诺兰，他评价，诺兰已经成为自己的形容词。稍早一些时候，参演《奥本海默》的艾米丽·布朗特和马特·达蒙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出演的电影很重要，会是人们一直讨论的那种电影，两位演员不约而同地回答，「接到诺兰电话的时候！」52岁这年，来自诺兰的神秘电话通知各路伙伴，他计划制作一部关于奥本海默的电影。这次的创作冲动始于他的上一部作品《信条》，电影中军火商告诉男主，1945年奥本海默的团队即将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时，他「开始担心爆炸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将吞噬整个世界」。这个念头在脑海里一经出现，诺兰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摆脱它。《信条》的杀青派对上，主演罗伯特·帕丁森送了他一本奥本海默的演讲集，奥本海默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两年之后的一段演讲中说道：「在用粗俗、幽默、夸饰都不能完全消减的意义上，物理学家已经知晓了罪恶，而这份知识是他们不能失去的。」这段言说中的暧昧、愧疚和隐隐的痛苦击中了诺兰，「这份演讲读起来很诡异，因为他纠结于自己释放出去的东西。你要如何控制它？这份责任实在太庞大了。一旦这些知识流传出去，你要怎么办？你无法把牙膏推回管子里不是吗？」「他是一个参与并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改变的人」，一个「穿过爱因斯坦打开的大门，彻底改变了我们思考现实的方式的人」，诺兰告诉《人物》，他无法不为奥本海默身上承担的使命和宿命着迷，作为那个时代「最聪明和最谨慎的思考者之一」，历史选中了他，原子能在当时的物理学界已经不是秘密，纳粹德国比同盟国提前18个月开始了原子弹的相关研究，奥本海默必须要成为取火者。但取火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诅咒和惩罚。奥本海默的余生，22万亡灵的伤痛和嚎哭、人类世界前途难测的命运一刻不停地折磨着他，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创造和改写历史，又被历史背弃和鸟尽弓藏，诺兰想不到比这更复杂、更有戏剧张力的故事，「我找到一个真正的还没有在好莱坞电影中得以讲述的伟大故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挑战这个任务。」诺兰随后阅读了奥本海默的传记，更详细地了解了他所经历的荣耀与悲剧。那本传记的封面，是一张奥本海默的面部特写，黑白照片，让人无法忽视的是他的眼睛，惊恐中透出一股纯真，诺兰脑海中想起此前与自己五度合作的基里安·墨菲，后者拥有一双同样纯真、锐利、像冰冻的湖水一样幽蓝的眼睛，他让妻子艾玛接通了墨菲的电话。接到诺兰电话的时候，基里安·墨菲想都没想就说了yes，他们认识超过20年，此前合作的五部电影，墨菲从没演过主角。电话里诺兰没有任何铺垫，「我计划拍一部奥本海默的电影，我想让你来演奥本海默。」墨菲当时有点懵，不得不找个地方坐下来，好让自己消化这个消息。后来，诺兰飞到爱尔兰，在酒店房间将据说是红底黑字印刷的剧本交给了墨菲——这是信息爆炸年代典型的诺兰做派，他迷信实体，习惯保持某种神秘的紧张感，墨菲看剧本的时候，诺兰自己溜达到隔壁的休雷恩美术馆，参观了馆内重建的已故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工作室。一个小插曲是，培根完成于1953年的《根据委拉斯克斯的<教皇英诺森十世>所做的习作》一画，正是当年《黑暗骑士》中，希斯·莱杰所扮演的小丑的灵感来源。培根用一张扭曲的尖叫的脸替换了委拉斯克斯原作中教皇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势与威严——二战结束后，信仰丧失的痛苦和人类脆弱无依的处境深深影响了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诺兰成长于这份历史遗产之上，16岁的时候他在泰特美术馆偶然看到了培根作品回顾展的海报，心里想的是「太厉害了」，他买下那张海报，贴到了自己卧室墙上。20年之后，拍摄《黑暗骑士》期间，诺兰买了一本培根的画册，拿给当年28岁的希斯·莱杰和他的化妆师，电影史上几乎划时代的小丑形象由此诞生。把这些因果稍加连缀，诺兰和奥本海默的相遇几乎是一种必然。他向《人物》分享了一个70年代英国人的典型成长路径，他的祖父是二战时的空军，死于战争之中。「我从没见过他，很多英国家庭都是这样，你会听着战争的故事长大。」1980年代，英国民间反核运动逐渐兴起，十二三岁的时候，诺兰和小伙伴们笃定，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一定会经历一场核战争。在他的青春期，男孩们几乎都会哼唱Sting那首著名的歌，「我该怎么从奥本海默的致命玩具手下救出我的小男孩？」这首歌面世的第二年，切尔诺贝利发生核泄漏，整个世界被拽入巨大的恐慌，这种恐慌深深影响了少年时代的诺兰，「我之所以拍摄这部电影，是因为我成长的年代，对核战争的威胁有着非常高度的感知。在我成长的80年代，这是我们整天在谈论的事情。」时间和意识构建的迷宫造就了诺兰和奥本海默的重逢，他不再是惊恐的小男孩，奥本海默在曼哈顿计划之后经历的巨大痛苦也深深吸引着诺兰。诺兰跟《人物》说起他认为奥本海默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刻，「他得知广岛爆炸的消息，是和全美国的人一样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当时距离三位一体实验成功仅仅过去了22天），这太奇怪了，一定也会让他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他如此远离了他所建造的这个事物的后果。」一个诺兰式的小小革命是，《奥本海默》史无前例地选择使用第一人称写作，墨菲在酒店房间读完剧本，独自震惊了好一会儿，「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剧本，它太特别了，但这是我读过最好的剧本。」作为辅助拍摄的工具性文本，剧本写作通常选择客观视角，马特·达蒙在采访时解释这种区别，剧本上不会写「奥本海默走过房间」，而是「我走过房间」，一个纯然绝对的奥本海默视角。诺兰向《人物》详细讲述了这场小小的革命，「开始我在剧本中写了一小部分，但是我觉得我无法真的进入他的脑袋。」如何进入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头脑一度让诺兰感到困惑，「我在寻找一种方法，使读者，使我自己，使整个项目都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将从他的角度看到一切。」然后就是一个上帝亲吻的时刻，诺兰尝试用第一人称写作，他让自己用奥本海默的眼睛看世界，「我走进来，我坐在桌子旁，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剧本的第一个读者是弟弟乔纳森·诺兰，自《记忆碎片》开始，乔纳森参与了诺兰4部电影的剧本创作。虽然《奥本海默》他没有参与，但读完剧本乔纳森立即告诉哥哥，这是一个好点子，「他对我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人们阅读舞台指示的好办法。」在常规剧本中，舞台指示是一种解释人物形象、心理、场景变化等的叙述性文字说明，诺兰以一种英国人特有的严谨甚至强迫症解释，「在好莱坞，如果你阅读了大量剧本的话，你最终只会阅读对话，电影最后也会通过对话来讲述。」这不是诺兰想要的，他想让所有人离奥本海默更近，近到能触碰他的呼吸与噩梦，能更切实地体会他身上的背负与伤痛，「我想要大家置身于他的头脑，生活在他的思想中，一同去经历那些不可思议的历史时刻和不可调和的道德困境。」在自己的封神之作《黑暗骑士》中，诺兰曾为蝙蝠侠创造过一个同样极致的道德困境。小丑嗔笑着告诉蝙蝠侠时间有限，两个只能活一个，他必须在哥谭市的光明使者丹特和自己昔日恋人瑞秋之间做出选择，无论选择救谁，都会是蝙蝠侠一生的道义和情感污点。小丑的乐趣从来不是消灭，而是折磨和拆穿。蝙蝠侠的选择之后，是更为著名的双船实验，一艘船上是普通的哥谭市民，另一艘是整船罪犯，两艘船上都绑着炸弹，唯一生还的方式是按下按钮炸翻对方——你们可以活下来，但同样必须背负另一船人因你们而死的道义负担。最后，两艘船上的人都没选择按下按钮，小丑唯一一次输掉了他的恶毒游戏。切换到奥本海默的世界，他选择按下核爆实验的按钮。采访中诺兰同《人物》说起超级英雄与现实世界之间这两次不同抉择，「在超级英雄电影中，你通常要做的事情是，为角色们所做的抉择寻找最高赌注。」他在《黑暗骑士》中，设置了一场关于人性明暗的终极赌博。在奥本海默身上，诺兰觉察到比虚构故事更沉重的宿命，奥本海默要赌的是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诺兰喝了口保温杯里的茶之后说道：「他意识到三位一体实验有毁灭世界的危险，你会意识到这就是他面临的最大赌注，这是我能想象的最高赌注。」把天才或英雄逼上绝路，是诺兰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元素。他的镜头下从来不乏天才受困的叙事，《致命魔术》中贝尔和休·杰克曼各自为了成为伟大的魔术师走火入魔；《盗梦空间》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受困于自己的梦境不得解脱；《星际穿越》走得更远，诺兰干脆将马修·麦康纳囚禁于黑洞边缘的五维空间，在失去依凭的茫茫宇宙中苦等不知何时会出现的应答。听到《人物》这个问题，诺兰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对智慧成为一种负担的故事很感兴趣。」一个聪明的人受困于他的聪明，这样的命题总是能吸引诺兰，「就像奥本海默，他具备能力，甚至某种自由，他有足够的智慧推测，这些事情将会走向何方。」2003年接手蝙蝠侠项目时，诺兰内心十分明确，蝙蝠侠的关键不是蝙蝠侠，而是布鲁斯·韦恩。在1939年蝙蝠侠漫画原作中，韦恩变成蝙蝠侠只用了12格漫画就草草交代：劫匪枪杀了他的父母，年少的韦恩在烛光照亮的卧室发誓「用尽余生对抗所有罪犯」。他在健身房训练，遇见一只蝙蝠，然后就变成了蝙蝠侠。诺兰为布鲁斯·韦恩扩展出一个复杂得多的身世，因为自己的胆小，父母被暴徒枪杀。他觉得自己应该为父母的死负责，一直活在自困之中，他充满愧疚和对自己的厌恶，他无法放过自己。另一处重要的改编是，在诺兰的版本里，小韦恩不是在电影院看《蒙面佐罗》，而是去歌剧院看一部有关浮士德的歌剧。诺兰迷恋浮士德式的人物，他曾对汤姆·肖恩谈及创作蝙蝠侠三部曲的初衷，「我希望主角可以带着巨大的罪恶感与恐惧，那是重要的驱动力。在整个三部曲里，观众可以感觉到，成为蝙蝠侠，让布鲁斯·韦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从这个层面说，奥本海默是一个终极浮士德式的人物。在最早的浮士德传说中，这个悲剧角色深深着迷于「骄傲的知识」。他想要成为神，想要飞行，想要隐身，想要当全世界的皇帝，最终他的傲慢让他遭到惩罚。诺兰向《人物》剖析，奥本海默并不是一个沉醉于科学世界不问世事的科学家，外界或许着迷于那种天真叙事，但诺兰觉得那太简单了，「我认为对于那种智力水平的人来说，对一切的发展方向他是相当清楚的。」三位一体实验成功后的烈焰和火光，让奥本海默想到印度《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如今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诺兰把这个场景放到电影中，他觉得奥本海默十分清楚自己释放出了什么，「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一点是，科学家们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的。他们并非不可救药的天真和愚蠢，或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突然在某一天醒来意识到这有多可怕。对我来说更戏剧性和令人兴奋的是，他们确实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的严重性。如果他们不建造这个装置，纳粹将建造它并且会用它对付他们。」《黑暗骑士》里，蝙蝠侠和小丑对抗到最后，完全没有胜利可言，小丑毁灭了哥谭的光明骑士丹特，用生不如死的方式。电影结尾，蝙蝠侠选择为丹特顶罪，以此保护他已经不存在的声名，他对戈登说出丹特生前的台词，「你若不想作为一个英雄死去，就要活着看自己变成坏人。」小男孩问戈登，蝙蝠侠明明什么也没做错，为什么我们要抓他？戈登回答，「因为他是哥谭应该拥有的英雄，却不是现在需要的英雄。」跳转至奥本海默的人生，这个结论惊人的适用。鸟尽弓藏之后，他还有漫长的几十年要活，在超级英雄的世界中，蝙蝠侠背负所有骂名消失在夜色中，但观众十分清楚，蝙蝠侠会回来的。在这层意义上，诺兰知道，奥本海默的困局无解，「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所有的负面后果，但他没有选择。」一个饶有趣味的对照是，诺兰一直被外界视作导演中的天才选手。微观层面而言，不管是早期《记忆碎片》《致命魔术》的叙事冒险，还是《盗梦空间》梦中梦的大胆设定，或者是对蝙蝠侠系列脱胎换骨的改造，整个世界已经默认了诺兰作为顶级造梦者的能力。宏观层面看，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虚构故事，诺兰的电影总与我们身处的世界深切相关。美国当代最重要的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曾写道，「在诺兰的时代里，没有其他导演的职业生涯像他那样一飞冲天。」2017年，波德维尔在一篇文章中断言，「某种意义上，诺兰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库布里克。」在《诺兰变奏曲》一书中，作者汤姆·肖恩提到过德国导演弗里茨·朗的一段轶闻。当年弗里茨完成《马布斯博士的遗嘱》之后，电影很快被禁。弗里茨在电影中刻画了一个被暴力狂人催眠控制的社会，被影评人视作批判纳粹的作品。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为此将弗里茨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一边传达封禁通知，一边告诉他希特勒非常喜欢他的《大都会》，《尼伯龙根》甚至「让元首频频拭泪」，戈培尔转述希特勒的原话，「这个男人可以拍出伟大的纳粹电影！」戈培尔于是建议弗里茨从政，负责监督第三帝国的电影制作。弗里茨的母亲是天主教徒，外祖父母均是犹太人。他着实被戈培尔吓得不轻，借口结束会面后他赶回家中，着急忙慌打包了家里的金链子、袖扣和现金，甚至没来得及去银行取钱，第二天就逃到了巴黎。「拍出一部电影，被影评人诠释为批判法西斯的先知，这是一回事；拍出一部反法西斯电影，却还能被法西斯主义者诠释成支持法西斯，这完全是不同等级的天才。」汤姆·肖恩认为，诺兰在《黑暗骑士》中继承了这种天才的暧昧性。电影中的哥谭市成为现实世界的倒影，极权与反极权的意念、捍卫法治与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在片中殊死缠斗了两个半小时。电影上映之后，引发全球观影狂潮，「这部电影同时被左派右派歌颂，两方都认为本片在为自己的理念背书。」汤姆·肖恩将《黑暗骑士》视作诺兰的大师之作，「两面皆通」。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又赶上社交媒体发展的爆发期，小丑、蝙蝠侠、丹特在网络上各有拥趸，不同立场的人们在同一部电影中都找到了让自己澎湃的东西。甚至当年前往北京参加奥运开幕式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一下飞机，便问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Have you seen Batman？」诺兰本人一直避谈自己的电影同现实世界的联系。但他的直觉、创作、关切又不可避免地保持着与现实世界的共振。拍摄《黑暗骑士崛起》时，正值华尔街运动的高峰，剧组不得不配合游行队伍的时间错峰拍摄。电影中反派贝恩的广场演讲，简直像是对特朗普时代一连串政治闹剧的预言。韦恩企业大楼的外观来自第五大道上特朗普的黑色玻璃塔。这让特朗普感到兴奋不已，他在自己的YouTube影片中说道：「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大厦，我的大楼，扮演了一个角色。」到了结构复杂缠绕、很多人直呼看不懂的《信条》，电影中干脆提前预演了当时还没发生的俄乌冲突，诺兰又一次扮演了天才预言家的角色。「我敢发誓，有件事我们从来不做：我们从来不呼应时事。」 几年前，诺兰曾同汤姆·肖恩聊到自己的电影同现实的关系，他觉得世界一刻不停地飞速前进，而拍摄一部电影要花很多时间，他制作电影从来不是为了去呼应什么。驱动自己的，一直是另外的东西。但人在现实之中，如同鱼在水中，911事件三年之后，诺兰开始写作蝙蝠侠的剧本，「你不可能不被这个事件影响」，当时他收集过不少恐怖主义的资料，于是他笔下的布鲁斯·韦恩，有了一段自我放逐、在海外神秘国度秘密受训的经历。同时，在看过所有蝙蝠侠电影之后，诺兰决定彻底变革哥谭市的视觉呈现，在他看来，以往所有版本的蝙蝠侠电影中，为了突出封闭幽暗的风格，「都感觉像村庄，你无法觉察到都市之外还有个世界」。诺兰将哥谭变成了一座摩登都市，他希望将哥谭放到全球尺度的脉络上呈现，这样才有理由让观众相信，人人都身在哥谭。《盗火线》导演迈克尔·曼认为，诺兰开创了后英雄年代的超级英雄叙事，「他发想出在作梦心灵的浮动边界内进行的科幻偷盗故事，勇敢无惧地开创出这个独一无二的创作视野，然后拍成电影。」《盗火线》深深影响了《黑暗骑士》系列的创作，迈克尔·曼认为诺兰之所以可以获得外界如此拥戴，根源正是因为他的创作同我们身处的现实深切的相关性，「他关注我们的生活、想象、文化、思考方式，以及我们尝试活出的样子。我们活在一个后现代、后工业的世界，基础建设正在颓败。许多人都有被剥夺感，遗世独立很困难，保有隐私简直不可能。我们的生活满是洞隙，我们在相互连结性与资料的大海里游泳。他直接处理这些无形但非常真实的焦虑感。」沿着这条伏线理解诺兰的光影世界，在复杂结构、多线叙事、时间魔术、炫酷概念的表象之下，驱动着他不停创造的力量事实上惊人的简单——拍摄《黑暗骑士》期间，诺兰同希斯·莱杰聊过很多次库布里克的《发条橙》，诺兰认为《发条橙》里的阿利斯是最接近小丑的角色，「他是个大孩子，态度就是『我就要搞破坏，去他妈的。』他甚至不在乎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小丑是一个天生的罪犯，他以破坏规则制造混乱为乐，他要愚弄所有人。拍摄小丑劫持参议员的戏份时，诺兰告诉希斯·莱杰，「你必须要成为一股天然的力量，这是一个豪华宴会，你走进来大闹一场。」后者在稍后奉献了天才的表演，这场戏拍完，希斯·莱杰跟诺兰表达了感谢，私下里他和诺兰一样，都是温和克制之人，他感谢诺兰「给了我一个当混蛋的理由」。诺兰曾告诉汤姆·肖恩，小丑是所有反派中，自己最惧怕的角色，「这（没来由的破坏欲）是非常真实的人性本质驱力，但我没有这种驱力，我害怕它出现在我心里。我害怕人性本质的这一面。」作为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生活中的诺兰对秩序有着天然的迷恋，他守时、讲究纪律、情绪稳定、边界感分明，但这样一个人却创造出影史上最无法无天的反派。肖恩一度怀疑诺兰的表述，在他看来，诺兰不可能没有从小丑制造的混乱中感到某种刺激——正如他带给观众的刺激一样，但诺兰回答得很坚决，小丑让他恐惧。身处在一个激烈变动的世界，诺兰看到了文明本身的脆弱，「在这一切当中，小丑代表着精神分析的本我。我们怀抱着诚挚的意图去制作整个三部曲，我们在担忧什么？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反派能做出最坏的事情是什么？我没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真的没有。我是相当自制的人，我害怕内心里有这种倾向。我很谨慎地运用这种恐惧来当作电影的发动机，但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中，我都非常害怕。」制作《黑暗骑士崛起》之前，诺兰在IMAX公司总部看了《侠影之谜》和《黑暗骑士》，当时他已经好几年没看过这两部电影，那次的观影体验很有意思，他发现《侠影之谜》远比他想象中好看，有种他电影里不常见的浪漫精神在里面，「 它有种乡愁，有种古典主义，就像『哇，我们在那部片里做了这么多』。」接着放映《黑暗骑士》，诺兰觉得他简直拍了一部像机器一样冷酷的电影，「它就是抓住你，把你吸进机器结构，但它有种几乎没人性的感觉。跟《侠影之谜》相比，《黑暗骑士》是一部残酷、冰冷的电影。大家都说我的作品很冰冷，但其实我觉得只有《黑暗骑士》是这样，因为小丑是本片的发动机，以非常可怕的方式在驱动着电影。」但吊诡的是，《黑暗骑士》总是外界最喜欢的一部。这大约是作为导演的诺兰经历的一个小小的「奥本海默时刻」，他对抗自己的心魔创造的电影，最终被重组为现实的一部分，害怕没有消失，反而越演越烈。到了《黑暗骑士崛起》，伴随着特朗普时代的到来，诺兰有了更具象的恐惧，「大家听了贝恩的演讲，纷纷说『他听起来像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听起来像他』，这个嘛，重点就是煽动。他是坏人。」诺兰没有社交账号，不用智能手机，《奥本海默》中饰演施特劳斯的小罗伯特·唐尼觉得诺兰的生活方式简直像在1847年。但诺兰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注视与忧虑，诺兰形容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小到生活琐碎，大到社会现实，他总倾向于看向坏的结果，筹备《黑暗骑士崛起》期间，他无法不为一个日益撕裂的世界感到忧虑，表面上看每个人都觉得一切安好，但他觉得那种平静感充满虚假，危机随时会出现，那个时期，「煽动」成为他最大的恐惧，「我害怕煽动。但到头来，我的害怕是正确的。」恐惧几乎伴随着诺兰的整个创作生涯，告别超级英雄时代，他在《盗梦空间》里恐惧离别，在《星际穿越》中恐惧时间。到了《敦刻尔克》，他干脆将二战史上一次史诗级的撤退行动，变成一个三线交叉并进、展现战争中人的恐惧的舞台。1990年代，诺兰与妻子艾玛拍摄《追踪》时，曾搭朋友的小帆船穿越英吉利海峡，他们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无知无畏向大海进发。当时天气阴冷，英吉利海峡没给他们好脸色，后来他们花了比预计长得多的时间，在一个半夜抵达了敦刻尔克，「当我们终于抵达、亲眼目睹此地，我他妈的超级开心。」许多年后回忆那趟旅行，诺兰觉得在头上没有轰炸、后方没有追兵的情况下已经如此惊险，他难以想象当年海滩上的40万人所经历的折磨。基里安·墨菲在《敦刻尔克》中饰演一名沉船后落水的士兵，因为受到轰炸的刺激，他变得呆滞麻木。当民用船主道森和少年乔治把他从水中捞起，乔治问他要不要到更温暖的船舱下面，墨菲在惊恐中拼死拒绝。轰炸和沉船的经历让他神经紧张，他被自己内心的恐惧击碎了。汤姆·肖恩认为在《敦刻尔克》中，诺兰一次又一次回到了他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恐惧，那接近人的本能——「你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用来保护你的结构，结果却是你被困在里面。驾驶舱变成了棺材，原本应该拯救你的船，也会淹没掉你。你的避难处，只能是将要置你于死地的子弹。」在这条脉络上理解《奥本海默》，事情变得诚挚和单纯许多，天才的盛名之下，纠缠诺兰的一直是他内心的黑雾，那黑雾缭绕于他的少年时代，对诺兰来说，一些时刻它们或许变得稀薄，但黑雾始终没有真正消失。去年春天，女儿弗洛拉到片场探班，诺兰临时提出希望她来出演片中一个空缺的角色。原子弹爆炸之后，奥本海默脑海中经常出现地狱般的幻象，爆炸产生的烈焰和冲击波让人的皮肤像液体一样融化、滴落，诺兰让弗洛拉完成了这个骇人的镜头。早些时候接受《电讯报》采访，诺兰解释这个突发奇想的镜头，「我不想分析我为什么这么做，但重点在于，如果你创造了终极的破坏武器，它也会摧毁你身边亲近的人。这是我体现这一点的方式，对我来说这是最强烈的表达方式。」准备《奥本海默》期间，有次诺兰跟儿子马格纳斯闲聊，马格纳斯以一种面对老古董的嫌弃告诉他，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担心这些问题，没人讨论核武器的威胁了。与此平行的是，新冠疫情爆发，紧接着是俄乌战争，世界以一种让人错愕的方式激烈震荡，诺兰不觉得自己是在杞人忧天。不过后来，马格纳斯几乎成为了爸爸的跟班，2021年6月，诺兰写作《奥本海默》剧本时，他带马格纳斯一起来了趟公路旅行，他们从洛杉矶出发，一路开到曼哈顿计划所在地的洛斯阿拉莫斯，他们来到奥本海默夫妇当年的住所，但那座简陋的房子并不对外开放，马格纳斯给爸爸放哨，诺兰翻过围栏，偷拍了几张房子的照片。把时间稍稍折叠一下的话，在诺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听着父亲和叔叔诉说的战争故事长大，他的祖父是一名轰炸机领航员，是平均年龄18岁的飞行队中的「老人」，经历过45次飞行任务都幸存了下来。但在1944年，他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诺兰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展示他的绝技，他仅凭发动机的响声就能判定那是什么型号的飞机。诺兰制作公司名为「SYNCOPY」，源自「syncopation」一词，这是一个音乐术语，意为「切分音」，指的是「改变乐曲中强拍上出现重音的规律，使弱拍或强拍弱部分的音，因时值延长而成为重音。」这个名字来源于热爱古典音乐的诺兰父亲布兰登。2009年诺兰拍摄《盗梦空间》期间，布兰登因胰腺癌去世。「SYNCOPY」几个字被设计成迷宫样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诺兰意识和记忆的迷宫中浮现出来的《奥本海默》有着另外一番意义，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灾难和恐怖流传于一个家庭内部，那不算久远的故事，是三代人甚至四代人生命交替的连接。诺兰觉得自己有某种责任讲述。这个8月，重返中国的旅行，最小的儿子马格纳斯一直跟在诺兰身边。15岁的少年清秀挺拔，总是穿着白衬衫，眉眼跟诺兰十分神似。马格纳斯沉迷摄影，一路都在用相机记录着这趟旅程，少年的镜头中，诺兰在国贸高耸入云的落地窗前跟大裤衩合了影，吃了豆汁儿味儿的冰淇淋依然笑得出来，接着马不停蹄观赏了上海外滩的夜色，忙里偷闲的时候自己泡起了功夫茶，这是单枪匹马的宣传任务之外，诺兰难得的轻松时刻。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是，很多人其实都见过马格纳斯。马格纳斯出生于拍摄《黑暗骑士》那年，《黑暗骑士》拍了123天，当时艾玛怀着马格纳斯，诺兰跟家人经历了从影以来最长时间的分别。后来拍摄《盗梦空间》，莱昂纳多在梦境中反复梦到一双儿女的背影，那个只有背影的小男孩，正是年幼的马格纳斯。时间、记忆、生命就这样聚合于诺兰的人生之中，一些因果玄妙交错，诺兰在时间中抗争，也在时间中创造。《人物》采访的最后几个问题，问到诺兰电影中那些萦回的恐惧，本质上是否都与时间有关。诺兰想了想，给出了一个悲观主义者的标准答案，「我想和任何人一样，我们都在穿越时间。我们都在变老。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失落。所以人类存在的很大一部分意义是关于找到保存事物的方法，试图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些什么。我认为摄影和电影摄影本身就是人类为了试图捕捉时间，试图保留我们所爱之人的方式，尽管这些东西终将衰落和消亡。」汤姆·肖恩总结，「时间是诺兰最大的反派人物，是他一生的死敌。对待时间，他仿佛带着个人情绪。」10年前构思《星际穿越》，诺兰便是带着类似的个人情绪凝视时间。开始写剧本前，他找出自己的打字机，拂掉上面的灰尘，那是他的父亲送给他的20岁生日礼物。他在打字机上敲下一个关于父子故事的梗概——当时剧本连个影子都没有，诺兰打电话给汉斯·季默，告诉对方他会寄一封信给他，「这封信将会告诉你我们准备要拍的电影的内在核心。只有电影中几句话。」诺兰有点蛮横地跟老友提出自己的要求，「 我给你一天，现在你只要做点音乐，而且得在一天之内交给我，那将是让我们长出配乐的种子。」在以往的合作中，他们都是在电影制作临近尾声的时候，找到最准确的音符服务故事。但那一次，诺兰想尝试一下从音乐本身出发，他把难题给了汉斯·季默。一天之后，季默收到了诺兰的信，一张厚厚的牛皮纸，上面是打字机敲出的故事梗概。这个故事让季默想到多年以前的圣诞节，他同诺兰还有艾玛一起吃饭。那天伦敦下了雪，城中交通瘫痪，3个人被困在餐厅。他们聊到各自的孩子，季默的儿子那年15岁，他无意中说起，「孩子出生后，就再也无法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你总是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到自己。」那天凌晨一点左右，3个人走到外面空荡荡的街道上，一面琢磨着要怎么回家，一面打起了雪仗。隔天晚上，季默写好了一段4分钟的钢琴弦乐曲，他打给艾玛，告诉她曲子写好了。诺兰不想等快递，他跳上车，直接开到了圣塔莫尼卡季默的工作室，季默现场演奏了那支曲子，演奏结束，他转身看诺兰，他看得出诺兰被感动了。回过神来的诺兰告诉季默，「我最好马上开始拍。」 季默被弄得一头雾水，接下来诺兰给他讲了一个「关于外太空、哲学、科学与人文的庞大史诗」。他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电影的核心。《星际穿越》的核心就是伦敦那个雪夜，季默说的那句话，诺兰最后将之扩展为一个父母以幽灵般的姿态注视自己的孩子，然后奋力获得自由的故事。当时弗洛拉11岁，出门拍片时，诺兰常常思念女儿，「你必须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孩子去工作，但是你心里非常希望和孩子在一起。」开工之后，诺兰把剧本中的儿子改成女儿，因为弗洛拉差不多是同样的年纪。电影的高潮是马修·麦康纳饰演的库珀穿越黑洞坠入五维空间，他的时间停止了，但却被钉在一个交织着遗憾和后悔的特定空间——女儿墨菲的卧室。地球上的时间在极速流逝，马修变成了女儿的幽灵，他一遍遍借着尘埃和摩斯密码传达消息，那是他曾经错失的机会，没能说出口的话，没有选择的道路，他只能无助地对着虚空叫喊，「别走，你这个白痴」、「墨菲，不要让我离开你。」《星际穿越》安置了诺兰对时间本身巨大的愤怒，他在片中几次让狄兰·托马斯「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的诗句回荡在枯寂荒芜的茫茫宇宙，但诺兰无比清楚，光明注定要消逝。这构成了电影悲伤的底色，在诺兰的世界中，时间可以加速、减慢、扭曲、折叠，但唯独不能倒退。时间这种冷酷的特质一直让诺兰着迷。时间最公平，最残忍，时间不偏爱任何人，「但每个人又都会觉得时间对自己极不公平」。这一点，作为导演的他感受尤其强烈。他曾在《连线》（ Wired ）杂志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你待过放映室，看到放片时胶卷转出转盘，掉到地板上，你就会对时间流逝的无情与恐怖有非常具体的概念，而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时间里。」而一个人唯一可以用来对抗时间的工具，是记忆和幻梦。这样的认知始于诺兰的少年时代，诺兰的父亲是广告创意指导，母亲曾是美国联合航空的一名乘务员，诺兰小时候，可以利用航空公司的免费机票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诺兰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全家都在纠结是要住在伦敦还是在芝加哥，频繁往返两地给诺兰带去一个隐形福利，他常常能更早看到当时上映的电影，7岁那年，去美国探望外婆期间，诺兰看了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这比他在伦敦的小伙伴们早了好几个月，回到伦敦上学后，他迫切地想跟朋友们分享电影里的故事情节，里面有个人戴着黑色面罩，还有些穿白衣服的帝国风暴兵，他们都不是啥好人。但当时没有一个小伙伴听得懂他在扯什么。那之后没多久，父亲带他去看了同年上映的《2001太空漫游》，那是诺兰童年时代的一件大事，库布里克让他意识到，电影可以成为任何样貌，「看着发现者号飞过，每个模型特效镜头对我而言都无比迷人。」第二年，父亲送给他一台Super8摄影机当玩具，Super8功能简单，每次只能拍摄两分半影像，没有声音。他和当时的两个小伙伴在地下室土法炼钢，制作了一系列那个年纪的男孩想象中的太空幻梦。这种好日子在诺兰11岁那年遭遇危机，当时父亲希望儿子们可以跟他小时候一样接受天主教预备学校教育。诺兰先是进入一座校风严厉的寄宿学校就读了3年，那之后他进入黑利伯瑞与帝国公职学院就读。诺兰有两位著名的校友，一个是英国皇家空军上校彼得·汤森（他因与玛格丽特公主的恋情为众人熟知），他对这所学校的评价是「只要在黑利伯瑞熬过前两年，往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你都能撑过去」。另一位是一个名叫约翰·麦卡锡的记者，80年代末期，麦卡锡被黎巴嫩真主党绑架，获释后他告知外界，自己在黑利伯瑞的寄宿生活让他得以撑过囚禁期间的种种煎熬。诺兰在黑利伯瑞住的就是麦卡锡曾经的宿舍，他对寄宿生活本身没有那么大的抵触，但也能随口说出一两个揶揄的段子，他记得有次看节目，喜剧演员Stephen Fry聊到关于监狱的事，「哦，我念过寄宿学校，所以监狱生活没那么糟糕。」在黑利伯瑞的最后两年，他的家人搬回芝加哥，诺兰独自在英国完成了高中学业。两地相距6348公里，时差6个小时。英美两国天差地别的文化差异在当时给诺兰造成不少撕扯，当时他常陷入困惑，不晓得自己究竟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有时我会觉得在两个国家都是外人。」禁锢和漂泊并存，幻想成为一种自然的逃脱术。青春期的诺兰躺在黑利伯瑞的金属床架上，听音乐、广播，或者只是胡思乱想。当时有个叫《半夜鬼上床》的节目，里面经常会有从梦中醒来后进入另一个梦，然后醒来后，又进入另一个梦的情节。这样的概念让诺兰着迷。几年后他上了大学，终于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他会熬夜与朋友喝酒，高谈阔论到天明。学校的早饭供应到九点，开学时餐费一次缴齐。诺兰不想吃亏错过早饭，即使熬个大夜，他也会定个闹钟爬起来把早饭吃了。吃完后再迷迷瞪瞪回宿舍，回笼觉睡到下午一两点。那个时期诺兰发现自己经常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迷朦之中，现实和梦境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他将之称为「醒着做梦」。有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梦里，于是在梦中尝试改变、控制梦的进展。他记得有次梦到桌上的书本，在梦里他可以看那本书，还能阅读上面的文字，这让他觉得神奇，「也就是说，一方面我（在梦中）创造了这本书，但同时我也在阅读它。」另一件让他着迷的事是时间的扭曲，一个梦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在梦中经历的仿佛要久得多。那阵子他迷恋埃舍尔的版画，埃舍尔笔下不可能的结构、天马行空的几何游戏给了他很大影响。后来读博尔赫斯的小说，阿根廷人笔下时间与空间的跳转、现实与梦境的切换，神秘的呓语，凝固的幻觉，让诺兰简直觉得找到了知音。这些体验深埋于他意识的迷宫，多年以后，渐次在他的电影中结成果实。拥有巨大声名的同时，评论界对诺兰也存在不少批评。其中最流行的是，人们觉得诺兰的电影技巧有余、情感空洞，感受不到应有的热情。诺兰电影有时候像是纯净无暇的玻璃切面，精巧、纯净，但没有任何生命气息。诺兰鲜少辩解什么，但同汤姆·肖恩谈到电影制作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对煽情一直保持着某种警惕。汉斯·季默曾告诉他一句话，「煽情是不劳而获的情感」，来自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诺兰深以为然，「很多电影都会用煽情手法来维持观众的注意力。我从不喜欢这样。对我来说，这不是有用的工具，所以某些人来看我的电影时，会觉得稍微违背了他们的期待，因为主流电影都采用煽情手法。」汤姆·肖恩觉得，诺兰电影的本质，事实上是他充满个人色彩的幻想，那是他成长路上一系列独特主题的排列组合，流放、记忆、时间、身份认同、父职等等，他的电影从来不是单一的故事导向，而是内置了诺兰鲜明的喜好与迷恋，他用电影成全自己的迷恋——诺兰从不把幻想视为真实的此等版本，他需要让幻想与真实平起平坐。对他而言，幻想就如同氧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睁着双眼做梦，并邀请我们一起参与其中。《人物》也同诺兰聊到他造梦者的身份，众人关于天才导演的期待是否曾经困扰过他，听到问题的诺兰迟疑了一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自己是一个……」但他很快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看法是，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名工匠，多年来，我一直喜欢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我的手艺在变得更好。」在自己的行业，有件事诺兰一直感觉不舒服，「即使谈论电影制作的时候，大家都更愿意称之为艺术，而不是工艺。」相比于artist的称谓，诺兰更愿意称自己是filmmaker。熟悉诺兰的人大约都知道他的习惯，他是实拍狂魔，迷恋胶片，对影像的真实感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他告诉《人物》，就像是一种「天命」，从拥有那台超8摄影机开始，他就知道他想要拍电影，导演对他来说是最理想的工作，「我在做我想做，并且我爱做的事情。从那以后，我从没有想过做别的事情」。坐飞机给基里安·墨菲送剧本的习惯很早之前就有。从20年前的《侠影之谜》开始，德高望重的老演员迈克尔·凯恩几乎出演了诺兰每部电影，诺兰习惯把他看作自己的幸运符。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诺兰拿着剧本登门拜访，凯恩当时以为眼前有一撮金色刘海的年轻人是个快递员。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诺兰自报家门后跟凯恩说，希望他在自己的电影中出演管家。诺兰坚持留在凯恩身边，老头儿读剧本的时候，他在客厅默默喝茶。作为从好莱坞黄金年代一路走来的演员，凯恩觉得诺兰身上没有半分浮夸的气息，「他神秘兮兮的，赚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但是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来。他还是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没开劳斯莱斯、没戴金表、没有钻石袖扣那一类的东西； 他还是戴着同样那只表，穿同样的衣服。你不会知道他就是导演。他非常安静，非常有自信，非常沉静，完全不浮夸。无论天气如何，他就是穿着长大衣站在那里，口袋里用扁瓶装着茶。」（后来变成了保温杯）为了保持神秘，也出于一个不事张扬的男人对孩子们默默的爱，诺兰的作品在拍摄阶段经常借用他孩子的名字当作代号，《黑暗骑士》是「罗利的初吻」，《盗梦空间》是「奥立佛的箭」，《黑暗骑士崛起》是「勇敢的马格纳斯」，《星际穿越》是「弗洛拉的信」。诺兰告诉《人物》，这是他和妻子艾玛私下里很喜欢的互动和玩笑。《敦刻尔克》剧组超过600人，但当时只有20人左右获准读剧本。剧本都保存在片场，或是印上演员姓名水印，这样如果有剧本不见了，就查得出是谁的疏失。在片场，诺兰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合作超过20年，基里安·墨菲依然能在拍摄现场不时见到诺兰天才的闪光，「他一直在那儿，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依靠他。」从表演细节到艰涩复杂的量子物理，诺兰能解答墨菲的一切问题，并且总能击中要害。奥本海默是墨菲经历的最复杂、最迷人的角色之一，一些时候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演好，拍摄之初，诺兰告诉他，「奥本海默是一个在雨滴间舞蹈的人」。这几个单词最终给了墨菲理解奥本海默的钥匙，「我一下知道怎么演了。」《奥本海默》做后期的时候，小罗伯特·唐尼只需要补录一句台词，这对一部如此体量的电影来说非常罕见，而「这句台词只在先前某一版剧本草稿中出现过」，唐尼简直搞不清楚诺兰的大脑构造，「这太疯狂了，要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这无关控制欲，而是体现了他对电影的热忱奉献，他想以最有冲击力的形式展现他的电影效果。」在一次直播中，主持人询问参演《盗梦空间》的约瑟夫·高登-莱维特，诺兰是否会拍一部上线流媒体的电影，或者尝试用数字摄像机拍摄，约瑟夫连连否定，「他钱包里都装着胶片好吗？」接着约瑟夫模仿诺兰向他们展示胶片的动作和神情，像展示什么了不得的宝贝，「这是35mm的，这是70mm的，这是IMAX版本的，要宽很多。」采访临近结束，《人物》询问诺兰这次来中国口袋里是否也装着胶片，诺兰笑着回答说，口袋里没有，「但在我酒店房间楼上，我确实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对导演这个特殊工种来说，一个耽于幻想的人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君和一个天真儿童的混合体。虽然也有一些小小的「片场苛政」，但诺兰显然不在此列，他成熟，稳定，平静。马修·麦康纳提到，「在诺兰片场，每个人都不会分心。」他非常守时，早上7点开拍，晚上7点收工，午餐时有一些休息时间。跟他合作了《黑暗骑士崛起》和《星际穿越》的安妮·海瑟薇有一次跟休·杰克曼吐槽，在片场诺兰通常不允许有椅子，因为有椅子在那儿，就会让人有想坐下去的念头。拍摄《奥本海默》，诺兰禁止演员们用手机，他还禁止了另一件事，不允许大家在现场穿拖鞋，必须要穿电影中1940年代的鞋子，为此，艾米丽·布朗特在电影杀青时送了诺兰一双UGG棉拖，忙完电影诺兰试了一下，「是蛮舒服的」。诺兰始终觉得高效率是保持控制力的一种方法。诺兰告诉《人物》，尽管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他现在依然非常热爱他的工作。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对等的游戏依然让他迷恋。我们提到有一些商业片导演通常会在人生某个时刻选择从大制作大投资中逃离，选择去拍一些更极致、更自我的题材。但这不是诺兰的人生选项，他对制作「一部几乎只有自己才能欣赏的孤独的电影」没有兴趣，在他的认知中，电影是一种让观众们走出家门、坐进放映厅，「然后买些爆米花和小吃，坐在那里花上几个小时的商品」。他很笃定地告诉我们，「我制作电影是为了能够坐在电影院里，与观众一起欣赏。」诺兰的坚决早就有迹可循，在2006年的电影《致命魔术》中，诺兰拍摄了19世纪末两个魔术师的故事。爱迪生已经发明了电灯，科技正在取代魔法成为时代新宠，安吉尔和伯登逆着时代的河流，仍然渴望超越对方成为最伟大的魔术师。诺兰让两个人彼此明争暗斗了整部电影，最后也没分出谁输谁赢。电影结尾时，安吉尔道破天机，那段台词来自弟弟乔纳森——「你永远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变魔术，观众知道真相，现实既残酷又悲惨，没有奇迹，没有魔法。但是如果你能骗到他们，哪怕只有一秒钟，你就能让他们惊叹。然后你就能看到世界上最特别的事情。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观众必须得坐下来。魔术师的世界是如此，诺兰的世界也是如此。诺兰一直非常喜欢雷德利·斯科特在《角斗士》拍摄的一个片段，男主角砍下对手的头，然后转向观众问道：「这样你们开心了吧？」但如果仅从字面理解诺兰这句话，那完全忽略了他的狡猾。诺兰喜欢《迷墙》导演艾伦·帕克对电影的定语，「所有电影都是关于操控。」在过往作品中，诺兰的操控游戏比比皆是，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善与恶的定义，真实与幻想的连续翻转，影迷们一次次走进电影院，带着虔诚和期待去观赏他的魔术。《侠影之谜》的结尾，诺兰安排了一个瑞秋和布鲁斯·韦恩破镜重圆的时刻，在观众们差点儿就要以为电影要在两人烂俗的拥吻中结束的时候，诺兰镜头一转，韦恩说蝙蝠侠只是自己的面具，瑞秋拆穿了他的自欺，她抚摸着他的脸说：「不是的，这才是你的面具。你真实的面孔，是罪犯现在害怕的那张脸。我爱过的那个男人，那个消失的男人，从来没有回来过。」《黑暗骑士》之中，这种操控游戏运用得更加成熟，电影中小丑每次作恶，都会说起自己不幸的身世，观众刚刚选择相信，小丑接下来就会抛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观众立刻知道自己上当了。《盗梦空间》结束于陀螺摇摇晃晃似倒非倒的瞬间，那一年全世界的影迷都在讨论同一件事，莱昂纳多最后究竟是不是在做梦？在这种层面而言，诺兰始终是个蛊惑人心的高手，《致命魔术》中还有另外一段台词，在那个镜头中，诺兰选择绕过第四堵墙，「现在你想找出秘诀，但是绝对找不到，因为你没有真正在看，你并不是真的想知道，你，渴望被骗。」问题事实上又绕回了时间，导演和观众对时间的感受并不对等，「我得用好多年的时间筹划、思考，要把什么放到他们面前，而他们在真实时间里用两小时、两个半小时，在电影上演的当下去掌握它。」诺兰进入电影行业25年了，做了12部电影，这些电影的时长加起来，不足30个小时。他很骄傲的是，许多人在这30小时之外看到了更多。多年以来，诺兰觉得自己制作电影始终在为一个意念背书，「我们眼前的世界背后还有更多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为《奥本海默》3个小时的时长担心，「我认为电影长度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对电影感兴趣，电影吸引着你，3个小时的时长是完全可以的。」具体到自己的电影，诺兰始终愿意向外界展示自己强烈的自信。几年前他同一位制片人吃饭，诺兰告诉对方，「我每次拍一部新片，都必须相信自己正在制作有史以来最棒的电影。」对方惊讶于他的表述，他从没想过有人会这样思考。诺兰惊讶于他的惊讶，「拍电影很困难，虽然我不会说这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我从未尝试过挖煤矿——但电影会消耗一切，你的家庭生活、所有一切都得投入电影，长达数年。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拍电影的人竟然不努力拍出有史以来最棒的影片。为什么不这样努力？即便它不会是有史以来最棒的电影，你也必须相信有这个可能。」《奥本海默》当然也有许多诺兰的操控术。诺兰一直更愿意称呼《奥本海默》为「剧情惊悚片」，而不是「传记片」，除了吸引观众的客观需求，也跟他在电影中设计了大量靠近奥本海默惊惧苦痛的心灵所做的努力有关。雨滴在水面泛起涟漪，原子在脑海中激烈爆炸，小提琴的音色时而优美时而骇人，奥本海默一步步走近自己的命运。结局没有什么意外，诺兰选择展示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的湖边谈话，最大的秘密被揭开。天才的世界总是密布着孤单，在世界上或许唯一真正理解自己的人面前，奥本海默坦承了他内心至深的痛楚和恐惧。地球没有随着原子弹爆炸而毁灭，但他明白恰恰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宿命一点说，也是因为爱因斯坦的原因（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量子论」，开启了物理学的新纪元，为现代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人类不死不竭的求知欲的原因，因为火种就在那里、总要有人为众生取下的原因，这些原因永恒而纯净，鼓舞着他们在各自的时代热烈地燃烧过自己。但他们所热爱和创造的，最终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世界，始终是永远的不同了。人类现代历史上最聪明的两代科学家，在奥本海默的言说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们都意识到了什么。爱因斯坦抓着被风吹掉的帽子，他离开时魂不守舍。诺兰魔法再次发挥了作用，在他过往的电影中，一个核心场景总是反复出现，决定人或人类命运的，常常是关键时刻的某个选择。这选择永远纠缠，永远两难，但答案永远只能有一个。对于善于也乐于操控的诺兰而言，这似乎更像是他的障眼法。《人物》采访当中，诺兰解释了这种障眼法，「我认为当他们发现自己有机会与这些问题斗争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没有回头的余地。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有选择。我认为那可能只是一种选择的幻觉。」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如何选择，而是没有选择。汤姆·肖恩总结，美国电影事实上是动词堆砌出来的电影——枪击、接吻、杀人，诺兰则在此基础上计入了他独特的动词集合——遗忘、睡眠、做梦。但在诺兰所有作品中，汤姆·肖恩认为最危险的动词并不是这些，而是「知道」。《记忆碎片》当中，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症的男主莱纳纠结于每次醒来后获知信息的真假，利用他的人干脆直接告诉他，「即使报了仇，你也不会知道。」知道和遗忘循环交替的游戏贯穿了整部电影，讽刺的是，当莱纳最终知道自己才是杀死妻子的真凶，他拒绝接受，诺兰让故事驶向一种无解的悲怆，一个人无力承担痛苦，选择篡改记忆，一个永恒的疑问萦回在故事结局，人是否有机会「不知道」？奥本海默的宿命当中，没有这种机会。爱因斯坦也没有。那段谈话当中，他们都深刻意识到，并非原子弹爆炸这个已经成为事实的结果毁灭了世界。真正的毁灭，开始于他们的「知道」，开始于他们站在原子世界大门前的那一刻。奥本海默的青年时代，曾着迷于诗人T.S.艾略特的诗集《荒原》，艾略特同样是诺兰很喜欢的诗人，在《奥本海默》的开头，所有故事发生之前，诺兰专门给了《荒原》一个特写镜头。诗人都有张乌鸦嘴，《荒原》中有首名为《空心人》的诗，诗的结尾一再重复，像是呓语，但也很像草草为众生写下的结局——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参考资料：
《诺兰变奏曲》，汤姆·肖恩，野人出版社（台），2021.3
《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凯·伯德，马丁·J.舍温，中信出版社，2023.8
《荒原》T.S.艾略特，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7
《弗朗西斯·培根》，马丁·哈默尔，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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