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仰望天空时看见什么?》(2021)潘凯雄|文
“必须写下我们”。这个书名霸气、也任性,但我喜欢。
世上虽然确有一些“必须”的事儿,但具体到“写”这件事儿,又有多少是“必须”的呢?即便是“被写作改变的人生”也未必“必须”,但吴越偏要如此“任性”,倘没有足够的底气与理性确是会有些风险的。吴越给我留下印象,似可追溯到2011年,当时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工作,也恰值人文社建社60周年。面对有“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起步”之誉的这家老牌社一个甲子的峥嵘岁月,不少媒体来做点文章十分正常。吴越当时还是《文汇报》驻京记者之一,加入到这拨采访大军不足为奇。细节记不清了,只是在这拨完成专访或特写的大军中,吴越是给我留下印象的为数不多者之一。再见吴越则是八年后的2019年了,我去蚌埠参加《收获》年度排行榜的发布式,在报到处见到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儿,这才知道已经做到了《文汇报》首席的吴越竟然跳槽去了同为老字号的著名文学期刊《收获》,做起了一名普通编辑。这其实也不奇怪。吴越终究还是有文学情结,毕竟从文学写作出的道,是风头正劲时的2001年“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得主,在她的“同门生”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悦然和郭敬明。在进入正文前先倒腾一下这些“陈年旧事”,无非是想说明吴越的“霸气”与“任性”还真不是“年少轻狂”,而是有了些“积淀”与“底气”:写作出道,有从事创作基本体验;新闻做到首席,善抓焦点与话题;在文学名刊当编辑,会捕捉作品长短。而这些个历练在《必须写下我们》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必须写下我们》吴越 著,活字文化 策划,四川人民出版 出版,2023年
《必须写下我们》被分成了五辑共19组(篇)文字,涉及到20余位中外作家(以中国作家为主),年龄横跨老中青,性别统筹男和女,国籍横跨中与外,绝大部分篇什以一位作家为中心,由作家印象、作品评论和访谈这三部分或其中的某一两个部分组成。涉及面不可谓不宽,但吴越作为观察者、评论者和采访者这三种不同角色的基本个性则十分鲜明与清晰。这其实很难得:世界这么大、对象那么多,但“我”就是我,我就是吴越,依据我对你、你的境遇、你的创作以及整个社会与文学大背景的“四了解”提出我的问题、落下我的笔墨。这就是《必须写下我们》最重要、最突出与最可贵的特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鲜明的、倔强的“我”的顽强存在,“必须写下我们”这六个字的霸气与任性才有了底气与根基。《旅行终点》(2015)
《班宇:故事给我自由》被置于全书之首是有道理的,虽然13000字左右的篇幅只是由“印象”与“访谈”两部分组成,但上述“四了解”的特点则展现得淋漓尽致。2020年1月班宇在沈阳,雪后的铁西工人新村。(吴越 摄影)“印象”开端即非同一般:那是2020年4月6日上午九点,刚醒来的吴越看到班宇凌晨三点十分给自己发来的留言,且“句与句之间显得呼吸急促”,内容就是告知她自己那《逍遥游》中女主角的原型病故了。仅此一个细节便足以见出编辑与作家间那信任无间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想象一下班宇这个小胖子与吴越这个小姑娘间彼此以“老”相称的情景、当老班与老吴这“二老”出现在你面前时又是一幅多么富于喜感的画面。有了这样的开头,接下来老吴对老班创作背景及创作过程的如数家珍也都不足为奇了。再往下的“对谈”,从班宇的日常生活、阅读进入到写作直至他的心理状态等等,一切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在这对谈中,彼此间也是坦率无间,老吴可以直谏老班“需要舍弃一点”,老班也坦陈自己写小说是“用虚构的方式来说实话”。因此,这样一篇看似漫不经心的印象和访谈其实是干货最多、内容最实在、文字也最朴实。《时时刻刻》(2002)
再看吴越如何表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这位“老外”。在《必须写下我们》中其实还有一位来自爱尔兰的“老外”托宾,我之所以单说勒克莱齐奥,是因为本人与这位在2008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也有过不止一次的接触。吴越的这则文字同样也是由“印象”与“访谈”两部分组成,勒克莱齐奥第一次出现在她笔下的场景是这样的:“2008年1月28日,在北京华侨饭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了2006年度‘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颁奖仪式,当时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亲往北京领奖,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他穿着一身毫不含糊的西装,脚下一双‘艳’惊全场的皮凉鞋——凉鞋里穿了袜子。”作为这个场景的组织者之一,我能够证明吴越的这几笔绝对写实,而且我在前一天就发现了这位法国老头儿的如此“艳装”,也问过“你不冷吗?”这样的问题;我还相信自己与勒克莱齐奥两次来华(2009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勒氏再次访问了中国)相处的时间一定不比吴越短,但我绝对写不出这位勒氏的前世今生,更提不出“你是否担心过,自己的作品会变成一种消费品,一种出于补偿或猎奇心理驱动下的购买和阅读,而你发出的警告并不会真正生效?”这样的好问题。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就一定没有这个能力,但我必须得承认关于勒氏,我做的功课与吴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这则关于勒氏的印象与访谈一共不足六千字,但我坚信在这背后吴越所下的功夫绝对大大超出了这个数字,因此,她有资格霸气,且让你无话可说。当然,在《必须写下我们》中,不仅有勒克莱齐奥和托宾这样的“老外”,还有阮义忠与倪匡这样的台港同胞形象也是十分出彩的,前者是印象,后者是访谈;特别是后者,话题虽是谈金庸,但倪先生的音容笑貎——一个十分好玩可爱的沪上胖老头形象活脱脱地跃然纸上……天知道这些背后的“暗功”又是多少?当然有本钱霸气。倪匡先生“卫斯理”原稿(图片来源:倪匡《香港小说会》)
如果说吴越写老班、双雪涛、索南才让、张悦然这些同代人可谓得心应手,写“老外”及台港人士则需做足功课,那么,她写叶永烈、陈村、金宇澄甚至苏童这些“腕儿”们时同样需要备足案头“讲章”,毕竟他们出道或成名时,吴越要么还没出世要么尚为少年,况且这些个家伙哪个又不是身怀绝技:陈村这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的“腕”之一,或许又是传统作家中最早触网的“弯人”(曾如此自谓),尔后又摇身一变成为著名的“偷拍者”;以一束“繁花”一鸣惊人的金宇澄看似大器晚成,却是当代作家作品需要被“批注”的第一人第一书,还有那不堪回首的家庭往事……这些得以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吴越笔端,倘没有“底气”又从何谈起?《必须写下我们》这几个字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再连同“被写作改变的人生”这几个字才构成吴越这本新作的完整书名。“改变人生”自然也是人生一件大事儿,同样需要点霸气。前述所言无非是想说明这种“霸气”也不是你想有就能有的,“霸气”的背后蕴藏着的是“底气”。吴越凭借自己的底气说清了这些作家们“改变人生”的底气,这样的文字看上去虽是“印象”、是“访谈”,但究其本质则是一种研究,是对作家作品乃至某种文学现象的一种探求、一种追问。这种研究既非高头讲章,也不引经据典,更不卖弄玄虚,而是来自生活的现场、作家的气息和作品的文字……能够在这些要素中自如地切换,付出的是功夫,换来的是底气,呈现出的是霸气。这就是我喜欢《必须写下他们》的理由。
潘凯雄,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第七届中国新闻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编审,文学评论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和韬奋优秀出版人奖获得者。全國第一批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出版有多部文艺理论批评集、出版传媒研究著述和散文随笔集。 |
本文原刊“潮新闻”,原标题:读吴越的《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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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来的深度访谈、座谈以及非虚构叙事的结集。全书分为五辑,前四部分收录了对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坛泰斗、外国文学大师、非虚构作者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最后一部分则是作者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尝试。 作为训练有素的传统新闻媒体人,吴越亦是勤于思考和表述的非虚构写作者。在本书中,作者一方面自觉延续了传统媒体新闻训练的严谨与切实 ,另一方面从个人兴趣出发,尝试最能打动作者和读者的独特讲述。其中描述的人物无论名人或普通人,都有一个隐约的共同点:他们都在时代的进程与个人的成长中着力转变固有身份,在流动、行走中拥抱变化,摆脱标签,蜕变求新。记录下这些故事、这些人,也是试图为时代留下个体角度的声音与线条。 作家班宇说,“书中收录的这些篇章穷尽了近年来非虚构作品的全部形式——人物特写、事件报道、活动速记、对谈问答、小说评论、印象记等,灵活丰富,不妨将其看作是一次非虚构写作样本的集中展示。” |
《必须写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