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野够大胆，这届FIRST，纪录片才是最大赢家！

2022年，FIRST纪录片长片单元有《灵与岛》《义乌闯客》《野球》《废物故事》《黑漆》。

我们有幸看到了其中的《灵与岛》《义乌闯客》《废物故事》。

如果说《灵与岛》是在废墟中探讨形式的意义，那么《义乌闯客》和《废物故事》则依然聚焦于人，讲述关于人的故事。

自独立纪录片诞生以来，各种主题、形式在被人们不断地探索，最经典、常见的创作方法之一便是围绕人物叙述一个“故事”。这次，创作者们聚焦到了“野生”的行业：比如短视频直播带货，以及亚文化圈的生活状态等等。

聚焦于“人”的探索

POST WAVE FILM

《义乌闯客》讲述了义乌电商市场中靠直播带货试图改变生活现状的“源头哥”的故事。

“源头哥”自称最初的梦想是做演员和导演，也会和身边人大侃自己热爱的导演“周星驰”。而当情怀无法融入流量变现的时代，屡次失败后，“源头哥”不得不一次次寻找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义乌闯客》2022

而郑仪飞则在《废物故事》中讲述了挚友“大海绵”的故事。

一个西部小城的“问题男孩”，因早年遭受病痛后脱离了教育体制，肥胖、孤独、边缘化的问题常年伴随着他，而在独自的生活中，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说唱。而内心的归宿究竟在何处？在“大海绵”的生活里，似乎有着你、我、他/她的缩影。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两百多斤。”——“大海绵”《有趣的灵魂》

《废物故事》2022

在他个人作词的说唱单曲中，有着这样的自述。

当从银幕上看到这些人物，点燃观众内心的依然是亘古不变的生命张力。

种种秩序之下， 暗藏着义乌小人物们的生存秩序，有人在其中乘势得意，也有人在其中自我失序。

情怀对撞现实，几乎是每个年轻人面临的哲学考验，被迫做了自己无法认同的内容的源头哥，在众人大谈流量变现的饭桌上黯然神伤，而比起理想破碎，更难的是迟迟没有好转的生存困境。

此外，也有在种种秩序之下，建立属于自己秩序的人。

《废物故事》中的“大海绵”就是其中之一。

但建立一种秩序需要的勇气，往往大于众人的想象。所以“大海绵”即便在灰暗的独居岁月里找到了自己的光——说唱，似乎依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外界的凝视。

所以，“源头哥”也好，“大海绵”也罢，似乎都让人看到一点自己。

创作中的自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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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别对于二位创作者来说，他们也在这过程中看向自己。

《义乌闯客》是杨皓的毕业作品，在前期做了一些调研之后，他背上相机和独脚架只身前往义乌。对于一个24岁的北方男孩来说，义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它有着一个全新的商业市场，而遇到“源头哥”和“英姐”，则成为他真正看到这个时代中微小景观的开始。

“我和‘源头哥’互相调侃对方是野生导演。”

“源头哥”与导演杨皓

杨皓笑道，在他看来，最终能拍摄“源头哥”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有点像一个人寻找到一个伙伴，尽管彼此的年龄、身份迥异。

后浪电影： 为什么想拍这样的题材，如何锁定拍摄人物“源头哥”的？

杨皓：首先是题材，再通过社交媒体的报道发现了这个地方（义乌北下朱），与我想象中的短视频生态不太一样，它有一种韧性和野劲，或者说很野蛮的一种调性，吸引我去一探究竟。

后来到了这个市场之后就开始调研，超过 30 多位的被拍摄对象，我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大家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经历——负债。

首先是选定了“英姐”，当时在抖音搜到她，她给自己有一种标签，就是负债、70后东北人在义乌闯荡。

这些字词很抢眼，从新闻人或纪录片人的角度看，她身上有故事性，然后就慢慢去了解。在跟拍英姐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英姐身上那种特质跟我最初认识到的市场不是特别匹配，有一种“被动性”。

后来我决定再去尝试一下是否有新的拍摄对象，于是认识了“源头哥”。

后浪电影：这两个人物挺有戏剧性，不管是他们自己的经历也好，还是他俩放在一起对比地看也好。

杨皓：从现象本身看的话，人物的戏剧性很强。

但如果在这里时间长了，会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属于市场带来的一种本质的呈现，是一种强烈的戏剧性和变动性。就像短视频市场带给普通的底层创业者一样，难以去揣摩。

后浪电影：这类群体造成“荒诞感”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变现，去想很多的“花招”吗？

杨皓： 其实也不能叫荒诞感，算是一种张力感，通过媒体报道，对这个地方的一种渲染，我其实很想去看一看，这一切是否真的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它们是不是真实的？这些人在镜头之外是怎样的生活？本着这样的初心去探究。

因为这个地方的受众也好，创业者也好，构成方式比较复杂。我当时去拍摄的时候已经呈现出“群魔乱舞”或是“八仙过海”的状态。那么我就在想这种高潮的状态能持续到多久，但最终也就持续了大半年。

后浪电影：“源头哥”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经过这次纪录片拍摄，他的人生轨迹有没有变化？相反，您自己的人生有哪些改变吗？

杨皓：我跟“源头哥”互相戏谑对方为野生导演。

这也是影片之外的戏剧点，比较符合这个片子的调性。拍摄过程中，他陷入到一种情怀里面，拍完之后，他醒过来了，我“进去”了。

后浪电影：那你现在出来了吗？

杨皓：我现在出来了（开玩笑）。

首先我们两个人在影像中没有呈现出直接的互动，包括言语的交流、出镜之类的。但在文本之外我们是有互动的，包括我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跟他作为一个短视频导演在观念上的交流。

我们在影像中也是有融合的，有关于不同媒介、同个职业的内在交流。（拍摄纪录片）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影响，反而让他更清醒了。

他觉得以前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一直想要把情怀和现实做个平衡。

因为在影片里我放了很多竖屏短视频，这些视频其实是他最“疯魔”的时期。那么在拍摄过程中，他慢慢地达到一种平衡，那时候他是想不明白的，说不能割韭菜，但是也要赚钱。他最后还是一直在权衡，甚至到最后都没有一个结果。

“源头哥”抖音截帧

他觉得我拍了这样一部纪录片，再回头看看那时的自己，觉得很珍贵：

有点像“义乌唐吉坷德”这样的精神主义者。 

后浪电影：义乌闯客们通过短视频有了一丝生财机会，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您有后续跟进和观察吗？

杨皓：我今年去了两次，发现街上的人很少，大家都搬到办公室去了，这种变化我觉得可能因为新的业态出现之后，大家去争相模仿。但“蛋糕”被分得差不多后，大家又去了新赛道发展，更新特别快，一晚上规则就变了。

短视频市场的话语方式每天都在变，所以他们也挺不容易的，确实需要钻研。

后浪电影：这是您的第一部纪录长片，拍摄时有遇到什么意外的事件或难题吗？

杨皓： 我挺幸运的，就开始有点难，初来乍到的时候，我拿着摄影机、一个独角架，外加机头麦就去了。当时其实很胆怯的，没有想到说能抓到一个很好的拍摄对象，找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域。

但因为长时间的拍摄，我需要一段时间让自己抽离出来重新梳理。同时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要保持足够的清醒。这意味着我不能跟拍摄对象走得太近，或者有太紧密的关系，否则就成了一部参与式的纪录片，而不是观察式的。

对于拍纪录片而言，肉体上的折磨都不算什么，更多的是心理调节能力。

因为我第一次做长片，一个完整的项目，经验不是很足，包括对影像的质感和内容都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学习到很多，至少说能把片子做完，有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它，这是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和价值。

后浪电影：拍摄过程中有哪些意外收获吗？

杨皓： 意外的画面其实挺多的，我自己对于情节方面是没有策划的，就是观察，但场景我是有想过的，一个传统的编导思维，觉得肯定在空间上有种游离感，在时间上有种流动性。

后期剪辑时，会想如何把最真实、最贴切的镜头效果呈现给观众。比较意外和惊喜的是，“源头哥”最后开店了，当时我想他终于成功了，我俩还特意去喝酒庆祝。但谁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的时候，直接就崩（散伙）了，所有人都有气无力的。

后浪电影：现在或未来打算拍摄什么样的题材？

杨皓：我还想关注直播带货，中国南方地区的带货市场跟北方到底有何不同？另外可能针对义乌的环境，比如说小商品市场，以及制造业的小工厂。我不会重点去关心某个很抢眼的人物，而尽量去关注行业和生态。

《义乌闯客》预告片截帧

后浪电影：这部纪录片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杨皓：没啥成本，就是学生作品。

拍得时候也很纯粹，时间成本耗得比较多，以及一些生活成本。后期的话有些地方还是比较粗糙，声音、画面、调色等，也确实没钱去搞。但我觉得这种粗粝的质感跟片子还挺搭的。所以目前没有去追求那些精美的画面。

《义乌闯客》预告片

把想象空间转让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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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过于残忍。”

不同于杨皓，《废物故事》中导演郑仪飞和“大海绵”原本已是故交。

对于“大海绵”那些身体和心灵的痛苦痴缠的成长岁月，导演小飞十分了解。

于是，选择素材成了他在后期剪辑中面临的最大难题。

面对9个小时的粗剪，小飞陷入了沉思。

“我和其他主创讨论了很久，我们觉得把他，包括他的家人，那些故事、对话全搬出来，太残酷了，没有必要这样。”

在影展的映后谈中，郑仪飞也谈到了自己的创作思路，他希望尽可能把想象和感受的空间交给观众，让观众从“大海绵”的生活状态中看到他本人。

《废物故事》导演郑仪飞与“大海绵”

后浪电影：这部片子大概拍了多久？

郑仪飞：2016 年开始拍的，一直到 2020 年还有拍，断断续续的。

后浪电影：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纪录片工作？

郑仪飞：大概2013年左右。

我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纪录片。但我看过很多，在看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学会跟人打交道，感觉自己在这方面有点天赋，但就是没有机会。

后来遇到了我的师傅张楠，他来兰州拍《黄河尕谣》，我也参与了这部作品，在里面担任了助理导演。认识之后，他在不同程度上都对我有帮助和提点，是我入行的领路人，其实这些年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所以我在片尾列了一个很长的感谢名单，一一表示了感谢，算是一个纪念。

《黄河尕谣》（2018）

后浪电影：这片子叫《废物故事》，您怎么理解“废物”二字？

郑仪飞：这个电影的名字实际上是一种自嘲，甚至某种意义上，有点宣言的意思。

“大海绵”也非常接受这个名字，说我们就是“废物”怎么了？但是我们有生命力，有我们自己的态度，也在努力地生活，努力地想要去爱。

好像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在街上游荡、找不到方向的人。我通过“海绵”也接触了一些人，比如说片中的瘦高个（大海绵的朋友）。

但比起“大海绵”，他们可能少了一点“劲儿”，最后又回归到所谓“正常”的样子了，好像逐渐被“驯化”了。

但“海绵”就是一直梗着脖子在那，有种我就是不听你们的样子。 

《废物故事》导演郑仪飞

后浪电影：“大海绵”现在还在做音乐吗？

郑仪飞：还在做音乐，他从来都没有停的，只要有感而发，他就开始写、录下来。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要看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太多了，能有一些好的机会很难。

所以我希望这个片子出来之后，也能够对他有点帮助。我做纪录片不重要，如果我能对一个人产生帮助，那才是最重要的。

后浪电影：其实我还观察到，在影片的呈现中，“海绵”跟这所城市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

郑仪飞：因为“海绵”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常常一个人在夜晚游荡，他觉得那个空间是属于他的，只有那一刻没有旁人打量的眼光。

《废物故事》主人公大海绵独坐在陇西的夜色里

不光是我在拍他的时候，他是那样子，我不拍的时候他也经常一个人出来，晚上不回去就躺在那。

但我去的时候他更要这样子，他说：“飞哥你看我经常就在那儿躺”，他会带我去。

我在拍摄过程中，和他夜游的时候突然感觉，县城街道就是他的肠道，我感觉我走在他的肠道里，我们一直在他的肠子里游行。

鼓楼就是他的大脑或心脏，他到那的时候就非常有安全感。

当有一天鼓楼被拆，他的“大脑”和“心脏”要被外力抠掉一层皮，别人要破坏的时候，“海绵”在那一刻他感觉到自己心里那么疼痛，所以他闯进去要拍一下（鼓楼），还跟别人吵一吵。他要记录下来。他觉得再这样下去就没有灵魂了，那个地方就死了。

某种程度上，是在说他自己。因为他想要改变生活，但是他又不希望自己内心最初的反叛精神被抹掉。

后浪电影：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郑仪飞：所有你看的东西全是即兴，预测不了。

比如开场跟他夜游的那场戏，实际上是从当天晚上 8 点到第二天早上 6 点，后面发生的东西精彩多了，由于篇幅限制没法剪进去。

后浪电影：接下来会持续关注像“大海绵”这样的群体吗？

郑仪飞：有想过，我觉得这个片子在我心里面还没有做得特别狠，不过瘾。

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有很多遗憾。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样子，大家还挺喜欢，其实费了很大劲儿，但我觉得还可以更好。从题材上来说，关于街头生活，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要再拍一拍。

后浪电影：有没有走商业（电影）的诉求？

郑仪飞：没有，我现在有制片人，由他定。

他们想要做，那我就配合。挣点钱有什么呢？挣点钱我们生活都可以好一点，这点我很坦荡。

后浪电影：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导演或作品吗？

郑仪飞：非常多，杜海滨老师有一部片子叫《铁路沿线》，我在很多年前看的时候，立刻感觉到纪录片是怎么拍的，对我启发很大。

他也是一个非常即兴的状态，跟着人聊天什么的，已经不存在摄像机要不要介入的问题了，就是介入了。他就在背后跟人物对话，我觉得那种（感觉）太好了。

《铁路沿线》（2000）

我的启蒙就是靠杜老师那一代人，所以我拍摄的时候自然而然也是那种状态。我对人有付出，投入情感，那我就以我的情感和直觉去拍，然后出来就是这样子，别的没多想。

我觉得年轻人开始做Ta的作品，有稚嫩的地方，也有鲜活的地方，这份鲜活是比较有价值的。

《废物故事》预告片

作者丨飞檐

影像作为媒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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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丨你大怡儿、飞檐    排版丨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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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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