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零保释金”制度引争议，详解美国现金保释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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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洛杉矶县恢复了一项在新冠期间为了减少监狱中疫情传播而制定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零保释金”政策。批准恢复该政策的法官表示，这是因为仅仅因为嫌疑人无法支付保释金就将其拘留，可能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
这个政策遭到了许多警务人员的抗议，他们表示该政策制造“抓了就放”的局面，无法对惯犯造成威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近期洛杉矶地区有组织零售犯罪频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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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几个事实：
第一，洛杉矶的这项政策并不是“抓了就放”，部分暴力重罪和累犯在审前仍然要受保释金的约束；
第二，一些媒体对洛杉矶等地的“零保释金”啧啧称奇，将它作为民主党对犯罪软弱的一个例证，但实际上，美国的现金保释金制度在全世界才是特例。多数民主国家支持“无罪推定”，嫌疑人在被检控和上庭被定罪之间的这段时间不被视为罪犯，因此理论上不应该被关在监狱里，主要接受社区监督和监控。世界多数国家历来使用的就是“零保释金”制度，从数据上来看，并没有造成殊高的累犯率，而美国过时的现金保释制度给个人和社区造成了各种负面后果；
第三，洛杉矶的零保释金并非先例，美国已经有多地尝试保释金改革，现有的研究结果比较参差，但多数结果认为零保释金并没有导致累犯率增加；
第四，这种围绕现金保释改革的展开的尝试遭到了新冠以来全美犯罪率上升的影响。但2020年以来的这些犯罪趋势正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发生，而且不止出现在实施零保释金的地区。
洛杉矶县的零保释金是怎么回事？
首先聚焦洛杉矶，最近该县只要出现了零售业的砸抢盗窃事件，一些媒体和警务人员就会将之归咎于“零保释金”，但他们的指控并没有数据支持。
新冠疫情初期加州开始对轻罪和较轻的重罪实施零保释金制度，旨在避免将嫌疑人在受审前关进监狱里，减少监狱的拥挤程度，减缓病毒传播。这项政策2020年6月到期，不再适用于加州所有58个县，但受新冠严重打击的洛杉矶县将政策延续到了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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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项有关现金保释的集体诉讼打到了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原告提出目前 “基于财富的拘留制度”违宪。他们表示，由于无力支付保释金，他们遭受了负面后果，包括错失就业机会以及被迫关在狱中数日，无法服用处方药。高等法院法官劳伦斯·里夫(Lawrence Riff)在2023年5月16日做出裁决，发布了一项初步禁令，禁止洛杉矶县强迫那些被控犯低级非暴力罪行的人在缴纳保释金的情况下方可获释，在判决书中，里夫表示，对那些支付不起保释金的人强制执行现金保释金是“明显、普遍和严重的违反宪法的行为”。他引用的证据表明，零保释金实际上会减少犯罪。
这个裁决在实质上恢复了洛杉矶县的零保释金政策。但并不是所有被指控的嫌疑人都符合这个条件，该禁令不适用于因死罪或严重或暴力重罪而被捕的人，那些有未决刑事案件或逮捕令的人，或根据加州法律不符合保释资格的人。根据洛杉矶县警察局的说法，因性犯罪、家庭暴力和涉枪犯罪被捕的人员都不在零保释金适用的范畴。
跟此前新冠期间的政策不同的是，里夫法官的裁决还更新了“累犯”条款，指出如果嫌疑人在以零保释金保释期间再次犯案，其后续犯罪行为将遵循传统的保释程序。
可以看到，洛杉矶县的零保释金制度对重罪罪犯和累犯施加了约束，并不是一些人理解的“抓了就放”，至少显然不包括以暴力方式携带武器抢劫的零售业罪犯。这也不是彻底赋予嫌疑人自由，而只是让他们在等待判决前保持着宪法所保障的自由。
一个更基础的问题还在于，正如里夫法官所说的那样，将尚未被定罪和判刑的嫌疑人关在狱里，不交现金保释金就不能获得自由，它在本质上是违宪的。
什么是保释？
保释只是指允许审前释放但确保被告出庭的机制。它捍卫了我们社会中珍视的价值观：当人们被逮捕并被指控犯罪时，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们是无辜的。根据最高法院的先例，在审判前入狱应该是一种“谨慎限制的例外”。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诉讼中，被告享有迅速和公开审判的权利……”
但这些条文更能反映理论而非实践。在美国，大约20%的被监禁人口是等待审判的人。2019年，重罪指控平均需要424天才能“达成某种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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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告被捕后，通常会在24小时内见法官。法官有多种选择：最宽松的选项是释放被告，要求对方承诺如期上庭接受审判；最严厉的选项是如果认为此人有潜逃危险，则需要拘留狱中，直到审判判决。
保释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被告仍然自由，但需要为其设定保释条件。在美国，现金保释是法官最常设定的条件。这指的是法院要求被告预先支付一笔特定金额的钱，被告只有出庭才能拿回这笔钱。数额通常由法官自行决定，并可根据指控的严重程度和法官对被告逃跑可能性的估计而有所不同。
为什么美国转向大量使用现金保释呢?
最初，保释并不一定涉及现金。相反，家庭成员或亲密的同事往往会承担担保人的责任，以确保被告出现。
一种推测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西部扩张使人们与家人和朋友分离，这样一来，身在异地的被告可能找不到可靠的担保人。所以法院转而要求现金保释。
一旦现金保释金开始实施，并且规模变得如此之大，它就融入了法律、警务实践和法官的决策中，并为寻找商机的企业家提供机会。20世纪初，旧金山的两兄弟创办了第一家保释金担保公司，后来发展成为美国和另一个国家菲律宾独有的行业。现在，美国的保释担保行业规模达20亿美元，成了一门相当有利可图的生意。
这个行业是如何运作的?
法院设定了保释金，而被告——绝大多数是低收入者，无法支付全部保释金——将打电话给保释金担保公司。如果该公司同意接手此案，通常会向被告收取10%的保证金。在保释金为1万美元的情况下，他们将收取1000美元的额外费用。然后，该公司将代表被告缴纳保释金。如果被告没有出现在法庭上，公司可以尝试从被告和担保人那里拿回这笔钱。
这正是最近美国前总统川普做的事情。8月24日，因试图扭转佐治亚州2020年选举结果而受到十几项指控的川普飞到亚特兰大富尔顿县监狱自首，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入狱登记和释放程序，这是因为他已经同意支付20万美元的保释金，而且这笔保释金他同样找的是担保公司垫付：多家媒体证实，亚特兰大当地一家保释金担保公司给他垫了20万美元，而川普要为此支付10%，也就是2万美元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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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的保释制度在本质上有利于富人——尽管川普无法一次性支付20万美元，但他至少有底气掏出2万美元手续费。至于当年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前电影制作人，被指控性侵数名女性）受审期间，则直接让律师交出了一张价值100万美元的银行本票。
如果付不起保释金呢？
从理论上讲，支付保释金的能力应该被考虑在内，但法官经常不考虑。结果是，那些没有川普富有的嫌疑人在受审前就被关进了监狱，这既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也浪费了纳税人的资源，同时对嫌疑人和他们的社区造成了影响。
民权委员会表示，这与无罪推定相冲突，该委员会称无罪推定是“我们刑事司法体系的基石”。批评人士说，这是对贫困的惩罚，有色人种的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影响不成比例。
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支付保释金溢价的不是被告。被告在监狱里。是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而且主要是女性：母亲、姐妹、祖母、妻子、女朋友。考虑到有色人种在监狱中的比例过高，这些人通常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种女性，因此支付几百或几千美元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导致她们进行艰难的权衡：是支付保释金，还是支付租金和水电费？人们经常不得不进行短期高风险贷款。因此，高额保释金耗尽了家庭和整个社区的资源。
这种制度当然也对被告带来了深切的影响。休斯顿市所在的哈里斯县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等待审判期间被监禁的人认罪的可能性比处于类似情况但被释放的人高25%。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这些被告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了辩诉交易，而不是去接受审判，因为他们想从监狱里出来。
它还会影响每一位纳税人。政府在审判前将人关进监狱的成本很高。根据纽约市审计长办公室的数据，在纽约市，监禁一个人每天要花费1525美元。据倡导组织“审前司法国家伙伴关系”(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Pretrial Justice)估计，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审前监禁的费用高达140亿美元。倡导组织阿诺德风险投资(Arnold Ventures)的一份报告称，更高的保释金既不会促进公共安全，也不会增加出庭的几率。
那么，难道社会就应该放了这些人吗？
这个问题是在假设，在洛杉矶县这样的保释改革区，要么拿现金保释，要么什么都不做。而且被告在被释放时，不管他们构成何种危险，没有人做任何事情来监视他们。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的做法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可比性。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现金保释金担保是完全非法的。在英国、欧盟和加拿大，现金保释被认为是最后的手段。大多数其他国家依靠各种形式的社区监督和监控手段。例如在英国和爱尔兰，被告可能会受到电子监控或被要求定期去警局报到。在一些国家，社区组织参与进来，使用宵禁等方式确保被告上法庭。其他一些国家有审前服务机构监督释放人员。它的运作方式类似于缓刑：该机构确保人们找工作，参加药物或酒精治疗项目，或接受愤怒管理训练。
这种对现金保释金的严重依赖导致美国以世界上最高的监禁率而臭名昭著——每10万名成年人中就有810名联邦、州和地方囚犯。这一比例如此之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也有迄今为止最多的无法保释的被告，他们在监狱里等待审判，尽管他们还没有被判任何罪名。
那些尝试保释制度改革的地方都怎样了？
社会科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美国高监禁率对个人和社区的破坏性影响。近年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开始注意到，美国现金保释制度同样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对审前监禁制度进行改革。
一些州和司法管辖区已经不同程度地通过了对轻罪的保释改革。华盛顿特区在1992年取消了对大多数案件的现金保释。新墨西哥州在2016年基本上取消了它。同样基本取消的还有阿拉斯加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休斯顿市。
在很多做出这类探索的地区，等待审判的个人需要接受电子监控，这在地理上限制了他们的行动。一些司法管辖区也有监督释放项目，要求被告需要保持与案件工作者的联系。
虽然有些人试图把现金保释描绘成维护公共安全的工具，将零保释金诠释为犯罪的温床，但来自上述司法管辖区的证据却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
减少现金保释并没有降低出庭率。布鲁金斯学会对各州之间的比较发现，在让被告出庭方面，现金保释制度并不比非现金保释制度更有效。大多数人只是想把案子了结，所以不管保释制度如何，出庭率都很高，高达90%以上。
减少对现金保释的依赖并没有导致公共安全下降。例如，在纽约、新泽西、华盛顿特区和加州圣克拉拉县，至少99%的人完成了预审期，没有因严重犯罪而被捕。在新墨西哥州和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县通过现金保释改革后，更大比例的人完成了审前程序，没有再次被捕。
减少现金保释并没有增加犯罪率。在2023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左倾的刑事司法改革智库“监狱政策倡议”审查了13个实施审前改革的司法管辖区，包括华盛顿特区、新泽西州和肯塔基州，发现所有这些司法管辖区在实施改革后，犯罪率或再次逮捕率均出现下降，或只有微乎其微的上升。
与此同时，大量研究表明，审前监禁具有“犯罪效应”，这意味着它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犯罪。在经过23小时的审前监禁后，任何额外的拘留时间都“与再次被捕的可能性一致且在统计上显著增加有关”。
那么反对者在反对什么？
自始至终，反对保释改革的人都认为，实施改革等于对犯罪软弱。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去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在针对犯罪的攻击性广告上花费了大约5000万美元，其中大多数广告都将保释视为一个问题。
批评人士说，在没有现金保释金的情况下释放人会导致犯罪率上升。但很难证明保释改革与美国主要城市近三年的犯罪趋势变化有关。
首先，从2020年到2023年，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的趋势并不稳定。2020年和2021年间，美国的谋杀和枪击事件有所增加，而其他类型犯罪保持平稳或下降。到了2022年，这个趋势逆转，谋杀率下降了，财产犯罪增加，这难以用保释这么一个单一的因素来解释。
其次，不管是暴力还是财产犯罪，都是全国多地出现变化，并不仅限在实施了保释改革的区域。比如在2020年，美国主要城市警察局长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66个最大的警察辖区中，有63个辖区在2020年至少有一种暴力犯罪有所增加。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通过取消保释的改革。
然而，与许多问题一样，统计上的意义不如轶事带给人们的观感更重要。不管有没有现金保释，都会有一些人出狱后犯罪，甚至实施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些案例成为了更大的政治斗争的素材，利用人们对犯罪天然的恐惧，用来描绘改革者对犯罪的软弱。
想要防止审前犯罪，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所有被捕并被指控的人都关起来不得保释——如果你认为这个做法不合理、违反了美国的宪法；如果你认为目前总共已经受到了91项刑事起诉，如果每项起诉都按顶格判刑要坐几百年的川普在交纳了20万美元的保释金后，有权在被判决前享有自由，那么，处在类似法律处境中的人是不是也应获得同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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