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外国人聊天系列｜小鸟问答 Vol.33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三卷，为免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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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陆续续在处理一些非虚构选题，与各种作者聊天。

感觉最突出的：

第一个，时间确实是个事儿。其实不是时间，是必要性。当你想写一篇文章，这件事又不是你最首选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它多半是没办法完成的，因为真的总是随时会出现更有“优先级”的事情。所以这些看起来很重要的写作往往变成了“重要不紧急”，继而变成“非必要”。这当然不能说是作者的问题。因为“紧急必要”是要用代价去交换的。

第二，手里有锤子确实会给作者某种视角，但不提防一点自己，就会变成障碍物。我们说的是要提防“眼中只有钉子”。锤子的坏处，就是很容易把你要写的人工具化——他们不再有生活，不再有其他情感，只变成你要表达的问题的工具。要小心啊。

第三，自我审查。我们理解这是写作者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这事发生在写作之前，就有一点像是一种自我迫害。

有读者发现，近来作品和栏目都有点单一。

确实如此，一个原因如前面所说，二是它有点像眼下的经济，你原本以为社会恢复正常，一切就要欣欣向荣，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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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位出版界人士聊天，说到我们希望从人类学者那里找到一些对写作有兴趣、并且掌握一定科学田野方法的作者。她有点疑惑，后来跟我们说，以她的出版经验，这么多年来从从这个渠道里产生的作者并不多，一定是有些原因的。

后来另一个出版界人士补充了他的另一种观察：为什么中国的记者出书的不多呢？因为早年他们写大稿子，收入还不错，但是那会儿书价便宜，而且写书可不是攒稿子，多费心力，费了心力到手也不过俩月工资，图啥？就此搁下了。至于后来……书价倒是上去了，但媒体业也两说了不是吗。

有点道理。不过据我们观察，专业人士给大众写作，在简中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常见的事情。第一位出版界人士好心扑灭我们的热情：你看第一批人类学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也 20 多年了，脍炙人口的作品有几个，不还是早年那几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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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位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美国人聊天。他说到了河北的水，黑龙江的火，还有一些已经翻过去打算被忘掉的一些。他说他有一点压抑，甚至愤怒。我们问，那你为什么不走。他说他走不了，在这里时间太久了，不知道回美国做什么。什么情况下才会走，我们说那可能就要看打起仗来，不管跟谁打，打谁，你们总归是要撤侨的，那你到时候总会走的。

然后就沉默了。沉默是因为，没想到我们有一天在饭桌上就说起了这样的话。打仗啊撤侨啊这些字眼就这样出现了，玩笑的成分不是没有，但何以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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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一天，与另一位 10 年没有来中国的美国人聊天。他觉得有点恍如隔世，说觉得哪里有些变化。比如说之前大家都很努力，虽然也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总的来说，也觉得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努力是会带来回报的。

我们说，这是优绩主义者的视角。不过以前我们确实都是优绩主义者。之所以不是了，也不是因为啥强大的自省能力，很大一部分原因为现实所迫，被迫之后自省，才知道事情从来不是自己认为的那样。当然，还有在看齐格蒙特·鲍曼说“消费社会创造新的下层阶级”的时候。

最后我们感慨，没想到你还能拿到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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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

心是超过身的。从身来说，你的身体跟我的身体不相通，我吃饭，你不饱。可是从心来说，心高于身，心超过了身。所以心跟心的关系，它可以说八个字，头一个就是“好恶相喻”（另四个字应是“痛痒相关”），我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好恶相喻”。这个“好恶”包含着是非心，我觉得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人是好人，你也承认是好人，好恶可以相喻，“相喻”就是彼此了解，“好恶相喻”。

梁漱溟讲这段话是在 1980 年，43 年前，87 岁的他“解放”不久。其时，百业凋敝是实，百废待兴是希望，真正凋敝或有待重振的是泯灭的良知和道德。这是真正的伤害，其祸至今日余威尚在，甚或可能就要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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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专栏“局外人”的作者 Chris 的书就要出版了。CIP 虽迟但到。你不用管 CIP 到底是啥。用出版界人士的话说，以前它是一串特别不重要的号码，但突然有一天就重要了起来。对于一些随着时事话题范围不断变化波及面的书，会变得格外重要。

Anyway，为 Chris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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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还说：

列维纳斯说像“为什么我应该道德地行动？”“别人为我做了什么？”和“如果别人都不做，那为什么我应该做？”这样的问题标志着道德行动的终结，而非道德行动的开始。罗格斯特鲁普说，即便某条规则叫你去做某件事情——因为它是好的——遵守那条规则也不构成道德行为。道德行动的前提是自由决断。它关乎关爱、为他人着想——关乎不假思索地帮助他人的冲动。

他还说：“道德行动的前提，是个体自由做出决定。一个行动，只有在没有算计过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它是自发的、不假思索做出的——才是道德的。”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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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遇到了一个奥地利作家。

作家来中国参加上海书展，5 年前被买下的小说终于变成了新书——5 册，5 个人的故事，5 种人格的演绎，方方正正装在一个盒子里，有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感觉。美中不足是审查，这审查可不一般，其中一本是以漫画形式创作的，和原版相比，它的简中版本少了将近 80%的内容。

80%。

作家是知情的，他甚至还参与讨论了保全对策，来来回回邮件讨论各种删减和遮盖方式。然而事情还是以最粗暴的形式解决了。全部删掉。他在来上海之前俩礼拜才看到了这玩意的 PDF 版本。作家很难接受，然而他听说，如果这事不这么做，那出版社可能会因此黄掉，他的编辑可能丢了饭碗，还终生无法从事出版工作。这事可大。

作家人生第一次有这样的出版体验，不知道是不是书展上车轱辘话说多了，还是他已经消化了这件事。总之复述的时候，他很镇定，听上去就像在介绍一次对中国审查制度的全面田野。

作家又说了一些别的。他知道的事儿不少。然后他有点抱歉地说，不管怎样，我就要回到我快乐的奥地利生活里去了。而这里的事情还会继续。

作家上一次来中国是 2018 年。他做过沙发客，也去过一些地方。他发现这里的人说话是很内敛的。人们也许有话要说，但是往往不会说出来。或者说出来也很小心。更常见的是，人们好像有一些感觉，却不知道这和说话有什么关系，最后就不觉得自己要说什么了。他提起他 2019 年因为全球气候大会去智利，那地方的人爱说话，人人都有政治表达，大街小巷涂满了这些东西，饱满、亢奋、洋溢，让他觉得很有生命力。我想起了波拉尼奥，又想起在俄罗斯和瑞典领奖的同胞作家们，就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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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的鸟叫做黑冠金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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