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我为什么要写《经纬华夏》

身为作者，我有责任讲明：为什么在《万古江河》以后，又写了这部书。

为什么那本书叙述了如此多的史实，我还要再重新叙述一遍？这就等于，带朋友去巡山、看海：第一次去看，我告诉他——海是如此，山是如此；第二次去，我就告诉他——山在变，海在变。

不是山、海在变，是“我”在变，是我的想法在变。

我现在看到了另外一番山，另外一番水，另外的“庐山”，另外的“浙江潮”。

我一辈子经常“变脑筋”。

从读大学开始，我就不觉得历史是固定的：不但“史实”不会固定，人对历史的叙述，阅读历史所产生的悲叹、欢欣都不固定。因时因地，你有所感、有所触，就会有不同的陈述，就会有不同的描写。

学历史的人，责任是将其所感、所触呈现给大众。

就如同这本《经纬华夏》，里面有我的眼泪、我的欢笑——所有的欢笑和眼泪，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

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

所以，我每次写一部书，甚至写一篇专题论文，都有一个整体的想法在其中。

我所从事的历史书写，并非排比岁月，也不是着眼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者某个叙事的唯一性。

要知道，同一事件，旁边有一百个人看见，可以有一百零一种“事实”——身为历史学者，不能说“我的责任就是矫正”，因为你说的“第一百零二种事实”，同样可能是错的或者片面的。

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变化，并非事实本身的过程，及其所呈现出的变化，而是“我所理解的变化”。理解了上述“变化”，看待历史就如“变动的万花筒”——并非“万花筒”在变，而是“万花筒”里的彩色图案，在“我的理解”之中转变。

写作《万古江河》的时候，我壮年刚过。那时已经退休，我认为可以将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历史做一番整理。

当时，我整理的方法是：看中国历史的方向，看不同的力量、不同的情况造成怎样的潮流，造成了怎样流动的方向。

以如此观念，我写出了《万古江河》。大家可以看看那本书，我是把“长江”作为一种叙述模式——其实，长江也只是一条江而已。

如今，我已活到了93岁。为什么还要写这本《经纬华夏》？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一条江，而是一块亚洲大陆，以及欧亚古大陆，我的观念中，这几处是彼此相依相附的。

“大陆”这个词，我为何要重复两次？

“亚洲大陆”是关于中国为主的东亚，其自身的定位；“欧亚古大陆”，则是着重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互动的结果——除了族群在南、北间的移动，还有东、西方向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变化；以至于海岸的另一边，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的万重浪，那边生活着的人们，其想法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几千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都离不开东方和西方、远东和远西、南方和北方、沙漠和海洋之间彼此的“呼唤和回应”。

所以，我把“经”“纬”二字提出来。

现在，我的立足点就不是长江大河，而是站在一个不知何处的高度，看这幅世界的“大地图”，在“大地图”上随处游走：所到何处，我就从那个点来看待与其相关的问题——我在转换我的立足点和视角，并将此一视角与下一步的观察角度及叙事方式加以连接。

我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多层面、多角度、“多放映机”，组成的许多“镜头的棱片”。

这些“镜头棱片的蒙太奇”拼在一起，剪接之后才会形成电影。电影没有办法让你同时看十八个故事，你会看糊涂掉的——它的叙述在跳跃，从此一局面到彼一局面；我写作《经纬华夏》，也是一个“跳跃的方式”，希望让你知道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故事，所建构出来的“历史的电影”。

在这本书中，我眼中的“华夏”也不再是固定的东西：“华变夏，夏变华”，游牧变农耕，农耕变渔猎……

四千两百年前，因为一次全球性的长期寒冷、干旱气候，山东渤海湾一带，原本繁荣的龙山文化，被迫往南、西两个方向迁移：往西扩散到山西盆地，后来发展为殷商的一部分；往南进入长江流域造就了后世的荆楚与吴越。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漫长的冲突、合并、继承、开拓的过程。

在本书中，每一个阶段我所讲的，都是移动之中发生的变化。

中国历史记载，不断有北方的牧人，以其强弓大弩、迅马铁蹄冲破关口。我们汉人是受害者，但不得不接纳他们。

这些游牧部族进入南方温暖地区，饮食上习惯了小米、麦子以后，观念、文化、习俗也就随之转变，逐渐被汉化。你们知道，如今中国有多少姓，是蒙古人留下来的吗？你们知道，有多少外来人群，是到了中国之后才取得姓氏的吗？

当年我写作《万古江河》，有相对确定的方向和立足点。如今的《经纬华夏》，其视角是随着地域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不断移动。

中国历史上，不断面临来自北方和东北的挑战；同时，中国也在向四面八方开拓。

比如清代的吴季子，被流放宁古塔二十余年。朋友们都觉得他辛苦，想尽办法将其救回来。可是，他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江南气候，临终前对东北居然怀有“别样的乡愁”。

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被发配到西北，看到了不同于汉地的大好江山。

抗战前罗家伦作词的《玉门出塞》，则是警告大家：莫让“碧眼儿”开拓这块地方，“射西域盘雕”。

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是和非该如何判断？长和短该怎样比较？恐怕不能完全以“华夏”为中心。我们不能完全说“万流归中”，此“中”有许多漩涡，许多逆流。

我在这个故事里面陈述的，有经济的动力，有社会动力，也有军事动力。

近百年来，我们时时刻刻要去挽回中国，要报仇、要独立。但是，那些爱国人士急急忙忙提出来的方案，没有几个是真正合理的。他们提出的方案，其基本主张都是“我不要日本亡我，我要学日本”。

再后来，大家又认为西方是唯一的真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模式。他们没有去考察——西方人自己的历史之中，有多少次仿古，多少次修正，多少次坚持新的立场以后，又推翻原来的立场。

我们在人家几千年来不断矫正的途径里，只抓到了最近三步，就说：“他们做得真对，丢掉我们的一切吧。”如此情形实在太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近百年来，甚至有人主张以拉丁字母取代汉字。但是，汉字不能亡。

如果把汉字丢了，能换来什么呢？不是自己灭亡自己的文化吗？丢掉自己的一切，就迷失了，这是失去了记忆、失去了自己啊！

天下没有不可追寻的东西，天下没有不可改造的东西，天下没有完全无用的东西。

中国的东西，我觉得有许多可以帮助未来世界改正的，既不是“东方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而是“理性的模式”。

孙中山所主张的模式，是按照林肯的办法，他并没有懂得林肯。

要懂得林肯，就要先懂得华盛顿；要想懂得华盛顿，就要先懂得清教徒；要想懂得清教徒，要先理解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要理解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要明白英国人曾经砍了他们国王的头颅。克伦威尔靠八十匹马队夺得天下，但英伦三岛不照搬欧洲。

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欧洲的一部分，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会告诉你：历史在变，历史每一段的解释都在变，因为每一次我们都多看见了一点点。

我们永远是在这繁花丛中，密密的树林里面，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远没看透。

树林深处丛丛的树叶，繁花深处一层层的草，里头的小虫子、小蚂蚁，大树后面一条蟒蛇——再远处还有一只老虎：凡此种种，我们都没有看见。

在你自己的身后，你都没有觉察：一只大猴子，对着你的脖子呼气呢！所以不要太自信，认为看见了这条路。没有的。

路是慢慢走的，要随时修正，随时体谅人家，随着我们的描述不断扩展——也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知道的一些东西，慢慢往前发展、形成的。

我这本新书前半段考古部分的讨论，在《万古江河》中看不到。主要是因为，这十几年来，出土了许多新东西。

写作《万古江河》时，没有完全整理清楚的遗址及古代文化的面貌，我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的力气，尽力梳理出一个头绪，介绍给国人看。

我在这本书中对古史的“打通”，是一直尝试寻找遗址群所蕴含的意义。

一个遗址群的形成，必然有其承前启后的脉络。比如西北角我所喜欢的河套地区，那里多次继承了草原上的成分——渭水、泾水流域累积出来的农耕经验，与草原牧人的经验在此互相推移：你进我退，我进你退，轮流上台，轮流下台。

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族群南下，有西面阿尔泰山进来的种族，有东面呼伦贝尔草原进来的种族——东西方向进入中国的游牧民族，其比例大概是3:2。所以，每一个地方的退让、进取，都如同跳“狐步舞”——说是跳“二人转”也可以，不同的步伐，不同的转动，造成了那个地方非常有趣而非常难懂的事情。

比如历史上黄帝、炎帝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地域被反复叙述，细节则略有不同。

黄帝又称轩辕氏，是架着高车的牧人。同一批角色，换了个布景演了另外一出戏，时间差了至少三千年。演员不一样，情形不一样，舞台不一样，我们不能强认其为同。

学历史的人，是看了无尽无了的喜剧和悲剧，看得出人类不同时候莫名其妙地欢乐，又莫名其妙地悲戚。

我同情他们，有时候被卷着走，但我绝不会有“这个是我的祖先，那个是我的祖宗”的想法。

中国的学术界里有一部分人，总是意图建立一个“完美的中华文化传承”：认为天地之间，中国这条路走得最正最当；所有的传说、故事，都是在“中国”这棵树的某个位置上挂着。

这个努力，我佩服他们的苦心，我不想这么做。

我自己在变，下一代历史学家也会变，再下一代更会变。为什么总要将古代留给我们的框框架架，套在别人头上去呢？

我要传递的信息是：天地之间的变动，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造成的；有太多不能懂的地方，但你可以弄懂的地方在于——万变不离其宗，变化引动变化，角色转变角色。

同时，你还要了解：角色是人扮演的，变化是两个角色间的推动、拒绝、拉拢、舞蹈、战斗。

你要叙述的是故事，但是要告诉人家，这个叙述满台都是可歌可泣，或者好玩的事情——而我只看了这一部分，邀请你一起观看；我邀请你观看的，是我所拍摄或编辑出来的一块，与你共享。

为何要与你共享呢？是为了让你知道：世事如此复杂，从任何角度看去，都有无限的困扰，但也有无限的豁然开通的理解。

尤其要谨慎的是，你对于历史诸种诸样变化的认识，它能培养你的性格，引导你的人生走向。面对历史，不要偏狭，不要固执，不要片面，不要愤怒，也不要自以为是。

随时要记得：另一位历史学家叙述的故事，与许倬云叙述的不一样。假如你懂得看的话，两台戏一起，会看出第三台来。如果你不懂得看，两本书都搁在书架上算了，过快乐日子去，我不勉强你。

养成了这种观察世事、观察往事的习惯，时时刻刻在局外，时时刻刻又在局中的视角，对你的人生寻找意义、寻找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历史不仅是外在知识的整合，历史是大群知识丛之中，最贴近人心的部分。

历史可以是文化的历史，可以是团体的历史，可以是一个社区的历史，可以是一个家庭的历史，可以是你内心的转变。

你懂得这些，慢慢就可以悟到许多地方：你会知道怎么样多欣赏人家一点，怎么样少责备人家一点；你的心里疙瘩就少一点，一些应该宽恕的地方就能松一点。

等到你能有一天像苏东坡那样，跟一个老和尚讲，自己快走了——“庐山烟雨浙江潮”，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与当前的景象都一样，而是庐山烟雨也罢，浙江潮也罢，都在教育你，带着你走过难关，领导你度过你人生的无意义——或“太多的意义”，或“错误的意义”。

这种心态，能让你保持一分宁静，不要混乱；保持一分宽容，不要责备；保持一分喜乐——在这世界上，我居然可以站在凌空的位置回头看，站在身外的位置往里看。

多少次看完以后，是觉得好看，但也可以悲悯；是觉得悲悯，但也有欢乐——人生之路，原来如此漫长而丰富。

金庸先生一辈子写了十来部书，他在小说家里边就像狄更斯一样，可以把中国历史上的变化，转变成故事告诉你。

读他的故事，既能被吸引进去，又能超脱出来。他最初的几本小说，有比较清晰的华夷之辨、正邪之分；写到后面，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

到了最后的《鹿鼎记》，里面不再有华夏、胡夷；不再有绝对的错，绝对的对；不再有爱是真的，爱是纯的，爱是好的；不再有许多的冤屈——许多的错误，许多的背叛，你可以原谅。

像杨康那种人，到最后你会原谅他；像乔峰那种人，你怜悯他，却不知道如何帮他忙。郭襄是不是金庸小说中，唯一能够站在清白的天地，读者无法误解的角色？

对金庸先生，我感激他，写小说写到这一地步真是不容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特别鼓吹金庸，我觉得我们今天看见的世界，比他所看见的局面还要复杂。

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们：“我已经不知道了。”这个境界，“我不知道了”，是很了不起的境界。我们不要责备他——他的坦白不会让他更舒服，他会更难过。

就像我现在用历史来说这些，并不会觉得更舒畅，我可能更悲痛。

但我会说：我尽了力，去弄清楚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所面对的这个剧烈变化的世界。

我尽我的力，让人家知道历史是这么一个项目，对寻找自己有何种用处。